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中的農民行為邏輯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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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構與農村基層民主制度規范相契合的農民行為邏輯，有利于推進農村基層民主發展，形成充滿活力的鄉村治理機制。以農村公共服務為場域，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陜西、河南、山東285戶農戶的問卷數據，揭示了基層民主的嵌入式建構背景下的農民行為邏輯，即公共利益和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有正向影響;私人利益和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通過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間接正向影響。這表明，農民對公共服務的有效參與，往往伴隨著基層民主的嵌入式建構與農民行為邏輯的有機契合。建構農民行為邏輯和推進農村基層民主發展，促進農民對公共服務的有效參與，須以強化公共利益為基礎，以公民權意識的培育及其實現為動力，以參與效果提高為關鍵。

關鍵詞:

農村公共服務;農民行為邏輯;基層民主發展

一、農村基層民主發展與農民公共服務參與行為:研究背景與緣起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發展基層民主，創新社會治理，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指出，要創新和完善鄉村治理機制，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近幾十年來，農村基層民主的嵌入式建構雖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這一建構過程并不順利。以村民自治為例，“外置性的村民自治在不可避免地改造各種傳統的鄉土政治游戲規則的同時，這些原生性的游戲規則也會以潛移默化的強大力量反噬村民自治，以至于在傳統不斷遭到消除的同時，村民自治的運作過程也難以避免發生某種與制度預期有所差異，甚至差異很大的形變”［1］，很有可能淪為“權威性自治”。民主意味著參與，意味著公民治理的制度，實質民主更加強調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充分參與。農村基層民主的要義在于民主，實踐主體是農民。因此，農村基層民主發展與農民參與行為休戚相關，與制度規范相契合的農民行為邏輯是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內源性力量。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建構農民行為邏輯并使其契合制度規范，已成為推動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關鍵之一。但學界有關農民行為邏輯的研究多限于宏觀解構。社會學視角的研究側重于以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方法來探討傳統中國農民的行為邏輯和現代性對它的沖擊及其后果。代表性的觀點有:費孝通基于“差序格局”的“自我主義”;梁漱溟基于“倫理本位”的“互以對方為重”;賀雪峰的“私利”或“私域”邏輯，“私”范圍大小的界定深刻影響著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2］。在現代性沖擊下，依托于熟人社會的鄉土邏輯逐步解體，市場邏輯開始主導農民行為［3］。政治學視角的研究側重于以田野調查、問卷描述統計等方法來探討基層民主嵌入式建構對農民行為動機的影響。農民參與投票選舉的主要目標是滿足社區共同生活的需要，是有關社區公共資源配置公平合理的問題［4］。農民政治認知途徑的多元化引致農民參與行為動機漸趨多元化，非經濟因素開始影響農民行為，政治權利及公共意識開始覺醒，村莊公共福利與權利實現程度漸趨受到關注［5］。

解構是建構的前提，學者有關農民行為邏輯解構的研究為建構農民行為邏輯奠定了良好基礎，但仍有待深入。從研究內容上看，建構是解構的目的，在分析現代性與基層民主嵌入式建構對農民行為動機影響的基礎上，很有必要研究如何建構農民行為邏輯以推動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畢竟農民是農村基層民主的實踐主體。要建構農民行為邏輯，就必須探究不同動機影響農民行為的內在機理，分析它們在促成農民行為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不同動機彼此間的交叉影響關系。從研究場域上看，較之政治選舉場域，公共管理學科視角下的農村公共服務場域更為適合探究農村基層民主嵌入式建構背景下的農民行為邏輯。首先，農村公共服務涉及到農業生產、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農民公共服務參與行為更具常態化和連續性。其次，公共服務由政府壟斷供給向多元供給乃至合作供給的發展趨勢［6］所催生的參與主體的公民權特質，契合了農村基層民主由“選舉驅動式的民主”向“治理驅動式的民主”轉型的規律。從研究方法上看，既有研究多限于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方法、田野調查和問卷描述統計等方法，定量分析較為少見。鑒于此，本文以農村公共服務為場域，以問卷調查數據為依據，通過定量分析來探析農民行為邏輯，嘗試為建構農民行為邏輯并推進農村基層民主發展提供借鑒。

