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教育政府理念革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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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條塊結合的管理理念
條塊關系是各級政府同各級業務部門之間以及上級主管部門與下級業務部門之間的關系。“部門行政”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發揮主導作用狀況相適應的。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高等農業教育的管理采取得是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所謂條塊分割指的是由于條塊關系而形成的地區、系統等體系的劃分。其包括權力分割，利益分割兩部分。自從2000年農業部不再直接管理農業院校起。中央政府（國務院）的高等農業教育最高行政機構，也發生了變革，由原以農業部為主行業部門管理變為以教育部為主，教育部與農業部共建的格局。實際上是原來的“小條”（行政部門管理）變為了“大條”（大教育）。從而形成了以省級政府為主辦學與管理的條塊結合的新體制的框架。目前的條塊結合，只是在政府內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在管理體制、政府行為、政府職能、方法等內容上作了相應變動。但與高等農業教育各辦學主體的關系不大，高等農業教育各辦學主體，特別是學歷教育這一塊（高等農業教育、高職、中等農業學校）雖在辦學自主權上有新改進，但從體上來看，變化不大，基本上還是延用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管理模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趨成熟，高等農業教育政府管理也由無限政府管理逐步向有限型政府轉變，政府在總結條塊分割、條條分割、塊塊分割等弊端的基礎上，實行了條塊結合新管理體制，目的是為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促使權力、利益分配更加合理。不再單單在管理歸屬上做文章，而是把自主權留給學校，使其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辦學實體。
2．以市場為導向的理念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辦學的格局也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面向政府辦學”轉變為“面向人才市場辦學”，從而使高等農業教育各辦學主體與政府的關系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但變化不大。雖說，人才供求已不在通過指令性的紅頭文件，但人才供求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普遍較低。根據國發[1999]26號《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此《決定》明確指出：教育要確定“國家管理的專業點”，以保證某些特殊行業人才培養的需要，這些專業點繼續面向全國招生。在農業部上報原農業部部屬院校需保護的專業匯總表中，農口專業如農學、園藝、植保、動物科學、農林經濟管理等都在之列，而目前并沒有對“國家管理的專業點”中的各類專業采取一些保護政策，而是和其它優勢行業優勢專業放在一起，共同面向市場、面向社會。由于上述專業屬艱苦專業人才，其供求關系單單通過人才市場恐怕不行，還需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由此可見，在對其他優勢行業教育管理上，以市場為導向的理念的可作為政府管理的理念，而對高等農業教育管理上，單單以市場為導向作為政府管理的理念是欠缺的。
3、重指揮，輕服務的理念
“重指揮，輕服務”的管理理念形成和存在的基礎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包攬一切、管理一切、指揮一切”的行政權限與行政方式。按說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行政權限與行政方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而改變，但我國的教育體制與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的變革并不同步，而是相差很遠。改革開放20多年來，高等農業教育體制基本上沒有改變，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高等農業教育體制。其特征是政府仍把高等農業教育各辦學主體作為它的附屬機構，憑借自身強有力的權力，來指揮各高等農業教育辦學主體。從辦學規模、人事管理、招生計劃、教學質量、經費等諸方面仍過多的使用行政手段，重指揮與管制，服務意識淡薄。而不是在高等農業教育各辦學主體在辦學過程中遇到困難時，特別是經費、環境營造等方面，政府應多支持、多扶持。
