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共同體與公共倫理文化訴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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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市場化改革以來，鄉村社會經歷著公共倫理文化的深刻變遷，從時期體現集體主義價值的公共倫理文化，逐漸陷入后時期的價值多元且無序的狀態中。確認鄉村倫理共同體的歷史文化根基與建構新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任何一種公共倫理文化的建構，一定是基于人們共同體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價值渾融生成的基礎之上，所以，重構一種有序、多元的鄉村公共倫理價值，對鄉村現代公共生活方式的生成和確立，從而實現一種自治的公共生活形式，具有鄉村社會整合和秩序建構的意義。

關鍵詞:鄉村共同體;公共倫理文化;鄉村公共生活形式;新時代;變遷與重構

當今鄉村的公共生活缺乏公共倫理意義，這種變化始于市場化改革。之前農民依附于集體組織形式當中，支持這樣公共生活的意義體系是外在的革命化集體主義價值。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變，家庭聯產承包制取代依附性關系的公社體制后，一方面，國家權力上收至鄉鎮一級，抽身于農民的經濟社會生活之外;另一方面，農民回到了家庭(家族)單元當中，個人生活的意義和公共生活的倫理意義回落在傳統、習俗和慣例等構成的家庭本位文化規范上。鄉村公共生活倫理發生了裂變，即原來的公共價值意義已不再，新的公共價值意義也沒有形成，這導致鄉村公共生活式微，公共倫理缺失，鄉村公共生活意義處于失序的多元圖式當中。給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帶來變化的影響因素，還有城市文明或市場契約文化的滲入，這包括市場各種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大規模流動，尤其是往返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群體的存在意味著鄉村社會的開放，給當今的鄉村公共生活和公共倫理文化帶來明顯的質的影響。問題是，盡管傳統的公共倫理文化處于裂變中，但新的城市文明又不能扎根于鄉村社會的公共倫理文化當中。而且更為進退失據的情況是，農民工群體本身屬于體制制造出來的社會身份群體［1］，由于這一群體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又與鄉村生活呈半脫離狀態，其所形成的文化也是一種并未完全融入現代城市文化中的亞文化。這種亞文化不具有獨立的文化特性，但其在城鄉間反復流動與傳播，加之現代鄉村社會在城鎮化發展下呈不斷開放的狀態，使得鄉村公共倫理受到更大沖擊，未能以信息完全對等的方式形成城鄉公共倫理文化的交融。概言之，鄉村社會的結構、經濟、文化的變化與發展，影響著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轉型，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都在其中發揮作用，是內在文化態度傾向和外在價值約束雙重作用的結果。本文試圖從當代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流變中探尋農村公共生活的意義，或者說，試圖找尋鄉村社會共同體的公共倫理意義，后者的傳統或現在的規范來源和價值基礎是什么，以及外部影響因素對變動不居的鄉村公共生活和公共倫理文化究竟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并且這種變化對重構鄉村公共倫理文化體系究竟意味著什么。

一、鄉村共同體與公共倫理文化變遷

人類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們要過一種公共生活，為此建立了共同體。所謂共同體，是以共同的“具體的利益為對象的”［2］，即共同體的成員之間有某些共享的資源或者有某些共同的目的，或者兩者兼有。比如，社會學上常用“成員體系”概念來解釋人們共同體連接的各種構成要件［3］。每個社會都存在成員體系的組織化現象，比如家庭、宗族、種族、地方體、階級、身份團體、單位組織和國家，都是某種成員體系，而個體成員分屬于一系列可能相互關聯與可能相互分離的組織中。但這還不夠，共同體還必須建立基于公共意志的制度規則，后者規定共同體成員的權利和義務，即對成員的義務要求，以所賦予的權利為基礎，并且與權利相對應［4］。所以，維護共同體存在的公益和規則，及其體現的倫理要求，比如友愛與公正、正義或者等級、身份、地位等［5］，構成共同體的倫理文化的基本價值規定，由此形成人們共同體的公共倫理文化。傳統中國鄉村社會建立在家族倫理文化上，鄉村共同體的公共倫理文化乃是家族倫理文化的放大和延伸形態。但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過程，造成傳統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逐漸解體和衰落，支撐舊有鄉村社會的組織成員體系的家族、宗族、種族等成員體系也處于解體與泛化的過程中。從社會變遷上看，近代以來發生的各種政治變革和社會改造運動，對傳統鄉村社會來說，就是把散落在土地上的小農組織起來，構建一種“人工維持的秩序”［6］，它的變遷形式就是以各種面目出現的鄉村共同體。傳統的鄉村共同體只是松散的聚落，農民主要是通過稅收與皇權發生聯系，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由鄉紳階層維持，后者發揮皇權與小農的統治合理性的關聯和教化功能與作用。近代以來發生的巨變，造成皇權的各種基層控制組織和形式包括鄉紳階層退出鄉村社會的歷史舞臺，各種政治革命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目標，就是重新對小農進行組織化，各種共同體形式隨之而來，并被納入新國家的管制體系當中。鄉村共同體的公共倫理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形式和經濟關系基礎上。“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7］亦即公共倫理關系受到人們共同體的經濟關系影響和制約。所以，聚落而居的鄉村共同體是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其公共倫理文化是家族倫理文化的放大形式，其中鄉紳階層發揮公共倫理的教化作用。

