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工程哲學作用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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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源工程是對自然賦存進行改造和利用的對象性活動

資源工程處于人與自然“關系鏈”中的最前端,是人類“直面”自然的“環節”。特別是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大規模的資源工程活動以“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一定程度上大大破壞了自然自身的承受力,地質災害頻發、生物多樣性銳減和大量不可降解的垃圾堆積,使得自然“不堪重負”。自然平衡的破壞必然影響著人類社會的存在和可持續發展,對人們的生命健康產生不可逆的嚴重影響,如農藥在糧食生產中的“自然”累積嚴重影響到食品安全和人們的健康。因此,在工程活動中,如何解決“工程作為直接的生產力促進物質文明的進步”同對自然的“破壞”之間的矛盾,促進人-地(自然)關系的協調發展,應是工程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我國技術哲學專家陳昌曙先生曾提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乃是哲學的根本問題至少是根本問題之一”。資源工程直接反映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根本關系兩大基本哲學命題。礦產資源工程更是反映著人們對自然(礦藏)的“處理”和“駕馭”,體現著人與自然關系這一根本問題。工程哲學作為21世紀新興的理論學科,需要且應該研究資源工程,對如何“處理”和“駕馭”資源開發與利用中的多方面關系進行哲學思考。這有利于我們在各種類型的資源工程活動中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提供一般性的認識路徑。綠色運動、可持續發展、生態經濟等活動、理念的提出,以另一種方式訴說人類正在“透支”未來。綠色運動的發生是以“非綠色”為“潛在”邏輯前提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經濟的發展理念是在反思以往“不可持續”和破壞生態為代價的發展觀而提出來的。如果延續以往的人類文明發展方式,美好的未來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新的理念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指導方向———生態文明,它也應成為工程活動的新的工程理念。生態文明能否真正構建起來,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技術是否服從生態原則,即取決于技術的生態原則與效率原則二者的較量。……要在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中全面引入生態思想,用生態規律引導和規范技術工藝體系,要通過對現有技術進行生態化改造,實施生態化技術創新,發展生態技術與生態經濟。

二、資源工程應成為工程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

工程哲學的發展需要關注和研究資源工程。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技術與工業是哲學進步的推動力量。恩格斯指出,“推動哲學家前進的,絕不像他們(指笛卡爾、黑格爾等哲學家)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速的進步。”恩格斯這一關于工業進步推動哲學前進的思想,明確地肯定了人類改造自然的工程技術活動對哲學發展的作用。從哲學發展史來看,相當長的時期內,工程一直是哲學研究對象當中的一片“真空地帶”,“工程造物成為哲學領域中迷失的主題”。但20世紀末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21世紀初工程哲學在東西方同時興起,改變了這種局面,哲學研究開始關注工程。馬克思說:“工業是自然界同人之間,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同人之間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工業的歷史和工業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如果心理學還沒打開這本書,即歷史的這個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哲學就不能成為內容豐富的和真正的科學。”在工業化經濟進入“指數增長的工程時代”,資源工程迅速發展和擴張起來,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及其對工業經濟的推動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認為,資源工程的演化史既是一部人類打開自然之“書”的歷史,也是一部“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工程(尤其是資源工程)作為這本“書”中“最容易被感知、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還尚未引起哲學界足夠的關注,其緣由是值得深思的,這一現狀也需要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對于資源工程,以往人們關注的是將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歸之為工程技術或經濟問題。事實上,它不僅關涉工程技術和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和哲學問題,它應成為工程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資源工程活動中存在許多哲學層面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和資源工程活動規模的大型化,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資源工程對自然賦存的改造不僅僅是單一的工程技術問題,還涉及到“自然-工程(或人)-社會”的本質聯系,涉及對三者之間互動關系的認識問題。

資源工程活動中蘊含著關于資源工程的本質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等內容,這使資源工程哲學研究成為可能。資源工程活動中關于本質論研究的主要內容是“自然(資源)-人(或工程)-社會”的本質聯系。例如,對資源稀缺性與需求激增性矛盾的本質認識,普遍地將資源的稀缺性視作“相對的”,即相對于社會需求的激增而出現的。事實上,自然資源的稀缺是絕對的,不僅體現在時間上因自然演化促使資源的變化,人類總會在某個時限內將之消耗殆盡(不可再生資源尤其可預見這種時限的絕對性);而且體現在空間上礦產資源貯藏量的絕對性(如“礦竭城衰”的鐵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對自然資源稀缺絕對性的認識,促使我們反思長期以來的發展模式,必須在工程開發方面有“非線性”思維,尋求新的礦藏、提高資源采收與利用率、尋求“替代”資源等是基本途徑,但從長遠來看,及早依靠科技研究推進資源“替代”才是可持續的。此外,資源工程活動主體企業的本質問題,礦業定位的本質問題都值得探討,這對礦業和資源開發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創新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從一般層面研究自然資源(如礦藏)客觀性問題,資源工程知識的生成、發展與傳播問題,資源工程開發利用的一般方法論問題(如客觀性方法、聯系性、發展性等),資源工程的自然價值與社會價值問題等,應當成為資源工程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資源工程需要工程哲學和工程哲學的智慧。同時,對資源工程的研究也必將影響和豐富工程哲學的具體內容。“工程哲學雖不創造具體的資源開發利用理論和技術,但在二者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下,會對資源開發利用工程、工程科技、工程師、乃至工程哲學學科,形成一種無形的但有足夠深度的滲透性的相互滋養。這種相互的滋養會讓資源開發利用更有效、更生態,讓工程哲學更豐富、更鮮活!”