二、農村公共服務中的農民行為邏輯:理論建構

簡言之，農村公共服務中的農民行為邏輯是指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的農民參與行為所內含的復雜化、多維度的內在邏輯，也即農民參與行為及選擇被什么所左右。要分析農民行為邏輯，有必要借鑒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行為邏輯。依循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身份演變過程，公民行為邏輯基本上遵循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權意識的演變規律。作為被統治者的公民被排斥在公共治理領域之外，即使存在公共參與，也被異化為獲取特定管理目標的工具。作為消費者和顧客的公民以私人利益而不是社區整體利益來行事，“使他們心存高尚的情結，將私欲置于公共利益之下是異常困難的”［7］。作為合作者的公民行使積極公民權，追求公民權的實現，他們會積極參與治理，會超越自身利益去關注公共利益，會將個人利益置于更廣泛的社會利益之下［8］22。當然，以公民權和公共利益作為行為動機，并不是將私人利益這種參與行為動機消除，而是在多種動機之間尋求平衡狀態的基礎上將公民權和公共利益放在優先位置。以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行為邏輯為依據，借鑒賀雪峰［2］、于建嶸［4］、郭正林［5］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政治學和行政學的相關理論，結合駐村調查結果，對農村公共服務中農民行為邏輯的建構主要從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和參與效果四個方面展開。

1．私人利益私人利益長期以來一直對個體行為有深刻影響，如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理性行動者趨向于采取最優策略，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收益，實現個體效用的最大化。私人利益對農民行為的影響也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如“舒爾茨—波普金命題”［9］認為，農民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都是典型的理性經濟人，會依循理性投資者的原則行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國農村，私人利益對農民行為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如在傳統社會典型體現為前文所述的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以‘己’為中心”;在集體化時代典型體現為“生產隊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沖鋒”;在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后典型體現為因涉及農民切身利益而引發的“私人性參與”［10］、謀利型上訪等。在農村公共服務中，能否獲得私人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民是否參與。例如，鐘家村駐村訪談結果顯示，經濟激勵很重要，村民大多以“錢”來決定是否參與，“村民有實惠，就有干頭”①;在山東劉村，對在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出工出力的村民要發放誤工補助②?？梢姡S著市場經濟與現代傳媒等的滲入，農民個體之間的關系漸趨理性化，行為邏輯正在悄然轉型，私人利益能夠左右農民的參與行為及選擇。作為理性行動者，農民是否愿意參與農村公共服務是由其對參與行為收益的預期決定的。

2．公共利益“公共”既指一件事情，也指一種能力［11］。公共利益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是該社會群體中不確定的個人都可以享有的社會價值［12］，是所有個體追求其自身利益的結果，揭示了公共利益作為一種精神的倫理學理論與實踐的含義［13］。公共利益是一種據以評價政治行為的道德標準，“是我們為了解釋和預測人們的行為而無須知道其內容的抽象詞語”［14］，是人們對共同價值觀和關于公共利益的集體意識的積極而又有意識的追求。因此，公共利益既是一種公共目標，也是一種公共需求。當公共需要的滿足成為人類心靈深處最本能的東西時，公共利益便具有了其自然基礎和原始動力［15］。在農村公共服務中，當農民將公共利益當作目標時，農民參與行為便具有了基礎。在中國農村的不同時期，盡管公共利益有諸多表現形式，如“群我主義”［16］，但公共利益對農民行為的深刻影響卻是難以被忽視的。近幾年的駐村調查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當農民認為公共服務項目能夠為村莊帶來改變時都很愿意參與，反之則不太愿意參與。例如，張村的駐村調研結果顯示，“修路愿意出錢出工，自己職責所在，造福全村的好事”③;河南南坪村駐村調查結果也顯示，村民對村莊公共服務項目建設愿意出義工④。此外，登哈特等亦認為，在公共服務中，倘若不承認公共利益的作用，那么，認識公共服務的深度和廣度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難的［8］49，這更說明了公共利益對農民參與行為的影響。