工業文明的倫理文化建立在自由合意的契約關系上。因此，從傳統鄉村的身份共同體到現代文明的契約共同體，這成為近代以來中國鄉村社會公共生活變遷的核心。以掃除鄉村舊制度影響(傳統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為目標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并沒有一些改革家所宣稱的那么徹底，這為近三十多年的人類學研究一再地證明。比如眾多人類學者甚至歷史學者對中國東南地區村落家族文化的研究表明，傳統的倫理文化包括傳統、習俗、慣例、禁忌、民間信仰等等，一直為鄉村共同體提供秩序的規范，并成為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價值基礎①。當然，區域性研究有多大的適應性和一般文化意義，這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因為我們要獲得的理論意義是:傳統的價值并沒有消失，它一直深植于鄉村社會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倫理文化當中。并且當代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頻繁的流動與交融，亦是當代鄉村社會于歷史長河中的最大特點，其對鄉村社會生活與鄉村文化的影響不容忽視。進一步講，歷時一個多世紀的鄉村變革，不管是革命也好，改良也好，都沒有改變農村社會的經濟生活形式，自然也不可能徹底改變附著于這種經濟形式上的公共倫理文化。反過來講，鄉村社會經濟生活形式的變化，一定會反映在鄉村共同體的公共倫理文化價值上。比如，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經濟形式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鄉村社會從封閉逐漸走向開放，尤其是市場要素的進入，對傳統的價值和倫理文化造成的解構效應，傳統的經濟形式、現代的經濟形式，以及身份共同體的蛻變，契約關系的注入，這一切都為新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建構準備了經濟社會基礎和價值條件。但問題是，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如何調適，并通過價值重構，形塑鄉村生活共同體意識和倫理文化的規范體系和意義體系，這才是當前建構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核心部分。因此，確認鄉村倫理共同體的歷史文化資源與建構新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是建構當前鄉村公共倫理文化這一問題的一體兩面。

傳統鄉村共同體的公共倫理生活價值及其變遷的意義在于:一是在國家權力并未觸及鄉村社會時期，鄉村社會公共生活依靠舊有的鄉村精英的道德示范作用、普遍的鄉村信仰②等對鄉村公共生活的整合與治理，鄉村社會公共倫理是以正統、權威、宗族為核心要素的產生、表現以及再生的體系。二是在國家權力延伸至鄉村社會后，傳統鄉村社會公共倫理文化與現代國家政治文化形成交融，形成特有的以國家主義/集體主義價值為取向的鄉村社會公共倫理生活圖式。三是市場化改革后，人員流動加速，鄉村社會呈不斷開放的狀態。在這一階段，鄉村經濟制度形式與傳統鄉村生活方式受到巨大的沖擊，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聯系方式都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過去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逐步解體，鄉村社會的組織化水平低下，公共政治文化和公共倫理文化都處于無序且多元的變遷當中。

