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化淪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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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代人的言辭似乎是針尖對了麥芒，誰是誰非呢？而眾人各言之文化又指代什么呢？早曾有人答曰，中國之文化便是儒家文化。可是又有人撰文“批判”說，你學習儒家文化的同時也在學習那封建的制度，那五千年遺留下來的糟粕。這一切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呢？青年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主力軍，青年是民族的未來祖國的希望，無意或有意我們又將目光轉到了他們的身上，企圖從他們身上尋找答案抑或希望，因為從他們身上反映的文化因素正式決定著我們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關鍵。
30年的改革巨變，青年一代也走過了一個波折的成長歷程，可是令長輩們看到的很不盡人意，抑或說是恨鐵不成鋼啊，于是有人提出青年文化淪喪了，可是青年又不甘心被如此說，紛紛反擊，攻擊年老一代。但是積蓄在我們心頭的疑問并沒有解決，反而愈積愈多，…
既然說到文化，我們不妨先探索一下下面這個新問題。
再說中國的之文化
一個民族的生存是靠著一種內在的文化推動的，而這種文化正決定了這個民族的信仰取向，價值觀認同，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沉淀，是由無數代人不懈地傳承所鑄就。那么中華名族的這種內在力量是什么呢？一百年來，也許我們走了太多的路，回頭一看不禁有幾分茫然。在這漫長的路途中，也許是我們經歷了太多，看到的太多，知道的太多，聽到的太多，我們竟有些不知所措了。
說到文化，中國最正統的莫過于儒家，姑且容我這么說。只是在這千年的滄桑里已被歪曲變異遍身傷痕累累的她在這近現代100年的歷史中又走過了她默默遭受踐踏蹂躪磨難的歷程。多少的苦難，多少的悲傷，多少的心酸，她亦隨我們多難的民族一樣備受時代的考驗，抑或這更是說明了她本和我中華和而一體的，這不是中華民族之根嗎？可是個人在時代的面前顯得是那么的渺小，當外部太多太多的因素左右著我們的時候，真理在謬論面前是那樣的軟弱無力。有學者指出日本彈丸之島在二戰之后之所以能在物質極度匱乏之下迅速崛起就是因為他骨子里那種特有的文化，那種將儒家的精義和西方的先進技術嫁接到大和民族之根上讓她開花結果的文化。而我們又是如何做的呢？
公元140年，漢武帝即位之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奠定了儒家在中國漫長歷史長河中的正統地位。當董仲舒等將孔孟以來的“五倫十教”演化成“三綱五常”時，其實，今日之儒學已非昨日之儒學。當“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取代了“君不敬，則臣不忠。”“父不慈，則兒不孝。”“夫不義，則妻不順。”無論是出于對統治者的迎合，還是先秦儒學對生產力的要求過高，此時之儒學已昭然若揭化為統治者一種政治工具，一種用來單項約束、麻痹、壓抑人民的并以此來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而這正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將儒家趕上審判臺的原因，只是我們在那民族有難的時候是否理性的分析了呢？一切來的都太忽然了，國難當頭啊，匆忙間，我們就是這樣或那樣的一味的批判著所謂的封建禮教，卻從來沒有想一想被糟粕掩蓋之下精華，抑或吹去她表面積攢的浮塵，看一看她本來的面目再做一個判定。在長長的批判聲中，儒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走過了她千年波折的路。
