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法公共關系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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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和法國是當今世界兩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中法兩國關系的好壞及其發展趨勢對世界的和平、發展和穩定具有重要作用。近期，由于法國的種種不當作為，中法關系中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這對中法兩國的發展乃至世界和諧都是不利的。因此，探析當代中法公共關系發展的特點，對化解兩國間的矛盾和分歧，促進中法兩國關系健康發展，推動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國法國公共關系中法關系

在論述這一問題之前，必須先對“當代中法公共關系”所研究的對象做一個明確界定。

一是關于“公共關系”的界定，目前學界尚無統一認識。通很多學者將公共關系與政府間的外交關系明確地區分開來，認為公共關系是一種社會組織利用各種傳播手段協調公眾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的策略行動。這種說法有很大局限性。首先，公共關系的主體不僅包括社會組織，也應該包括政府、政黨等官方政治組織，因為這些組織都是社會公共交往中的重要角色，并往往在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次，公共關系的協調范疇不僅包括經濟領域，而是應當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人際交往、國際交往、黨際交往的各個方面，因為這些公共交往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公共關系的形成、發展和變更產生著重要影響。因此，從廣義的角度看，公共關系是公共交往主體間為達成一定的交往目的所形成的一切社會聯系的總和。在社會關系領域中，除去人們之間因血緣紐帶而彼此結成的私人社會關系，其余都屬于公共關系的管理和協調范疇。因此，政府間的外交關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是國際公共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重要的國際公共關系。本文所探討的“公共關系”，更側重于政府間的國際外交關系。

二是關于“當代”這一時間關系的界定，目前學界大多數認為“當代”指的是新中國成立至今的歷史。因此，本文主要是圍繞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法兩國在國際交往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點規律所作的探討和論述。

1964年，在主席和戴高樂將軍的推動下，中法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從此中法關系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建交45年來，中法關系基本上保持著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勢頭，特別希拉克總統任職期間，中法兩國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進入歷史發展的最好時期。然而，中法關系中也經歷過兩次嚴重挫折。分別發生在法國密特朗總統執政時期和現任總統薩科齊時期。近來，法國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肆意指責中國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人權現狀，支持中國境內反動勢力，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危害中國和平統一大業，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致使中法關系陷入低谷。

綜觀當代中法公共關系，總體可概括為：前進中充滿曲折，又在曲折中不斷前進。其中，包含著各國間關系的共性，又體現著其獨特的個性。

各國處理國際公共關系中最根本的共性就是一切以本國國家利益為轉移。英國前首相帕麥斯頓說：“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可見，國家利益在國際公關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們也可以從中法兩國合作與對立的兩個方面清晰地看出國家利益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中法建交。二戰后，法國由于在戰爭中深受重創，不得不依附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1958年，戴高樂重新執政后，提出恢復法國大國地位的戰略目標，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約，試圖擺脫美國的控制；而在這一時期，赫魯曉夫執政，蘇聯對中國的控制愈加“苛刻”，中蘇關系不斷惡化，中國亦欲擺脫蘇聯的陰影。“在整個冷戰的漫長時期里,法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有個性和獨立性的一個,而中國也是社會主義陣營里最有特點和最有自主意識的一個,這就為雙方的接觸以及以后的外交合作奠定了基礎。”[1]于是，中法兩國在分別與當時世界的兩個超級大國分道揚鑣后，出于保證國家安全和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考慮，不得不尋求新的合作伙伴，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建交。

