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測驗技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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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進西方心理測驗的困惑

在大陸、香港和臺灣，主要的著名的心理測驗量表幾乎都是從西方引進、修訂的。這種情形在大陸尤甚。我們的人格評定、智力測驗、心理衛生評估等方面的量表幾乎全是國外引進修訂的。“量表熱”從20世紀80年代直到今日，并未“冷卻”多少；研究者修訂國外量表的熱情高漲；培訓班曾經遍及全國；像《韋氏智力測驗》這樣一些需要保密的重要測驗工具甚至出現了盜版。楊中芳等人曾對社會心理學方面使用量表的情況做過一些調查，發現大陸幾家心理學雜志的編輯部都曾提及、呈交的社會心理學論文中，幾乎全都是使用問卷調查法來收集資料，其中大多數是使用西方引進的量表；并對臺灣出版的《中華心理學刊》1976-1986年間發表的30篇社會心理學的實證研究報告作過統計，發現其中29篇使用問卷測驗作為工具。平均每個研究使用了2.62個量表；所使用的量表中，25%未經任何修訂直接翻譯于西方量表；42%經過修訂；4%是根據西方理論編制的量表；三者共計71%。[1](pp.212-214)

這種大量地引進、修訂國外量表，過分地依賴于國外量表的現象，已經引起了批評與反省。概括有關研究，以下幾點是值得深思的：

1.西方心理測驗的文化背景難以完全適合于中國人：其量表的編制，是對西方人的心理研究的結果。也就是說，當西方人編制量表時，對變量的選擇、解釋，是基于西方人的特點。而中國人與西方人在人格等心理特質上有很大不同，所以，西方的心理測驗很難完全適合于中國人。譬如人格測驗，如果完全是基于對中國人的研究，可以斷定，所選擇的人格變量肯定不會是卡特爾的16種因素(16PF)，也不會是高夫的23種因素(CPI)。

2.中國人不適合于做西方人編制的心理測驗：楊國樞提出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國人在做心理測驗時，有著不可忽視的與西方人不同的反應心向或方式。其一，社會贊許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實情況，而是按照社會的期望作答；其二，默認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實情況作答，答“是”或“贊成”的傾向比答“否”或“不贊成”的傾向要強；其三，“中庸”心向：中國人受“中庸之道”的影響，往往傾向于選擇折衷的、中間的答案；其四，避免反應：能不回答則盡量不回答。所以，西方的量表用于中國人時，肯定存在不少問題。[2]中國被試在做測驗時，所面臨的是一種矛盾困境。此外，中國人習慣于向親朋好友傾訴衷腸，而不習慣于對陌生人、外界、公眾披露、評價自己；不真實回答的傾向較大。中國人有較強的“社會取向”，從眾性很強，在問卷中傾向于選擇多數人可能回答的答案而不是真正自己的答案。所有這些，無疑會嚴重影響到測驗結果，難以真正解釋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

3.中國被試在接受心理測驗時的“外國線索”效應。楊國樞和彭邁克發現，香港中英文雙語訓練的學生，在做英文問卷時，比做中文問卷更能與中國文化認同。他們稱此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3]但在后來的研究中，又發現中國被試有時顯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有時又出現相反的“民族自我妥協心向”，即指在用英文回答問卷時，有時也有向西方價值觀靠攏的現象。[4]在另一個研究中，Bond發現被試在做同一份問卷時，會視題目所牽涉兩個文化價值體系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標準回答。表明被試對原量表所屬國家的文化愈了解，回答時造成的偏差愈大。也就是說，中國被試對量表的“外國線索”頗為敏感，并會因此而改變其反應。[5]所以，一味照搬外國量表，其弊病很多。

在心理學中，問卷測驗技術對我們來說最為常見，因為從人格測驗到臨床心理測驗，大都采用問卷技術。投射測驗技術雖然在國外曾經盛極一時，但在國內卻仍屬鮮見。情境測驗技術是繼問卷測驗、投射測驗之后，伴隨著評價中心技術(AssessmentCenter)而興盛起來的新技術，國內現在亦有引進與探索。如此三大技術，孰優孰劣？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三大技術在中國的應用，是何種現狀與局面？本文試作一番評論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