曾有人說，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家致使中國走向了落后挨打；也有學者指出，我們只看到落后的后200年，卻沒有看到16世紀以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是啊，當我們還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時，西方裝配著火炮的海盜船早已在本國政府的默許下火速向東方駛來。繼而我們就看到了中國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一個世紀的恥辱永遠的烙在了中華民族的身上。可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將其歸咎于儒家文化身上未過于太片面了。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大國，本身帶來的封閉性就決定了她在那個時代必將走向落后。左右中國進程的是那隨著國力增強之后自高自傲的本性，如若單純歸咎于儒家文化亦太牽強附會。
一百年來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學又走了如何一條路呢？
當1840年的炮聲終于驚醒了國人的美夢，甲午辛丑那不堪回首的記憶又激起了多少仁人志士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擔憂，為中華民族的命運擔憂呢！在這戰爭和革命主題的年代，文化的革命也悄然拉響。無論是“全盤西化論”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都無權否定先人的聰明。由于某種限制，我們的眼睛卻只是看到了被政治工具化的傳統文化，并無情的將所有的罪名強加于她的身上，而很少正視她本身真正的內涵所在。
當1949年，倡導新儒學的中心轉移到了港臺海外之后，在長達近40年的時間里我們大陸沉浸在一片共產主義熏陶之中，我們喊出了“不要富人”，富人是沒有了，可是我們都變成了窮人，無奈之下我們打開了國門，可在我們高漲地“打到孔家店”、打倒一切、“破四舊”之時豎立起來的信仰此時卻顯是那么的搖搖擺晃。于是我們有喊出了復興新儒學，建設社會主義儒學之類的口號，亦是爭論不休。
一個民族的發展是植根于她的民族之基上的，而這正是她的民族之根，可是100年來我們搖搖擺晃不知所以，直至今日，茫然失措。今天，我們不得不反思。
青年文化和我們整個社會整個民族地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她同出一種信仰，她決定著一個民族的整體價值認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這篇分析青年文化的文章才費了那么多口舌把我們的整體文化所碰到的新問題羅嗦了一二，以便于我們后續的分析。下面不妨分一下幾個方面將我們有關青年文化地問簡要題闡述一下。
首先，我想從青年的自身說起。
既得利益的滿足所帶來的心理因素
老毛同志在他1925年發表的《中國社會階級分析》一文中指出當時中國的階級情況為摘要：1，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2，中產階級；3，小資產階級；4，半無產階級；5，無產階級。同時又指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反革命派，中產階級對革命具有既支持又反對的矛盾性，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性依次漸強。
魯迅先生曾說過，“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闊氣的要保持目前狀況，未曾闊氣的要革新。打的如是，大抵！”理解了這句話我們便不難明白為什么說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反革命派，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所以為了保持既得利益他們不得不干擾破壞革命的進行。中產階級并不像上述階級那么龐大，雖然他們也獲得了一些既得利益，但是由于本身的弱小他們還會面臨著外來資本及本國軍閥的壓迫，一當此時利益難以為繼是他們便會贊同革命，而當全國大規模的無產階級也積極地參加到革命之中時他們又怕了，他們怕強大起來的無產階級威脅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又會反對革命，以此呈現出這一矛盾心理來。而對于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來說他們的獲得利益本一個比一個少，有些都難以維持生計，所以老毛才會說他們的革命性一個比一個強。由此可以看出同為青年，他若屬地主階級或買辦階級抑或許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其表現皆不盡相同，從宏觀上來說應當是這樣的，當然這也并不能排除例外，但總的來說生活環境對人所造成的影響是是萬萬不可忽略的。
古往今來，莫不如是。