新時期中法兩國的務實合作。這主要表現在：（一）政治互信不斷加強。中國始終重視中法關系的健康發展，特別是希拉克總統執政期間，中法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把中法關系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中法兩國都是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都奉行獨立自立的對外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渴望擴大在世界事務上的影響力。兩國在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都力主維護聯合國的權威，有力地制約了超級大國的霸權行為；兩國在反恐、保障人權等領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務實合作，推動了世界多極化進程，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作出了貢獻。正如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所說：“（中法之間）共同性的東西是基本的。在許多情況下，兩國做出同樣的反應，尋求同樣的解決辦法，而且通過不同的途徑得出同樣的結論。”[2]（二）經貿合作日益密切。從投資規模看，截至2004年底，中法共簽訂技術引進合同二千三百多項，金額達一百二十二億美元。從產業結構上講，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優勢，與法國的產業結構形成互補，這為兩國經濟合作提供了契機。（三）人文交流日益深入。2004年和2005年，兩國互辦文化年成功，東西方文明實現了第一次完美融合，這不僅有利于人類文明進步，同時對于深化兩國人民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增進兩國對各自文明的理解和認同，促進經濟、政治領域的進一步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近期中法關系的不和諧。自法國新任總統薩科齊上臺以來，由于法國支持西藏達賴喇嘛分裂中國的行徑，中法關系陷入低谷。事實上，這本質上也是國家利益的沖突問題。對于中國而言，法國支持分裂西藏的行為是對中國的挑釁，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嚴重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對于法國人而言，亦是意識到中國的強大在某些方面對其國家利益造成了威脅。法國最核心的國家利益是始終保持對世界的影響力，而中國卻對這種“影響力”構成了“挑戰”。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2009年初主席對非洲成功完成“友好合作之旅”，使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力空前提高，這讓仍然以非洲“宗主國”身份自居的法國深感不安。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時，法國本想以較為健全的金融體系施展對世界的“影響力”，而中國則利用國家體制的優勢在抗擊危機中占據主動，使法國難以發揮“影響力”來保證其國家利益的實現。

當然，中法公共關系的發展亦呈現出自己的特點與個性。

第一，中法公共關系的發展深受法國民族文化傳統的影響。法國一向被稱為“高盧雄雞”，雄雞是法蘭西民族的象征。它體現著自信、霸氣和高傲。事實上，這恰恰彰顯了法蘭西民族的文化傳統。這一民族文化傳統在法國外交上的主要表現是：

不論何時，都勇于挑戰強國、大國，捍衛法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在拿破侖時代，法蘭西就一直想憑借武力征服歐洲甚至世界，法軍的鐵騎近乎遍布歐洲的每一個角落，這一度讓法國成為世界霸主，成為歐洲的公敵。然而，拿破侖卻得到了當時大多數法國人的擁戴，成為法國人的驕傲與象征。這表明：在法國人的血脈中始終流淌著勇于征服和挑戰強者的熱血。二戰后，法國逐漸走向衰退，淪為二流國家，但這依然不能讓法國在國際舞臺上有所“收斂”。法國利用美蘇爭霸兩敗俱傷的情形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背景，合縱連橫，儼然成為世界的第三極。受這種文化傳統的影響，使法國在整個西歐都不得不依附美國之際，公然退出北約，與中國建交；世紀之交，當西方大多數國家仍然對中國抱有偏見的情況下，法國毅然不顧歐美國家的態度，相繼與中國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和“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冷戰”結束后，美國為實現其全球戰略，悍然發動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法國卻喊出了“反戰”的最強音，甚至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聲稱不惜動用“否決權”，這恰恰與渴望爭取和平環境進行經濟建設的中國不謀而合，于是中法又站在了同一陣線上；在以上幾種情形中，中國都不自覺地成為了法國挑戰大國的“合作者”，無形中滿足了法蘭西民族的“高傲”，中法關系一度進入“蜜月期”。去年以來，中法關系一度陷入谷底，也與中國妨礙了法國“挑戰大國”的心態密切相關。2008年，中國人出色地完成了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的救災工作，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實現了首次“太空行走”，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這些驕人成績在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的同時，難免也會遭受“嫉妒”；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在歐美各國普遍受挫的情況下，法國卻憑借其相對健全的金融體系有了“批評”世界的權利，就連舉世矚目的G20國際金融峰會也是在法國的倡導下舉行的，這極大地提升了法國的國際地位。與法國相似的是，在這場經濟風暴中，中國由于謹慎的金融政策和節儉的居民消費習慣，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也相對較小；而且中國憑借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成了全球少數幾個可以在危機中出手相助的國家，這讓中國在這場全球危機中具有了不同以往的話語權。然而，這卻搶了法國人的“風頭”。在法國看來，中國憑借其出色的經濟表現和硬實力，儼然成為世界競技舞臺上的“強者”，于是一向以挑戰強國為榮的法蘭西不得不將矛頭對準了中國。

