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與盈余管理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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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不對稱；董事會特征；董事異質性；盈余管理

一、引言

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意味著風險承擔功能與決策功能的分離（鄭紅亮，1998）?；诶硇匀思僬f，公司股東和管理層都在謀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兩者目標函數的差異，使管理層利用其信息優勢做出不利于股東和公司的行為，產生高昂的成本。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過度的盈余管理。過度的盈余管理，使得財務報表的信息質量下降，影響了投資決策的有效性。如何有效制止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解決問題，提高報表信息質量成為學術界廣泛研究的對象。作為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董事會，在一定程度上能通過履行其監督和決策職能緩解問題。但這一目標的實現是建立在董事會人員較強的專業性和獨立性基礎之上。在實務中，董事會的治理效果究竟如何？能否起到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呢？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董事會的特征對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另一方面考慮董事會成員的異質性對盈余管理的影響。本研究對董事會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相關文獻將從上述兩個方面進行綜述，并提出未來研究可能發展的方向。

二、董事會特征與盈余管理

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理論，認為董事會監控職能的發揮可以降低成本。作為公司治理結構核心組成部分的董事會（Zahra等，1989），是否能發揮監督和管理功能，主要受董事會自身特征影響（張敦力、崔海紅，2016），而董事會特征的差異對公司管理層的盈余管理遏制作用是不一樣的（周冬華、趙玉潔，2014）。已有文獻研究了董事會的規模、開會次數、領導結構與盈余管理的關系。

（一）董事會規模與盈余管理現有研究關于董事會規模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結論不一。一部分學者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越低。伊志宏等（2010）認為董事會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發揮其對盈余管理行為的監督作用。因為大規模董事會所涉及到的利益更廣，高管對董事會的控制變得愈加艱難，從而弱化了新任管理者對董事會的影響，減少管理層對董事會成員行使監督權的干擾（陳共榮等，2015），使得董事會對財務報告提供的監管力度越大（Anderson等，2004）。另一方面，謝絢麗、趙勝利（2011）則認為大規模董事具有廣泛性，董事會成員職能背景多元化程度較高，不同的認知水平促使管理層的戰略決策更加客觀和全面，更能有效地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Kathleen在2016年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相反，如果董事會規模較小，董事會容易被內部人士操控，其對管理層的監管力度會嚴重下降（王一宇等，2015）。另一部分學者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監管效率降低，從而導致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Jensen（1993）認為小規模董事會不易受高管人員的影響，能更積極、有效地行使監督職能（周暉、左鑫，2013）。而董事會規模越大，反而增加了成員之間的溝通難度，降低了信息傳播和經濟決策效率（彭青、陳少華，2013）。

（二）董事會開會次數與盈余管理在董事會開會次數與盈余管理關系的文獻中，研究結果較為統一，即認為董事會的開會次數多可以明顯的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Anderson等，2004；侯曉紅、姜蘊芝，2015）。較多的會議次數，增加了董事會成員之間的交流，董事成員更積極地參與公司管理，能有效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張俊生、曾亞敏，2005）。龔光明、王京京（2013）考慮地域因素的影響，認為當地的獨立董事更方便參加公司的董事會會議，更容易了解公司的經營信息和管理狀況，能顯著抑制負向盈余管理水平（周澤將等，2017）。

（三）董事會領導結構與盈余管理在董事會領導結構與盈余管理關系的文獻中，研究發現，董事長、總經理一人兼任，將會促使高管人員權力膨脹（Dechow等，1996；Klein，2002）。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規定非流動資產處置所獲得的損益計入當期利潤表，這為管理層自主選擇資產處置的時點進行盈余操控提供了便利，張敦力、崔海紅（2016）利用這個切入點，發現董事會治理機制中，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與真實盈余管理水平顯著負相關。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是董事會的兩個職能部門，但是鄧曉嵐等（2014）發現審計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的職位交疊程度越高，公司盈余管理越嚴重，經理人可能與交叉任職的董事合謀來操縱會計盈余，進而謀取更高的機會主義薪酬。

