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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是中國近代著名高等教育家，他在整頓、改造和建設北京大學的過程中，形成了獨特而新穎的研究性教學觀，涉及了研究性教學觀的指導思想、原則和方法。研究和借鑒他的研究性教學觀，對培養研究性人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蔡元培；研究與教學統一；研究性教學原則；研究性教學方法

Abstract:CaiYuan-peiisaworld-famousspecialistofhighereducationinmodernChina.Intheprocessofrectifying,reformingandconstructingthePekingUniversity,heformedtheideasofdistinctiveandnovelinvestigationteaching,whichinvolvesmanyaspects,suchastheguidingconcept,theprinciples,theoperatingmethodsandsoon.TostudyCai''''sideasofinvestigationteachingisvery

importantfortraininginvestigativepeople.

Keywords:CaiYuan-pei;unityofresearchandteaching;principleofinvestigationteaching;methodofinvestigationteaching

蔡元培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在整頓、改造和建設研究型大學——北京大學的過程中，對研究與教學的統一作了十分可貴的實踐和探索，提出了精深獨到的研究性教學觀，這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對于培養研究性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研究性教學的指導思想——研究與教學統一

何謂研究與教學統一？對此，蔡元培在《北大第二十二年開學式演說詞》一文有精深的論述：“大學并不是販賣畢業證書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并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下自動地研究學問的。”［1］（P248）也就是說，教學與研究必須統一。在他看來，大學教學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灌輸固定知識”的注入式教學，而是對學生研究學問的引導和啟發，因為“大學本來以專門研究為本位，所有分班講授，不過指導研究的作用”［1］（P360）。大學生的學習也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硬記教員講義”，而是在教員指導下“自動地研究學問的”，學習即研究，而“研究學問，當然要有專門的教員指導”［1］（P366）。“若是分班講授與專門研究能同時并進，固然最好”［1］（P361），所以“大學不但是教育與指導學術于學生的機關，而實在是教員與學生共同研究的機關”［1］（P413）。教師與學生共同為學術研究而共處，教與學在研究學問上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和融合。這種研究與教學統一的思想，是蔡元培的研究性教學的指導思想，滲透到研究性教學的各個方面。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一步闡釋它的內涵。

1.研究與講授結合

在《教與學》一文中，蔡元培既反對“學而不教”，即不搞學術研究，年復一年“永不修增”地在講堂上重復過時的講義；也反對“學而不教”，即肯鉆研學問但不諳教學方法；更反對“不教不學”，即對所教的學科沒有透徹的了解與持續的研究，又不諳教學方法。他倡導“既教且學”，將研究與教學有機結合。那么如何做到研究與講授統一呢？他提出了如下的策略：

首先，教師要不斷地研究，更新教學內容。蔡元培強調教授及講師不僅僅是授課，還要不放過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機會，使自己的知識不斷更新，保持活力。他要求“教員對于所教的學科，不斷地繼續研究，因而每次必有增加的新材料”［1］（P412）。學術創新精神是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因為“研究學問，是接受一種有系統的知識，而窺破他尚有不足或不確的點，專門研求，要有一種新發明或新發現，來補充他，或改正他”。如果只接受一種有系統的知識，而“不盡力于新發明或新發現，也就不是研究”［1］（P573）。學術“研究之目的，在于發宇宙之秘奧，成事物之創造，嶄然有新的發現與發明”［2］。實現這一目的，必須“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他”［1］（P248）。經過教員的不斷研究，“組織最新的學理”，因而講義的內容得到了充實和更新，提高了學科的學術水平。把這些富有個性色彩的研究成果引入教學過程，就能使教學變得生動活潑，從而極大地“提起了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

其次，倡導學術講演。蔡元培針對當時師資墜落，學術消沉，教師墨守其所學，不能修業問道、增進知識的狀況，提倡學術講演，認為學術講演有助于振興學術，引起“求學問道之心”。蔡元培、錢玄同、陳啟修、、馬寅初、李四光、陶行知、李書華等校內外學者都參加過學術講演。外國的知名學者如美國的杜威、英國羅素、印度的泰戈爾等也應邀講學。講演的內容既有普及性的介紹，也有專題學術報告，幾乎涉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講演收到了引起師生“研究的興味”的效果。

第三，指導學生研究學問的方法。蔡元培要求“若干學生必有一個專科的導師。應讀什么書？應做什么樣的研究？有什么疑義，研究的有什么結果，都是在師生談話間隨時指導”［1］（P361）。

第四，因材施教。蔡元培要求研究性教學要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來進行，因為“人體不同，營養料不能完全相同。個人特性不同，教學者所授與之知識，亦決不能完全相同”［3］。選科制的推行，既為教師按照自己的研究興趣和成果來開課創造了條件，也培養和發展了學生的個性精神。據馮友蘭回憶，“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著教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愿意講的課。后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并不是先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后拉著教師去講，而是讓教師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于教師來說，功課表真是活了”［4］（P250）。

正是在這種“研究與講授統一”思想的指導下，北大教師都能把研究與講授有機結合，講課以研究成果為“內容”，研究以講課中發現的問題為“先決條件”。這在《馮友蘭自述》中有精辟的論述：教師“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這樣，就把研究和教學統一起來了。說‘統一’，還是多了兩個字。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4］（P251）。