自從2000年農業部不再直管農業院校后，政府的上述理念已日顯弊端，急待更新。政府理念，從抽象的意義上講，是政府對自身使命的目的、性質和意義等所持有的總的信念，是政府關于自身的規范性的認知模式。它屬于政府管理模式中的最高層面——即管理哲學層面。它不但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核心，而且是政府管理模式創新的基本依據和追求。政府理念從深層次上規約著政府的行為方式。其定位的優劣，將直接影響政府管理的績效和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政府理念先進與否，將對行業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高等農業教育這樣的弱勢行業。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起到現在，高等農業教育政府管理模式的實踐，也說明了這一點。政府在對高等農業教育的管理上，政府理念先后起著主導、引導及指導作用，并隨著市場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濟體制的轉型而變遷。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的轉型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WTO的規則體系都對政府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理念的可塑性較大，一方面要面對國內傳統的政府理念：人治，形式主義官本位等；另一方面是來自“WTO”全球認同的政府理念體系的沖擊。這里的政府理念體系指的是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公正理念、人性理念、責任理念、服務理念及自律、合作理念等。在這雙重影響下，迫使我國政府理念的轉型、創新，并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理念。我國政府應抓住WTO帶來的強大外部契機，進一步塑造法治理念、民主理念、公正理念、服務理念、合作理念、效率理念和自律理念等等。在高等農業教育的管理上，政府應在這一政府理念體系的大框架下，結合我國農業、高等農業教育發展的實際，政府理念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更新。
1、興教興農興國理念
自1949年建國以來，雖我國的歷屆政府都把農業定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甚至把它放在國家發展戰略的首位，尤其是本屆政府，但實際上認識與行動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最突出的就是“農科教”的經費遲遲未見實質性的增長，其次就是農業科研、教育、推廣仍三國鼎立，尚未形成三位一體的體系。
這種認識與行動不一的政府“興教興農、興農興國”理念，未得到實質性的落實。譬如：在農、工關系方面，到目前為止，從整體上來講，走的仍是以農補工之路。據統計：1952-1990年，通過稅收從農業獲取的資金為1527.8億元，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獲取的資金為8707億元，通過儲蓄從農業獲取的資金為1404.8億元，扣除國家對農業的投入，農業為工業化積累資金1萬億元；在農業學歷教育方面，目前我國政府采取的“頂天立地”戰略——即“頂天”指的是重點投資少數重點高校爭創世界一流；立地即重點投資義務教育。而農業學歷教育（特別是高等農業教育）則夾在中間，無任何優勢可言，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經費嚴重不足。
由表1可看出6所直屬教育部的農業高校投資之和僅為清華大學的56%。這種狀況下我國的“重農”政府理念與我國的農業、高等農業教育的發展趨勢極不相適應，尤其是與農業的國際化趨勢不相適應。為此，政府應強化“興教興農興國”理念。把這種政府理念貫穿于政府對農業、高等農業教育的管理中去，并予以實質性的落實，最好貫穿于農業、教育立法及各項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去。真把農業、高等農業教育放到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興教興農興國”理念應強化糧食安全意識、廣義農業意識，即產前、產中、產后的一體化的意識及三位一體的意識，即科研、教育，推廣一體化的體系和公益性教育意識。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位置，把高等農業教育作為重點保護的公益性教育甚至部分認同為“義務教育”來看待。
2、法治理念
