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企業法律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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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制度的困境

（一）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與代價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再到公司的過程，在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中，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合二為一，只有到了現代公司企業，特別是股份公司時代，所有權與經營權才在客觀上產生了分離。現代企業理論無不承認，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現代企業的標志，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拋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因，也暫且擱置二者關系未來的走向，僅從現代企業制度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這一客觀事實出發，來分析圍繞此問題法律的所作所為。首先，由于股份公司產生時期正值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時期，隨著產業革命之后的機器大生產的出現，對于資本的需求以及規模效益的誘惑，使股份公司迅速發展。而股份公司這種規模龐大且股東人數眾多的資合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不可避免的。就法律而言，當股份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時，為了滿足客觀需求，一套適應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法律制度迅速出臺，投票權制度、表決權信托制度、多數投票權制度等等，這些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需要，客觀上維系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局面，對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時代公司秩序的維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產生了無法回避的問題，在這組委托關系中：（1）由于委托人和人雙方信息不對稱，人可能違背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利益；（2）委托人與人之間的目標不一致或效用函數不一致。委托人擁有剩余索取權，追求資本增值和資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擁有公司控制權的人會拋開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結果是人偏離委托人利益，背離委托人的目標。這是伴隨著兩權分離而產生的委托的致命內傷，這一問題如果不解決，股份公司經濟合理性的根基就會受到破壞。于是，法律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制度供給，為了消解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而產生的成本，法律開始制度救贖。信息披露制度、董事信義義務、獨立董事制度、外部監控制度、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等相繼出臺。這些制度在各國的公司法中均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成為公司法中的重中之重，可以說，每一項都堪稱經典。問題就此產生：公司法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大量的筆墨來進行制度安排，一方面要構建適合兩權分離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制度構建來抹平因兩權分離而產生的問題。那么，公司法能夠做到既維系兩權分離，又解決兩權分離所產生的問題嗎？法律的立場到底是什么？在經濟學上無計可消的成本，公司法又能有何作為呢？