2.研究與自學結合

蔡元培認為，學生一方面要認真學習，“增加個人的知識和能力，預備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才”；另一方面要認真研究，“精研學理，對于社會國家和人類作最有價值的貢獻”［1］（P48）。因此，他主張把自學與研究結合：教師在講堂上要盡可能精講少講，“不專叫學生在講堂上聽講，要省出多少時間，讓他自己去研究”［1］（P275）。學生只有在“日新不已的研究空氣中，才能真的得到豐富的知識”［1］（P448）。為了提高研究性學習效果，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蔡元培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規定授課時間與研究時間大致相當。他主張“授課與研究之時間，須有相當之分量”［5］，具體說，大學前兩年傳授一般課程，使學生預備專門研究之基本知識，后兩年為專門研究，“以求專精一藝”。

第二，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倡導文理滲透，知識互補。蔡元培認為，學術是互相關聯的，不是孤立的，就是專研一種學術的人，也常常感到他種學術的需要［6］。為此，他要求學生“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習文科各門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之某種（如習史學者，兼習地質學，習哲學者，兼習生物學之類）；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之某種（如哲學史、文明史之類）”［7］（P421）。

第三，“對自己學問能力的切實了解”。了解自己的學問是否有用，自己的研究能力“哪處是長，哪處是短”［1］（P287）。

第四，要求學生自動地研求學術。他強調，在學校里，不能單靠教科書和教習，課堂功課固然要緊，但“自動自習，隨時注意，自己發見求學的門徑和學問的興趣，更為要緊”［1］（P288）。只有“自動研究學問，才能夠發達個性，個性發達，才有創造的能力”［3］（P400）。

第五，研究學問要排除門戶之見。“最忌的是先存成見，以為某事某事，早已不成問題了。又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學說，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什么問題，都可照他的說法去解決，其余的學說，都可置之不顧了。入門的時候，要先知道前人所提出的，已經有哪幾個問題？要知道前人的各種解答，還有疑點在那里？自己應該怎樣解答他”［8］（P504）。這要求學生具有質疑精神。

第六，注重“合群運動”，主張相互切磋。“同學之間相互切磋，那是很有益的”［1］（P599-600），這是蔡元培從歐美大學得到的啟示：“美國大學之研究學問，與歐洲大學一樣，其提倡合群運動，亦與英國，惟無科條約束學生耳。”［1］（P319）

二、研究性教學的原則——自由性原則

蔡元培非常重視研究性教學的“自由精神”，認為自由精神是研究性教學的內在要求，因為研究性教學是對高深學問的研究，這離不開自由、寬松的學術環境。蔡元培指出，“自由者何？即思想是也”［7］（P90）。也就是說，思想就意味著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獨立的思考。研究性教學的“自由正是學術進步之基礎也”［9］。只有保證研究性教學的自由，才能充分發揮教師與學生在教、學與研究中的個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掘他們的創造潛能。為此，蔡元培提出了研究性教學的原則——自由性原則。這一原則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自由研究

蔡元培對西方大學特別是德國大學的學術自由進行了成功的借鑒，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張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悉聽其自由發展。據許德珩回憶，當時的北大“在這種自由研究的旗幟下，尊孔的老牌學者、拖辮子的辜鴻銘先生，小學家、詞章家的劉申叔先生、黃季剛先生，與那‘專打孔家店’的新派學者陳獨秀、胡適之、錢玄同先生，以及社會主義者的先生，可以一爐而冶”［8］（P119）。

這種尊重學術自由的思想，使北大盛行自由研究學術之風氣：“種種學說并興，皆以其有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竟相攻，而思想界遂演為空前絕后之偉觀”［10］。馬寅初先生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當時在北大，……各派對于學說，均能自由研究，而鮮摩擦，學風丕變，蔚成巨觀。”［8］（P326）當然，蔡元培對于學術研究自由也是“很有主義，很有分寸”（陳獨秀語）。他“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只不主張，而且是反對”［11］。

2.自由講學

蔡元培不僅允許不同學派并存，而且允許不同主張的教員自由講學，不分新舊。他特別強調“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掣。茍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1］（P488-489）。當時的北大學生梅恕曾在總結蔡元培對北大的改革與貢獻時說，蔡元培“主張思想學術自由，在當時北大的老師中，有無政府主義者，如李石曾先生；有后來成為共產黨的如文科學長陳獨秀和；還有保皇黨，如辜鴻銘先生。所以說，蔡先生主張思想自由，只要學有專精，足為傳道授業，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北大都能容納他的講學”［8］（P211）。當然，這種自由講學也是有限度的，蔡元培請劉師培講六朝文學，決不允許他提倡“帝制”，請辜鴻銘教英詩，決不允許他提倡“復辟”。

