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就診統計調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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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智陳雯夏英華凌莉單位：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廣東廣州

就醫行為是指人們在感到身體不適或出現某種疾病癥狀時而采取的尋求醫療幫助的行為［1］。居民的就醫行為是醫療衛生和醫療保障制度發生、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因，只有全面掌握就醫行為的現狀及其特點，才能夠有針對性地對醫療衛生領域及醫療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改善，從而更好地滿足人們求醫的需要［2］。目前我國相關研究大多僅針對某一類特定人群［3～6］，而針對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就醫行為差異及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2011年，廣州市登記在冊流動人口數量為726萬，基本接近戶籍人口，相當于7年前的2．5倍。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在醫療保障、工作、居住環境、經濟、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深入挖掘其就醫行為的差異及影響因素，對合理配置衛生資源，更好地推進新型醫療體制改革，滿足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有著重要意義。鑒于此，本研究于2009年對廣州市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的就醫行為進行了調查，通過分析居民在就醫行為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因素，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1資料和方法

1．1研究對象

2009年3～6月居住在廣州市且時間大于6個月，年齡在15～60歲的廣州戶籍人口613人、流動人口258人。

1．2研究方法

1．2．1抽樣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首先在廣州市隨機選取4個區，再在每個區內隨機選取2個街道，在街道內選取871人進行問卷調查。

1．2．2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問卷的方法進行調查，調查所用問卷由課題組自行設計，問卷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特征和就醫行為兩部分。其中，就醫行為包括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診情況，所患疾病嚴重程度，最近一次去醫療機構就診對醫療費用的評價，就診醫療機構的方便程度等。

1．2．3統計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數據庫，SPSS13．0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運用x2檢驗或秩和檢驗對戶籍人口及流動人口在一般人口學特征、就醫行為方面的差異進行分析，按α=0．05水準，所有的P值都采用雙側概率。運用logistic回歸分析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將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診情況作為因變量，把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每周平均工作時間、個人平均月收入、醫療保險參與情況、自評健康狀況、就醫方便程度、最近一次去醫療機構就診對醫療費用的評價及所患疾病嚴重程度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

2結果

2．1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一般人口學特征的差異本次研究共調查871人，其中廣州市戶籍人口613人(70．38%)，流動人口258人(29．62%)。男性402人(46．15%)，女性469人(53．85%)。流動人口較戶籍人口年輕(P＜0．001)，流動人口30歲以下者占51．10%，戶籍人口僅占23．70%。戶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動人口(P＜0．001)，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戶籍人口、流動人口分別占39．97%和22．90%。戶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時間較流動人口長(P＜0．001)、醫療保險參保率較流動人口高(P＜0．001)，但流動人口的自評健康優于戶籍人口(P=0．004)。詳見表1。

2．2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就醫行為的差異

流動人口最近一次患病未就診的比例高于戶籍人口(P=0．024)，分別有46．66%和55．04%的戶籍人口及流動人口患病未就診。相比流動人口，戶籍人口到醫療機構就醫更為便捷(P=0．036)。尚不能認為兩者對最近一次就診醫療費用評價的差異(P=0．367)和所患疾病嚴重程度的差異(P=0．055)有統計學意義。具體見表2。

2．3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戶籍類型、對就醫費用評價、自評健康狀況、就醫方便程度、疾病嚴重程度是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與戶籍人口相比，流動人口在患病時更可能選擇不去就醫(OR=1．616)。認為就醫費用貴(OR=1．928)、所患疾病更輕(OR=1．494)、自我健康評價更好(0R=1．894)的居民也更傾向于患病不去就醫。距離醫療機構的方便程度是居民患病未就診的保護因素(OR=0．452)，相比距離醫療機構更遠的居民，距離醫療機構近的居民不容易出現患病未就診。見表3。

3討論．

通過研究發現，廣州市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的性別，主要表現在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醫療保險的參與情況、自評健康狀況以及就醫行為存在差異。經過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戶籍類型、對就醫費用評價、自評健康狀況、就醫方便程度、疾病嚴重程度是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

3．1戶籍類型與就醫行為

通過研究發現，廣州市49.14%的居民患病未就診，分別有46.66%和55.04%的戶籍人口及流動人口患病未就診，高于2008年衛生部第四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結果(38.2%)。單因素分析顯示流動人口文化程度低于戶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比戶籍人口長，流動人口醫療保險的覆蓋率(61.24%)低于戶籍人口(84.67%)。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戶籍類型是居民患病未就診的影響因素，流動人口更傾向于患病不去就醫。相關研究顯示［7］，由于外來人員中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缺乏正確的健康觀念，同時經濟收入低，工作時間長，醫療保險覆蓋率低，故出現疾病癥狀而選擇不去就醫。所以應增加對流動人口的衛生經費投入，提高流動人口醫療保險的覆蓋率，加強對流動人口衛生知識的宣傳。

3．2健康情況與就醫行為

自評健康狀況更好，所患疾病更輕的居民更傾向于選擇患病不就醫，這和王敏［8］在中國城鄉患者就醫行為研究中得出的結果一致。與健康狀況較差者相比，自評健康狀況較好的居民更傾向于選擇休息及自服藥等自我醫療方法［9］，而沒有及時采取更加合理的醫療方式，增加了健康風險［10］。同時，本研究發現，就醫行為也和疾病的發生情況有關系，疾病病情更嚴重，更易引起患者的重視，從而增加其就醫的行為［8］。因此，應加強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從而形成合理的就醫行為。

3．3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與就醫行為

本研究表明，認為醫療費用貴是居民就醫的危險因素，更方便到達醫療機構是居民就醫的保護因素。成都的一項調查顯示，82.8%的居民認為門診藥品費用很貴或較貴，而且這種對費用貴的認識不分醫療項目、不分醫院級別、不同地域［11］。同時就醫不便利，也是很多居民在患病時不就醫，選擇自我醫療的重要原因［10］。有研究表明，醫療保險制度的覆蓋率是居民就醫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沒有得出相同結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廣州市居民的醫療保險覆蓋率(77.73%)高于其他地區［11］，隨著新型醫療體制改革的推進，居民保險覆蓋率的增大及保障制度的完善，使醫療保險對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減小;另一方面醫療保險覆蓋率對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實際是通過醫療費用直接起作用的，醫療保險覆蓋率低，保障水平低，最終導致居民就醫費用增高，具體表現為居民感到“看病貴”。所以應該提高居民衛生服務利用率和費用的可及性，切實解決居民“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更好地滿足居民衛生服務需求。

總之，針對研究發現就醫過程中流動人口就醫、居民就醫意識以及就醫距離和費用可及性等問題，政府應增加總體衛生費用的投入，尤其增加對流動人口衛生資源的配置，同時加強居民健康教育，使居民形成更合理的就醫行為，最后提高衛生服務的可及性，更好地滿足居民衛生服務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