“樂于”接收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失意者。無論何種政治力量，只要提出流亡申請，就會被法國所接納。這實質上也是力圖擴大法國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舉措。因為在法國的政治家看來，“這些流亡者可能就是明天的執政者；事實上這些“感恩”的流亡人士無論在臺上或者離任都會對自己的國家有著很大的影響力，這便成了法國外交謀略上的籌碼。”[3]這種籌碼一方面能夠“要挾”流亡勢力的祖國；另一方面也能堂而皇之地彰顯法國文化所謂的“包容性”。最近一段時期，達賴就成了法國人手中“要挾”中國的籌碼，中法關

系惡化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二，中法公共關系的發展仍然不能擺脫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差異的制約。談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沖突，我們會首先想到中美關系，往往忽視了在同樣有著“民主、自由、博愛”歷史的西歐國家間，這些沖突依然存在，特別是在一向以“最好的民主國家”自居的法國，價值觀的沖突尤其突出，只不過在不同時期，因戰略情勢的不同，領導人性格的差異等其他因素，表現的程度不同。在當代中法關系中，有兩個時期，中法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差異的對立表現得最為激烈。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法國密特朗總統當政時期。當時，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仿佛一夜間土崩瓦解，中國也出現了“六四”政治風波，社會主義制度和價值觀念遭到嚴重挑戰。相反，當時西方價值觀在東歐、前蘇聯地區的得勢，使法國一部分人確信西方價值觀也同樣適用于中國。于是法國借中國國內“風波”之際，大搞“人權外交”，在人權、民主制度等諸多問題上對中國指手畫腳。密特朗親自表示：“能夠發生在中國這樣長期封閉的國家是非常了不起的，受到教育的年輕人敢于沖破舊制度的束縛，表現了追求自由的力量，這正如法國大革命所表現的那樣。”[4]，甚至表示這一“民主事件”在中國似乎沒有精神上的準備。顯然，密特朗將中國視為沒有“民主精神”的國度，基于這種認識，密特朗積極呼吁并參與了對中國的各種制裁活動，包括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停止或減少同中國的合作，對臺出售武器等等。第二個時期是薩科奇當政以來。自薩科齊就任法國總統，中法關系波折不斷：法國政府和媒體紛紛表示對分裂中國的達賴集團的支持，不斷指責中國在西藏問題上存在“迫害人權”的行為。北京奧運火炬巴黎傳遞時遭到破壞，法國卻授予達賴巴黎市“榮譽市民”稱號，薩科奇還以法國總統和歐盟輪職主席國的雙重身份接見達賴，以各種方式公然對中國國家主權、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進行挑釁，再度表現出法蘭西“民主斗士”的架勢，以自身標準盲目衡量中國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人權狀況。其實，即便是在戴高樂、希拉克時期，法國對于中國的價值觀念也不完全認同，只不過這些領導人都以其高超的外交藝術和人格修養很好地發展了共同利益，彌合了“差異”。這都充分說明，作為歐洲價值觀念的堅決捍衛者，法國不可能完全接納中國的價值觀念，中法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將會受到這種差異的制約。

第三，中法公共關系的發展與法國領導人的價值取向和個人性格密切相關。從中法關系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法國領導人的更迭是中法關系發展的晴雨表。

其一，法國領導人所代表黨派的價值取向影響著中法關系的發展。法國實行多黨制，沒有一個政黨能夠獨立執政，而是多個政黨組成多黨聯合政府，因此各黨派所代表的政治立場、價值觀念差異很大，使法國對華政策具有很強的波動性；這在中法45年的建交史上有鮮明的體現。當戴高樂、蓬皮杜、德斯坦、希拉克等這些代表法國右翼勢力執政時，中法關系往往呈現較好的發展態勢，特別是希拉克總統時期中法關系達到歷史發展的頂峰。這主要是因為在法國左翼領袖看來，“不斷發展的中國與聯合的歐洲將在新的多極化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5]，德斯坦總統在在估計世界格局時說:“應該把世界看作是分成若干大片地區的球體—有美國的一片，歐洲的一片，蘇聯的一片，中國的一片，等等”[6]。由此可見，他們尊重中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更注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可忽視的作用。而相比于法國右翼黨，法國左翼社會黨一貫主張所謂的“人權外交”，對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和人權觀念飽有很強的偏見，特別是薩科齊，他屬于“大西洋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親近美國，疏遠中國”，片面推行價值觀外交，試圖將自身的價值觀念強加于中國，因而導致中法關系的惡化。

