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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世界兩大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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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世界兩大問題

      論文關鍵詞:鄧小平;全球化;和平與發展;科學論斷

      論文摘要:鄧小平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科學論斷,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球化時代認識重大現實問題的科學坐標。文章對它的理論淵源和豐富內涵進行深入闡發。

      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的科學論斷。聯系當前國際形勢,認真學習和領會這一重要論斷,對于把握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基本矛盾,堅持正確的發展戰略,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理論淵源:歷史觀變革中的坐標轉換

      鄧小平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論斷,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正確領會這一論斷的精神實質,首先要準確地把握它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繼承發展關系。

      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之時,就揭示出;歷史正在轉變為世界歷史。他說:“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所謂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意味著:在孤立、分散的地點上發生的歷史已經終結,代之以各民族間普遍交往為基礎的世界歷史。這是生產力變革基礎上人們的交往活動不斷擴大的結果,是交往活動從民族內部向民族外部即各民族之間擴展的結果。

      需要注意,馬克思所說的交往(cormnerce),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那樣。”就是說,馬克思所說的交往,包括商品交換、貿易、征服和掠奪等一切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馬克思說:“……不僅一個民族和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交往的發展程度。”

      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這是世界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大變局。它使人們在觀察各種重大社會歷史時,把視野從民族內部擴大到民族之間,擴大到各民族之間的世界普遍交往。而視界坐標的這種轉換,也正是馬克思在歷史觀上發動的哲學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

      唯心史觀的根本特征是從觀念出發解釋一切歷史活動和歷史事件:與此相聯系,它的另一個典型特征是狹隘地域性和民族性,歐洲中心主義、大日爾曼主義是其樣本。馬克思在批判新老黑格爾主義的唯心史觀時指出:“整個這樣的歷史觀及其解體和由此產生的懷疑和顧慮,僅僅是德國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對德國來說也只有地域性的意義。”“他們比夢想德國統一的啤酒店庸人帶有更多的民族偏見。他們根本不承認其他民族的業績是歷史的”,“所有其他民族和所有現實事件都被遺忘了”。唯心史觀是歷史觀念上的“地球中心說”。唯物史觀的創立是歷史觀的“哥白尼式革命”,它把人們的眼界擴大到全球,擴大到整個世界。從這個大坐標、大視野來分析現代社會的各種矛盾,能夠高屋建瓴、高瞻遠矚地把握全球化時代的規律、大趨勢及未來發展的征兆。例如,根據這個視點,馬克思能夠遇見:“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馬克思的這個預言已被歷史事實所證實,它富有說服力地說明了工業不發達的俄國和中國何以在20世紀產生了導致震撼世界的革命事件的矛盾沖突。

      從這個坐標系看問題,可以正確揭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世界各民族之間的矛盾沖突之間的辯證關系,正確認識亞洲的覺醒、東方的革命和歐洲、西方革命的辯證互動關系。也正是從這個歷史坐標看問題,列寧在十月革命前預言:“亞洲的覺醒和歐洲先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斗爭的開始,標志著20世紀初所開創的全世界歷史的一個新階段。”強調對于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不應當孤立地來看,而應當從世界范圍來看。“民主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僅僅同歐洲相關的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也正是從這個歷史坐標看問題,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十月革命擴大了民族問題的范圍,使它從地區的局部問題變為各民族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總問題,從而使中國革命從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變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從而有力地反對了各種錯誤傾向,正確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領導力量、步驟和前途等一系列問題,保證了中國革命沖破重重艱難險阻,從勝利走向勝利。

      根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決中國的問題,要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但這并不意昧著可以把眼界局限于中國本身,孤立地就中國來論中國。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是中國國情的重要方面。所以,總是強調,從客觀實際出發,就是“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這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從“三個世界”劃分到“東西南北問題”

      中國共產黨人早就懂得;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對外交往是不行的。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就談到同外國的“生意總是要做的”。不但要做生意,還要發揮自覺能動性創造有利于自主、平等地同外國做生意的國際條件。從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觀點看待各民族的發展,固然要肯定國際環境對各民族發展的制約作用,但同時也不能否認各民族通過自覺參與世界普遍交往的實踐,對改善國際環境發生的能動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黨領導全國人民粉碎了帝國主義的干涉、顛覆,孤立、封鎖政策,巨人般地、獨立自主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黨和政府在對外交往方面實行了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才使國際環境有了巨大的改善。沒有這方面的努力,沒有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鞏固,今天的對外開放是不堪設想的。

      20世紀70年代,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形勢的新變化,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世界基本矛盾的新概括,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鄧小平高度評價了的“三個世界”理論。他說:“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同志在他晚年為我們制定的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關于中國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國、日本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決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遠見。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子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對于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嗣(P1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為世界反霸斗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同志的功績”。