法治是一種理念，一種制度，一種實踐。在理念層面上，人們常常把法治與自由、平等、公正、秩序、民主等范疇聯系在一起。其核心在于國家不僅僅通過法進行統治，而且它本身也為法所支配，即以“法律制約權力”。“法治”是一個與“人治”相對應的概念，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絕對純粹的法治是不存在的，只是理想而已。我國政府也很注重法治建設，正實踐著依法治國的方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相對于法治的要求而言，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法治”的程度較低。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計劃體制，其影響可謂根深蒂固，從整體上來看，我國還是一個“法制”的國家，與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相適應的法治理念尚未真正建立，尚處在起步階段。這與WTO的要求，與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要求是極不相適應的，尤其在教育領域，其人治色彩依然較濃。在高等農業教育領域也是如此。目前政府在對高等農業教育的管理上，絕大多數是采用的法制管理，而不是法治治理。譬如：在辦學體制、管理體制、投資體制、招生及畢業生就業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諸多問題上，采用的還是指令性的行為等，基本上屬于法制而非法治的管理。到目前為止，高等農業教育還沒有專門的法案，來對高等農業教育進行實質性的保護，除《農業法》外，其他都是套用相關的教育法規。而這些相關的教育法規過多考慮的是統一性的問題，對于特殊領域的特殊難題思考的甚少。這樣一來，對兼有雙重弱質性的高等農業教育來說更多的是弊大于利，從而影響了農業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影響了我國農業的國際化。隨著經濟體制、教育體制轉型的不斷深入及WTO承諾的履行，對政府法治治理的要求，也愈來愈高。政府要樹立法治理念，也是政府自身發展的需要。要實現政府由法制政府向法治政府轉化，首先最關鍵的是建立一個法治政府。所謂法治政府是指整個政府的設立、變更、運作都是合法化，規范化的，包括政府整個行為和個體行為都是合法化和規范化的。在此基礎上，實現法制理念向法治理念的轉變。法治理念則要求政府在法治的框架下，來法定政府管理的權力，機構編制，管理體制，政府職能以及費、項目審批等。反映在高等農業教育管理上則體現為，政府在制定高等農業教育的行政法規、法律等規范性文件時，一定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去制訂。并且管理高等農業教育的行政機構在行使職權時，必須在立法機關的法律授權的范圍之內行使職權，任何行政機構不得在法律之外行使職權。逐步形成依法治理的局面。
3、培育教育中介組織的理念
教育中介組織不是政府機構，不是政府的附屬物，也不是學校代言人，更不是政府與學校的一個行政管理層次，而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規，遵循獨立、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參與學校事物決策和學校管理的社會組織，它作為溝通政府、市場與辦學主體（學校）的中介體，擁有一定的公共權力，其權力的來源主要包括政府的委托、法律的授權和組織自身的章程，并且起著緩解政府、市場與高校矛盾的作用。這一點已被西方發達國家實踐所證實，并取得了成功的經驗。而在我國，教育中介組織發展比較緩慢，并且不完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國長期以來，主要實行的是計劃體制下的集權式高等農業教育管理體制，政府包攬了高等農業教育管理的所有職能，缺少社會的有效參與。本來可由教育中介組織承擔的職能，政府也全包了，未能將部分管不了或不該管的職能分解出來（轉移、平移、下移下級或平級職能部門或委托授權給教育中介組織），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中國的中介組織不但數量不足，而且由于它們通常不是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成長，而是作為行政機關的附屬機構發展起來的，因而它們在專業技能和職業操守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經濟領域的中介組織尚且如此，那教育中中介組織就更不健全了。其表現為官辦色彩較濃，民辦不足。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轉變及中介組織的發展是極不相適應。既不能保證教育中介組織的自主權，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政府也不能有致地實現管理目的，是一種“雙輸”的局面。政府管理和中介管理在程度上存在著本質的差別：政府的管理是行政性、法制性、強制性的管理，而教育中介組織的管理是專業性、服務性、咨詢性的管理。在這種新形勢下，政府要高度重視教育中介組織的發展，把其納入法治的框架下去引導、培育及管理。目前應堅持兩條腿走路的辦法：一方面政府加大扶持、引導力度，促進一批“半官”體制的教育中介組織的形成；另一方面為民辦中介組織營造一個良好的軟環境，促進其健康、快速發展。最終脫掉“半官”色彩，成為公共教育中介組織。除此之外，政府應加快教育中介組織的立法工作。目前在教育領域還沒有一部有關中介組織的法規條例，即使是我國的《高等教育法》中也基本上沒涉及中介組織的規定。從而影響了政府對教育中介組織的規范化引導和管理。
政府應委托、授權教育中介組織，明確其權限、范圍，并保障其自治權等。改變其管理方式，由原來的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宏觀管理為主，并加強對教育中介組織的監督、管理與指導，盡量不干預其內部事務，充分發揮中介組織溝通、公證、監督和評價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