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黃初的語文教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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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語文課程與教學的研究

顧黃初剛參加工作，在中學一線教語文課的同時，就開始對語文課程性質和目的進行自覺地研究。1959年，全國圍繞語文教育領域“文”和“道”的關系展開一次大討論，討論才開始三周，當了三年語文教師、年僅26歲的顧黃初即在《文匯報》發表《“目的”與“手段”》一文參與討論。文中認為：通過對作品中語言文學因素的分析講解使學生在思想上受到教育是語文教學的重要任務，但使學生掌握表達思想內容的語言文學方面的技能技巧是語文教學的特定任務。學會“文”（包括理解和運用）和學通“道”，這是語文教學的雙重任務，兩者不可偏廢。這一觀點，時隔半個多世紀，今天看來仍是正確的。顧先生寫了多篇文章專門闡述對語文課程性質的認識，如《語文學科性質之我見》一文中繼承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的觀點，仍強調語文的工具性，同時指出語文還有人文性、基礎性、技能性等性質。他1996年在《關于語文教育研究》一文中總結自己對語文教育的看法：“一.語文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質的一項奠基工程；二.語文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導思想是‘貼近生活’；三.語文是一門民族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必須堅持走民族化和科學化相結合的道路。”第一句話“語文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質的奠基工程”指出語文課程的根本目的：語文課程培養和提高人的素質是最終目的；同時也論述了語文的重要地位：語文是提高全民族素質的基礎工程，人們應通過學習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學習里面承載的文化來提高素質。第二句話“語文學科教學改革的指導思想是‘貼近生活’”則提出了語文教學的方法：教師教語文，首先要懂得生活中人們怎么使用語文，還要教學生在日常生活各種場合去學習語文，同時語文課的內容也應多聯系生活。第三句話“語文是一門民族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必須堅持走民族化和科學化相結合的道路”指出語文教育必須遵循的原則：語文教育必須重視漢語文母語的特點，體現民族風格，但同時應重視科學化，如重視教學內容的序列化、教學過程的優化和教學手段的現代化。這幾句話非常凝練的總結了他對在語文教育研究方面的成果。顧先生有豐富的語文教學實踐經歷，他在從事教學實踐的同時也積極開展理論探索。他關于語文教學的研究既有宏觀的理論研究，也有對教學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所作的研究。宏觀方面，如《語文教學研究的多向探索》一文對80年代以來語文教師和研究者在教學上的若干探索進行總結和梳理，歸納出語文教學研究方面一些帶有全局性的問題:語文教學任務的多元結構及其核心、語文教學內容的優化選擇和合理列序、語文教學過程的本質及其有效性、語文教材體系的更新等，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幫助人們了解新時期語文教改的一些新探索，并了解探索的過程及走勢。顧先生更多關注對語文教學具體實踐問題的研究，他的研究涉及語文教學中各個板塊中的具體內容：如閱讀教學方面，他從詞匯教學研究到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等實用文體的教學等；寫作教學方面，他從造句訓練研究到重視思維能力的培養、作文教學的教學序列和教學方法等和到作文的全程訓練，以及構思訓練課、起草訓練課和修改訓練課三種課型。顧先生的這些研究往往會對具體的問題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對策，其中滲透了自己在教學實踐中收獲的心得，確為真知灼見，到今天對語文教師的教學仍有指導意義。

二、對語文教材的研究與建設

顧先生研究語文教育史的同時即對近現代以來的一些語文教育專著和教材進行過比較系統地研究：如對王森然的《中學國文教學概要》、阮真的《中學國文教學法》、夏丏尊、葉圣陶的《國文百八課》、孫起孟等的《寫作進修讀本》、陜甘寧邊區的《中等國文》等進行過研究，這為他研究語文教材打下深厚的基礎。早在80年代初，他提出了在全國統一要求的前提下實現教材的多樣化，試行分編本教材，這一主張后來被官方采納。顧黃初從1985年起連續擔任過三屆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中學語文教材審查委員，并曾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約編審。這一時期他開始自覺研究教材的教育思想、體例特點、編制原則等理論問題。1989年，他在自己參與主編的《語文教學論》中執筆寫了“教材論”一編三章；1993年又與他人合作完成《語文教材的編制與使用》一書，在語文教材編制理論的研究的方面跨出新的一步。顧先生形成了自己鮮明的語文教材觀，他認為編制語文教科書的首要工作是確定教學目標。在對語文教材的性質的認識方面，顧先生發展了葉圣陶的“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國文課本是‘憑借’”的觀點。他從語文教材的教育教學功能角度出發，認為語文教材是具備智德啟迪、語文歷練、語言積累、知識擴展的集教學、教育和發展功能于一身的“特殊憑借物”，是傳遞和接受人類精神財富的特殊憑借物，認為語文教材要適合“語文訓練”和“精神訓練”兩方面的訓練。他認為語文教材編制的兩大關鍵是：依據漢語文特點、學生實際情況和社會需要對語文知識優化選擇；把優化選擇出來的知識進行合理列序。顧先生還對教科書的內容要素的設計（如范文的選擇與加工、作業的設計、導學材料等助讀系統的設計等）和教科書的使用等方面做了專門的研究。顧先生認為，新時期的中學語文教材改革應走在繼承中創新、科學化和民族化相結合的道路，認為教材改革應追求多樣化、講究生活化、教材內容要相對穩定、教材目標要求應有適當彈性、教材編寫要力求創新、教材編寫隊伍結構要合理、要提高教材裝幀和設計的質量、教材審查機制要進一步完善、教材使用要引入市場機制，這些理論為現行語文教材尤其是蘇教版初中語文教科書和高中語文教科書的編制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三、顧黃初語文教育思想的精髓