3．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公民權不僅是指法律意義上的界定，亦包含倫理意義上的內涵，其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對政治系統的影響力，亦意味著對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8］21。公民權觀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政治哲學有關公民內涵與參與的論述，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公民參與可以獲得其最完備的人性，旨在追求具有崇高道德生活和一種公民美德。可見，公民權不應該被視為一種工具性活動，應該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包含著……對公共事務的一種重要參與水平，并且包含著一種將個人自己的利益置于更廣泛的社會利益之下的臨時意愿”［8］34，這也意味著公民“為了促進社區的改善而應該承擔的某種責任或義務”［8］39。因此，公民權意識有助于促進公民參與公共服務，較好的公民權實現程度有助于強化其自身的公民權意識。實踐中，農民公民權并非與生俱來的，而是不斷建構的產物，農民參與行為也隨公民權的建構過程而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傳統農村社會，受經濟發展落后和傳統“人治”觀念的影響，農民小農意識和“臣民意識”濃厚，農民“不敢參與”。(2)解體之前，農民依附于國家共同體，主體性喪失，農民“被動參與”。(3)解體后，農村基層民主的嵌入式建構和農村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了農民由傳統的臣民、草民向公民的轉變，以公民權為基礎的鄉村政治開始在中國生成［17］，農民參與行為多元化，既有“被動參與”，亦有“主動參與”;既有“維權型抗爭”，亦有“謀利型抗爭”。在農村公共服務中，農民對公民權及其實現的認知主張和要求的意識，逐漸成為其判斷參與行為是否有價值及價值大小的內在標準。農民的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程度越高，農民對公共服務的參與越積極。

4．參與效果根據效能感理論與動機理論，人的行為受行為結果影響，人的行為的出現是由于人認識了行為與強化之間的依賴關系后對下一步強化的結果期望與效能期望。農村公共服務中，農民參與行為也依賴于其對自身參與行為所產生的效果及價值的感知。以開會這個最常見的農村公共服務決策形式為例，最近幾年的駐村調查發現，很多村民反映“開會起不了什么作用，與不開沒有區別”“每次開會都解決不了問題，久而久之，村民就不愿意去開會”①?？梢?，良好的參與效果有助于強化農村公共服務中農民參與行為的效能感，進而強化其參與行為的持續性。綜上所述，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參與效果均有可能對農民參與行為產生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即多變量通過彼此之間的交叉影響關系對農民參與行為產生影響。

三、農村公共服務中的農民行為邏輯: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數據來源本文數據來自課題組于2011年7月和8月對陜西省鐘家村、河南省南坪村和山東省劉村的駐村入戶調查。樣本村選取方法為判斷抽樣法，選取標準為人均收入水平均在全國中等水平及以上且具有一定的村莊公共服務能力。數據獲取方法為個案訪談和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法，問卷調查對象是采用隨機抽樣方法，以農戶為單位抽取。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330份(南坪村125份，鐘家村125份，劉村80份)，回收問卷306份，其中有效問卷285份(南坪村116份，鐘家村103份，劉村66份)，問卷有效率為93．1%。

(二)變量與模型設定1．變量及賦值由于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參與效果、參與行為這些變量均為無法直接測量的潛變量，且尚未發現有可借鑒的成熟觀測變量，所以本文根據學界通行做法，根據各變量的定義、內容來自行開發觀測變量，并針對性的為每個潛變量設置了多個觀測變量以提高對潛變量的測量精度。為了保證測量量表的質量，對量表進行了預測試，根據預測試結果對觀測變量進行了調整，得到了各個變量的最終觀測變量(見表1)。2．模型設定本文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方法來進行數據分析。原因有二:第一，結構方程模型是一種將測量與分析合二為一的計量方法，可以同時評估測量質量和檢驗潛變量之間的復雜關系，能夠較好處理多變量彼此之間的交叉影響關系，從而使得研究者可以以比較可信的理論架構反映真實狀況。第二，本文中的變量均為無法直接觀測的潛變量，且具有主觀測量誤差較大的特征，而結構方程模型則能將測量誤差從題項的變異量中抽離出來，提高測量精確度。結構方程模型的具體形式。(1)式中，η為內因潛變量，表示農民的參與行為;ξ為外因潛變量，表示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參與效果。通過B(內因潛變量的系數矩陣)、Γ(外因潛變量的系數矩陣)以及ζ(η未能被解釋的部分)，結構方程把內因、外因潛變量聯系起來。(2)式和(3)式為測量方程，反映潛變量與觀察變量之間的關系。其中，X為外因潛變量ξ的觀察變量，Y為內因潛變量η的觀察變量，ΛX為外因潛變量與其觀察變量的關聯系數矩陣，ΛY為內因潛變量與其觀察變量的關聯系數矩陣。