公元265年，司馬炎取操代魏，建立西晉，歷盡數年征戰，滅吳蜀而統一中國，但這大一統亦只是維持了二十余年即宣告破產，此后又是三百余年的分裂。西晉滅亡的原因的確很多，但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就是自東漢以來世家大族勢力的膨脹帶來的負面影響。漢末有黃巾大起義，之后又有董卓叛亂，之后又是群雄割據及至三國鼎立，在這不斷動亂的背后，都有自東漢以來把持了地方勢力的士族在起功能。西晉的建立并沒有把這種情況得以改觀。作為王朝主力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就有分裂的意圖，充其量不過是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新問題是這個階層獲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無所作為，精神腐朽！高官厚祿可以世襲，私欲膨脹，官僚之風腐糜，其政治敗壞亦理所當然。漢晉如是，推而廣之，在任何時代，任何團體，任何個人亦復如是。
我們并不是說生活好了，人就沒了斗志。可是一個從小在父母的暖和的襁褓中無憂無慮的長大，沒有任何的生存危機，也沒有非凡要考慮的事情（早戀除外），在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慣養之下的人，我們很難想象他的獨立思索能力到底如何。可悲之處，又有多少人不是踏上了社會還需要父母的“關照。”“窮人孩子早當家”，但為什么不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不了家呢？因為我們給和了孩子太多，因為孩子得到了太多的“既得利益”！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在這一片溺愛之中，我們何嘗不是望子成龍，盼女成鳳，只是這轟轟烈烈的大愛之后是否就是龍鳳呈祥呢？也許這就是影響青年文化的第一個因素，也正是這個因素無形中注入到每一個人身上之后，便又因人因環境繁生出那些令我們根本想不到的可怕因素。為了上網可以去搶劫、殺人，即便使自己的生身母親，為了養網友也會義無反顧的將屠刀揮向，人心何在？這是少數，但是這些年來卻從沒有斷過！積少可以成多，如若我們不加重視，將來我們更不可想象，這亦不是杞人憂天、混淆視聽，這只是我們所看到眼前新問題的一個縮影，一個代表，甚至一個警示，未來的新問題我們是無法想象的。如若有人說講道這里我們已經將孩子家庭教育失職的矛頭完全指向了父母們，其實這是不對的。有些新問題我們是根本無法逃避的，這里就不敷言。
影響青年成長的因素很多，也正是這些因素早就了青年文化后天形成的屬性，其中許多是由時代造成的，在改革開放的30年來，經過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20世紀末期，我國人民生活總體上開始達到小康社會，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但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各種各樣的新問題亦未嘗不困擾著人們。
拯救這個時代的不是典型、模范、英雄！
有一位80后末班車的青年，他打小在小山溝里長大，在那個時候蹲在校園里的學生不得不對書上的那些英雄頂禮崇拜，可以毫不猶豫的說那時的人生觀里何嘗不是被英雄主義的教育灌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呢！15歲，當他走出大山，來到這個社會，真可謂傻了眼。在老毛的著作中我們沒有發現大肆英雄主義的宣傳，恰恰相反，他正是抓住了理論結合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才讓他的著作含有不可抹滅的價值。然而在我們歷來的教育中我們又是如何講述那個年代的呢？他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其實，從某一角度來說我們都被“英雄”給“騙”了。
我們的新一代青年接受的是上世紀的英雄主義教育，我們面對的確實西方價值觀的沖擊。他們接受的生存理念卻并不能使他們立足于當今社會，他們背負著“為人民服務”卻看到這世上人心的自私和狡詐，他們在學校里帶來的那套觀念又使得他們在這個社會頻頻碰壁，他們自小唱著“學習雷鋒好榜樣”，卻只能任著老實、善良被欺弄。在整個價值體系的熟悉之中，他們究竟是墨守陳規地推崇老一套還是那種所謂的新潮觀---適者生存，弱肉強食，人若想在這個社會靠上腳必須學會斗爭，要不擇手段、殘忍、背信棄義，向權利靠攏，向金錢靠齊？