（二）公司治理中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長期以來，公司治理已經成為公司法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大量的公司法研究圍繞著公司治理問題展開，在公司立法方面，公司治理也是緊鑼密鼓，不斷翻新。從本質上講，公司治理解決的是公司內部權力的分配與制約問題。為什么要對公司內部的權力進行分配和制約，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掌握在不同的人的手中。公司的所有人并不參與公司的經營，而經營公司的人未必是公司的所有人，公司的經營者能否真正為公司謀取利益，成為公司股東最擔心的問題。于是一組復雜縝密的公司治理結構就此展開。公司法出于對股東利益的保護，設置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這樣類似于西方政體三權分立的機關架構，借此制度實現權力的相互制約。但是，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公司內部精美的權力分配與制衡機制，并沒有阻止公司的管理人或控制者將自己的貪婪通過公司予以實現。正如學者所洞察的那樣：“這些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好的，但其實際效果是，將新的角色引入公司事務之中，他們得以登堂入室，并從公司控制權中分得一杯羹，至于他們對股東權益保護所起的改善作用，與其制度成本和社會寄予的期望相比而言，總是不相稱的。”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公司治理堪稱經典，但是，不斷發生的公司丑聞一次次將這些經典的制度推下神壇。在安然、世通丑聞曝光后，美國第五大有線電視公司阿德爾菲亞2002年因被發現巨額債務沒有入賬等問題而申請破產保護，公司創始人被美國聯邦法庭判定犯有共謀、銀行欺詐、證券欺詐等罪名；2004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懷疑美國第四大長途電話公司奎斯特國際通信公司造假，并展開調查，公司前首席財務官受內線交易刑事指控，類似的事件還有很多。公司發生丑聞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脆弱的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造成的。作為公平、正義化身的法律當然不能視而不見。于是，關于公司治理的補缺拾漏制度層出不窮。如2002年，在安然、世通丑聞發生之后，美國國會迅速通過了空前嚴厲的薩班斯法案，在本來已經很嚴格的公司治理措施之上又追加了一層緊箍咒。其他很多國家的政府或監管當局也緊隨美國之后采取了相應的措施。2002年德國完成了《德國公司治理法典》的制定工作，并于2006年6月進行了最新修訂。雖然《德國公司治理法典》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對《德國股份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即便如此，上市公司的丑聞也仍然不絕于耳。可見，公司內部監管制度的加強并沒有也不可能杜絕公司管理者的敗德行為，公司法制度與具有經濟人本性的公司管理者之間的博弈將會是漫長的和無休止的。問題就此而產生，面對不斷發生的公司丑聞，精心打造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那么，那些設計精良、在與公司管理層的實戰當中不斷升級的公司治理結構，它的意義僅在于在實戰中敗北然后繼續升級嗎？這種貓捉老鼠的游戲何時是盡頭呢？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公司法上的制度似乎在上演著自唱自說的游戲——為了張揚公司存在的意義而確定了公司營利性品質，為了遏制對利潤的過度追求，又羞羞答答地要求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為了適應股權眾多分散的局面，安排了適合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各項措施，但同時為了減少兩權分離帶來的負面問題，又進行制度上的救贖；公司治理同樣是如此，監管措施不斷加強，但面對公司高管的貪婪又無計可施。以此類推，無數的公司法制度就這樣依次展開、不斷繁衍，可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司法如此復雜的制度安排，并沒有也不會就此塑造出如人所愿的美好的公司，人類社會為此付出的卻是高昂的制度成本和不斷丑化的公司形象，股份公司成了一只被豢養的怪物。因此，美國公司法的權威斷言“：作為理性努力的一個領域的公司法，在美國早已死亡了。“”除了我們大量空洞的公司立法外一無所剩——就像一座由生銹的大梁草草焊就的搖搖晃晃的摩天大樓，樓內只有寒風穿行。”［6］（P295-296）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喬爾·巴肯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也許，并不是安然在犯罪，而是公司制本身就有罪。”（封面）

二、現代企業法律制度的隱憂

現代企業法律制度與大型股份公司相伴而生，在博弈中互相成長，但是二者博弈的結果并沒有讓人看到法律制度完勝的希望或跡象，恰恰相反，在二者博弈過程中，股份公司越發強大和不可一世，而公司法律制度卻已疲憊不堪。

第一，制度成本較高。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任何一項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制度成本關系到制度的價值，過高的成本會使制度價值大打折扣。19世紀末，工廠制度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大型股份公司紛紛建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規范的公司治理等成為現代企業制度或股份公司必不可少的基本要件。上文的分析已經表明，無論是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抑或是公司治理結構都包含有復雜的制度安排。在這些制度安排中，各項制度之間相互搭接、絲絲相扣，充分彰顯了立法者的雄心與精明。但是，必須認識到：（1）公司中的有些問題本身就是無解的，無論法律怎么努力，都僅僅是徒增成本。公司中的委托制度如此，公司監管亦是如此。由于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目標函數不一致，希望公司的經營者全力為股東著想，只能是一個美好的愿望。任何一項旨在降低某種成本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一個委托—安排，會引入一種新的、看似更為節約的委托—關系；在存在不對稱信息和道德風險的情況下，假以時日，沒有任何一項制度，能夠走出成本的陷阱。公司監管問題也是如此，為了監督公司管理者的敗德行為，立法者出臺了很多監管措施，但是這些監管措施常常是僅僅增加監管成本卻無法得到理想的監管效果。如美國“薩班斯法案”，在美國國內是一個“昂貴的錯誤”。有學者還特別對《SOX法案》中的治理條款的成本與收益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得出的結論稱，法案所帶來的收益，如果有的話，也相當有限；而在成本方面，則相當驚人。（2）行為人和制度之間總是存在博弈，即行為人總是試圖突破制度的束縛，謀取法外利益，在公司法領域尤其如此。結果就是制度需要不斷更新，新的制度不斷上演的無奈循環。不斷反復的結果是簡單的公司法演變成了雍容華貴的公司法典，德國的公司法如此，日本的公司法也是如此。以日本為例，原來有關公司的內容規定在《日本商法典》的第二編中，僅僅是該法典的一部分，共643條。2006年日本商法典修改，將第二編公司法的內容全部移出，單獨形成《公司法典》，新法典多達979個條款，近370000字。由此可見，立法者想要解決的一些基本問題，一部分是由公司制度特別是股份公司制度自身的邏輯自洽性不足所致，對于這樣的問題，無論立法者傾注多少筆墨都不可能予以圓滿；另一部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時滯性導致其在與人的博弈過程中永遠處于被牽制地位，魔高一尺后是無奈的道高一丈，在這樣的游戲中，永遠沒有贏家，增加的僅僅是制度的成本，公司法制度已經陷入了這樣的一個怪圈。

