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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德治國與“正人心”
“德治”理論是羅國杰先生思想體系中一以貫之的理論主張。在羅先生六十余載的教學研究和思想理論建樹中，他非常重視人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主體能動性，把它視為“正心”之學。先生當年在為我的《德化的視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一書所做的序中寫到：“我們研究儒家思想，必須要從儒家思想家們的‘立言宗旨’出發，從總體上來理解他們的本來意義，才能真正掌握儒家思想的本質”，“對于陸象山、王陽明心學中所說的‘心’，也要注意到他們的‘立言宗旨’，在相當多情況下，他們往往是從人們的道德良心出發的”，要了解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必須要了解儒家的心性之學①。《中國教育報》記述說：“他的第一個碩士林建初剛考上研究生時曾問：‘倫理學專業對國家到底有什么用？’羅國杰回答了三個字：‘正人心’。‘人心正了，什么事都有秩序，人心壞了，就總想著鉆空子，法律管不勝管’。”“正人心”的德治思想在今天國家進入“依法治國”的思路語境中，尤其顯得重要。在羅國杰先生對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研究中，有許多研究是與道德主體性以及社會道德教育相聯系的。他認為，德治要求以道德價值和道德力量來引導與影響社會，優化社會秩序，穩定民心，提高社會公眾的道德素質和自律主體性，發揮道德在社會治理中的力量。他常引孔子最有名的一段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羅先生認為“孔子在這里并沒有否認法律、刑法的必要，他強調的是，為了預防和減少犯罪，更重要的是要使老百姓有羞恥之心”。羅國杰先生還引孟子的思想來說明這一點：“孟軻從治理國家的角度，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者畏之，善教民愛之’。”在解說儒家德治思想時羅先生還強調了“德教為先”的意義。“儒家認為，在治理國家時，一方面要利民、惠民，另一方面更要教民、化民和導民。”“一個社會的道德規范和道德原則確立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使這些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能夠很快地轉化為人們的思想品德和行為實踐，養成良好道德習慣，形成完整的思想人格。如果一個社會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不能夠在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發生作用，那么一切道德教育和道德要求，都只能是一句空話。正因為這樣一個原因，儒家把修養的功夫看作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保證。”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3］羅國杰先生關于道德能夠“正人心”的觀點，也傳達出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的關系邏輯，人心若缺少誠服法律要求的道德自覺性，公民內心若是沒有來自道德的對法律規則的尊崇和信守，法律權威的樹立和法制力量的發揮是難以達到應有效果的。
二、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德治思想資源
1996年，時任國家主席的同志邀請了八位學者走進中南海，就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重要專題進行講述和共同探討，羅先生講述的專題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與政治統治》。羅國杰先生總結說，儒家思想在國家治理理念中有幾個原則，首要一個就是“利民、富民和教民、導民”；孔子主張從政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說，要根據老百姓的要求和實際可能，使他們得到能夠得到的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達到孔子所說的‘惠而不費’的目的。……對老百姓要‘恭、寬、信、敏、惠’。所謂惠，就是要給老百姓以恩惠，因為‘惠則足以使人’”。羅先生強調，“人和人之間不應該貧富差距過大，否則就會引起患亂，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對一個國家的穩定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羅先生還從“德教為先”、“統治者要以身作則”、“以民為本”、“任人唯賢”等不同層面展開了仁政德治的理念特征。［1］（430）羅國杰先生深諳儒家思想旨要，許多研究著述都和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相關，在這次為國家領導人的講解中，更是深入淺出、古為今用地為總書記做了闡釋。該講解內容后被收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歷史問題八人談》書中。羅國杰先生還論及了一些國家治理理念，如身居高位者要“以身作則”，要任人唯賢，要把那些有能力有德性的人推舉到領導崗位上。在德才問題上，羅國杰先生借用了《資治通鑒》的論述，“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在許多學者和學生記憶中，國家社會的官德和腐敗現象，也一直是羅先生憂心關注和思考的問題。羅老師常說，“不管是誰領導這個國家，一定要抓腐敗問題”，“我現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們國家能從根本上治理腐敗”。在多年研究中，羅國杰先生對傳統文化中“為政以德”、“德教為先”、“舉賢才”等中國古代德治思想的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做了許多當代創新性研究和現代轉換。應當說，倡導理論研究要與時俱進也是羅國杰先生學術思想的一個特質。關于“怎樣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關系”，羅先生認為要“堅持兩點”：“批判繼承”和“綜合創新”。傳統文化有因循守舊的保守傾向，又包含革故鼎新的進步趨向，要批判它的過時的、不適應時展的糟粕內容，繼承弘揚它的能推動社會前進的優秀內容。羅先生重申張岱年先生的主張，要綜合中西文化成果進行創新，對傳統文化各學派思想，如儒、墨、道、法等也要進行綜合研究，還要結合時代新問題，創出適應今天要求的新思想。羅先生的新德性主義倫理學，事實上就是在汲取中國傳統德性思想、新時代社會主義道德思想以及西方優秀道德思想基礎上，結合新問題新思考而形成的。