當助人為樂、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些道德觀念受到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沖擊的時候，我們企圖力挽狂瀾，推出一位位英雄、模范、典型，曾幾何時有人說“典型”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但典型的魅力來自于它的真實，可不經意間我們便將其過分美化和夸張了，在我們社會主義新時期新聞觀突出“典型”宣傳的同時，在我們在忽略了藝術創造的原則的同時，我們便自然而然的忽略了“典型”帶來轟動效應背后隱藏的一個沉重的副功能——加深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既然我們明知道這個社會被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所沖擊，而我們在推廣典型的時候有沒有讓效仿者做好足夠的心理預備呢？1983年3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生命的專欄》被讀者譽為有關張海迪報道最優秀的一篇，原因何在？那就是無非大膽地寫了張海迪老師如何想過自殺而又如何挺了過來，可悲的是我們一直以來又是如何對典型進行報道的呢？記者在通訊中寫到張海迪老師對他說“這件事，我給一些報刊寫過，可是他們都刪掉了，也許有人認為，這對一個先進人物是不光彩的事情吧！”也就是我們長期以來認為那是“不光彩事情”，也因此對典型的報道如出一轍，才造成了今天我們青年對理想和現實產生強烈的距離感！2009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寫道,“沒有什么可以輕易把人打動。除了真實…，盡管，真實有時令人難堪，但是，直面真實的民族才是真實的民族，直面真實的人群才是堅強的人群。”
拯救這個時代的不是典型，不是勞模，不是英雄，她是一種內在的文化，一種植根于中華民族之基上的價值理念和人生觀！中山大學提出“對于本科生來說，完整的人格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目標要比培養未來的‘精英’和‘大家’來得現實，在大學擴招的今天尤其如此。”這豈不能說是高明之處！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必須把“人”放在第一位！我們不要讓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培訓中再反復學習“人生觀”“價值觀”，我們的基礎教育干什么了？我們的高等教育又干什了?“理論要結合實際”我們反復強調，可是對于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做的一點兒也不好！這對我們今日之青年所造成的影響能不引起思索嗎？
“個性”和“集體主義”較量的犧牲品
也許上面的有些新問題早有人注重到了，他們同樣希望青年能夠擺脫困境。他們也不滿集體主義對個人的壓抑，于是他們借鑒和西方的先進理念大力倡導個性，可是在大力倡導個性，張揚個性的同時我們又看到這樣一個現象——在我們新一代的成長過程之中出現了從寡言少語到表現個人再到拼命地學習收斂，這是否使我們教育的盲目性造成的呢？這種現象對于剛走出%26#18465;門的學生來說未嘗不顯得突出。在我們大肆批評傳統教育集體主義壓抑個性發展的同時，我們卻有意或無意忽略了西方理念在我國碰到的“水土不適”。當我們的新一代在求知若渴的心理下努力地學習著張揚個性，來到社會之后他們才恍然大悟，在頻頻的碰壁之后他們才忽然想起老祖宗為何說“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即便是現在的某些“成功”刊物也無不是是變相的教導“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的大道理。又來教導青年們不要“逞強斗勝，剛愎自用。”要“柔弱謙虛”，別做那出頭鳥以此來迎合青年碰壁的心里。也許十年前這些“專家”亦是滿口大喊解放“個性”呢！誰說不是呢？昨天他們是大師，今天還是，不過這“真理”又變了味。但是我們也相信大部分人的出發點是好的，只不過有一小撮人皆借機發了點小財，這亦大可不必。
成長總是這樣或那樣的出現無可避免的挫折，我們亦是在這困難和挫折中前行，一切的困難對于我們來說都是人生的一道試題，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考試嘛！
現實主義的“理性”到底是什么?
經歷了前面的挫折我們的青年可以說變得聰明了，亦或許說這是——理性！
