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研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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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企業研究被引文獻

本文的被引文獻來自于CSSCI被引文獻庫，使用EXCEL對收集的數據進行整理分析。首先查找出被1998-2010年間發表在CSSCI來源期刊中的文章所引用的篇名含有“家族企業”的文獻（下稱被引文獻）。檢索出被引文獻1210篇，總計被引2037篇次。由于CSSCI中的命中結果是分年統計的，如果同一篇文獻，分別被2000年和2001年的文獻所引用，那么在統計中算成2篇。對其相同文獻進行分類匯總后，被引文獻為727篇，總被引還是2037篇次。

二、家族企業論文被引統計

經過對其相同文獻進行分類匯總后，被引文獻為645篇，總被引次數依然是2037篇次。

（一）被引情況總覽

修正后1998-2010年被引文獻共計645篇，總被引頻次2037次，平均每篇文獻的被引頻次為3.16次。按文獻計量標準，一般認為，被引頻次大于10的稱為“高頻文獻”。在645篇文獻中，高頻文獻數量只占了5.28%，近90%的文獻被引頻次不到5次。

（二）被引次數較多的書籍

被引頻次較高的前十本書籍有四本的作者是外國人。其中，被引頻次最高的是克林•蓋爾西克等著、賀敏譯的《家族企業的繁衍：家庭企業的生命周期》一書，被引頻次為121次，僅次于儲小平200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家族企業研究：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話題》。這本書建立了一個三極分析模式，對家族企業的發展進行詳細的分析，并且以豐富的案例加以說明。文中認為家族企業受家族系統與企業系統及所有權系統的綜合影響，這種看法影響了國內許多學者。

（三）被引頻次較高的論文

從單篇論文上看，儲小平2002年及2003年發表的三篇文章《家族企業研究：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話題》、《信任與家族企業的成長》、《職業經理與家族企業的成長》居于論文被引的前三甲，而2003年另一篇論文也排在第八位，李新春的《經理人市場失靈與家族企業治理》排在第四，另一篇論文排在第十，仲理峰、陳凌、潘必勝、蘇琦的論文分列第五、六、七和第九位。20世紀末，中國正處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進程之中，當時的許多學者認為“家族企業”只適合規模小、技術簡單的生產環境，最終一定要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形時，儲小平提出了家族企業的研究是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話題的觀點，主張學者應研究家族企業如何更好的融合社會資本，而非對家族企業一味否定。陳凌1998年在《經濟研究》上，也提出家族企業制度的存在的合理性。現在看來，這些在當時語出驚人的學者們的論述，對后來家族企業研究的興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被引頻數較高的作者

我們進一步分析，按作者將CSSCI中的有關被引文獻排序，文中的出現多個作者的，只統計第一作者。數據中被引論文645篇，作者一共有443名，平均每名作者寫作1.46篇。其中有3名作者被引頻次超過50次，大于等于20次有12人，這15位作者只占總作者數的3.39%，但是其被引頻次占總被引頻次的近半壁江山（47.33%），其中排名第一的儲小平，其論文被引頻次高達368次，占總被引的18.07%。這說明在家族企業的被引文獻中，也出現了“馬太效應”，被引頻次越多的文獻，再次被引的可能性越大。被引頻次超過20次的15名作者中，美國的蓋爾西克排名第二（121次，占5.94%）。排名前三的國內作者分別是儲小平、李新春、陳凌。其中儲小平論文被引頻次占總被引的18.07%，李新春占5.69%，陳凌占2.26%。排名前三的三位作者，其被引用的作品分別是：儲小平10篇論文及一本專著，李新春8篇論文（含工作論文一篇）及兩本專著，陳凌7篇論文。這三位作者分別有4、2、1篇論文單篇被引率排在前十，三人的文章數量較多，且單篇被引頻次較高，因此，按作者排名靠前也是理所當然。