二、現代鄉村公共生活形式與公共倫理文化

如上所述，制度變遷對人們共同體的影響具有結構性意義，尤其是政治革命帶來的社會經濟制度變革會直接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制度這個結構性因素，就是使鄉村共同體之所以形成公共倫理文化的一系列制度規范體系。制度要解決的是秩序、規則層面的東西。但作為一種人類的秩序和規則，必有一套價值體系。價值體系之所以重要，是制度能夠發揮作用的核心動力所在。結構性制度體系一旦形成，就會影響甚至決定文化轉型［8］。或者說，制度變遷形構著鄉村公共生活的形式和公共倫理文化含義。當今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形構的前提是改革開放以后發生的經濟社會變遷，這同時也是建構當今鄉村倫理文化的制度背景和邏輯展開形式。進一步講，農村社區倫理共同體的形成是基于傳統農村共同體的逐漸解體，是鄉村經濟制度形式與傳統生活方式受到巨大沖擊的結果。比如，鄉村生活某種程度的開放，基于地緣、血緣和親緣基礎上的小共同體的特殊主義關系逐漸加入某種普遍主義的現代(商業)文化元素。它表明的意義是，傳統鄉村倫理共同體的解體過程，也是新的農村社區倫理共同體的建構過程。或者說，新的農村社區倫理共同體的形成是根植于鄉土倫理的“歷史之根”，而又新生于現代性的“現代之源”［9］。

這個新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建構，具備如下社會基礎和制度特點。第一，鄉村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市場化改革打破了鄉村社會原有的封閉狀態，一是城鄉資源要素的流動與城鄉文明的交融與共享;二是改革開放以來，鄉村不再是封閉的狀態。城鄉之間資源要素的流通，以及城市擴張與城鄉一體化進程，使得村莊的行政邊界、社會邊界、經濟邊界和文化邊界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逐漸打破在傳統“熟人社會”基礎上形成的歸屬感與同質性。在這個開放過程中，傳統鄉村公共生活形式與公共倫理文化發生改變，比如，契約意識、公民意識、權利意識的發育和成長，帶來了異質性和多元性。第二，鄉村社會聯系方式發生了變化。傳統鄉村社會共同體的公共倫理文化特點，是初級群體的社會聯系方式。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鄉村共同體將鄉村社會以倫理主義文化為核心的初級組織(以血緣、親緣或擬血緣、親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小圈子或小團體，如同門同鄉、把兄弟等)復制到城市社會中來;二是指農村的鄉土文化與農民工群體存在一種文化傳承和溝通的“臍帶”關系，本質上是鄉土文化。這些變遷當中的文化特質對鄉村社會共同體的公共倫理文化影響是直接的，即傳統的公共倫理文化處于解體和衰落當中，但新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又處于難以產出的建構當中。第三，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受到兩個文化邏輯的支配或影響。一個是“差序格局”的以私人道德為核心的文化邏輯，或者說，公、私界限混合的人際關系處理方式，即差序格局的“關系圈子”;一個是“團體格局”的以法治(或團體)精神為核心的文化邏輯，或者說，是團體格局的“平等的權利、統一的規則”的契約關系。這兩種文化邏輯在互相并存的同時，也在發生顯著的變化，體現在從差序格局文化轉型為團體格局文化的涵化上。第四，傳統鄉村公共倫理價值弱化。傳統的鄉村倫理基于費孝通所概括的“差序格局”結構關系上，即人際關系的組成是層層擴展的一種等級關系，人與人之間形成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礎之上的互益網絡之上，“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格局”［10］。在今天，這種傳統社會倫理關系正在發生從人身依附關系到契約關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公共倫理意義在于，“在一個只重身份的社會里，把社會成員團結在一起的可以是各種不同身份本身所具有的權威和強制性。但在一個需要相互協作的社會里，能夠把無數獨立而平等的個人維系在一起的紐帶卻只能是法律的。只有法律這種非人格化的制度才能做到一視同仁地對待每一個人。實際上，契約關系中個人的平等也只能是法律上的平等”［11］。這就是現代公共倫理共同體的個人主義文化價值或社會關系的精髓所在，卻也正是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所缺少的東西，后者的一切價值確立在以“己”為中心的自我主義和人身依附關系上。