曾見一位山大的學生在復習考研，問他為什么不去考公務員，他抬頭笑笑，“咱家沒人，考也考不上。”是啊，對于那些不懂事的同學來說他聰明多了，亦可謂先見之明。有一次和一朋友談論各類社團的功能，朋友只是不屑一顧的說那些東西只是虎小孩子的，中國不適合發展那個，社會上的政府控制的太厲害了，學校里的不是為學校跑腿的就是被學校管著，還說真幼稚談論那個。現在有許多單身女性，而問其為何遲遲不結婚，無非是沒找著滿足的對象，正所謂有錢的看不上，沒錢的咱看不上，因為“物質是人的第一需要，剝奪了對弱者的享有權就是對生命的漠視！”亦有人指出在商業大潮下，人們擇偶的標準趨向現實、物質花也無可厚非。難道這些不都是理性嗎？
可這理性到底是什么呢？
理性到底是什么，雖然我們說不清，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幾多時候聽人說要理性的對待生活，是吶今日的青年的確學會了“理性”，對待生活，對待愛情婚姻，對待人際關系，對待社會。有人說雷鋒死了，這是一個商人的社會，一切都要向“錢”看，這是理性。談婚論嫁歸根結底論的就是你的家底，這也是理性。我們都明白了官場的道道也知道了如何找他們辦事，有甚者亦對腐敗現象不屑一顧，因為習以為常了呀，這也是理性的熟悉。為了利益我們可以不顧一切，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理性的發展正在代替者人性的發展！理性就是這樣一步步將將我們的“青年文化”一點點地驅散。“興廢系于時序”，在我們國家這個非凡的時期里，社會轉型帶來了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是貧富拉大了，使得他們不得不向錢看嗎？“人不患貧患不均”，物質觀念的彌漫不得不讓她們以物質條件為衡量優劣的標尺嗎？社會風氣如此，想辦事你也只能如此是嗎？腐敗很正常，談那個是在浪費時間是嗎？路過那所謂的被默認的“紅燈區”我們早已習以為常，抑或許我們是麻木了！理性已在我們的生活中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自動化的表現，因為想改變現實那是荒唐而可笑的！為了生存而屈膝，為了命運而折腰，一切聽之任之，一切都被定義是“理性”的表現！
記得聽一次大學生辯論賽，反方說道“我國現階段生產力低下，物欲橫流，道德滑坡，功德淪喪。所以在這種情況為改觀之前請不要搭理生疏人。”對這種理性也許我們只會付之一笑。今天的青年最大的理性也莫過于對政治的看法，當他們暗嘲著上世紀的青年標榜所謂的“和平、進步、平等、自由、進步、博愛”，企圖去喚醒“世人的良知和道義，改變世界的格局，扭轉歷史的進程”是多么的幼稚時，他們又是多么的理性呢？正如上所述，他們知，他們看到的太多，知道的太多，聽到的太多，明白的太多，雖然他們經歷有限，但這足以令他們做出今天的舉動。只是沒明白到那個地方上去！反而知道的多了、聽到的多了、明白的多了反而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說到底，可這理性到底是什么呢？
最近有一本網絡暢銷書也許大家聽說過《別笑，我是高考0分作文》，其中有一份遼寧卷的零分作文是《我能》，也許讀了這篇文章之后你就能對青年為何會有這種所謂的理性而有所了解，作文的第四段寫道，“能者多得，能吃，能玩，能鬧，能花錢，我都能，終因“銀根”緊縮而不能，非我不能也乃錢少而不能也，因此未能能者多得；能者多老勞，老爸能忙，能累，能吃苦，無非月薪500塊，非他不能也，乃權小而不能也，因此終究能者多勞;能者多上，姐夫能干，能忍，能文筆，可惜只做小科員，非他不能也，乃無人無勢而不能也，因此未必能者多上；能者多福，姨夫高中文化當鎮長，能說，能撈，能富家，無奈也得蹲大墻，非不能也，耐他太能也！因此未必能者多幅。”這只是滄海之一隅，對于這理性如何而來我們無外乎從我們的社會去找原因！正如一位網友給這篇作文的留言那樣，我們真得給這個社會打打分。我們不知道這理性到底是對是錯，但是有一點，我們不得不對這理性，對這理性的產生由來而思索！它所對青年多造成的影響不更值得我們去思索嗎？
其次我們不得不說說我們的價值取向了。
新時期文化價值取向的迷茫傾向
今天，我們一邊批判著西方媒體新聞價值要素中低俗的“人情味”取向，那種把人情味定位為“女性、兒童、野獸”，“憐憫、懼怕、嫉妒、情愛”，乃至于把人情味歸結為“女性”，什么“沒有女性就沒有新聞”，女性新聞“對于異性的性欲同樣具有吸引力。數落著人家是“煽情主義的價值觀”，說人家是“主張露骨地宣泄獸欲，還算什么人情味？”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看一下我們眼前的媒體他們在“宣泄”什么。按照風格來分我們的媒體可分為嚴厲型和通俗型，嚴厲媒體中我們可以看到變化很大，也不像當年那么嚴厲，許多機關報刊亦有許多活潑的專欄，比如《濟南日報-聲音》。可是對于某些通俗媒體來說他們變得更俗了！其實可以毫不猶豫的說我們的很多此類媒體簡直可以說就是按著人家西方的“人情味”“照葫蘆畫瓢”的。看看街頭報刊廳上的報紙都掛滿了什么，“某國百歲老太嫁三十歲小伙”，“英國一男子強奸閹馬獲刑”。網絡媒體的“八卦”就不說了，以訴說越軌、“二奶”和社會反常現象的雜志亦是布滿街頭，即便是電視臺的娛樂節目以滿足人的好奇心為宗旨的還少嗎？我們不要說人家西方“獵奇之風久盛不衰”，看看我們把這中所謂的“資本主義新聞事業的惡劣傳統”繼續的不是也很好嗎？
