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的日常抗爭策略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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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兵器》2018年第5期

［摘要］“日常抗爭”是指在常規情境下隱藏的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抗爭策略。大量個體的不約而同的“日常抗爭”行為可以產生“變通”學校制度或壓縮政策選擇范圍的巨大力量。研究者通過田野調查，對基層學校中教師“日常抗爭”的形式進行了一種在地化、闡釋性的分析:如“儀式的抗爭”、“非正式規范”、“策略互動”、“自主的行動空間”、“工作－家庭邊界遷移”等隱秘的、生活化的“日常抗爭”策略。教師的日常抗爭在屬于自己的“專業領地”內擁有超強的穩定性，它表明從屬群體在學校“官方文本”背后有可能創造并維持一個自主的行動空間，并對學校變革和課程實施的實踐路徑有著不可忽視的現實影響。

［關鍵詞］弱者的武器;教師;日常抗爭;隱藏的文本

如果說福柯運用系譜學的方法分析權力，為我們揭示出隱藏的、不為人注意的微觀權力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在社會的肌膚內的話;那么斯科特運用人類學的田野方法透視抗爭，通過對匿名的、無組織的日常抗爭策略的洞察(insight)來展示“抗爭的無處不在”。日常的抗爭形式(everydayresistance)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無需宣言、沒有預期、沒有名目和旗號的抗爭策略。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的斗爭形式具有以下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也是其重要特點。［1］在教育場域中“日常反抗”通常指什么?基層學校中教師的“日常抗爭”又有哪些基本形式?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教師“日常抗爭”策略在學校變革和課程實施中的角色?研究者以實習教師的身份進入X市H學校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調查與觀察，通過與一線教師深入接觸，利用實地搜集的資料來建構教師的文化信念與行動邏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理論對接，對基層學校中教師“日常抗爭”的形式進行一種在地化、闡釋性的分析。

一、問題提出:什么是“日常抗爭”?

所謂“日常抗爭”，是指在常規情境下隱藏的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抗爭策略。隱秘的、生活化的“日常抗爭”是教師在學校場域中常采用的一種抗爭形式。它是一種有別于公開對抗的弱者自我保護和抗爭的“武器”。事實上，大量個體的不約而同的“日常抗爭”行為可以產生“變通”學校制度或壓縮政策選擇范圍的巨大力量。

(一)被抹去痕跡的日常抗爭弱者通常被認為是“沉默的大多數”，在各種宏觀研究中他們是被理論抽象掉的無聲者和無名者，在統計學中他們是陳列在檔案中的數據形式，在思想史中他們是被抹去痕跡的匿名者。但在斯科特看來，弱者絕不是失去行動支配權的“沉默者”，他們憑借其智慧尋找到抗爭的策略和方法。例如，弱者通過吐槽、非正式規范、策略互動和“自主”行動等形式對抗外部的支配。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抗爭可看作是一種隱藏文本(hiddentran-script)。“隱藏文本”是對“公開文本”內容的一種確認、抵觸或是抗爭。“隱藏文本”的存在，表明從屬群體在舞臺背后有可能創造并維持一個自主的行動空間，并通過自身獨特的文化和實踐，形成并強化屬于自身的文化認知。在學校場域中，教師以特有的邏輯參與行動，并對學校制度的支配空間和關系網絡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教師在日常行動中所采用的“弱武器”悄然改變著制度文本的實際運作路徑。在斯科特看來，對于常規情境下發生的許多看似“儀式化、習慣性”的順從行為，其背后都蘊含著行動者的自我打算。因此，從行動者在公開舞臺上的行為、姿態以及言語并不能推斷他們的價值標準和意識信念。另外，即使是支配與抗爭之間的張力也并不總是以沖突的形式反映在公開的舞臺上，那些看似瑣碎的、匿名的、無聲的日常抗爭，事實上占據了常規情境下個體行動的核心位置，并歷史地構成了權力與抗爭之間博弈的一個隱藏領域，在這種并不顯眼的隱藏空間中，偽裝的、低姿態的、未宣稱的抗爭，其分散性、匿名性、低消耗特點往往躲過人們的視線，然而正是這種日常的抗爭形式充斥在學校的大部分制度生活中。作為一種日常化的行動腳本，它們雖不矚目，卻無聲地消解著制度權力運作的渠道和網絡。［2］支配與抗爭關系的微妙性表明，那些看似瑣碎、零散的日常抗爭充分彰顯了基層教師自我保存的韌性，也正是在與支配性權力的追逐與逃逸中，教師塑造了自身的行動主體性。