第二，正式制度被過分倚重。

在制度經濟學中，制度有多種分類，其中主要的分類，也是制度經濟學最大的貢獻，是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稱為正式規則或正式約束，是指人們，主要是公共權威機構，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等制度形態，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等；非正式制度也稱為非正式規則或非正式約束，主要包括價值觀、道德觀念、倫理規范、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等。正式制度的表現形式有很多，本文此處所說的正式制度僅指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種——法律制度。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劃分，對于法學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相當長一段時間，至少在法學界，過分倚重正式制度，將非正式制度邊緣化甚至排斥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公司法領域也是如此。首先，全球化，特別是資本市場的全球化，使很多公司制度產生了全球趨同的壓力，各國公司法之間相互借鑒、模仿，形成了諸多全球共通的制度，如一人公司、股票期權、刺破公司的面紗、股東代表訴訟等公司法上的制度在各國的公司法中幾乎都是大同小異。而在此時，各自的文化、習俗卻被嚴重地忽視，特色被抹平，大量的規范性要求被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來，非正式制度似乎與以現代企業制度著稱的公司制度毫不相干。其次，公司與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相比，由于其股東人數眾多，社會影響更大，出于對風險的控制和經濟、社會等綜合因素的考量，法律對公司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較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更加用心、更加周密。換句話說，與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相比，有關公司的制度安排中，正式制度要多得多。雖然很多學者認同公司是一組合同的聯結，公司法不過是一個大型的標準合同范本，但是，這一合同范本已經摻雜了太多的立法者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意思自治已經被限定在了一個有限的框架之內。但是，并不是立法者提供了更多的正式制度，公司的參與者就會因此而“循規蹈矩”。因為作為正式制度的法律不可能窮盡人的所有行為，無法對人的任何可能的行為進行有效的規定，而非正式規則可以內化為個人的行為，變成人們內心崇高的法則，綿遠悠長，指引方向。正如康德所說：“在這個世界上，有兩樣東西可以震撼人類的靈魂，一樣是我們頭頂的星空，一樣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因此，更有力量的約束應當從正式制度之外去尋找，這一點，恰恰被現代企業法律制度所忽略。