當然一味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這也往往是人走向極端，我國新聞體系總體上來說好的還是大有人在的，只是以上的現象不得不說明我們目前文化價值取向的迷茫。
曾有一本書為《菜根譚》注釋，對“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養生之心不必過勞。”一句的譯文是“萬事萬物有成又敗，如能明白這種道理則凡事不必急于求成；人生之有必死，明白了這個道理則養生不必太過于費心。”但是緊接又有一段延伸講道“‘人生自古誰無死’，多少風流人物今又安在？長生不老是不現實的，還不如及時行樂，好好享受。”這也無不放映了我國當前普遍存在的一種狀況——價值觀的迷茫。
也許你可以看到從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個性主義——理性主義，結果還是茫然失措。其次我們就不得不說說我們的教育了。他對青年的影響又是如何呢？
教育在轉型期發展中的新問題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雖然孔子早就說過，“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但是多年的應試教育以來，我們拘于條件所限并未真正的做到這些。其次，有人指出摘要：我們是否在意那些所謂的“重點學校”，“尖子班”的存在呢？這又說明了一個什么新問題呢？也許稍微一想我們就能明白我們的教育對“才”的關注取代對“人”的關注，造成教育根本的樹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這教育的過程之中，對少數優異學生的關注取代了對大多數普通學生的關注，致使義務教育具有了本不該有的競爭性、淘汰性、選拔性。其直接導致的后果莫過于是篩選出一小批所謂的“尖子”而造就了大量的教育的“失敗者”！！！從根本上導致了教育的公平性。
隨著教育改革的推進，我們又看到了另外一種想象，教育既不關注“才”也不關注“人”而轉向關注摘要：“人頭”，尤其在高中等職業學校里。他們所借助的正是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東風，而全面發展職業教育的剛剛起步，各種現象亦在所難免，這也反映了我國在推進普及教育之時對學校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那些生存型的各類高校職業學校。但學校只把在校生的“人頭”數放在第一位，無疑不是教育職能的又一旁落。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職能的旁落”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亦不得不使得我們為之思索。再次我們不得不說我們的考試，尤其是高考，其實許多人都存在著許多的誤解，總是埋怨中國的考試制度，埋怨高考，其實這是不對的！
上古三代實行的是“世卿世祿制”，一般貧民百姓無緣源于政治，生來是草民，死亦是草民。秦漢以來摒棄了這種世襲制，開始由地方官吏舉薦賢能，無疑這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但當新的“察舉制”助長了世人虛偽的秉性后，又有“九品中%26#11107;制”終有“科舉”誕生，從此平民百姓可以“學而優則仕”，在“科舉”“強化了讀書尚文的文化傳統，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造就了大批人才”，“將儒家思想全面推向社會是各個層面，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核心”之后，這一“曾經公平合理，積極有效的選官制度”，已經成為“文化發展的桎捁”。今天在屢屢有人埋怨高考制度的同時，我們也能清楚的看到我們的這一制度無疑也在一定的旴期內推動了時代的發展，試想在我們這一個“人情大國”之中，若沒有高考這些考試也許會是另令一番光景，“有權人的子弟上一流學校，有錢的上二流學校，有關系的上三流學校，三無的貧民百姓子弟也能是‘佳里頓(家里蹲)大學，地理（里）系，種包米專業’的料。”無可否認，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這種教育制度無疑也在某種程度阻礙了時代的發展。“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輝煌掩蓋了科舉之下多少落第士子的淚眼呢？金榜題名的“高考狀元”的喜悅，又沉沒了多%26#19473;落榜生的眼淚呢？今日的青年除了學會了考試又學會了什么呢？如前所述，我們連最起碼的完整的人格教育都沒有做好！