(二)“微小實踐”的分析方法教師的日常抗爭策略是深深地嵌入在學校之中的，但采用傳統的“制度－行為”分析方法卻是笨重的、不切時宜的。這是因為“制度－行為”分析法通常把個體的行動預設為靜態的，忽視了行動者與制度互動過程的豐富性、微觀性和流動性，因而無法窺探教師日常行動中的策略、籌劃、博弈、技術等隱秘細節。要截獲和破解這樣的隱秘或日常生活的密碼，就迫使人們由宏觀的“制度－行為”分析轉向塞爾杜(DeCerteau，1984)所說的“微小實踐”(minorpractice)，即一種構成日常生活過程的基礎單元。［3］因此，微觀分析策略是我們“洞見或透識”行動者與制度之間動態的、流動的關系，“連根拔起”其中的“隱秘關系”的一種分析方法。從這樣一種動態的互動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潛在的抗爭策略是如何被激活的，散亂的東西是如何重組的，更重要的是，在對“微小實踐”的分析中我們才能發現行動者的影子，它將日常抗爭多種可能的實踐形態都展露出來。

二、“隱藏的文本”:教師的日常抗爭策略

隱藏的文本旨在于描述那些“未被書寫的”和“未加編輯的”日常抗爭形式，教師抗爭的實踐與抗爭話語之間是相互依存和相互維系的。隱藏文本的話語不僅闡明或解釋了行為，它還有助于建構行為。

(一)“儀式的抗爭”:吐槽與話語權“話語即權力”是福柯的經典命題之一。但吐槽誕生于網絡，它并不完全遵守日常話語表達的常規或約定方式，而是對日常話語的一種偷襲、盜獵與改寫。它吸收了網絡語言的通俗易懂、口語化和混搭風格，采用反諷、雙關、戲謔、逗哏、調侃等手法來顛覆話語/權力表達的分配秩序;加上采用娛樂化戲仿、拼貼的隱喻形式幽默地反映現實問題，以看似荒誕不經的戲謔式表演來掩飾自己謹慎抗爭的姿態。顯然，只有以吐槽的方式快速傳播，教師才能占有話語權的有利地形，特別是集體吐槽形成的群體音量，能造成轟動的短暫輿論效應。吐槽在網絡上的呈現，就像一場精彩的傳播儀式，即便教師對所吐槽的問題僅僅是一種“想象式的解決”，但教師在這場儀式中獲得了占據、重塑話語權的虛擬勝利，并釋放了精神上的抗爭與慰藉。教師的“吐槽”是相對較溫和的“日常抗爭”方式，并非前臺區域的公開對抗，而是在后臺區域的安全地帶發出個體的情緒與聲音。在田野調查中，每當遇到大型藝術活動、市級評比、教育督導或上級檢查時，教師都會陷入一大堆的“突擊任務”或“臨時加班”中。這意味著正常的教學秩序會被打亂，而各種教學以外的“隱形工作量”會驟然劇增:譬如，課余時間各年級段需要提前預備活動所需的標語、展板、人員名單及會場布置等準備性工作;下班后班主任需要留校布置班級、清掃衛生和美化校園;周末科任老師則需要補繳各種上級檢查的工作材料。此時，教師累積的不滿情緒會被瞬間點燃，他們刻意將吐槽和“不滿”以機智、嘲諷和戲謔的娛樂形式展示出來，既沒有公開對抗學校的命令，又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顯示出了抗爭的姿態。一次關于校園布置的“吐槽”:蔡老師:請班主任們從今往后不要在門上，孔子展板上，黑板上，墻上大肆地、泛濫地張貼裝飾品，特別是用雙面膠貼，用泡沫膠貼，更有甚者用布膠貼!那真是只圖現在高興，不求將來痛苦;只圖自己漂亮，不求將來更丑的壞習慣。到了新班級又用鐵絲刷，又用鐵鏟除!真是費時費力!又累又氣!用透明膠是最好的，撕下來，一點痕跡也沒有。林老師:透明膠發黃也洗不掉。最好是全校統一做透明插板，大小一致，方位一致。每班做自己的主題畫放進去。可更新，又環保，還整齊。蔡老師:什么時候門也貼的像花婆一樣!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教育環境。孔子展極其花俏，孔子該生氣我們治學不嚴肅!我們用一頁夾，更換快!今天晚上一家三口去鏟那些狗皮膏藥，把我給氣的!蘇老師:不要評比，就不會挖空了心思布置，簡單干凈是最好的，我們這種男班主任想這種布置的，頭都疼了半邊。諸事皆有因果。林老師:有一種高溫融化的固體膠很好用，不留任何痕跡，我看幼兒園都用那種，教室怎么花哨，怎么張貼都不留任何痕跡。我們就只會用擾人的雙面膠，明知不好用還拼了命在使用，到頭來兩敗俱傷，傷了別人的教室，別人傷了你的教室。蔡老師:班主任要改革，互相考慮，團結起來，簡單，大方，美觀。讓我們的工作輕松一點!通過吐槽進行“抵抗”更像是一場象征儀式，這種儀式以反諷、調侃、自嘲等娛樂化的方式傳遞信息，在這種話語秩序被強行置入荒誕語境的戲謔儀式中，吐槽者感受顛覆、破壞、個性化表達帶來的自由氛圍，沉浸在這種身心獲得解放、擺脫規則約束的情緒狂歡中。雖然抵抗的效果僅僅停留在想象的烏托邦中，但這種平等的姿態、掌握話語權的快意，卻給人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4］吐槽不僅是對教師話語權的一種宣示和占據，同時也是對個體壓抑情緒、弱勢地位的一次精神補償。