第三，中小企業被嚴重忽視。

依首先提出現代企業概念的錢德勒和伯利、米恩斯對現代企業的定義，現代企業主要是指大型股份公司。以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為代表的中小企業被排除在外。正是因為此原因，在現代企業制度中，中小企業被嚴重忽視。那么，現代企業制度是否應該重視那些被歸入古典企業行列的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等中小企業呢？或者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是否應當納入到現代企業制度的行列中呢？調查資料顯示，美日歐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的比例均在97%以上（其中微型企業近90%），成為活躍經濟的主體。對GDP的貢獻，美國、日本、歐盟分別達到了50%、56.7%（2000年）和58%（2008年），是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動力。美國60%~80%的新增就業由中小企業創造。日本和歐盟的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近70%，特別是歐盟的中小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更大，2002—2008年歐盟27國平均每年就業率增加1.9%（大企業為0.9%）。我國中小企業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學者通過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分析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數據表明，2010年，我國45萬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中小企業數量占到99.28%，再加上150多萬家規模以下工業企業（2008年為147萬家，另外還有工業個體經營戶227萬多戶），我國中小企業數量超過190萬家，而大型企業數量僅為3251家；2010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大型企業的稅收貢獻為45%，中小型企業占比近55%，其中，中型企業為24.59%，小型企業為29.68%。具有如此巨大的貢獻力和影響力的中小企業，如果被排斥在現代企業制度之外，那么現代企業制度還有什么意義呢？其實，早在我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初期，權威人士就指出：現代企業制度的組織形式是多樣化的，不是單一的公有制，主要有：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合作制企業、公司制企業。近年來，仍然有學者堅持這一主張：“在任何國家，即使是在發達的工業國，也不可能只存在著一種形態的企業，它總會是多種企業形態同時并存。每一種形態的企業都有它在社會中存在的必要性，都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提高作出應有的貢獻。人為地宣傳和強調公司制企業是‘現代企業’，會使人們誤認為社會中現存的其他企業形態都屬于傳統的、落后的、低效率的企業。實際上，公司制并不一定是所有企業的最佳企業形態。”看來，以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為代表的中小企業是否屬于現代企業制度范疇，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中小企業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卻是不爭的事實。事實上，從中小企業已經擔當和正在擔當的歷史使命來看，淡化和忽視中小企業將會嚴重損害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失去了中小企業這塊半壁江山，現代企業制度將會黯然無色。