鄉村社會公共生活形式的變化對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產生了結構性影響。第一，倫理共同體意識淡薄。一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的加速發展，在傳統意識與現代文明不斷交融與接納的同時，農村生活似乎只是“共同體倫理指向和道德邏輯的最后家園”［12］，而不能融入城市公共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當中。另一方面，傳統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式微。鄉村倫理共同體的轉型與重塑，主要依賴于個體與鄉村間的密切的歸宿意識與公共意識，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區倫理共同體精神。但是當代社會中村民作為鄉村倫理共同體的主體構成，比如農民工群體，與鄉村的聯系日漸減少，鄉村倫理共同體意識遭遇解構。第二，缺乏對自身倫理本性的覺悟。當前鄉村社會的治理倫理還處于一種“管控型”與“功利型”并行的治理倫理［13］的主導中。社會發展帶來了個體特性的消除，正如盧卡奇認為的:“如果我們縱觀勞動從手工業經過協作、手工工場到機器工業發展所走過的道路，我們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斷增加，工人的質的特性，即人的個體的特性越來越被消除。”［14］而這種個體特性的消除往往是危險的，是人們內在價值追求的從眾性的萌芽，人們把對內在精神需求的自由追尋歸結到去適應社會的要求。同時，從馬爾庫塞的“單面人理論”、霍克海默的“文明工業化”以及哈貝馬斯所提到的“合理性危機”，都是在面對一系列現代性問題中，對人本身的內在化、自由化發展以及好生活的一種消解。當我們過于追求統一化的發展與治理模式時，我們本身即是對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種控制與規訓，這將斬斷人與生活內在的、深層的聯系。第三，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建設普遍處于一種“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的錯位意識體系之中。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背景下，農村產業與工業發展和城市擴展不斷加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傳統村莊公共倫理文化的沒落，因此，鄉村建設與農村社區發展不是設置與定義鄉村居民的生活方式，而是構建鄉村公共生活和建構與當前鄉村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并且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發展并不是作為一種尋求好生活的道德規范，它是鄉村公共生活的精神內核。當前鄉村建設與農村社區建設的最終目標與追求不是完成一個個模式化、標準化的社區建設模型，而是引導人們過上好的公共倫理生活。

三、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建構含義

所謂公共倫理文化建構，實質上是文化變遷的一種，后者發生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文化背景當中，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文化變遷的發生有兩種情況:一是內部因素促成，比如文化創新(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變革等)的結果;一是外部因素促成，比如文化傳播(新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影響等)的結果。文化變遷的方式也有兩種情況:一是自然演進，一般是指適應與涵化的過程，比如內部新元素或外部新元素不斷積累的結果;一是規劃的變遷，一般是指規范與秩序的建構過程，比如通過社會改革的方式來推動的結果。當前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建構是對已發生的公共倫理文化變遷的一種整合與調適，是為鄉村社會公共生活與鄉村社會公共權利的發展提供一種內在支撐。過去的鄉村社會以倫理為本位，也就是說，倫理關系是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核心特質，如梁漱溟所言:“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倫理之理，蓋即于此情與義上見之。”［15］這種文化特質與法律文化或契約文化非常不同，但并非對立，或者說，基于法律的社會規范與基于契約的社會規范，跟基于倫理關系上的社會規范，無非都是社會秩序規范的來源，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將不同的規范來源熔于一爐，是建構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嶄新課題，也是鄉村公共生活倫理價值建構的含義。

第一，從公共倫理價值重構及其制度文化建設著手。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是在人們關注鄉村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價值基礎與內在訴求，是鄉村社會公共生活對于村民公共權利的整合與發展。從以往的“鄉村治理何為”轉變為當前的“鄉村治理為何”，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建設價值追求是在引導人們從關注理性與邏輯的鄉村硬件建設的基礎上，轉向對社區居民的公共權利與公共生活的發展，亦是生命個體本身發展的關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是在引導人們從關注私人情感到關注公共性與普適性的轉變中。自然親情立足于血緣，具有太多的私人性和相對性。而真切的道德情感立足于自由，具有極大的公共性和普適性。局限于自然之情，很容易把人降格為自然植物，把道德降格為本能。而超越了自然主義立場的道德情感恰好可以把人從自然物提升出來，而彰顯人的感性生命與自由本性［16］。這就要求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在建設的方向上:一是要注重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價值建設。鄉村社會公共生活對鄉村社會中倫理價值的建設，是對鄉村中的人際關系、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以及基層社會與國家之間穩固的倫理安全感的建設與強化。二是注重對鄉村公共生活的制度建設。尤其是針對農村社區而言，其是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產物，倫理型文化傳統對農村社區具有深層次的內在影響，如若對農村社區倫理建設的認識僅停留在“精神”“共識”層面，則不足以給予社區成員足夠的安全感。應從制度與理念方面完成倫理共同體由“共識”向“行動”的提升。

