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哲學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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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與中等收入陷阱的關系

提到創新，這是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名詞。在當今中國，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從個人角度，人人喊創新、個個要創新。但何為創新?如何創新?為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依靠創新?實際上是一個關乎文化傳統、涉及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從哲學上講，所謂創新，它是指人的實踐行為，是人類對于發現的再創造，對于物質世界矛盾的再創造。②通過這種再創造，人類制造新的矛盾關系并解決這種矛盾，從而形成新的物質形態，推動人類的整體進步。歐美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正是通過創新，才成功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知道，近代人類社會的進步是通過人文主義與科技革命兩條腿走路實現的。人文主義源自于西方國家近代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使人類從基督教哲學的蒙昧狀態下解放出來，極大的解放了人類的創造力，使西方國家進入一個科技理性大爆發的時期。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正是西方世界的文化創新、制度創新、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為他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向前動力，使西方國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然而，與之相反，拉美國家是一個典型的不能創新的例證。他們的發展源自于對西方模式的簡單模仿。政治上引進西方民主、經濟上推行自由主義、科技上引進成熟技術，雖然在短時間內能夠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卻沒有持續發展的動力，沒有穩定的政治經濟架構，沒有社會進步的深層文化與思想根源，因此，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中國與拉美國家當然不能相提并論，拉美國家沒有創新能力有其歷史根源。在許多人的眼中，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其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獨樹一幟，“舊邦新命”③的古老傳說早在《詩經》時代就詮釋了中國人的創新能力;甚至今天的中國人能從易經中尋找到中國人創新的淵源。比如《大學》記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④;《周易》《系辭傳》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⑤、《易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亦”⑥。然而，恰好是這些所謂的創新，制約了中國人的創新能力。幾千年來，中國的核心學術是儒家學說，它的一個特征是“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學問者以闡釋經典為學術之最高方法，這種論證模式得出的學問必然趨向于道德論證。幾千年來，中國成為一個道德資源極其豐厚的國家，因為道德理性與經驗生活天然的親和性，以致于中國哲學的關注興趣僅僅局限于經驗。

相反，西方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先驗的。從最古老的古希臘哲學家泰列斯開始，哲學家便不關心人事而關注天象，從而開創了西方哲學抽象思辨的先河。⑦赫拉克利特更以其“抽身而去”，代表了哲學思考與世俗的分離。⑧從此以后，整個西方哲學的傳統就重先驗而輕經驗、重思辨而輕實證，這種傳統使哲學家們沉溺于抽象思辨之中而發展出理論理性，更以其理論理性催生資本理性和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奠定了西方哲學“哲學為科學奠基”的傳統，更催生了各種形式科學的產生。畢達哥拉斯早在幾千年前就以其作為靈魂的數為基礎發展出作為形式科學的數學;近代哲學的開創者笛卡爾以卓越的二元論架構為基礎發展了解析幾何;萊布尼茨更以其單子論的偉大構想成功構造出高數;近代思想家更以離散思想發展了數學拓樸。這才僅僅是哲學和數學的關系，自亞里士多德進行學科分類以來，有關哲學催生科學的例子數不勝數，西方世界哲學家同時是科學家的偉人燦若星河。所以我們看到，在西方，技術的背靠是科學、科學的背靠是物理學、物理學的背靠是數學、數學的背靠是哲學，而哲學的背靠是宗教神學。西方人將人生的終極背靠交給上帝，而將其主要精力都投入理性思辨之中，這種抽象思辨形成一種演繹體系，這個演繹體系逐漸成為一個編織了幾千年的科學技術之網。

二、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依靠創新

我們看到，正是“六經注我”的學術方法，使中國人不具備創新能力;而沒有創新能力，將會使我們在近現代的發展道路上，僅僅局限于模仿西方。我們引進西方的政治體制而趨于僵化，我們引進西方的經濟制度而趨于保守，我們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而趨于實用，這樣的一種局面將導致我們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部分中國人認識不到這一點，還陶醉于中國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們說我們發現“勾股定理”比西方早了五百年，然而，他卻沒有看到，中國以“勾股定理”為代表的數學雖然在古代達到了相當高的成就，但卻與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未能發展為形式科學，從而不能為進一步發展做奠基。《周髀算經》在表述勾股定理的時候用了145個文言漢字⑨，而畢達哥拉斯闡述畢達哥拉斯定理只用了一個公式X2+Y2=Z2。很明顯，后者是一種形式科學，這種科學發端于對世界的“驚訝”、“閑暇”與“自由”⑩，形成于純粹的理性思辨，發展于嚴密的形式邏輯，從而易于形成積累而奠基于具體科學。

這種奠基并非如儒家傳統學術一樣，后人的發現圍著前人的故紙堆打轉轉。與“我注六經”相反，西方哲學的發展往往是“弒父而生”。就拿西方哲學理性主義的傳統而言，柏拉圖首先注意到了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并提出了“理念論”;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問題上代之以“質料形式說”;基督教哲學徹底顛覆了古希臘哲學，但是，正是一般和個別的關系成為基督教哲學的特洛伊木馬，引發了基督教哲學的崩潰瑏瑡，使人類進入啟蒙時代。作為近代哲學的開創者，堅信上帝的笛卡爾以其卓越見解整個轉換了基督教哲學的主題，而胡塞爾繼承了笛卡爾又顛覆了笛卡爾，他的學生海德格爾又顛覆了胡塞爾，今天海德格爾的后繼者又在思辨海德格爾哲學的不完善性。中國哲學對前人的注解在于論證前人的偉大從而為自己的觀點做論證，而西方哲學對前人的論證在于批評前人的不足從而推動了哲學的發展，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學術思維方法。我們看到，西方哲學這種傳統也深深影響了科學。就物理學而言，亞里士多德在《物理學》中的闡述解釋了物體運動的規律并統治人們思想幾千年，直到伽利略的比薩斜塔實驗才予以顛覆，而牛頓的物理學是對伽利略物理學的完善總結，牛頓的物理學號稱經典，但它也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愛因斯坦以其相對論給予了斷然否定，在愛因斯坦那里，牛頓物理學只適用于中觀領域，而相對論適用于宏觀領域，微觀領域呢?我們今天都知道適用于普朗克的量子力學。由此可見，中國哲學本質上不同于西方哲學，盡管我們的哲學家反復的論證它有許多優于西方哲學的地方，然而并不能掩蓋其創新能力不足的缺陷，因為它的核心范疇是倫理道德的而非理性思辨的。從某個角度而言，中國哲學實際上是倫理學。所以在黑格爾看來，中國沒有哲學家，只有一些“實際的世間智者”;中國沒有哲學，“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瑏瑣。這種觀點也許會深深刺痛我們作為中國人的自尊，但是毫不客氣的講，正是我們的缺陷，使中國人不能創新、不懂創新、不會創新。我們的文化血管里面沒有流淌創新的血液，因此我們在面對所謂的“中等收入危機”這個創新的時代大課題時彷徨失策、無所適從。

然而，“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瑏瑤在學習西方富強的道路上，日本和韓國走出了一條從模仿到創新的道路，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所有落后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典范。瑏瑥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也許更加嚴峻。布拉姆巴特說:“在面對金融危機后復蘇所需要的各項改革十年之后，東亞現在必須面對新一輪的改革浪潮。”瑏瑦我們只有深刻認識到我們傳統文化中創新能力不足;才能致力于我們的文化創新、制度創新、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陳雙泉玨作璧單位：南京森林警察學院廈門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