三、“新德性主義”倫理學
羅國杰先生把自己的倫理學思想體系定位為“新德性主義”倫理學。他在學術自述中說：“我個人的倫理思想的形成，大約是從1962年編寫《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教學大綱》和給學生講課、撰寫講稿開始的。之后，經過《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倫理學》、《中國倫理思想史》、《中國傳統道德》、《中國革命道德》、《中國倫理學百科全書》的編寫，形成了我‘新德性主義’的倫理思想，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新德性主義’的倫理思想。”對自己思想體系的“德性”定位，也表明羅國杰先生理論中一以貫之的對德性價值及其在社會治理中的“德治”功能的重視。在羅先生理論視野中，“倫理學絕不是一門純理論的學科，而是一門強調實踐的科學”，“道德行為之所以能稱為‘道德行為’，必須是不以享受某種道德權利為前提的。如果說一個人在從事道德行為的時候，就考慮著自己在實行這一道德行為后所能夠得到的‘道德權利’，這就不能說是一種真正的、純粹的道德行為。……古人云：‘善欲人見，并非真善’，我們可以說，‘善欲人報，并非真善’”。羅先生在他許多著述中，一貫強調道德本身的內在價值，這也是他把自己的倫理學思想體系定位于“新德性主義”倫理學的理論根據之一。
一般認為，人類倫理思想史是圍繞如下問題而展開思考的：什么是應有的好生活，怎樣做才能實現好的生活，人應當成為怎樣的人，德性主義倫理學和功利主義倫理學在前兩個問題上往往少有原則分歧，但在第三個問題上，顯然德性論者更多會關注或強調人的德性品質培養問題。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之所以被稱為德性倫理學，主要就在于他的倫理學是立足于人的美德必要性和品德產生基礎，側重回答“人應當怎樣成就德性”問題的。麥金泰爾構建他的“美德倫理學”，也是強調倫理學要關注人性向何處去的問題。從道德價值或道德評價角度言，義務論一般認為合于責任義務或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就是道德行為，而德性論往往更強調道德的行為來自于人的德性品質。德性論關注我們應當成為什么樣的人，包含有對人的道德主體性的張揚，義務論、功利論往往著眼于“我必須做什么”的道德行為模式。德性論從“我應該如何生活”出發選擇道德行為，更多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和人的精神品格意義。羅國杰先生的德性倫理學就具有這樣的理論性質。在《倫理學探索之路———羅國杰自選集》中論及自己“新德性論”理論特點時，羅先生做了如下概括：一是具有為人類理想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獻身的精神；二是強調和重視社會中每個人都應有崇高道德理想以及追求崇高理想的自覺；三是具有先進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要求；四是在道德評價中，主張動機和效果辯證統一，效果是重要根據，但判斷一個行為的善惡，必須把動機放在首位；五是新的馬克思主義的德性論，注重道德修養，把個人的自我完善看作道德行為的重要方面。羅國杰先生就是這樣，面對時代產生的新問題，總是積極思考，筆耕不輟，釋疑解惑，建言獻策，以一個學者高度的責任心和思想話語方式，研究解讀社會新問題，給出新的理論解決或思路建議，引導社會沿著正確價值觀方向發展。羅國杰先生具有深厚的中西方倫理思想史基礎，注重理論研究，更注重理論研究與社會現實問題相結合。他認為，“研究重大現實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和創新能力的必然要求，理論聯系實際是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根本途徑”，尤其強調我國目前處于改革發展階段，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學者給予研究和回答。
作為倫理學界的思想泰斗，羅國杰教授把教學研究與社會主義倫理學事業與國家前途結合起來，在倫理學理論創建、研究以及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新中國的倫理學事業，社會主義倫理學體系的建構，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思想，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建設，公民道德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這些與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以及國家治理相關的思想理論，都和羅國杰先生的名字連在一起。羅先生的許多建議也常被國家頂層重視。《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討論稿）》征求意見時，羅先生寫了建議，希望能在“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后面，加上“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中央采納了這一修改意見，在文件中增加了“社會主義道德要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提法。羅國杰先生對國家社會治理的憂心和深入思考，他的重要理論建樹和社會影響，是同他深厚的社會責任感分不開的。正如“吳玉章終身成就獎”頒獎詞中所概括的，“先生心系國家民族，關注中國前途民族大業”。羅國杰先生著書立說，是創建新中國倫理學的主要奠基人，也是創立馬克思主義新德性論、對“以德治國”理論進行深入思考和現實創新的當論家，同時更是知行合一，研究道德、實踐道德，著道德文章的典范。
作者：葛晨虹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教育部倫理學重點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