3.自由聽課

蔡元培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講學，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這有助于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正是這種“自由選擇”原則，不僅使北大的學生，而且使其他學校的學生，甚至社會人士可以自由出入課堂，自由聽課，這種現象在當時北大是相當普遍的，尤其是著名專家學者，“叫座教授”講課時更為突出。據梁瀨溟回憶，哲學系在當時是最重要的系，自由聽講的人極多，除了照章注冊選修這一哲學課程外，其他科系的學生，其他學校的學生，甚至壯年中年的社會好學人士，亦來入座聽講。他講儒家思想一課，來聽講的通常總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紅樓第一院某教室，卻必改在第二院大禮堂才行。而胡適之講課，其聽講的人比這還要多［8］（P202）。陳平原先生認為，這種自由聽課的傳統“已經成為北大校園最為引人注目的風景”，它“在眾多關于北大的神奇傳說中，最有影響而且延續至今”［12］。

三、研究性教學的方法——研究法和比較法

蔡元培認為，從前的大學教師在教授理化、歷史、地理等學科時，都注重“前人研究之結果，言進程及方法者極少”［3］（P679）。這與時代的學術和方法的發展是不相適應的。在他看來，“世界學術進步，教授方法，日新月異”［1］（P326）。因此，教員不僅要研究教學內容，還要研究教學方法，強調教員應“采用新法”，因為“學說愈近而愈精，方法愈新而愈切”［7］（P40）。他在北京大學的教學改革中形成了獨特而新穎的研究性教學方法，即研究法和比較法。

研究法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針對某個研究課題進行專門研究，使學生獨立探索，創造性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以培養研究能力的方法。其中，有兩種比較靈活的教學方式，一種是“某課研究”，“各學系之學課，有專門研究之必要者，由教員指導學生研究之”，“例如：康德哲學研究、王守仁哲學研究、溶液電解狀研究、膠體研究、接觸劑研究”［13］。另一種是“演習課”。該課分調查與譯書兩種。由學生選定一研究課題或一本外文書，在教師指導下進行調研或翻譯，然后在課堂上報告或答辯，最后由教師綜合評定成績。

比較法是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文中提出來的。這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教學改革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它源于蔡元培對學術成果或真理的相對性的認識。因為“凡物之評斷力，均隨其思想而定，無所謂絕對的”［1］（P184），蔡元培“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1］（P537），學術、真理正是在各種不同學派、不同觀點的爭論和辯論中發展的。基于這種認識，他不僅允許不同學說、觀點并存，而且倡導它們比較、討論、唱對臺戲，并強調“研究者進行學術討論有絕對的自由，絲毫不受政治、宗教、歷史糾紛或傳統觀念的干擾”［1］（P400），“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誠如是，則科學、社會科學等等，將均任吾人自由討論矣［1］（P184）”?

這一比較法使北大盛行學術自由討論、交流之風氣。胡適和梁瀨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請他們同時各開一課，唱對臺戲。這種“唱對臺戲”的局面在馬征的《教育之夢——蔡元培傳》中更有生動的描繪：當時的北大“形成了各派并存，百家爭鳴的新局面，學術思想空前活躍，研究、討論之風盛極一時，尤其是五四前后，文、理、法各科幾乎每周都舉辦學術講座，專家學者各顯神通。講堂里學術交流更是生動活潑，提倡白話文的與維護文言文的大唱對臺戲，宣傳唯物論與主張唯心論的亦論爭不停。據資料記載，在北大三院禮堂里是留美博士胡適用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在講授《中國哲學史》，在北大二院禮堂里則是舊學淵源深厚的孔教派教員梁瀨溟在大發宏論。兩人的課都安排在星期六下午，讓學生自由選擇。在文字學上黃侃是舊國粹派，錢玄同是新（白話）派，兩人觀點爭鋒相對，誰也不肯服誰，各講各的。有一次錢玄同在講課，對面教室黃侃也在講課，黃正搖頭晃腦的高聲大罵錢的觀點如何荒謬，不合古訓；而絲毫不在乎這些的錢玄同，則你講你的“之乎者也”，他依然理直氣壯地講自己的“的了嗎呢”。可見何等生動活潑［14］。這種自由思考、討論之風不僅盛行于教員不同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觀點之間，而且盛行于師與生、生與生之間。正因為如此，在當時北大“無論在教師中還是學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產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15］。

蔡元培的研究性教學觀，從歷史的角度看，改變了北京大學師生“官本位”的傾向，使大學生樹立了“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的新觀念；使教師“以學者自力研究為本旨，學術以外無他鵠的”；使北京大學從官僚場所轉變成學術自由研究蔚然成風的研究型大學、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從現實的角度看，它對于培養研究型教師和研究型學生，促進學術的繁榮和創新，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參考文獻］

［1］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論集［C］.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六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04.

［3］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四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馮友蘭.馮友蘭自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五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1.

［6］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51-152.

［7］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8］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紀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王駿.自由精神與科學研究［J］.自然辨證法研究，1998，（10）：45.

［10］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一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70.

［11］臺北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先生全集［C］.臺北：臺灣出版社，1968，1452.

［12］陳平原?.北大邊緣［N］.中華讀書報，2001-09-19.

［13］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十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45.

［14］馬征.教育之夢——蔡元培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88-189.

［15］梁柱，王世儒，等.蔡元培與北京大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