      “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提出,由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闡發的,在世界普遍交往中發揮了、并且還在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理論。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至90年代,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這個理論的重大意義。

      在全球化時代,世界上每一種政治勢力都有自己的全球戰略。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的主要鋒芒是針對超級大國稱霸世界的單邊主義的全球戰略的。因此,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是反對霸權主義的戰略,維護世界和平的戰略,維護民族平等的戰略,維護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戰略,是爭取社會主義事業在全世界勝利的戰略。這個戰略在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今國際形勢的發展,繼續顯示著“三個世界”理論的強大生命力,這個戰略思想要管一個時代。

      20世紀80年代,當全球化問題還沒有成為我國理論界的熱點話題時,鄧小平就已經在思考全球化進程中的全球性問題,以“三個世界”理論為歷史坐標,思考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所面臨的帶有戰略性的迫切問題。

      鄧小平沒有使用“全球化”這個字眼兒,但他這個時期集中思考和闡述的,就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全球性問題。他緊緊抓住全球化進程中的突出問題、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焦點深入分析,提出和平與發展(東西南北問題)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英明論斷,繼承和發展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1985年3月,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政治角度,一個是經濟角度。從政治角度看是和平問題;從經濟角度看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關系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關系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關系是核心問題。

      鄧小平的這個論斷,言簡意賅,內涵豐富而深刻,應當完整準確地理解。其中,至少有如下幾個相互關聯的要點需要把握:

      第一,兩大問題實即兩大基本矛盾

      東西南北四個字,是以簡明通俗的方式概括了幾乎全部國際關系。東方,作為歷史、文化的概念,一般指亞洲;但作為政治地理概念,常常是指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侵略、奴役的廣大區域,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東方”,后來往往指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前蘇聯、東歐。西方,一般指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南北關系,是特指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東西南北問題實際上是講的“三個世界”之間關系的新概括。

      首先看東西關系。資本的全球化,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向世界范圍擴張,派生出諸多矛盾,除資本主義國家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外,還有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矛盾等等。這諸多矛盾,大體說來,歸結為階級矛盾(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和民族矛盾(國際剝削和民族壓迫)。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現存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造成一些民族剝削和壓:通另一些民族的根源。在20世紀初,曾指出:“我們可以曉得中國今天在世界經濟上實立于將為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地位。我們應該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產手段和生產機關同中國勞工發生關系。”聊我們今天也可以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矛盾是擴展到全球的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矛盾,發展中國家就是世界上的雇傭勞動者。因此,東西南北問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全球的展開形式。

      和平問題即制止戰爭的問題,實際上是東西關系問題。戰爭根源于資本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鄧小平反復強調:要爭取和平,就要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鄧小平指出:“對于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們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啷同時,他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實際上沒有什么和平,大戰沒有打,但小戰不斷。小戰在那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還不是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在那里挑撥,在那里插手!長期以來,超級大國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沖突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盡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直接受害的還是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這就決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力。”

      東西關系問題就是超級大國稱霸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反對戰爭、維護和平的問題。那么,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以后,兩個超級大國變成一個超級大國,東西關系問題是否有了實質性的變化呢?

      東方和西方的矛盾并沒有消失。不管世界上發生什么變故,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不會改變。只要實際上還存在資本主義壓迫和剝削,社會主義運動就不會停止。國際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顛覆與和平演變陰謀也決不會停息。在蘇聯解體之前的1989年,鄧小平指出:“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說來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事態的發展完全證實了鄧小平的論斷。鐵的事實表明,蘇東劇變是美國堅持所謂“超越遏制戰略”的結果,是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以所謂“援助”為誘餌,同前蘇聯領導人“大交易”的結果。對于中國,西方當然也決不會放棄這種反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

      例如,美國頑固堅持冷戰思維,利用人權進行反華輿論戰,其用心就在于丑化中國的形象,破壞中國的穩定,遏制中國的發展。實行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所謂制裁,是西方發達國家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要手段,是霸權主義手中慣常使用的大棒。在蘇聯解體以后,頻繁的制裁越演越烈。美國國務院關于人權等問題年度報告中,動輒對別國進行的無理攻擊和誹謗,成為對相關國家實行制裁的“依據”。美國出于意識形態偏見和稱霸世界的政治需要,不愿意看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穩定發展,不愿意看到一個主張和平與發展的中國在世界上崛起。

      回顧歷史,“美國幫助打內戰,中國人民傷亡了多少?美國支持南朝鮮進行戰爭,中國人民志愿軍傷亡了多少?還不說一個多世紀以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包括美國在內)的侵略使中國人民傷亡有多大!所以,他們談人權是沒有資格的。”

