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清末新政時期山西社會教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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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01年清政府開始實行新政。改革內容之一就是推行新式教育，開啟民智。社會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被清政府所重視而大力推行。山西也在各個方面進行了實踐，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來看，時間滯后，規模有限，與成果斐然的省份有一定差距。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傳統的農業經濟無法提供充足的新式教育經費，封閉保守的社會環境以及地方官員的不同作為等。清末的實踐為民國時期的社會教育樹立了榜樣，提供了經驗。

關鍵詞：清末新政；山西；社會教育

0引言

20世紀初，經歷庚子之變的清政府力圖挽救危局，開始實施新政，但很快意識到實施新政需要民氣新，民氣新須靠教育普及。而在當時學校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只有采取一些變通的方法，才能彌補學校教育普及不足的問題。而這個權變開通之法就是推行社會教育，以為新政推行奠定社會基礎。在此思想的指導下，清政府開始倡辦一些有力、快捷的社會教育方式，如半日學堂、簡易識字學塾、宣講所、圖書館、報刊等。山西也進行了諸方面的實踐。

1社會教育的內容

1.1提高識字率的掃盲措施

這一時期，為提高民眾的識字率，在政府的倡導和熱心人士的參與下，山西創辦了半日學堂和簡易識字學塾等教育機構，著力進行掃盲運動。

1.1.1半日學堂

半日學堂顧名思義就是“半日去謀衣食，半日來堂聽講”[1]365，是為無力入學或想入學而又不合格的人設立的。最早興辦的半日學堂是在天津，設立于1903年。之后兩年內，雖各地陸續開設了半日學堂，但除個別省份外，規模有限，還不成氣候。1905年末學部給事中劉學謙上奏清廷請求在全國范圍內設立半日學堂：“擬請飭下各將軍督撫，諭令各州、縣廣籌經費，立半日學堂，專收貧寒子弟，不取學費，不拘年歲。”[1]367這樣貧寒子弟可以略識道理，漸能養成人格，社會風俗也會隨之發生改觀。他建議各處應多設該學堂，無論城鄉，每二三百家即應設一處，以期達到教育普及之效。在當時普遍重視興辦新學的輿論下，半日學堂在全國范圍內廣泛設立起來。1906年，山西除省城太原開始出現半日學堂外，隰州廣武莊巡檢王化源也創立半日學堂，招貧民子弟延師課讀，不取學費并附設演講所。1907年全國掀起了興辦半日學堂的高潮，山西省內設立的半日學堂也呈增長趨勢，1907年創辦5所，學生共149名；1908年達15所，有學生478人；1909年23所，學生達622名學生。

1.1.2簡易識字學塾

時任山西巡撫的蒙古大員寶棻提倡設立簡易識字學塾以期改變當時民眾文化落后的狀況。他認為簡易識字學塾可以補充初等小學數量不足的缺陷，進而達到教育普及、提高國民素質的目的。貧窮的百姓如果“恃營業為生，或已遇時失學，另設簡易識字學塾，以濟其窮”[2]66。1909年，山西省召開咨議局第一屆年會，與會議員將山西新教育規劃作為教育類議案提出。其中對簡易識字學塾規劃如下（部分）：“(一)遵用部編簡易識字課本，未頒布前，用民間常用字授之。(二)學塾之分三種，三年、二年、一年畢業者。由勸學所調查民間情況，任選—種。(五）教師以勸學所教育會員，小學教職員分擔義務。或由窮儒文義通悉者擔任。(七）設備不求完全。(八)學生除自備課本外，自備石筆石板。(九）為免礙營生，用半日學塾之法,或開夜校于晚六點至八點。(十)需款不多或移小學堂款補助之，或提用治城內民間無益之費及公益之款。”[3]113在地方官員及諮議局的重視下，簡易識字學塾取得了一定成績。到1910年底山西設立的簡易識字學塾在一百余所以上，其學生達兩三千名。