(二)“變通規則”:非正式規范抗爭的日常形式不會成為頭條新聞。成千上萬的以個體形式出現的沉默行動構建了大量的非正式規范。這些非正式規范沒有戲劇性的公開對抗，也不具顯著的新聞價值。［5］正是從事這些細微活動的教師自身不想引起注意，從而幾乎將這些日常抗爭形式從書面記載中全然抹去。在H學校中，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范之間的邊界并不是“銳化”的，而是“鈍化”或“柔化”的，兩者之間往往存在著“邊界互滲”。非正式規范通常都是“搭乘”正式規則而使自身得以實現的。譬如:學校考勤制度規定，教師實行坐班制，每天上午上班和下午下班分別須按指紋簽到和簽退。但教師充分默會上述制度中的“漏洞”與“空子”，他們靈活改變自己上下班時間以保留個人機動性。區教育局為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作出如下規定: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不能留書面作業，三到六年級學生的家庭作業時間應在1小時內完成。但教師充分利用家長的“共謀”來增加書面作業量，他們將作業習題及答案上傳到家長QQ群內，由家長自行打印并督促學生完成。學校咨詢室的心理教師將咨詢記錄做成電子文檔，每次遇到上級檢查時只需修改一下文檔日期即可應對。這些非正式規范絲毫不引人注目，但它們在偽裝順從的掩護下顯示了教師“變通規則”的主觀能動性。教師在日常行動中生成的種種非正式規范，是對正式制度的一種“拓殖”和“解壓”。青木昌彥認為“制度作為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其實質是對博弈均衡的信息濃縮(compressedinforma-tion)。［6］如果說制度的“官方文本”是一種理性化后的“濃縮信息或壓縮信息”的話，那么，制度的“實踐文本”則是具象化的“信息解壓”。譬如，非正式規范的實施基本上都是情境化的，它是正式制度的一般規定在個性化情境中的特殊應用。因此，當教師在遵循某一制度進而采取具體行動時，他或她一定是考量并補充進了制度(正式規則)在實際運行中的場景信息和約束條件。由于“實踐文本”中情境化信息的復雜程度遠遠超過了“官方文本”中的一般規定，因而在制度的兩種存在樣態中，“實踐文本”與“制度文本”之間并不是一種簡單的鏡像關系，而是可能形成了兩套彼此獨立的規則系統，由此非正式規范與正式制度之間常常存在著相互競爭的關系。通常來說，非正式規范可使小的緊密關系之群體福利最大化，但卻容易對大的正式制度進行解構。［7］依靠各種非正式群體的支持，教師在日常行動中就可能創生更多的非正式規范，他們并沒有公開地對抗制度規則，但在“偽裝順從”的外衣下潛藏著各種“變通規則”的抗爭行為。