(三)實證結果運用Amos6．0軟件對數據進行初次分析的結果顯示，該模型擬合程度不太理想，應該予以修正。對模型進行修正后的結果顯示，χ2/df值為1．784，介于1～3之間;RMSEA值為0．053，小于0．08;GFI值、CFI值、NFI值、AGFI值、TLI值、IFI值分別為0．944、0．955、0．904、0．912、0．937、0．956，均大于0．9;PNFI值、PGFI值分別為0．655、0．598，均大于0．5，這表明假設模型與實證數據之間的整體適配度較佳。具體結果見圖1。圖1變量之間的路徑圖(標準化)注:＊＊＊表示在0．01水平上顯著，＊＊表示在0．05水平上顯著。

從圖1可知，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具有重要影響。(1)公共利益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從模型估計結果看，公共利益對農民參與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符號為正，且達到0．05的顯著水平，表明公共利益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公共利益既是一種公共目標，也是一種公共需求，當公共利益缺失時，個體利益也必將受損。在農村公共服務領域，這一邏輯深刻體現在當前農民對公共服務所持有的“有總比沒有強”的心態中，也就是說，盡管公共服務供非所需或沒有達到農民的期望值，但農民仍會對其給予較高評價并積極參與，畢竟他們從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收益。公共服務旨在增加公共利益存量，而當農民將公共利益當作目標時，農民參與行為便具有了基礎。南坪村個案訪談結果顯示，大部分農民贊成并積極支持公共服務建設，他們積極響應村莊街道整修，樂意出義工①。這表明，對公共利益的追求深刻影響著農村公共服務中的農民參與行為。誠如登哈特夫婦所認為的，公共利益會激發人們的行為和塑造人們的思想，公共利益在公共服務中居于重要地位，它對增進公共服務深度和廣度至關重要［8］21。(2)私人利益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間接的顯著正向影響。從模型估計結果看，私人利益對參與效果以及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符號均為正，且均達到0．05的顯著水平，表明私人利益通過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間接正向影響。但私人利益對農民參與行為的直接影響未得到驗證，其路徑系數在模型修正過程中被刪除。首先，這一結論與機會成本有關，市場經濟在農村的深入發展使農民不得不考慮參與的機會成本。農村公共服務過程中，相關主體往往會以“工資”“誤工費”“勞務補貼”等形式來吸引村民參與，但這些收益都是“小錢”，很難與同等時間在市場上所能夠取得的收益相提并論。這種背景下，“沒時間”通常成為他們不愿意參與的外顯理由，這也可以從部分村民訪談中得到佐證，如“村民只管自己發財，不管集體的事”②。其次，這一結論部分印證了赫希曼關于“私人—公共—私人的循環”的研究成果。赫希曼［18］認為，應然和實然的差別是失望產生的根源，公眾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失望，導致公眾從私人參與到公共參與又回到私人參與的循環過程的發生。當前的中國農村正處于多重轉型階段，市場邏輯和倫理的不斷深入使得農民參與行為漸趨理性化。農民是否參與農村公共服務，往往取決于他們對成本收益比較的預期。當參與效果不符合預期時，公共領域的失望產生，農民將會從公共參與退出，轉變為私人參與(關注私人事務)。因此，在農民可以自主決定是否參與的情況下，參與效果就成為私人利益正向影響農民參與行為的必要條件;如果這一條件不具備，則私人利益很難對農民參與行為有正向影響。(3)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間接的顯著正向影響。從模型估計結果看，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對農民參與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未達到0．05的顯著水平，表明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對農民參與行為的直接影響未得到驗證。但是，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對參與效果以及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均達到0．05的顯著水平，且符號均為正，表明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通過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間接正向影響。究其原因，隨著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法律下鄉、現代傳媒的進入、農民視域的開闊，農民主體意識和公民權意識開始覺醒，但尚未完全建立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權意識，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農民認為自己應該參與農村公共服務，但又保留了“被動的臣民政治角色”［19］，對農村公共服務并不十分熱心。因此，農民有時對是否參與持矛盾心態，“不參與吧，自己享有參與的權利;參與吧，又覺得沒什么用”。此時，當參與行為預期能獲得較為理想的結果時，農民便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參與，反之，則不參與。(4)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從模型估計結果看，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影響的路徑系數符號為正，且達到0．05的顯著水平，表明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究其原因，良好的參與效果表明農民的參與能夠對公共服務結果產生較好的影響，這有助于增強農民內在的公民權意識與主體意識，強化農民的當家作主意識，并在一定條件下轉換成參與行為。參與效果與參與行為之間的關系類同于政治效能感與參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政治效能感分為三個層次，即規范層次、心理學意義上的感覺層次和行為層次［20］，它們之間相互獨立又相互區別并可在特定條件下轉化，應然規范會促進能然感覺的形成，而能然感覺在一定條件下又可轉化為實然行為［21］。