1.2普及知識的啟智教育

1.2.1廣設宣講所

1906年頒布的《學部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在實行宣講的條目中規定:“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遵照從前《宣講圣諭廣訓章程》，延聘專員，隨時宣講。其村鎮地方，亦應按集市日期，派員宣講。一切章程規則統歸勸學所總董經理而受地方官及巡警之監督。”[1]146宣統元年，山西省“飭廳各州縣設宣講所，并由本處編定白話宣講集分發各屬能操土音、稍明法理之宣講員，分期講演”[4]。山西在1907年設立宣講所234所，宣講員244人；1908年宣講所增加到290所，專職宣講員71人，兼職宣講員211人，總計282人；1909年略有下降，宣講所計265所，宣講員215人，其中專職88人，兼職127人。從宣講所數量看，呈現出由增到減的變化，但起伏不大；從宣講員數量看，1907年所均1.04人，1908年為0.97人，1909年為0.81人，呈逐年下降趨勢。

1.2.2設立省圖書館

在清政府的倡導下，1906年各省紛紛著手興辦圖書館事宜。時任山西巡撫寶棻對公共圖書館的建設也非常重視，在宣統元年四月二十四日(1909年6月11日)給清廷的創辦圖書館的奏折中明確提到山西已經設立了圖書館。他同下屬于1908年已經在太原省城學務公所的西側空地上創建了圖書館，共建有楹樓五座、廊屋四十七間，并設有五間閱覽室、五間標本陳列所。“經營累月始克落成。館內所藏經史子集一萬八千卷，東西各國科學書七百余種”，“又本省土產，亦搜為標本，分所列陳”。此外，“東南各省凡有專家著作以及新譯圖書均擬次第調取以廣收藏。擬定管理閱覽章程，派員專習典守”[5]4。宣統元年四月，寶棻上疏清廷懇請頒發一部清廷主編的石印《古今圖書集成》給山西圖書館，政府答應了寶棻的請求。這部一萬卷的巨著現依然是山西圖書館的館藏珍品。

1.2.3創辦近代報刊

近代山西最早的報刊出現在新政開始之后，是由程淯于1902年創辦的《晉報》。至辛亥革命前后陸續出現一些新的報刊，分別是1903年創辦的《山西白話報》，1905年創辦的《實業報》，1906年創辦的《晉陽白話報》《明義學報》《晉陽學報》，1907年創辦的《山西白話演說報》，1908年創辦的《并州官報》《晉陽公報》，1910年創辦的《山西農業雜志》，1911年創辦的《山西自治公報》，以及山西新軍起義后創辦的《山西民報》等。但由于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報刊一般存在時間不長，發行數量也有限，存世稀少。盡管如此，依然可以看出山西在近代第二次報刊高潮中是做出了貢獻的。《晉陽白話報》在創辦之初的《緊急告白》中說:“現在是我們中國不久就要立憲；這改良社會講究自治的—切事情，都是要緊得很。……本館因此特告請熱心的君子：如有一切益國益民的言論演說，及有關系的事情，或用白話,或用文辭，均請隨時函賜本館，以便陸續登報。”[6]23其言論既切中時弊，關注國是民生，又提倡白話，用百姓之話語來表達自己的主張，更具有現代報刊的特點。

2這一時期山西社會教育的不足之處

在政府的倡導和民眾的參與下，清末山西的社會教育得到了初步發展，以社會全體民眾為教育對象，采取多種多樣的教育形式，滿足各個階層不同的教育需求。通過對普通民眾進行教育，文盲數量有所減少；民眾對國家形勢、國際時局有了一定的了解，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社會風氣亦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觀。但就總體而言，山西這一時期的社會教育還存在某些不足。

2.1時間滯后，規模有限

從各項社會教育措施的實施來看，山西均不是較早行動的省份，基本是中央政府制定頒布相關政策后才有所表現，或某一措施在全國形成高潮之際，山西才會有所作為。以近代報刊的創辦為例，國人最早辦的報刊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的沿海地區；19世紀90年代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興起，出現了中國近代第一次創辦報刊的高潮；20世紀初革命與改良的斗爭以及預備立憲的開展促成中國近代第二次創辦報刊的高潮，到1910年（清宣統二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全國報刊已達600余種。而山西在20世紀初的第二次報刊高潮中，才跟上了潮流。再以簡易識字學塾為例。根據奕劻的奏報：山西設塾在一百余所以上，而各省立塾較多者，如四川已設二千六百余所，直隸、湖北已設一千余所，浙江、山東已設七百余所，廣西已設六百余所。從學生數量來看，山西二三千名，較多的省份如直隸、浙江、湖北已達二萬余名，福建、廣東、廣西也達一萬余名[1]364。山西與其他先進省份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2.2教育內容上更多保有封建倫理道德

