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影響消費率的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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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然而最終消費率卻不斷下降，高增長、高投資和低消費是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的典型特征。2000年以來，經合組織成員國消費率平均值一直保持在55%－57%之間，其中美國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國超過了60%，日本和韓國在50%－60%之間，而我國最終消費率長期停留在50%以下。2000－2016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從62.3%下降到51.5%，不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消費率下降導致經濟增長的內需基礎不斷弱化；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加導致國際貿易摩擦增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經濟對外依賴性提高，抵御外來風險沖擊的能力下降。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運用時間序列分析法對1978－2012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勞動者報酬比與最終消費率呈顯著正向關系,而城鄉收入比、財政支出比、城市化水平、資本形成率均與其呈顯著負相關。最后，本文從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一、文獻回顧及評述

國外關于消費的理論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幾種觀點：1.絕對收入假說。凱恩斯認為：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現期收入增加時，消費和儲蓄都會增加。2.相對收入假說。當收入增長速度在經濟衰退期下降時，消費者仍然保持原來的消費增長速度，即居民消費存在所謂的“荊輪效應”，因而其消費傾向就會提高，消費率上升。3.生命周期假說。消費者按其一生中可動用的總資源，在各個時期進行大體上均勻的消費，即個人是在更長的時期范圍內計劃他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的。4.持久收入假說。持久收入假定是用人們的長期收入作為解釋變量去解釋現期消費支出。并且他認為消費也應分成持久部分和暫時部分，持久消費是持久收入的一個常數比例。國內關于消費的理論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觀點：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03）、吳敬璉（2005）、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2004）等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結構不合理，偏投資，輕消費，而且過度投資造成投資效率低下，使得銀行不良資產不斷累積，導致過度能耗和資源破壞，還蘊藏著通貨膨脹風險。江林等（2008）在分析我國及世界各國最終消費率變動趨勢的基礎上，對我國最終消費率的發展狀況及變動特征進行了國際比較，并提出了四點提高我國最終消費率的建議。艾德林（2008）利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數據對最終消費率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率對我國最終消費率有明顯影響。李林杰等（2009）研究發現：城市化發展與最終消費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二者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并對這一矛盾的計量分析結果，從城市化效率角度給出了合理的解釋。從以上研究可以發現，學者對我國最終消費率的影響因素分析缺乏全面性，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結合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工資占GDP比重、城鄉收入差距、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和居民城鎮化水平的現狀，然后對我國最終消費率的影響因素進行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并監測預警公共政策對消費率的影響。

二、公共政策影響消費率的理論分析

（一）國民收入分配對消費率的影響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降低了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經濟學家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表明，高收入者因為基本需求已滿足，所以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中低收入者因其基本需求遠未實現，所以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經濟學家卡萊茨基的研究也表明，資本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遠低于工作收入的消費傾向。因此，廣大居民是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群體，他們具有很強的消費意愿，而資本所有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明顯要低于勞動者。

（二）社會保障投入對消費率的影響

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社會保障投入不足，勞動者權益保護體系不健全，工資性收入增長緩慢，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不升反降，導致消費增長乏力。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直接決定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需求。然而，由于當前我國勞動力總體供過于求，使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處于劣勢地位，與企業議價能力較弱。另外，目前我國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企業為獲取更高利潤會采取各種手段減少勞動者工資和福利補貼，導致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偏低，制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需求。

（三）政府公共服務對消費率的影響

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不足，降低居民消費預期。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在存在資源閑置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增加通過乘數效應會提高國民收入，由此導致居民消費的增加。公共經濟學也認為政府對公共品（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的投資，能節約居民對其支出，從而增加居民對私人消費品的支出。在既定政府支出規模下，降低政府投資規模，增加政府消費特別是公共服務消費，總體上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費水平。

（四）相關配套政策對消費率的影響

相關配套政策的滯后，阻滯了我國城鎮化發展，造成居民總體消費水平低。世界各國城鎮化發展經驗和理論研究均表明，城鎮化具有促進消費的積極效應。然而，我國城鎮化與消費的關系并不明顯，甚至呈現負相關，城鎮化沒有對消費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在1978－2016年間，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7.92%提高到52.57%，與此同時我國最終消費率也同樣由62.1%下滑到51.5%。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相關體制改革如戶籍、社保、土地流轉等沒有同步跟上城鎮化步伐，導致大量農民工由于體制原因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人口城鎮化進程遠遠滯后于土地城鎮化進程。

三、公共政策影響消費率的統計分析

我們用1978－2016年我國的時間序列數據，以最終消費率為被解釋變量，分別選取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財政支出占GDP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為解釋變量。由于眾多研究已經表明資本形成率對最終消費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如：雷輝等，2009；陳昌兵等，2010），因此本文把它作為控制變量。

（一）平穩性檢驗

本文選取最為常用的ADF單位根檢驗來檢驗相關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對此，我們通過觀察數據圖形來判斷檢驗模型是否應該包含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然后采用最小信息準則來判斷階項數。由ADF單位根檢驗結果（略）可知：各變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穩，而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表現為平穩。因此，這些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都是一階單整。

（二）協整分析

由于實際應用中大多數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通常采用差分方法消除序列中含有的非平穩趨勢，使得序列平穩化后建立模型。我們擬采用較為Engle－Granger兩步法，即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先用OLS法建立協整回歸方程得到殘差e，然后檢驗殘差的平穩性。

（三）回歸分析

在前面兩步的基礎，我們把設定合理的回歸方程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對模型的統計檢驗包含的內容很多，經常用到的基本檢驗主要包括變量的顯著性檢驗、擬合優度檢驗等。變量的顯著性檢驗，通過t值或者p值來判斷。擬合優度檢驗，通過調整的可決系數來判斷，其值越大說明模型的擬合性越好。

（一）結論

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運用時間序列分析法對1978－2016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勞動者報酬比與最終消費率呈顯著正向關系而城鄉收入比、財政支出比、城市化水平、資本形成率均與其呈顯著負相關。勞動者報酬份額提高1%，最終消費率就提升0.317%；城鄉收入比下降1%，最終消費率將提升0.011%；財政支出比下降1%，最終消費率就提升0.007%；城市化水平下降1%，最終消費率就提升0.102%；資本形成率下降1%，最終消費率就提升0.435%。

（二）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切實保障勞動者合法利益，提高勞動者報酬比。通過增加社會保障的種類來擴大社會保障的范圍，通過提高社會保障資金與GDP的比重來增大社會保障基金總量，縮小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差異，切實保障城鄉弱勢群體的合法收入，從而提高消費水平。2.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要通過各種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農民收入和城鎮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另一方面，必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調整國家、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分配比使之更加合理。3.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居民消費支出。加大政府用于居民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消費支出，提高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和其他公共社會支出占GDP比重，增加居民實際消費支出。4.加快相關制度改革和創新，切實提高人口城市化發展水平。一方面，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建立新的人口管理體制，打破城鄉壁壘，對人口實行開放性的戶口管理，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和要求，就應準予落戶城市，對在省會城市的落戶標準可相應高一些。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城鄉就業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降低乃至逐步取消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門檻。

作者：龔道永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