我們期待明天，我們也相信我們的教育伴隨著中華民族的成長伴隨著共和國的成長而不斷完善，只是對待任何事情任何新問題我們不可偏激，更不可盲目，否則非但看不清新問題反而招惹不盡的煩惱。倘若將那些偏見傳出影響了輿論真乃惹亂之淵藪。
青年文化將何去何從
上面我們說了青年許多“不是”，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我們的青年在大是大非面前那種大無畏的表現，無論是在汶川搶險的一線還是在舍身救死的時刻，他們的無畏是無可比擬的。就前段時間湖北荊州大學英勇犧牲的三名同學來說他們亦無愧“共和國真正的嬌子”！只是那船老大將英雄青年的手綁在船舷上無情地“挾尸要價”，大是大非，大善大惡，竟如此呈現在同一畫面之上，如何令我等不為之痛心呢！金錢物欲之心就是如此之猖狂！在多年的物質匱乏之后，我們的整個名族終于覺醒了對金錢的熟悉，于是著整個社會唰的都撲了過去，竟是如此之猛烈！當我們的青年都亦如船老大那般時，那才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
另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教育一直保持著幾千年來的封建痼疾，這又豈是一朝一夕揮之盡矣的。明朝大儒方孝孺曾明確的說百姓“好義則易使，從化則畏法。”只是這從化都把我們“化”成了什么呢？
豐子愷老師在《子愷畫集》代序里寫道“我眼見兒時伴侶中的英雄、好漢，一個個退縮、順從、妥協、屈服起來。”也許這就是一個人在飽經世事風霜成熟的表現吧！也許正因為成熟的人沒了了激情，人太小又啥也不懂，所以我們都將目光聚集到了正值成長的青年身上，只是我們的青年恐怕都已經“早熟”了！而這“早熟”孰說于年老一代就沒關系。批判者沒有錯，反駁者也沒有錯，這又豈是某個人某代人的錯，正如大唐帝國的開放政策造就了宋朝的立國艱難。而我們的時代亦時時刻刻左右著我們的一切。在這一系列諸種因素之后，如若說少年者無知尚可諒，年老者如若再倚老賣老實屬悲矣。青年文化到底還剩下什么？那些疑問該由誰往返答？這些責任應該由誰來負？我沒有去批判誰，我也不想去批判誰，生在這個世間，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對于這些新問題，其實我們都是遙遠罪惡的一部分！
說到這里了，不免有人要問，兜了半天圈子，這青年文化到底是什么？
青年文化是什么？有人說它是“年輕人為了有別于主流文化而創造的一種亞文化，以‘叛逆’為主要色彩”，也有人試圖從“文化消費”、“搖滾樂”來解釋青年文化，也有人指出青年文化她指代的是一種含有批判性的文化，即對司空見慣了的丑惡現象的不滿，對社會應有的思索，對理想對夢想勇敢的追逐等等。
天下間永遠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一切真理的存在形式都是相對的，一切理論都來自于實踐，一切脫離了實踐的理論都是謬論。佛在說金剛經之時反復提到“四句謁”，但直至金剛經說完他亦未道出“四句謁”是什么，青年文化又豈能有一個標準的答案呢？否則太拘于文字，我們所知和不知又無區別了。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一系列因素的碰撞和發展中最終造就了我們今天的青年一代。不管曾經如何，無論是未來的文化是多元化發展一體化并存，還是世界性和民族性共榮，還是超越東西方壁壘的一種新型觀念的世界文化，我們只要堅守我們的根，讓她再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我中華民族就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敗之地！在這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之中，在這苦難和磨難，在這憂郁和焦躁，在這革新和創新之中，我們，前車不忘，廉恥不忘，不管曾經多少的悲痛和歡樂，光榮和夢想，高尚和恥辱，我們必然會讓世界看到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