第二，把公共倫理文化建立在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保障的基礎上。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發展是從注重鄉村公共生活的秩序建設到鄉村個體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中心角色的發展轉變。農村社區整體發展迅速，但社區個體發展處于被動。比如，社會組織的發展仍不同程度地受國家支配而處于依附性關系當中。建設有充分行動能力的社會組織或社會團體具有對鄉村公共生活的形塑功能。因此，一是強化鄉村社會組織建設。通過鄉村社會組織的活動，動員農村社區居民參與鄉村公共生活，凝聚鄉村認同感，在社會組織活動中形成與強化倫理認同，鄉村社會個體對社區具有歸屬感和內聚力。二是充分開發利用鄉村社會的傳統倫理資源，通過開發與利用，實現對社區成員個體的倫理安全感的建構與強化。因為倫理安全除了誠信與社會信用之外，在傳統倫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在相當意義上也是倫理安全或家庭倫理安全的保障，所以，建構傳統鄉村倫理與現代社會文化相結合的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建設之路，必須與歷史文化資源聯系起來。

第三，鄉村公共生活建構要以公共倫理文化建構為核心。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內化于鄉村社會公共生活與鄉村公共權利整體發展的存在，是現代鄉村社會發展的價值核心。當前的鄉村建設取得了很多發展與成績，但可能并未達到最佳的效果。尤其是鄉村公共生活的缺失，使得鄉村社會發展缺乏活力與動力。因為，各地的鄉村建設與農村社區的發展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種物質與技術的層面上。但是鄉村建設不只是居住空間與治理結構的變化，更多的是農民社會文化屬性的轉變和各種公共意義的重構，是農村社區公共生活的建設。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建設的關鍵在于鄉土文化的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契約意識的結合。所以，以建設“人的社區”為目標的鄉村建設，一是在標準化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注重社區公共生活建設;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注重鄉村社會特點與特色的保留，注重鄉村文化與城市文明的交融，建設具有公共倫理精神的鄉村社會生活共同體。二是推動鄉村居民參與制度化，通過對鄉村社會公共事物與公共權利的參與及分享，構建以家庭倫理、鄉村倫理、現代社會公共倫理精神為紐帶的農村公共倫理生活建設。

四、結語

在一定意義上講，共同體的公共生活與公共倫理文化互為表里。換言之，建構鄉村公共生活必以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建構為先，后者的建構則必須是制度建設、社會建設齊頭并進，經濟組織形式的變化，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都會改變公共倫理文化的內涵和價值取向。首先，鄉村社會的開放是前提條件。開放的社會將使基于傳統價值上的公共倫理文化發生質的改變。這包括從身份到契約，從小共同體到大共同體，從倫理主義價值到個人主義價值，從基于傳統習俗、慣例上的社會規范向法律規范、社會規范等轉變。其次，公共倫理文化的再造。影響文化變遷有兩種因素促成:一是內部因素，即鄉村社會內部結構上的變化，這包括從同質性到異質性的變化、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變化、從一元價值向多元價值的變化;一是外部因素，即鄉村社會公共生活的外部影響因素，這包括市場因素、契約意識、權利觀念、個人價值等。這兩種因素是建構現代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規范和價值資源。通過內部因素與外部資源的結合，形塑現代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再次，從身份共同體向公共社會共同體轉型。這是指公共性社會關系性質的改變，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從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的轉變;二是從倫理本位向個人本位的轉變;三是從家族本位向社群本位的轉變。因為當代社會出現的問題，不是個體自由不足，而是由組織化不足造成的［17］。最后，在社會自治的基礎上實現鄉村公共倫理文化的轉型，把鄉村社會秩序建立在自下而上的，以習俗、慣例、自治權為基礎的自發社會秩序上。鄉村公共倫理文化建構本質上是一個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變過程，是一個從傳統社會與傳統生活方式向現代社會與現代生活方式過渡的文化變遷過程。實現這樣的文化變遷，首先就是社會身份群體屬性的改變，即推動作為文化變遷的制度變革過程，這涉及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不平等。反過來講，不消除制度不平等，鄉村就不能成為一個開放的社會，就不能實現現代鄉村公共倫理文化轉型，鄉村公共生活就不會有結構性的主體空間和自治秩序，原子化的個人就會一直退縮在家庭共同體當中，退縮在傳統家族倫理文化的庇護當中。

作者：申魯菁；陳榮卓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