三、董事會成員異質性與盈余管理

從內部董事異質性角度出發，不同的內部董事發揮著不同的職能，將內部董事對董事會監督職能的影響進行“一刀切”式的分析是不合理的（孫光國、郭睿，2015）。因而挖掘不同董事對董事會監督職能的貢獻是有意義的。目前在董事會成員異質性方面，已有文獻研究了獨立董事比例、獨立董事背景、股東委派董事、董事性別對盈余管理的影響。

（一）獨立董事比例與盈余管理獨立董事作為董事會結構中重要的制度安排，起著緩解沖突、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要作用（Fama和Jensen，1983；Adams等，2010）。對于獨立董事是否能夠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現有學者對此看法不一。一部分學者認為，獨立董事因其“不獨立”“不懂事”（于東智、王化成，2003）對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未能起到抑制作用，Hermalin和Weisbach（1991）是較早研究董事會監管與盈余管理的學者，他們證實獨立董事比例與會計績效不存在統計意義上的必然聯系。一方面，獨立董事可能會因為職位、薪酬各種原因受制于公司管理層；另一方面，因為信息不對稱的存在，獨立董事無法真正發揮監督作用。且獨立董事常常在多家上市公司擔任獨立董事職務，精力的分散降低了其對某一家公司的監督效率（寧向東、張穎，2012），不能對盈余管理行為進行有效抑制（王兵，2007）。甚至有學者認為，我國的獨立董事制度僅僅流于形式，更多的是在扮演“花瓶”角色（蕭維嘉等，2009；唐雪松等，2010；葉康濤等，2011）。另一部分學者認為，獨立董事有利于公司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提高。獨立董事能提高盈余管理行為被識別的可能性（支曉強、童盼，2005），其能通過更換高管（Klein，1998）控制盈余管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婁權（2004）發現，相比于未設立獨立董事的公司，設立了獨立董事的公司可操控應計利潤更低。特別是，獨立董事存在異議的公司，其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顯著降低（劉桂香等，2014）。獨立董事比例、薪酬越高的上市公司盈余質量越好（鄧小洋、李芹，2011；彭青、陳少華，2013）。進一步地，周澤將等（2017）則發現本地知識優勢可減少信息不對稱，從而獨立董事本地任職能夠顯著抑制應計盈余管理，特別是負向應計盈余管理，但無法降低真實盈余管理。

（二）獨立董事背景特征與盈余管理獨立董事監督作用的有效發揮，離不開其較強的信息挖掘能力。不同背景的專家獨董在董事會治理中顯得尤為重要?，F有文獻主要討論了具有財務背景的獨立董事和具有技術背景的獨立董事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在具備財務背景的獨立董事方面，上市公司董事會中，外部獨立財務董事對提高董事會的決策效率和正確性有著重要的作用（Abbot，2000；閻達五，2003），董事會中具有財務或會計背景的獨立董事（胡奕明、唐松蓮，2008）、會計專業獨董兼職席位數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真實盈余管理水平就越低（蔡春等，2017），且財務知識、經驗越豐富的獨立董事（Park、Shin，2004；龔光明、王京京，2013）和高聲譽的會計專業獨董（黃海杰等，2016），能積極發揮治理作用，提高盈余質量。在具有技術背景的獨立董事方面，具有技術背景的獨立董事能夠控制研發費用來抑制盈余管理程度。研發活動風險高、專業性強、信息不對稱程度高等特點，使管理者更傾向于采取削減R＆D費用作為真實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具有技術背景的董事接觸上市公司時間更長可以降低與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并且憑借其獨立性和專業優勢有效監督管理層操控研發費用，抑制真實盈余管理，且國有企業中存在的所有者缺位、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政治利益等更需要技術非執行董事對管理層進行監督（胡元木、紀端，2017），使得技術非執行董事在國有企業中的效應更顯著。