      鄧小平還指出:“過去兩個超級大國主宰世界;現在情況變了。但是,強權政治在升級;少數幾個西方發達國家想壟斷世界;這點我們看得很清楚。”“霸權主義過去是講蘇美兩家,現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也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中國平息暴亂后;七國首腦發表宣言制裁中國,他們有什么資格:誰給他們的權力!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貧弱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權經常被他們侵犯。他們那一套人權、自由、民主;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我們從來不昕那一套”。

      聯系歷史和現實,重溫鄧小平這些一針見血、精辟深透的論述,我們領悟到一條深刻的道理:在全球化發展到今天這個特殊歷史條件下,不能脫離南北關系問題談論東西關系即世界范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只有在南北關系中,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關系中,才能確切地認識當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關系的特殊性質和前景。這是因為,第一,既然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發展中國家先于發達國家提上日程的現實課題,那么這種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解決這個課題就不能不把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作為突出的任務;這就決定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命運。第二,對于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只有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的民族關系,才能使自己獲得解放,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自由的。在東西南北問題中,南北問題是核心,道理也正在于此。

      其次看南北關系。鄧小平指出:“人們都在講南北問題很突出,我看這個問題就是發展問題。”這里說的不是一般的發展問題,而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平等關系問題。現實的情況是,差距越拉越大,相對地說是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根據鄧小平的分析和論述,解決這個問題,要有清醒的頭腦,至少要著眼于以下幾點:

      其一,責任問題。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幾億;第三世界人口大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發達國家。……,共十一二億人口。很難說這十一二億人口的繼續發展能夠建筑在三十多億人口繼續貧困的基礎上。”“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會明了發展問題既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責任;也是發達國家的責任。歷史證明;越是富裕的國家越不慷慨”。Vl(P281)“中國有句話:越富的人越慳吝。要富國多拿點錢出來,它不肯,技術轉讓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僅寄希望于南北問題的解決是不夠的,南南之間還要進行合作。”

      這就是說,從全人類的高度看發展問題,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平等的問題,雖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有責任,但發達國家的責任更大。這是因為:第一,發達國家的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二者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關系。如果“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沒有出路。”第二,也是更主要的理由,當今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落后,雖然情況各不相同,有不同程度’的內部原因,但一般說來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主義政策,即從搶占市場、資源到開展不平等貿易、種種形式的國際剝削和掠奪,轉嫁經濟危機,以封鎖、禁運,五花八門的制裁手段,實行直接間接的政治上、軍事上特別是經濟上的控制密切相關。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這種不平衡和不平等問題的積極途徑,是通過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建設有利于發展的和平、合作的國際環境。發達國家對此有不可開脫的責任。

      其二,發展權問題。鄧小平在1972年聯合國大會關于原料和發展問題特別會議上指出:“原料和發展問題的實質,就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掠奪和控制的問題。這是當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沒有政治獨立,就不可能獲得經濟獨立;而沒有經濟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就是不完全、不鞏固的。”1992年2月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48屆會議上,我國副代表指出,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發展權不僅僅是經濟目標,因為發展權雖然包含經濟方面,但其內涵要比經濟目標豐富和充實得多”。

      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權問題,起碼有兩層意義:(1)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按照唯物辯證法,人只能以發展求生存:沒有發展就不能消除貧窮和饑餓,生存就沒有保證;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來說,取得生存、發展權是反帝反殖、反霸斗爭的結果;第三世界人民的發展是全面、綜合的發展。(2)iX-,j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爭取和鞏固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基礎和衡量其成功程度的決定性尺度,而且貫穿于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貫穿于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的始終。把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從發展理論和實踐中排除出去,只能是迎合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繼續奴役和剝削第三世界人民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路線,意味著歷史大倒退。

      由此可見,和平和發展兩大問題也就是制約經濟全球化進程和發展方向的基本矛盾:其中南北關系作為兩大問題的核心問題,則是矛盾的焦點。抓住這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譬如,對10余年前某些地區的金融危機、至今還在繼續的中東危機、伊拉克戰爭、巴以沖突,北約長時間轟炸南斯拉夫,轟炸我大使館等等,都應當從東西南北兩大矛盾中去尋求解釋和解決。否則,在這個西方患感冒,東方打噴嚏的大氣候下,對各種重大問題或事件就事論事,搞單項推理,將如同坐井觀天、盲人摸象,抓不住要領,甚至誤人迷途。

