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考古學發展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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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地震考古學發展簡史

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地震考古組在京、津、唐地區開展了歷時三年的地震考古工作，并于1984年出版《北京地震考古》［4］一書。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7年對成都及周邊地區的古建筑進行了地震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5］。8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活動斷裂》［6］和《史前地震與第四紀地質文集》［7］兩種著作集中展示了此時期地震界所取得的成果，其中部分文章屬于地震考古學。1985年召開的全國歷史地震科研工作會議提出今后要開展地震考古的研究，對地震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起到了推動作用［8］。陳定國《地震考古研究》一文對地震考古的概念、目的、研究方法以及今后工作的展望進行了闡述，為建立地震考古學的學科理論框架做出了貢獻［9］。遺憾的是，八九十年代本是各學科的春天，中國考古學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但地震考古工作并無明顯起色。直到本世紀初，才又出現了若干零星的論文，這主要源于在青海民和喇家遺址發現了距今約4000年前的史前地震和洪水雙重災害的現象。近年，沈小七、姚大全等人對江淮地區的地震歷史資料進行了分析整理，認為歷史記錄有較多遺漏，應該充分利用地震考古學手段進行古地震事件的識別，以延長地震預測預報地震事件的時序資料提供參考，同時對考古手段在目前古地震、歷史地震中的應用研究進行了分析和展望［10］。姚大全、朔知等人根據安徽考古現場的自然變形遺跡辨別出不少地震遺跡，這些發現對于揭示安徽地區新石器時期以來變形歷史和變形特征，客觀評價該區地殼穩定性，探索中東部地區構造活動習性信息提取及研究方法，具有指導性意義。［11］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地震考古學再次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地震發生后不久，四川、重慶的文物考古部門就趕赴災區，一方面查看文物災情，一方面也開展了地震遺跡方面的考察和記錄。2008年7月，安徽省文物局明確指出在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把地震考古資料的收集納入到文物普查的內容中，并與地震局聯合開展地震考古課題的研究。這是國內第一次明確指出地震考古資料應在文物普查中予以重視。相關的研究工作也逐步開展。陳劍結合龍門山一帶的史前遺址情況探討了史前時期龍門山地區地震的有關史實，并對開展該區域地震考古提出了一系列設想［12］。安徽省地震局和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對藍田新街仰韶遺址在搶救性發掘中揭露出疑似自然變形現象共同進行現場分析，認為該遺址存在史前地震遺跡，表現為文化層被錯動、砂土混雜掠裹和砂土液化，變形條帶呈現近南北向和東西向延伸。初步研究結果表明，研究部位在仰韶文化期后曾遭受地震變形作用［13］。從上面的回顧可以看出，我國實質性開展地震考古工作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即使從上世紀70年代成為一門學科算起也有了約40年歷史。在這幾十年中，雖然在個別時期、個別地區有一些地震考古實踐，但就總體而言，仍然顯得相當零星。

二、對地震考古學理論、方法的探索

在進行地震考古實踐的同時，國內一些學者對地震考古學的理論、方法進行了初步探討。齊書勤于1991年提出:“用田野考古的層位學和類型學方法對地震遺跡及其相關的遺址墓葬遺物資料等文化遺存，進行不同地區的分期研究，以建立適合不同區域進行歷史地震研究的地震考古學體系，為揭示現代構造運動與地震的關系尋求更多的歷史佐證和直接依據主要依靠考古與地震地質方法相結合的地震考古，目前應把重點放在有文獻資料可證的歷史地震的考古調查與研究方面?！保?4］易學發、師亞芹用考古遺址文化層頂面的平均埋深速率對渭河斷陷進行了下沉速率分區，進而用文化層的埋深、厚度及其距現代地面的高度，定量地研究了渭河斷陷現代(距今3000－5000年)地殼垂直差異運動速率與地震活動的關系［15］。世紀之交，青海民和縣喇家災難遺址的發掘促進了我國地震考古學的發展。發掘者使用了磁探法對整個遺址進行了多年的探測，結合傳統考古勘探已基本摸清整個遺址堆積情況，同時獲得了較多的勘探經驗，是磁探法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的一次較為成功的案例［16］。南京大學在該遺址取樣45個，對古地震噴沙磁化率異?，F象和機制進行了初步探討，證實了喇家遺址先民曾遭遇地震的災難事實，同時獲得了一些重要數據，為以后開展同類研究積累了經驗［17］。另外，北京大學對遺址中噴砂痕跡和磁化情況進行了專題研究［18］。陳定國提出了歷史地震研究的六大方法:文字史料研究、文物器皿考古、文物結構物考古、文化層考古、地質地貌考究、地球物理考究，這六個方面要經常使用、結合使用，同時還要注意地表樹木是否垂直等現象。［19］其中大多數方法都適用于地震考古工作。總結起來，我國地震考古實踐中使用的方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通過古建筑進行歷史地震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開展最多。文物專家對山西南部古建筑的廣泛調查研究，通過大量實物資料的收集，準確考訂了歷史上山西趙城地震和臨汾地震兩次地震(1303年和1695年)的許多原記載不詳的問題，對震中位置和發生時間、余震情況、傷亡情況、破壞程度等，都有重要改定。專家們在分析山西應縣木塔的木結構后認為其具有我國古建筑梁架榫卯結構的抗震優點，表現了多方面的結構優勢。羅哲文對河北獨樂寺觀音閣建筑的抗震性能問題進行了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可見，我國歷代古建筑總結和利用了若干防御地震災害的措施，對抗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