其二，法國領導人在法國政治生活中起著很強的主導作用，其個人的修養與性格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法國外交的大政方針，影響著中法關系的發展。以希拉克總統和薩科奇總統間的對比來加以說明。希拉克就任法國總統的12年間，是中法關系發展史上的“黃金期”。薩科奇的執政可謂是中法關系的分水嶺，種種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舉動，句句詆毀中國的言行，使中法關系似乎從烈焰跌入冰點。這與兩人的修養與性格密切相關。

希拉克總統儒雅、謙遜、大度的性格促進了中法兩國的友誼。希拉克本人十分鐘情于中華文明，這種特殊的中國情結，使希拉克十分堅信一個能夠創造出這樣輝煌文明的國家將在世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種熱愛據說，希拉克十分崇拜秦始皇，對中國陜西出土的兵馬俑贊不絕口，稱其為“世界第八大奇跡”。他熱愛中國考古，對中國青銅器頗有研究。有一次在陜西博物館參觀時，正是因為他與博物館館長進行有關青銅器的學術探討而使訪問行程延誤了一個多小時。記得法國著名漢學家佩雷菲特曾經寫過兩部描寫中國的名著——《當中國蘇醒的時候，世界將為之顫抖》、《中國已經蘇醒》，其中第一本書的題目應當源自拿破侖的名言。希拉克總統認真閱讀過這兩本書，并對書中的觀點深信不疑。這充分表明，希拉克總統對文明的理解沒有拘泥于種族的差異，而是用一顆包容的心態促進文明的融合和國家間的友好交流，這對中法關系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正是在希拉克的推動下，中法關系從密特朗時期的疏遠走向合作，先后建立“全面伙伴關系”和“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雙方互辦“中法文化年”大獲成功，成為國家文化交流的典范；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法之間在各個方面都不存在沖突，當中法發生沖突時，希拉克會非常“聰明”地將法國與中國存在著的經貿摩擦點“上交”歐盟，由歐盟出面與中國交涉，一來可以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沖突，保持了中法兩國的良好關系，二來也通過聯合歐盟其他國家，維護了法國的利益。希拉克總統內斂、低調的背后是高超的外交藝術，而這種藝術顯然成為中法沖突逐漸彌合、中法關系健康發展的“良藥”。

相比之下，作為歐洲新興政治“當家人”的代表，與布朗、默克爾一樣，薩科齊屬于“親美派”，他們始終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抱有成見，因而英、法、德在新任領導人執政后紛紛調整了對華政策，試圖以更強大的“價值觀外交”向中國施壓。去年中國處決臺灣間諜沃維漢事件引發了歐盟國家的一致譴責，說中國“輕慢而不人道的對待違法者”，充分體現出歐洲正以其集團優勢對抗中國的價值觀。作為其中一員，薩科齊更是積極的推動者。“作為傳統右翼代表的薩科齊一直以“直言敢干”的作風聞名法國乃至全世界”[7]。在內政方面，薩科齊大刀闊斧的改革遭致民眾反對；在外交上又表現出“搖擺不定”，尤其在對中國的外交上多顯示出“前后矛盾”：一會兒說“任何國家在與中國的對話中都必須持尊重的態度。”[8]一會兒又以法國總統的身份會見達賴，對中國的人權現狀表現出激烈的不滿情緒，對法國媒體的詆毀言行采取放任態度，表現出對中國主權的極大蔑視。例如，在是否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問題上，薩科齊曾幾度表示抵觸，最后卻依然主動赴會，全然沒有“大國”總統的“風范”。“反復無常”是薩科齊的性格特征，這在他對待中法關系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所有這些，都使中國對法國這個過去的朋友失去了“把握”，對中法關系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新晨

中法關系是一項復雜的公關工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還會經歷各種曲折。但是，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背景下，中法關系的總體發展趨勢是光明的。近期以來，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中法關系出現了良好的轉機。我們堅信，只要中國始終把握中法關系發展的大方向，在堅決捍衛本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妥善處理政治、經濟和文化價值觀上的矛盾和分歧，中法關系必將會取得持續、健康的發展，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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