三、重要研究文獻及評述

通過對我國的家族企業研究者進行社會網絡關系分析可以發現，儲小平、蘇啟林、李新春、陳凌在我國家族企業研究文獻的社會網絡關系也處于中心位置。潘必勝的文章雖然只有一篇，但其被引頻次超過400次，同時也是社會網絡的中心，對家族企業研究影響較大（石本仁，張儉）。潘必勝（1998）調查了江蘇某地改制后的鄉鎮企業，根據家族力量在改制前后對企業組織的滲透程度及其變化情況，探討家族力量在鄉鎮企業中的存在狀況及其變動趨勢。文中明確提出家族企業的定義，被學者廣為引用。同年，陳凌（2008）從中國社會信息特征、交易成本來論證家族式組織存在的合理性。陳凌同時分析了我國學者忽視家族企業研究的原因：一是經濟學與社會學之間缺乏交流；二是學者對家族式組織的存在“意識形態歧視”，簡單地認為家族式組織是低效的，必然會被現代企業制度所替代；三是經濟學仍未完全將家族式組織和企業戰略網絡納入研究范圍。陳凌（2003）研究了家族企業的代際傳承，構建了家族企業繼任模型，對代際傳承給出了經濟學解釋，并分析代際傳承中應考慮的問題。長期忽視對家族企業的研究，是我國經濟學和管理學界的一大缺陷（儲小平，2000）。儲小平（2000）分析了家族企業組織的合理性及其效率，認為并非所有的家族企業都要轉變成非家族式的企業。作者創新性地提出：家族企業的成長必須要有效地融合社會資本，包括社會財務資本、社會人力資本、社會關系網絡資本和社會文化資本。這一概念對后續的研究影響頗深，從被引率上看，這篇文章達811次，從網絡中心分析看，它也處于第一核心位置。儲小平自已沿著一這方向，從家族企業與社會資本融合的角度做諸多文章。儲小平、羅頭軍（2001）則在比較中美兩國家族企業的基礎上，闡述了建立信用制度、特別是經理人的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02年作者繼續這一話題，把家族企業要融合的人力資本主要界定為管理資源，特別是職業經理。

作者通過調研發現，相當多的私營家族企業的成長瓶頸大多不是財務資本，而是管理資源；并且得出三個結論：第一，私營家族企業主突破家族人力資本封閉性的動機和行為正日益增強;第二，信息分享的風險和企業主的“集權情結”成為家族企業融合經理人力資本的主要障礙；第三，家族企業內部的特殊主義的用人規則會發生蛻變，并與“能力至上”的普遍主義規則相融合。為了更直觀地說明我國私營企業內部治理機制的演變過程，王宣喻、儲小平（2002）建立了一個以控制權演變為核心維度的我國私營企業內部治理機制演變的三維度圖。儲小平2003年發表了三篇文章，分別闡述了家族企業成長與社會資本融合的具體內容及分析框架，社會關系資本對家族企業創業及發展的影響，以及信任所起的作用。李新春（2003）以理論為基礎，探討了家族與職業經理人之間剩余控制權的配置。作者區分了家族企業引入經理人與一般管理者的區別，即前者的引入意味著家族成員在剩余控制權上的轉移，而當雙方在信任博弈中，家族主義價值取向加劇雙方的相互不信任，從而導致經理人市場失靈。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輕易對家族企業進行制度化改造，較好的模式是家族與經理人共同分割企業控制權的“折中治理”模式。作者以經典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分析家族企業，研究視角被后來者所大量借鑒。李新春、陳燦（2005）探索了家族企業治理中的關系治理，并進行問卷調查，檢驗結果發現在強關系治理強契約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業才能取得最好的經濟績效。李前兵等（2006）以江滬浙三地調查的中小家族企業數據進行檢驗，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李新春、蘇琦和董文卓（2006）將企業家精神引入到公司治理理論中，利用上市公司家族、國有企業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在家族企業里，激勵機制對企業家精神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保健機制沒有作用。蘇啟林、朱文（2003）較早關注家族企業中所有權層面與經營權層面的雙重問題。他們以2002年上市家族企業作為樣本，檢驗了雙重關系對家族企業業績的影響，發現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這一重關系與家族上市公司價值負相關，家族企業主與家族/非家族雇員形成的第二重關系在家族企業不同發展階段起不同的作用。當家族企業處于發展階段，家族性關系有助于提升家族企業價值；當家族企業處于成熟階段時，專業性關系對提升企業價值更有利。

這篇文獻的貢獻在于：一是將家族企業中的關系進行細分，關注兩種不同的問題；二是采用上市公司數據作實證研究，以數據說話，是早期在研究方法上向國際接軌的文獻之一。蘇啟林、鐘乃雄（2005）又以在大陸上市和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為樣本，分析了兩地上市的民營企業在控制權方面的差異，并從股權割裂、漸進式轉軌經濟與東亞管理文化三個方面來解釋控制權形成的外部環境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唐清泉（2002）以信息系統為工具，構造3個模型說明有效的信息系統是家族企業成功的關鍵。仲理峰、時勘（2004）通過對18名家族企業高管進行BEI關鍵事件訪談，建立家族企業高管勝任特征模型。這也是少有采用實驗研究的文獻。谷祺、鄧德強、路倩（2006）以家族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家族企業價值與現金流權比例及控制權比例均顯著負相關。

四、結語

綜上所述，這些關于家族企業研究的文獻特色鮮明，系統論述了家族企業制度的發展與變革、家族企業公司治理、代際傳承及公司績效等內容，奠定了我國家族企業研究的理論基礎。

作者：張儉單位：南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