四、建構農民行為邏輯，促進農村基層民主發展:路徑選擇

農民行為邏輯是由國家—社會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建構的，不同的國家－社會形式，建構了不同的農民行為邏輯［22］。本文以農村公共服務為場域，揭示了基層民主嵌入式建構背景下的農民行為邏輯:一方面，以村民自治為代表的農村基層民主的嵌入式建構與市場經濟在農村的深入發展，不僅改良了傳統社會所倡導的以“自我主義”和“互以對方為重”為主要內容的農民行為邏輯，也在其中植入了公民權意識，使農民行為邏輯在農村多重轉型期呈現出多元形態。另一方面，農民作為農村基層民主的實踐主體，其原有行為邏輯對基層民主的實際形貌亦具有消解作用，會對制度供給進行選擇性接受與改良，這典型體現為參與效果在私人利益和農民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對農民參與行為的影響關系中起著中介作用，良好的參與效果更能夠強化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對農民參與行為的積極影響。實踐中，強化農民行為邏輯對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促進作用，需要找到均衡點以改變農村公共服務實踐中存在的制度供給與農民實際需求失衡的狀態，提升均衡和契合水平。

結合農村公共服務實踐，本研究的具體結論為，公共利益和參與效果對農民參與行為具有正向影響，這種正向影響源于農村公共服務對公共利益和市場效率的雙重價值追求;參與效果在私人利益和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對農民參與行為的影響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私人利益、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與市場效率之間具有緊密的關系。表明深入推進農民行為邏輯轉型和促進農村基層民主發展，必須以強化公共利益為基礎，以公民權意識的培養及其實現為動力，以參與效果的提高為關鍵。(1)以強化公共利益為基礎，促進農民的有效參與。從本質屬性看，農村公共服務是提高公共利益存量的主要方式之一。要促進農民有效參與公共服務，就必須以強化公共利益為基礎，并促使公共利益內化為農民自覺的參與行為。為此，政府和社會要通過輿論、聲望等工具來引導農民對公共利益的關注;要充分利用村莊的“熟人社會”性質，挖掘熟人利他等傳統資源，增強地方性共識和農民的共同體意識。(2)以培育農民的公民權意識并促使其實現為動力，促進農民的有效參與。實證分析表明，由于農民的公民權意識薄弱和農村轉型等因素的影響，公民權意識及其實現尚不能直接為農民參與公共服務提供動力，還需要依賴于參與效果才能發揮其應有作用。因此，必須發揮政府和社會在農民公民權意識培育及其實現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個特定階段內，可以考慮通過政府的行政嵌入來賦予農民公民權意識培育及其實現的初始動力，推動公民權意識培育及其實現在低起點的基礎上快速發展，逐步實現政府推動與自身提高的良性互動。為此，政府應在新農村建設中加強以公民權為核心的制度建設，為公民權成長奠定良好的制度環境。(3)以提升參與效果為關鍵，促進農民的有效參與。參與效果主要是指農民的參與行為對農村公共服務的影響程度，參與效果的提升依賴于參與過程的優化。因此，政府應建立并完善參與程序和參與方法以將農民的偏好和建議整合進農村公共服務中。為此，政府和社會應建立并完善規范化的參與者識別方法，以克服農村公共服務過程中政府主導參與、農民有限參與中的代表性不足等問題;應重組參與程序，以克服農民參與公共服務的政府主導性和非制度化等問題;應創新參與機制和參與方法，將“參與式預算”等民主機制和民主方法引入農村公共服務實踐中，使農民能夠真正“當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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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軍亮 吳春梅 單位：中國礦業大學 文法學院 華中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