三、現代企業制度的境遇與超越

（一）現代企業制度日漸式微

現代公司制度不像鼓吹者說的那樣是一個完美無缺的生產組織方式，西方經濟學家已經在研究這個制度走向沒落的趨勢。日本學者總結并預言，20世紀末，在整個世界中，大企業體制已走入死胡同，其解體也成為一個重大的課題。那么，為什么曾經紅極一時的大型股份公司現如今卻走入了死胡同呢？第一，大型股份公司后天異化及先天頑疾越演越烈。長期以來，大型股份公司對利潤的瘋狂追逐已經使其本質和功能異化，表現在：（1）大型股份公司創設的初衷是為了吸引分散的資本、籌集資金，但是到了1888年新澤西州公司法允許一家公司可以購買和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出現了公司之間的相互持股。當今社會，法人持股、法人之間交叉持股已經成為主流和常態，資本變成了數字之間的游戲，公司資本“空洞化”，股份公司籌集資金的功能被異化。（2）股東主權、資本多數決原則等與政治世界民主主義相適應的公司民主主義，迫于經理資本主義的淫威，在現代社會也已經漸行漸遠，股東大會已經成為空殼，美國很早以前就把股東大會稱為“沒有觀眾的演出”，股東大會變成了一種沒有實質意義的冠冕堂皇的儀式，股東主權無從談起。（3）早期的股份公司大量吸收個人股東，個人股東以從公司分得紅利為目的，但如今，個人股東不斷減少，公司的主要持股人變為機構投資者，個人即便購買公司的股票也僅以二級市場的盈利作為其主要的追求，投資變成了投機，其身份和目的均已游離于公司之外。綜上，股份公司所具有的最樸素的本質和追求在現代社會都已漸行漸遠，股份公司存在的經濟合理性已經摻雜了與經濟道德格格不入的諸多因素，股份公司原始樸素的本質和功能已經被嚴重地異化。股份公司的異化已經發展到了病態的程度，其先天的頑疾更是無藥可救。股份公司先天的頑疾主要表現在：（1）科層制管理成本較高。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企業的特點是以一套命令機制代替合同，它節省掉了企業內部的合同，但同時也因為命令鏈條的增加而增加了行政成本。如果企業內部行政成本大于或高出市場交易成本，企業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在大型股份公司中，由于經營者以權威和指令代替市場完成資源的配置，這種具有專制色彩的管理體系，行政成本是相當高昂的。（2）委托問題無法解決。股份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而產生的問題已經成為兩權分離致命的內傷，從兩權分離那一刻起，如何解決兩權分離產生的問題成為了經濟學界永恒的主題。現代企業對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而產生的問題深惡痛絕卻又無計可施，面對股東利益被管理層不斷膨脹的私人欲望吞噬卻沒有回天之術。百年公司發展歷史已經說明，無論怎么努力也無法抑制管理層的貪婪，無論怎么努力股東的利益都在被蠶食。（3）有限責任制度帶有原罪。股份公司借以安身立命的有限責任制度是“允許人們以極小的風險進入貿易領域，卻坐擁獲利的無限可能”，這樣就是在鼓勵“一個墮落的完全不顧將來的投機體系”。大型股份公司后天的異化及先天的頑疾決定了它在成功地扮演了時勢英雄的輝煌后必定走向沒落的歷史結局。第二，知識經濟終結了工業化時代，大型股份公司失去了維系其繼續輝煌的土壤。學者研究認為：“除了哲學、文化層面已發生劇烈的變革之外，現代企業終結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滋生現代企業的經濟條件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早期的股份公司是歐洲殖民地國家商業活動特別是進出口貿易不斷發展的結果，現代意義上的股份公司與18世紀工業革命緊密相連，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手工生產，具有迅速籌集資本功能的股份公司不斷發展壯大。但是，資本是第一生產要素的時代隨著知識經濟的出現退出了歷史舞臺。20世紀80年代，以資本密集型為主的生產方法讓位于以知識密集型為主的生產方法，西方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貨幣資本已經不再成為稀缺資源，知識資本所有者正在取代貨幣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主權，資本雇傭勞動開始讓位于勞動雇傭資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現代企業制度與新技術發展的矛盾，以及企業與社會經濟整體發展的矛盾，發達國家開始反思這個制度，并提出：“雖然今天為數不少的巨型現代公司，在未改變傳統的官僚體制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維持其龐大企業帝國的運轉，但這并不能代表一種趨勢。伴隨后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巨型現代公司的夢境實際上已然破碎。”

（二）后現代企業的興起及新型企業形態的出現

與巨型現代公司夢境破碎一脈相承的是后現代企業的出現。20世紀8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大型制造業企業不再包攬生產的所有階段，而是把生產階段分解到不同企業。因此，出現了把生產經營業務外包給其他企業的趨勢。跨國公司把這種做法推廣到其他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以外包生產為核心的全球生產價值鏈。這種全球生產價值鏈實際上替代了大型股份公司的生產方式，與此同時，數字化企業、虛擬企業、金融創新企業等紛紛出現，這些企業在產權模式、經營模式、組織結構等方面與傳統的現代企業格格不入，于是，理論界提出了后現代企業的概念。20世紀末，西方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未來的里程碑——關于新的后現代世界的報告》一書中分析了后現代世界的轉向，奠定了后現代企業研究的基礎；另一位管理大師湯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的激情》、《解放型管理》等著作中，通過大量的案例闡述了后現代時期的企業在組織、領導模式等方面的特點，《洛杉磯時報》將其稱為“后現代企業之父”；我國經濟學家張曙光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一書也使用了后現代式企業概念，“其目的在于說明這樣一種現象，即在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的各種安排中，使其占有企業股份的一個相應的部分。這樣一來，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企業所有者和財產所有者的雙重身份”，“目前，發達國家的企業和企業制度都在向這個方向發展，這也許與知識成為更重要的生產資源和社會資本有關。在那里，相對于比較豐裕的財富資本而言，創業知識和管理才能也許是更加稀缺和更加重要的東西”。現階段，雖然后現代企業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何謂后現代企業，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并沒有給出統一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現代企業制度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為此，西方國家在企業形態方面紛紛創新，一些與股份公司完全不同的新型企業形態應運而生。美國20世紀70年代產生了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除了公司外，合伙企業也有新的發展。美國早期有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1991年得克薩斯州制定了有限責任合伙法，到1999年美國各州均立法允許注冊有限責任合伙（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LLP）。有限責任合伙與傳統的有限合伙不同，有限責任合伙的合伙人全部承擔有限責任。2001年，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在《統一有限合伙法》中又新增了對有限責任有限合伙（LimitedLiabilityLimitedPartnership，LLLP）的規定。日本在2006年實施新《公司法》。新《公司法》將原有的兩種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合并成一種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與此同時，導入了一種新的公司形態——合同公司。合同公司主要特點是投資人在內部關系上相當于合伙，但對外承擔有限責任，具有法人資格。與美國和日本相比，德國企業組織形式的發展相對緩慢。但是，2008年10月23日，德國聯邦國會通過了《對有限責任公司法進行現代化改革和反濫用的法律》，在維持現有標準有限責任公司的基礎上增設了一種新的、沒有最低注冊資本要求的有限責任公司——企業主（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新的公司形式也突破了傳統公司的觀念。上述新型企業形態，打破了現代企業制度話語中企業形態應有的樣態，脫離了傳統法學教義所定義的現代企業形態，與以股份公司為代表的現代企業制度相去甚遠，這些新型企業形態迎合了后工業經濟、知識經濟的需要，開創了后現代企業制度時代。①