(三)“考核－檢查”中的策略互動作為教育管理的基層對象，學校必然成為上級政府部門爭相考核的落腳點。從而在學校層面形成了“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倒金字塔式管理局面。對于學校底層的教師來說，他們常常發現自己處于一大堆指令性工作任務的積壓與包圍之中，繁重的工作任務也造成了教師常說的“5加2、白加黑”的“突擊性”工作局面。但實際上，教師這根“小針”真能保質、保量完成“上面千條線”的繁重任務嗎?從現實的工作場景來看，積壓的工作量常常在某個時間點集中爆發，并遠遠地超過了教師實際的工作效率和有限的完成能力。那么，教師到底采取了何種策略性行動，以應對上級部門的考核檢查呢?教育部門的決策者所期待的理想狀態是下級政府，尤其是基層學校，可以做到“上令下行、令行禁止”，因而通常在推出某一政策的過程中，針對執行過程要安排相應的考核、檢查。“考核”是制度化的、周期性的檢查，它通過周密的正式制度設計，包括數量化的指標體系、客觀的測量工具等收集信息，其目的在于準確地評估基層學校的工作績效。這導致一個普遍的組織現象，即上級政府動員部署諸多人力、物力實施考核檢查，而基層學校采取形形色色的手段、策略予以“應對”。［8］應對來自上級政府的考核檢查成為中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中基層學校的重要工作內容。H學校的教師指出，他們每年至少要有大量的時間來應對各種檢查。自上而下的“考核檢查”與自下而上的“應對檢查”持續存在，并反復出現于政策執行的過程中，成為教育管理部門和基層學校的共享常識。一次關于“考核檢查”的個人訪談:申老師:一般檢查會有評分細則，會分為ABC類，A就類似于一級標題，比如說經費管理、師資設備。然后下面是B類，比如經費管理有資金投入啊、設備采進之類的。C類就是更下一級，比如設備采進是哪個部門采購哪些器材。然后裝盒的時候也是按照這個裝，然后會分A類下面的B類是由哪些部門負責，哪些應該是德育處做的、哪些應該是辦公室做的、哪些應該是教務處做的。他們負責牽頭，然后下面比如說實驗室管理，那我就涉及到每個實驗室的實驗員，比如你哪個課用的是什么器材，有沒有損壞。

普通老師做的就是C類，就是最繁瑣、最多的，你可能做了一疊材料才是C類的一條。上次迎接兩項督導的檢查，要求實驗器材不能有沒開封的，不能有沒用的;四表要上墻，課程表、作息時間表、使用記錄表、進度表要上墻。在考核過程中，上級政府與基層學校之間是一個“檢查”與“反檢查”持續互動的過程。借用組織學的“委托－”術語分析，信息的分布與控制在委托人與人之間并不對稱。因此，為了在考核檢查中能更好地獲得真實、可靠的信息，上級政府通常會增強考核機制的制度安排與規則約束。第一，盡量取消中間環節，縮短信息流通的渠道，保障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之間的有效接觸。直接檢查是縮短信息流程的方式之一。第二，“數字化”管理。為了規避基層學校在提交反饋信息時常常出現的事實模糊、指標混亂與主觀臆測等現象，決策者通過數字考核的方式來解決信息的模糊化問題。通常，上級政府會將基層學校的經費投入、辦學規范、教師檔案、工作手冊、原始記錄等信息進行指標化和數量化，然后為每項指標進行賦權、評分、劃分等級，通過建立標準化的規則體系來使評估變得客觀準確。但這一系列措施雖然頗具匠心，但它依然無法改變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之間信息分布不對稱的地位。而且，指標化和數量化引發了基層學校花樣翻新的“反檢查”手段:“做材料”、“造數據”、“編文本”都是基層教師“應付”檢查時的常用策略。他們在各種指標化和數量化的考核要求下生產著不計其數的文本，有選擇性地控制相關信息，采用形式化生產數據的方式來應對上級的數字化考核。

(四)“自主”的行動空間在那些勞動者的工作表現難以用績效評估進行管理的領域，自主行動的創造就以一種隱秘而沉默的形式獲得了持續存在的空間。例如，教師備課時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教師在常規課上的投入和表現，學校管理者沒有辦法一一進行測量或控制。另外，個性化的緘默知識同樣難以用外顯化的測量工具進行評定，它們甚至在個體間的遷移都十分困難。如教師的知識存量、教學經驗和技巧、科研能力、責任心和敬業精神以及再學習能力等，完全以“個體化”的形式附著在教師的大腦里，對上述資源的調配和運用完全取決于教師本人的偏好和選擇。正是由于教師的勞動過程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模糊性，其專業化的特征又賦予勞動者在工作決策中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因而教師在日常教學中的自主性行為就十分難以評估。一次關于課堂教學的訪談:科學有一些課，上一節課也是它，上三節課也是它，就是看你想怎么上，所以進度就可以在可控范圍內調。你快一節課可能講一個單元，你慢可能三節課才講完這一節。……曾老師上次說上一節課得讓學生動手操作，但是這么做又耗時間又太麻煩了，學生紀律又太差，本來一節課能講完的可能兩節課才能講完。所以他就演示一下(實驗)，找兩個學生或者自己動手操作。作為一種“日常抗爭”的重要形式，自主性行動空間的創造在大多數場景下都隱藏在毫不起眼的后臺區域中，且在發生之后即被抹去了痕跡。