2．通過石刻材料進行地震研究:從1978年至1980年12月，重慶市地震辦公室組成歷史考古人員對重慶及其鄰近地區進行了歷史地震考古調查，于1978年4月20日，在南川先鋒公社鳳咀江上的長安橋，發現記有1854年(清咸豐四年)地震后補修長安橋碑一通，這塊地震碑的發現，補充了原有歷史地震文獻資料及地方志資料的不足。同時又為地震烈度的區劃提供了新的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川東地區1854年的強震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是川東地區罕見的地震碑。［21］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根據保存的91通地震碑刻，編撰了《西昌地震碑林》一書，詳細而又多角度記載了西昌地區明代嘉靖十五年、清代雍正十年和道光三十年的三次大地震的發震時間、地點以及受災狀況，是綜合研究我國西南地區地震史、地質學和考古學的一批重要資料，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的雙重價值。［22］

3．通過墓葬進行地震研究: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位于地震的易損部位，無論地形(孤立的人工土堆)、地層(位于中更新統卵石層上)、地下水(離地下水面不足l米)均構成不良場地因素。但出土的文物器皿和墓體結構均未經震動干擾，說明長沙市自西漢以來近2000年間未經歷過烈度達六度的地震破壞。［23］同樣，廣州南越王墓也說明廣州西漢以來未經歷七度以上地震的破壞。［24］林奇通過巴東縣的墓葬情況對歷史地震進行了研究。根據《續漢書•五行志》等文獻的記載，東漢永元十二年秭歸山發生過大規模的山崩，恰好巴東縣發掘了一座永元十二年的墓葬，通過該墓地墓葬保存現狀進行分析，永元十二年以前的漢墓有不同層次的損毀情況，之后就保存好得多。這個現象證明了文獻記載的山崩是由于地震引起的。［25］巴東與以前的四川三峽地區(今屬重慶)很近，四川當未能幸免。這個材料可以補《四川地震資料匯編》之缺，亦可修正三峽地區大型山崩沒有地震原因的看法。［26］

4．通過其它地震遺跡開展歷史地震研究:地震造成的地震遺跡可以為辨認地震和分析烈度提供直接的材料。在青海民和縣喇家遺址，考古學家與自然科學家聯合進行了調查和發掘。在喇家遺址中，發現許多地震災變現象，有大量地震噴砂、地裂縫，有地震導致的地層塌陷、錯位、起伏等，有史前建筑和墓葬的變形、坍塌、錯縫、開裂等地震遺跡現象，這是國內目前地震考古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也是緊跟國際學術前沿的一次典型案列，對未來地震考古學甚至考古學本身的發展都有深遠影響。

三、與國外地震考古學的比較

本文作者之一余小洪曾對國外地震考古的發展歷史、典型案例、理論方法研究進行了初步探討，認為國外地震考古成就較大。主要體現在:工作起源較早，學科發展史較長，理論、方法的探討也已經非常細致和完備，多學科滲透以及國際合作成為常態。［27］下文就中外地震考古學發展情況從學科歷史、理論研究等方面做一簡要比較:在學科史方面，國內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才開展有關實踐活動，之后也僅有零星開展。國外早在1874年即有相關實踐活動見諸于報道［28］，隨后即開展有系列的實踐活動。［29］在地震學學科方面，1977年《地震與地震考古》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我國地震考古學學科的建立。國外(以美國為代表)在20世紀50年代，已明確將地質考古(地震考古即其主要研究內容)作為一門獨立的分支學科［30］。