      第二,南北問題是最大的全球性問題

      在全球化時代,諸多問題都具有了全球的意義,變為全球性問題。所謂全球性問題,就是指那些關系到世界的全局,并且只有通過全球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如資源問題、糧食問題、環境問題、生態問題、貧困問題、戰爭問題等等。雖然都具有全球性,但這些問題各自所處的地位是有差別的。鄧小平說:“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

      這就是說,東西南北問題是最大的全球性問題。這是因為,從全球的范圍說,東西南北問題是造成其他全球性問題的總根源:因此,在各種全球性問題中,東西南北問題是綱,其他問題的解決都依賴于這兩個問題的解決。

      例如,如前所述,第三世界國家的落后和貧困,除自身的原因外,主要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掠奪式開發的結果,是以發達資本主義為責任主體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字造成的。不變革這種舊秩序,經濟發展中的南北矛盾很難解決。“國際關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堅持干涉別國內政,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那就會形成國際動亂,特別是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動亂。第三世界國家要求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來擺脫貧困。政治不安定,誰還有精力搞飯吃?更談不上發展了。”

      再比如說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把全球環境惡化的責任推給發展中國家。然而,第三世界國家環境的破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北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發展的產物,這種以資源掠奪、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的發展,在為發達國家釀造蜜糖的同時又為第三世界制造苦果。為了避免環境的繼續破壞,提出可持續發展的口號:意在使當代的發展不危及后代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發達國家至今還在揮霍資源并向第三世界轉移污染嚴重的工廠和有毒垃圾、轉嫁環境破壞的惡果;西方發達國家的這種發展不僅將危及后代人,首先已經在危及同代人即第三世界人民。

      近些年來,討論發展觀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的論者蜂起,諸多議論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不少人只限于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角度議滄,而很少有人從南北關系的視角探討,結果往往隔靴搔癢,言不及義,陷人抽象領域,甚至無視自己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掉進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現的陷阱,這是值得深思的現象。

      功勛卓著的農業專家、全國政協委員袁隆平最近在“兩會”上關于糧食安全問題的發言,對我國去年下半年以來糧食價格明顯上揚,糧食供求關系日趨緊張,表達了深深的憂慮:“如果糧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社會穩定就得不到保障。”令人更加憂慮的是,有的名氣很大的經濟學家對此卻不以為然,認為:“只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個人的糧食安全靠市場,國家的糧食安全同樣靠市場。……世界市場上從來沒有缺過糧,倒是總是生產過剩,為賣不出去發愁”。所以,要讓農民少種糧食,糧食進口就行了。“我們要有農內問題農外解決,國內問題國外解決的思路”。我們認為,如果考慮到我們當今是生活在東西南北矛盾之中,就不會有這樣的思路了。也就是說,考慮到“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考慮到西方發達國家對我“西化”、“分化”的野心不死,就決不能把13億人口的國家之糧食安全問題寄托:外國人和國外市場。因為,一旦世界局勢激烈動蕩,國際敵對勢力就會拿糧食問題卡我們的脖子,這就不僅僅是糧食安全問題了,將直接危及國家安全。

      第三,中國的發展,要從世界的觀點看

      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所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階級斗爭中的根本利害出發,就有個觀察問題的坐標問題。關于東西南北問題的論斷,恰恰提供了在全球化時代研究這個政治大局的科學坐標。

      中國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的定位。認識當代中國的問題,不能孤立地就中國論中國,要準確地確定中國在整個社會歷史時空中的定位:在東西關系的軸線上,中國屬于東方;在南北關系的軸線上,中國屬于南方。這是我們在全球化時代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基本出發點。由此決定,“中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兩句話。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句話是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中國永遠不會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

      世界的發展需要中國。“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利。”中國是個大國,又是個小國。所謂大國就是人多,土地面積大。所謂小國就是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比較窮。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發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的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那時中國對于世界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肯定會起比較顯著的作用。”17]“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么?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的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馬克思當年在探討俄國農村公社的前途時,曾設想能否“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馬克思的這個設想將在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中得以實現。

      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國際形勢繼續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謀求和平與發展,促進合作與進步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但是,單邊主義傾向有新的發展,局部沖突不斷,國際恐怖主義活動頻繁,南北差距拉大,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給各國人民帶來嚴峻挑戰。”形勢的發展已經證實并且還將繼續證實鄧小平的英明論斷。進入21世紀以后,以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牢牢把握有利于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戰略機遇,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探索既符合國情又適合世界發展潮流的經濟發展道路;積極應對來自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等方面的挑戰,努力爭取更好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繼續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主動參與的姿態促進經濟全球化朝著和平與發展的方向健康發展;我國在國際上贏得了更多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高。

      鄧小平指出:“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新晨:

      我們的希望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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