顧黃初的語文教育思想在他晚年逐漸形成完整的體系。2006年，顧先生在《生命•生活•生態———我的語文教育觀》一文總結并闡述了自己的語文教育觀，可以稱之為“三生觀”，這是他晚年語文教育思想的結晶。具體為：

1.語文教育生命觀。顧先生認為，語言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標志，而人的交流、思維和感悟都以語文為媒介和工具，所以語文作為學習“語言”的課程對于人來講具有最重要的意義。他說：“生命始于交流，交流促進思維，思維催生感悟，這是生命歷程的三大標志，而這一切都得憑借語言（言語）。”這說明語文課教學生學習語言，但同時又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神圣的使命。語文不僅教學生學語言知識、教學生學習與語言密切相關的聽、說、讀、寫，并使之具備相應的語文能力；語文還要讓學生學會交流，讓學生融入社會，成為一個社會的人。由顧先生的觀點，我們可以認識到語文課必須要讓學生做充分的交流。語文課要在學生的語言交流上下功夫，這包括口頭語（聽說）和書面語（讀寫）的交流。

2.語文教育的生活觀。顧先生說：“我想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語文教學方法論的基本點，那就是：語文教學要貼近生活”。他又說：“探討語文教學的規律，首先就要研究在實際生活中人們運用語文工具的規律。”語文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的特點，就是語言形式和語言的內容統一且不可分割，這實際上也道出了語文工具性和人文性不可分割的道理。工具性和人文性既統一于語言的形式和內容之合一，同時，從語言服務生活這一點來看，兩者也是統一的。顧先生認為學語文就必須開拓語文教學的空間領域，必須堅持“大語文教學”。學生需要以語文課堂學習為軸心，利用好實際生活中運用語文的眾多場合———各科學習生活、學校課余生活、校外組織生活、家庭日常生活———來學語文。“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走進生活，學生學習的內容也才可以不斷獲取源頭活水。

3.語文教育生態觀。顧先生用生態學的理論研究語文教育，建構了積極的語文生態觀。他認為：首先，語文課要關注學生，以學生為主體。其次，要重視母語環境對學生的影響，要合理開拓語文教育資源。再次，盡量給學生提供語言學習的規范環境，協調好學校、家庭、社會等語言學習的外部環境。另外，語文環境是動態、變化的，語文教育必須不斷變化、革新。顧先生人為，語文教育不能只以教科書為中心，而要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的自由和個性。語文教育應關注學生的成長，學生個體應在語文老師的啟發、引導下，自己讀書、作文，并在多種的語文學習活動中致力于學生語文素養的不斷形成和發展，而這一切主要靠學生自己完成。同時，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與外界環境息息相關。學校方面需要更加開放，讓學生把學校當作一個小社會，在語文學習中理解生活、體驗生活、進行交流、學會生存。教師在語文教學中也要注重語文學習與社會生活、人生、自然的聯系，或把社會生活實際引進課堂，或引領學生走出校門。此外，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基礎和重要補充。語文教育的環境是動態的，正在不斷變化，例如網絡上新詞匯、新語匯和新的表達方式不斷產生，短信和電子郵件及各種新的文本樣式也不斷產生，這些都屬于“環境”在語文行為和交際工具方面所發生的顯著變化。而這些新的客觀存在，必然要使語文教育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產生具有“時代新質”的變革。語文教育要緊緊與新的現實相適應，這也是語文“科學化”的內在要求。顧先生的語文教育研究，既有全面的觀察視角，以整個語文教育史為背景對語文課程與教學現象進行關照，又講究開口要小，以具體的教育家或教學中的具體問題為抓手進行深入研究，從方法論的角度值得我們借鑒。同時，顧先生的語文教育研究立足于為實踐服務這一根本宗旨，其研究成果很多被課程制定者、教材編審者以及廣大一線語文教師所采納、應用，他的語文教育研究不斷促進著語文教育教學改革實踐，這些都值得我們不斷去總結，去學習。

作者：張立兵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