在理論研究方面，國內僅有齊書勤等人早年曾做過簡單探討，且多從考古學的理論出發，較少運用地震、地質學的理論。StewartIS，BuckVA二人從邏輯方面構建了地震考古的研究方法［31］，GaladiniF，HinzenKG，StirosS三人則從地震考古田野操作流程方面進行了細致闡釋［32］。在跨學科合作方面，國內主要是由考古工作者或地震工作者運用自身學科知識獨立進行的，兩者之間極少有合作。國外跨學科合作則是較常見且較深入的，地震工作者、地質工作者、考古工作者都有全面的合作，古建筑學、歷史學、人類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工作者也全面的參與進來。在國際合作方面，國內在上世紀幾無國際合作項目。本世紀初，我國學者開始加入國際IGCP567項目，開始了國際合作進程。國外的科學研究中，歷來有國際合作的傳統，在地震考古學研究中自然也不例外，國際IGCP567項目即為典型代表。［33］

在學科特色方面，由于我國歷史文獻豐富，且有重視各種自然災害記錄的傳統，因此利用歷史文獻進行歷史地震研究有獨特的優勢，由此形成了我國地震考古重視歷史文獻的特色;此外，我國文物古跡眾多，尤其是大量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石刻、墓葬等為開展地震考古提供了絕好的實物資料，因此形成了我國地震考古的第二個特征，即重視利用現存古建筑、石刻、墓葬等古跡開展歷史地震研究。而國外的不少地區，囿于文獻記載的稀缺，加之發達的科技背景，因此其地震考古研究往往強調多學科的結合。通過以上的簡要比較我們注意到，與國外相比，國內的地震考古學雖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研究方法方面還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但不足更為明顯，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理論方法的研究尚待深入。國外一些學者對開展地震考古的理論方法提出過細致的思考，反觀我國，多年以來，理論方法長期停滯不前。二是跨學科合作不足，多數時候僅是考古研究人員或地震研究人員單獨工作。即使偶有合作，如青海喇家遺址，也顯得相對滯后，參與單位僅北京大學城環學院和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不僅數量相對較少，更為重要的是，專業地震單位無一參與。

四、我國地震考古學發展設想

通過與國外地震考古學學科的比較，我們認為，未來我國的地震考古學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1．培養專門人才。在有條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開設地震考古學課程，并逐步建立地震考古學專業，培養地震考古的各層次人才，使我國目前專業人才奇缺的狀況得到緩解。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大學等在地震科學和考古學方面有較強實力的單位可以在這方面起到領頭羊的作用。

2．提倡多學科合作。學科滲透是當今學術界的顯著特征，作為考古學和地震學交叉學科的地震考古學而言，多學科合作是與生俱來的要求。同時由于兩個學科都與其它學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考古學就與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以及物理學、化學、地理學、醫學、動物學、植物學等自然科學有密切關系。在考古學中開展多學科合作已經有多年歷史，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推進國內外合作和交流。國際合作已經成為當前學術潮流。歐亞地震帶、環太平洋地震帶的諸多國家已開展了眾多國際合作，特別是在歐亞地震帶上的意大利、土耳其、約旦、希臘等國，跨國、跨學科的科學家團隊開展了大量高水平的工作，一直以來代表著國際地震考古學界的最高水平，與其進行充分的合作與交流必將給我們帶來新的思考，促進我國地震考古學的新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加入國際地球科學計劃(IGCP)地震考古項目中，這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機遇，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地震考古工作的國際合作。

4．重視當代地震遺存資料的搜集。近些年我國地震頻發，在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的同時，也給學術界留下了極其寶貴的地震資料，如果盡心搜集整理這些地震遺跡的詳細資料，建立數據庫，一定會為今后開展地震考古工作提供有益的參考。我國古建筑、古遺址、古墓葬數量眾多，經過三次大規模文物普查，絕大部分現存文物古跡已登記在案。正處于“黃金時代”的中國考古學在近幾十年內也發展迅速，數不勝數的古代遺跡得以發現，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預計在未來的幾十年中還將繼續，這為我國開展地震考古學提供了極好的機遇。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地震考古學的未來一定是光明的。（本文作者：蔣曉春、余小洪、馬莉單位：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民族研究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