（三）我國企業法律制度的應有樣態

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從此，我國開始全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如今，西方國家的大型股份公司流弊重重，現代企業制度受到了來自于各個方面的質疑和批判，那么，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應該如何對待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日漸式微的現代企業制度？首先，企業制度的發展是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雖然現代企業制度的局限性已經暴露無遺，但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導性生產組織方式，它在籌集資本、分散風險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從經濟發展的進程來講，不可能也不應超越現代企業制度這一發展階段，即便在現代企業制度已經走向沒落的西方國家，股份公司的數量也仍然相當可觀。因此，發展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后現代企業紛紛興起的今天，“大企業還會繼續保留的，但是，大企業再不會是領導時代潮流的存在了”。所以，在發展現代企業制度的同時，也不應盲信和固守現代企業制度，應當既發展現代企業制度，又不斷對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反思和批判，警惕大型股份公司在追逐利潤和擴張中的敗德行為，避免大型股份公司不良行為對經濟環境的浸淫。其次，西方國家已經走過了現代企業制度，因此提出：“如果要展望一下21世紀的話，我們需要的是取代股份公司的新型的企業形態。它應該是在股份公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不會再以大企業為前提了，他們應該是取代大型股份公司的、規模較小的企業。”因此，我國應當更加積極更加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無論理論上是否將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等中小企業納入現代企業制度中，鼓勵和發展中小企業才能適應當下知識經濟或后工業社會的需要。最后，對于我國來講，傳統與成熟的企業形態，如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業及個人獨資企業等已經有較完善的制度供給，立法相對完善，理論上也相對重視，但是，對于近二三十年西方國家出現的新型企業，如美國的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合伙、有限責任有限合伙、日本的合同公司等非典型企業形態卻關注不足，更缺乏像西方國家那樣突破舊范式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缺乏與新經濟相適應的新型企業形態的培育機制，在企業法理論上故步自封，穩重有余而靈活不足。因此，在我國，后現代企業的培養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完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總之，“從動態的角度看，企業制度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由傳統向現展，然而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本身也還會繼續發展，最終成為‘傳統’的企業制度的。現達工業國的企業和企業制度很多已經不同于錢德勒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現代企業’和‘現代企業制度’了”。締造了現代企業制度并使之輝煌的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與知識經濟相契合的應該是一種有別于現代企業制度的新型企業制度，即后現代企業制度。

作者：王妍單位：黑龍江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