三、“四礦”問題是資源工程哲學的重要領域

“四礦”問題不僅是一個關乎經濟和社會的問題,還是一個工程哲學問題。它反映或蘊含著與工程觀、價值觀、本體論等相關的理論問題和認識內涵。現實的、錯綜復雜的“四礦”問題的解決,需要從工程哲學層面,對“四礦”發展中的各方面關系和聯系進行本質追問,以尋求有關規律,尋求解決“四礦”問題的理論方法指導和啟示。礦業、礦山、礦工、礦城形成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社會系統,資源工程活動是“四礦”之間聯系與作用的紐帶。解決“四礦”問題的關鍵在于“四礦”關系的相互協調和統籌發展。因為,“‘四礦‘是以礦業為內涵,以礦城為舞臺,以礦山為基礎,以礦工為最活躍因素的、相互緊密聯系的一個系統。”“四礦”問題的實質是“四礦”系統的協調與統籌。從資源工程的特點來看,礦業是因礦產的發現以及資源工程的開發而創生的產業部類,是一類“無上游”的基礎性產業,這是由資源的自然屬性決定的。以往人們對礦業作為基礎性產業的認識,往往是從礦業為其下游產業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等經濟社會功能層面來理解的。W•配第、A•費希爾、C•克拉克等人依據經濟史提出的三次產業劃分,確實反映了產業發展的基本過程。這也是當前我國將之作為國民經濟統計方法的理論依據。但“要將其作為調整產業結構的理論就要慎重對待了”。產業究竟是如何創生和發展的,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進而對產業的劃分,離不開研究技術與經濟的相互作用關系。“離開了技術與經濟的關系,無法對此作出回答”。有人認為,基于技術與經濟關系的產業劃分,礦業應屬于基礎產業,隸屬于第一產業的B部類,而不是如當前國民經濟產業劃分中將之歸為第二產業,同制造業并列。實際上,礦業與制造業之間更多的是縱向產業“鏈”的關系,而不是并列關系。這種關于礦業基礎性產業地位的新認識,可以為我國礦業結構調整、機制體制創新、相關政策環境建設等方面提供認識論依據。礦業“無上游”的基礎性地位,使得礦業的發展成為一個“單向度”的歷史過程。礦業的發展受到礦儲量、資源工程開發速度、規模與程度等因素的限制與制約,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礦業的可持續發展是相對的,是受限的。根據國際上礦業發展經驗,增加資源勘探,尋求新的礦產資源,是延長礦業“生命周期”的一種途徑。另一種途徑是,在現有資源工程開發中,依靠技術、管理以及體制機制創新,提高資源采收率和利用率。

大慶油田自“二次創業”以來的戰略和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當前我國礦業發展必須高度重視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合理”指合規律性、有計劃性、勘探與開發利用的理性,“有效”則在于提高效率、更加適用和不斷創新。對礦山企業的本質認識有助于深層次地看待礦山企業的發展問題。從工程哲學層面來看,礦山企業是負載廣義價值的社會主體,是一個“功能”的集合體,而不僅僅是經濟“單元”。正如李伯聰教授所說,企業不僅是創造經濟價值的主體,還是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社會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環境價值、倫理價值等廣義價值的主體。從廣義價值主體意義上的企業本質來看“四礦”關系,現代礦山企業在礦業發展中具有廣義價值的“細胞”功能,而不僅僅是具有生產功能;不僅僅有對礦工的吸納和保障功能,還具有激發礦工創造力的功能;不僅僅是促進礦城發展的經濟學意義上的“主角”,更是經濟、政治、文化、精神生產等多元功能的集合體。在“四礦”關系中,“礦”與“城”之間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這一關系需要加以厘清。總體上,“礦”、“城”之間既要適當分離,也要相互“依存”。“分離”在于對以往二者在空間布局、體制管理等方面的交互錯位進行必要的剝離。存在的“依存”關系包括:礦山企業的部分社會職能(如社會保障的統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需依賴礦城的統籌;礦山與礦城在自然生態環境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二者在生態保護上有著共同的責任與義務。礦工是資源工程活動中的操作者、實踐者,是礦山企業廣義價值的創造者(經濟效益)、傳播者(企業精神)以及堅守者(企業責任與倫理)。但同時他們也是工程共同體中的弱勢群體,是礦城轉型中利益和思想受沖擊最大的群體。如何很好地解決因礦城轉型中大量的礦工分流、再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激發礦工在新形勢、新條件下的創造力,而不致成為礦城持續發展中的“累贅”,將是“四礦”問題的焦點。礦城是“四礦”問題的“承載主體”,也是解決“四礦”問題的“主戰場”。礦業城市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城市,具有特殊的演化進程,具有特殊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尤其是礦山企業的文化對礦城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礦城作為承載“四礦”問題的“主體”,不僅要通過政府的行政主導和經濟因素來尋求解決“四礦”問題的途徑,也要從文化因素中尋求解決“四礦”問題的精神動力。

作者：蔡乾和尹文娟單位：河北聯合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