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對清末英語教育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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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洋務運動西學東漸對清末英語教育傳播的途徑

1.英文報刊發行和書籍出版傳播。近代報刊發行和書籍的出版促進了英語教育傳播過程，西學東漸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影響甚廣的報紙，例如《萬國公報》、《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等均是使用外文進行編排。1818年，英華書院正式成立，該書院特設立了印刷機構，出版印刷大量的中英文期刊，以及著名的專著，促進了英語教育和教學。外文報紙和書籍出版地區主要集中的上海、廣州、香港。其中上海的西化速度最為迅速，根據有關記載，上海地區英文報刊發行數量是廣州和香港之和，而英文數據發行，在地區分布上也呈現類似的特征。當時英文報刊和英文書籍面向的客戶群體主要是在華外籍人員，但是英文報刊和英文書籍的流通，對我國英語教育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洋務運動開始以后，學習外語成為一種時尚，大量的英文報刊和英文書籍成為中國民眾學習外語的重要途徑之一，這就引導了外文報刊和書籍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英語書籍發行間接為促進國民外語學習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氛圍。

2.學校教育傳播。鴉片戰爭初期背景下，清政府并沒有對基督教義進行解禁，因此，最早進行傳教的馬禮遜的基督教義無法在大陸進行宣公開宣傳。馬禮遜隨即遜令他的助手米憐與馬六甲考辦院校，該院校的主要教育內容是，對當時來華的傳教士進行中文教育，目的是為了以后進入中國大陸做好準備。1818年，英華書院正式成立，該書院開設課程包含天文、地理、語文、數學、英語、哲學等可能，學習中所用的書籍除了我國傳統教育所使用的《三字經》、《千字文》之外，還包含很多傳教士從西方帶過來的英文書籍。英華書院于1820年正式招生，直到1834年，十多年的時間內共培育40多名學生，促進了英語教育事業發展。1834年，傳教士馬禮遜逝世，為了紀念馬禮遜所作的貢獻，當時在廣州和香港等地，出現了一批支持馬禮遜傳教的英美同行，他們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并于1839年，在澳門開辦馬禮遜教育學校。該學校在時間安排上，上午學習英文，下午學習中文，教授課程匯集我國傳統教育經典書籍，還包含西方教育課程，例如英語、天文、地理、算數、生理學、音樂和化學等。而課程教授中，全部采用英語教學模式，課本、課堂語言均為英語。經過多年英語教育和教學，該學院的學生在基本的英語聽、說、讀、寫技能等方面，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馬禮遜教育協會年會期間，對了對學生進行考核，特設以成績測評會，在這次展覽會上，回報了很多同學的英語學習狀況，大量學生的英文習作被展覽，這表示當時英語教育對學生個人成績的促進是一個很大的提升。

3.留學生教育對英語教育的傳播。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加劇，清末時期的中國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一些開明的紳士、有志之士等，堅持“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學習西方科技，改變清政府備受奴役的現狀，因此開展了洋務運動，為了推動洋務運動的發展，清朝政府派遣了大量的留學人員，培育滿足當時政治和社會時局所需的人才，希望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回來加強國內建設。其后，隨著列強入侵的加劇，為了有效處理與外國之間的事務，英語類專業人才需求甚多，在此推動下，各地新式學校也不斷派遣留學生，趕赴歐洲和美學。留學生在國外一方面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英語教育水平得到鍛煉和提升，一部分留學生回來以后，除了從事我國近代科學的創新和發展，更多的是選擇英語教育行業，大大促進了英語傳播水平。

二、西學東漸對清末英語教育的影響

1.造就了大量的翻譯人才，促進了英語事業的發展。洋務派和頑固派在對西方的觀念上存在截然不同的態度，洋務派重視西方文化和科技，因此認定借鑒西方科技發展清末近代貧困現狀是可行的，頑固派則無視西方文化，只堅守封建文化，在洋務派占據優勢的背景下，不論是留學生的派遣，還是傳教士英語教育傳播等途徑，都培育出了適合當時社會發展需求的翻譯人才。傳教士傳播中，采用英語進行傳播教育、設置英語教學課程、創辦英語教會和學校、出版和翻譯英語刊物和書籍等，在這個過程中，培育出來的翻譯人才不計其數。而留學生的派遣，完全是滿足當時社會形勢發展需求，造就英語專業人才為重要目的。英文人才需求，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英語教學學校增多，還有一些傳教士私人創辦的義學、私塾等。教會中學的學生英語水平高于一般學校。這與教會中學的英語授課方法和學習氛圍是分不開的。在教會中學擔任英語教學的都是外籍教師，很多教材都是英文原版教材，英語的教學課時也較多。圣安德烈中學每禮拜英文教授鐘點自十六小時至十八小時。教課的是英、美和加拿大籍的老師[3]。

2.促進了英語教材編纂事業的發展。洋務運動西學東漸背景下，我國英語教育是為了滿足處理外國交往事務的需要，以及改變我國貧困和被侵略現狀，培育科技人才需要。在此歷史條件下，近代英語教育體系是不成熟的，最為明顯的是英語教育沒有統一的教材，當時的英語教育主要機構———京師同文館，是清政府成立的官方機構，但清政府并沒有明確其英語教材的使用標準。例如，五年制西學教學中，教材的獲取來源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京師同文館師生合作翻譯完成的書籍，二是傳教士和近代中國學者合作翻譯完成的書籍；而八年制西學教材則更為不固定，有的甚至直接采用外文書籍原版。盡管如此，近代英語教材編纂事業有了初步發展，但是根據中國語言習慣，完全由中國人編纂的數量少之又少，其中，《英文舉隅》是一篇流傳比較廣的英語教材。但是無論如何“，西學東漸”促進了英語編制事業的發展。

3.促進了英語教育注重技能的培育。為了增強英語的實用性，洋務運動西學東漸時期，英語教育也開始重視英語技能的培訓，英語語法和英語實際操練性的培育增強，并在英語教學中也轉向了對英語知識性的教學。作為教育的官方機構，為了滿足英語教育語法需求，京師同文館也試圖編制一本英語教學范本，只是其中部分教材中，英語口語化并不符合語言使用習慣，但還是促進了英語教育的發展，以及學生英語技能的提升。

4.推動了西文和西藝結合的英語教育課程體系發展。洋務運動時，英語教育課程主要有兩大類，中文系統和英文體系，1896年京師同文館開辦時僅設英文館，由英國傳教士包爾騰任第一任英文教習，前幾年以注重學習語言文字和外國史地知識為主，后幾年兼學自然科學，做到文理并舉，當時是上午學中文學科，下午學外語；外語由“洋教師”執教，中國教師助教，這還不是真正的雙語教學[4]。但是京師同文館規定，以英語教育為主，教材的使用多為英語，此時，西文教育中，增強了對西藝的結合。用英語學習相關科學的過程，正好也是掌握英語知識以及鞏同英語知識的過程。進行大考的時候，學生在進行規定的英語語言考核外，還需要通過英文進行其他科學課程的考核。比如：總理衙門的綜合語言以及科學課程方面的成績屬下評定等，如果是優秀，那么可以授予相關官職。（本文作者：崔俊閣單位：南陽理工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