社會教育的諸項內容雖然是為清政府實施新政提出的，意圖通過這樣的方式改良民氣，促進新政的推行，但新政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現代社會，而是要維護清政府的統治。這就決定了其統治的道德倫理基礎是不可動搖的。體現在社會教育的內容上，就是盡可能地利用新的教育形式對民眾進行封建教化。因此宣講所宣講的核心內容是《圣諭廣訓》，嚴禁涉及政治。清政府提倡的新式社會教育，依然是要培養清王朝的忠臣順民，而非時代需要的新式人才。但歷史證明，結果并沒有向清政府期望的方向發展，而是走向了反面。新式的社會教育沒有使其統治穩固，而是加速了它的滅亡。

3原因分析

這一時期山西社會教育存在的諸多不足，是由一系列的原因造成的。

3.1傳統的農業經濟無法提供充足的新式教育經費

教育經費是新教育實施的物質保證。據《山西省全省財政利弊沿革說明書》中列舉山西教育經費的籌措對象包括以下方面：公益性機構、廟社勸捐、戲捐、紳富之集捐、鴉片收入、新型產業的稅收（如煤炭業）等[7]65。近代山西生產形態仍然處在農業社會階段，雖然太汾地區、忻州諸縣的商業很發達，但山西商人很少將資本投資于近代工業。另外隨著外國銀行的進入，國內新式銀行開始建立，而山西商人缺乏變通，曾經輝煌的商業帝國也急速衰敗，山西經濟更加一蹶不振。而農業社會中的支柱產業——農業自“丁戊奇荒”后一直沒有恢復元氣，山西教育籌款之難可想而知，新教育創辦步履維艱。

3.2封閉保守的社會環境的制約

山西自古就有表里山河的稱謂。山西東部的太行山脈是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的分界；西邊的晉陜大峽谷使山西與陜西隔河相望。從地形上看，山西更像是一個被包起來的地方。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獨特的社會環境和人文觀念，如多穩定性少流動性，多原則性少靈活性，多封閉性少開放性。人們的內外交往不發達，信息封閉，視野狹窄。這種封閉保守的社會環境，在近代教育興起后，直接成為其發展的桎梏。交通的不便導致信息傳遞不暢，新式人才缺乏，固守觀念的民眾接受新式教育過程緩慢，短時間內不能改變以傳統教育模式為中心的思想。

3.3與地方官員的作為直接相關

清末的山西官員在發展社會教育方面應該說是有貢獻的。如1907年12月至1909年10月任山西巡撫的寶棻在任期間興辦了山西省圖書館，推動半日學堂和簡易識字學塾的創辦，為清末山西社會教育的發展盡了力。但與民國時期山西行政官閻錫山相比則相距甚遠。閻錫山主政山西三十八年，期間直接參與了山西社會教育事業。為推動這項事業，閻錫山親自組織編寫社會教育讀物，親自組織編制標語內容，深入各地鄉村進行視察，大力提倡識字運動，舉辦各種宣講活動，推行各種教化活動，以提高民眾的素養[8]，山西因此得到了“教育模范省”的美譽。

參考文獻：

[1]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G].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2]白瑩.八旗蒙古大員寶棻主政山西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2.

[3]周山仁.清末民初的山西教育[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

[4]各省籌辦咨議局.官長調查•山西[N].申報,1909-02-1(18).

[5]山西省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史料匯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6]《山西期刊史》編撰委員會.山西期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7]山西清理財政局.山西全省財政利弊沿革說明書[G].1909.

[8]申國昌,史降云.以教促政:民國時期山西社會教育研究[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作者:李永玲 單位:晉中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政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