（三）股東委派董事與盈余管理目前，大股東向上市公司委派關聯非執行董事的現象較為普遍（陸正飛、胡詩陽，2015）。章衛東、黃一松（2015）認為，其能有效監督管理層并降低成本，使得上市公司過度投資水平和盈余管理程度降低。由于關聯非執行董事不在委派的公司領取報酬，相比于獨立董事，其更加獨立于管理層，在行使監督職能時動機更強，更有利于董事會監督職能的發揮（陸正飛、胡詩陽，2015）。高管薪酬激勵方案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高管，但同時也誘發了高管向上操縱盈余以獲取超額薪酬的動機（陳勝藍、盧銳，2012）。在共享收益動機的驅動下，避免獨立董事“搭便車”與利益協調程度低的情況發生，控股股東通過委派董事對公司高管進行監督，有效降低了上市公司高管向上操縱的盈余管理行為（陳勝藍、呂丹，2014）。進一步的，孫光國、孫瑞琦（2018）認為控股股東執行董事具有董事和經理雙重身份，相比非執行董事，具有更強的信息優勢，能直接約束經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

（四）董事性別與盈余管理隨著行為金融學的發展，我國學者開始關注公司治理人員性別的影響。由于這一領域起步不久，所以文獻較少。不過在董事會性別與盈余管理的研究中，有學者發現董事人員的性別的監督作用又有不同。一方面，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在工作態度、道德規范、決策方式和風險規避方面，女性天然地優于男性（金智等，2015）,使得其更加愿意或者善于抑制向上的盈余操縱行為（Barber等，2001）；另一方面，女性因在職場上容易遭受“玻璃天花板現象”，本身進入公司高管層和董事會是十分困難的。所以擔任董事的女性更勤勉、更有能力，在公司決策行為中更穩健，能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降低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張橫峰、梁國萍，2015）。

四、結論與研究展望

（一）結論在董事會整體特征方面，主要分析了董事會規模、董事會開會次數和董事會的領導結果與盈余管理的影響?，F有學者普遍認為，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兼任會降低盈余管理的質量。在董事會開會次數方面，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開會次數越多，監督效果越好。而對于董事會規模，現有學者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董事會成員包括獨立董事和非獨立董事。對獨立董事是否能夠加強公司的內部治理，提高盈余管理的質量問題，現有學者對此結論不一。在細分獨立董事的專業背景之后發現，具有財務背景的獨立董事和技術背景的獨立董事，能在一定程度上運用其信息發掘能力，對管理層實行有效的監督。另外，由于非獨立董事中的股東關聯董事由于其代表股東的利益，所以會較少的受制于管理層，其對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的監督作用更有效。

（二）研究展望通過對關于董事會與盈余管理文獻的整理，提出以下幾點研究展望：第一、進一步研究董事會規模的區間效應。關于董事會規模的治理作用，學術界看法不一。本研究認為，任何因素的效用應該存在一個臨界值，以上的研究較少考慮臨界值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挖掘董事會的區間效應。比如，董事會規模在哪個區間內會對盈余管理存在顯著的抑制作用，而超過這個區間，其治理效率大大下降，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國目前學者對董事會規模的監督作用不一的原因。第二、控制內生性研究獨立董事的治理效應。關于獨立董事的治理效應現有文獻極少控制內生性問題，即到底是獨立董事對公司治理及盈余管理產生了影響，還是公司的盈余管理本身就對獨立董事的選擇起了一定的作用。這可以為關于獨立董事到底能不能有效抑制盈余管理提供一個新的解釋。第三、進一步探究不同情況下董事會治理的差異和原因。獨立董事是否發揮了其治理效應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已有文獻對此褒貶不一，可以進一步探究在不同情況下、不同生命周期董事會治理的差異原因。第四、區分國有和民營企業，探討股東委派董事對盈余管理的作用。在股東委派董事與盈余管理方面，已有文獻認為股東關聯的董事，不論是關聯非執行董事還是關聯執行董事，他們對公司盈余管理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一方面主要是集中在民營企業，我們可以從政治關聯角度分別探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股東委派董事的作用。第五、可以深入發掘獨立董事的個體特征，比如說進一步發掘性別的治理作用，國外對女性與盈余管理有研究，國內只是很籠統的發現女性董事對公司會計穩健性具有影響，沒有檢驗其背后的原因。我們還可以研究女性高管的學歷、工作經歷等是否影響其治理效應等。第六、從激勵角度出發，來探討董事會制度有效的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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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璐茜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