(五)“工作－家庭”邊界遷移作為一種日常抗爭的形式，教師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邊界轉移也被看成是一種重要的抗爭姿態。在田野調查中，當學校的勞動工作量堆砌、積壓，工作壓力增大時，教師通過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家庭來緩解學校制度的壓力。那些工齡較長、“經驗”豐富的教師在工作－家庭的邊界遷移上更為頻繁。事實上，盡管教師很少使用“工作－家庭遷移”的專門術語來指代他們對抗學校壓力的策略，但滲透在“職業倦怠”、“工作和生活兼顧”等話語中的“主題”依然顯露出了教師日常抗爭的隱秘痕跡。一次關于“工作－家庭沖突”的個人訪談:申老師:……所以結完婚、生完孩子的女教師更容易走向倦怠。一方面是因為一直以來她都承擔著這么高的工作強度，不會因為你們結婚以后工作強度變小了，所以她的經歷是有限的啊，她必然要分散一些回去啊。訪談者:你的意思是說結了婚之后教師就會倦怠?申老師:對啊，所以我權衡利弊，還是自己家老公孩子比較重要，那工作和生活即使不能很好地兼顧，那起碼也是要兼顧的呀，所以人家結了婚以后倦怠的也可以理解啊。國外對于工作與家庭關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紀70年代。早期的研究從角色沖突(roleconflict)出發，認為個體在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之間的不兼容，導致了工作－家庭沖突的結果。作為工作中的女性，要承擔多重的社會角色，其中有職業者、母親、配偶等，而且受到傳統社會角色期待的限制，女性角色中對家庭的責任要比男性更突出(Hochs-child，1989)，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女性在進入職業領域后會經歷更多的或者更高水平的工作家庭沖突，或者在很多方面和男性之間存在差異。而母親們可能會體驗到更多的從工作到家庭的影響，因為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家庭，而工作機構對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工作。［9］因此，女性工作者在工作域的時長增加時更容易感受到工作對家庭的沖突，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邊界遷移就成為教師“抵抗”工作壓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結語:“日常抗爭”與學校變革

正如斯科特本人所言，自己“對權力關系與話語的觀察不是原創性的”。它們是千百萬人日常智慧的重要部分。“隱藏的文本”表明，在舞臺背后，基層教師有可能創造并維持一個行動空間，在其中學校制度表達的官方文本被從后臺加以反對。從歷史上看，各種致力于提高和改善學校教育的改革從未停止過，但學校在各種“危機敘說”的話語下真正發生的改變卻很少。教師的文化認知與行動慣習具有十分堅韌的特性，它們在經歷聲勢浩大的改革計劃后依然能頑強地保存下來。教師的日常抗爭在屬于自己的“專業領地”內亦擁有超強的穩定性。這在那些自上而下的大規模變革中表現的最為明顯:雖然由中央制定的變革政策傳達到各級地方乃至學校的教育行政部門并不困難，但這些政策似乎總是輕而易舉地被阻擋在教室門外。即使變革政策在主流話語的再生產中占據了核心的位置，但在教室內它們卻總被看作是“外來的”、“非熟悉的”、“不符合教師認知”的文化符號。因此，學校中常常存在著“文本制度”與“實踐制度”兩套系統，在權力負載的情境中學校會搭建出符合變革政策要求的各項規章制度，但它們很可能因不符合教師的行動慣習而無法被成功地激活或施行。日常抗爭的技術長期以來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效的。在斯科特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那些抗爭的日常形式，即平常的卻持續不斷地隱藏在后臺、超出權力支配視線的弱者的抗爭空間，包含那些在后臺的言語、姿態和實踐。然而這些隱秘的抗爭行動不可小覷，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動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終可能導致制度的擱淺或阻滯。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抗爭行為的重要性就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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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文靜，蔡燕航．從斯科特的視角看底層政治的邏輯［J］．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39－42．

［3］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型態［G］//清華社會學系．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一)．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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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M］．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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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忠，鞠蕾，陳麗．工作—家庭沖突研究與中國議題:視角、內容和設計［J］．管理世界，2013(9):154－171.

作者：高曉文；于偉 單位：師范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