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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經濟雜志》2015年第三期
1IRR模型在我國的發展
自IRR模型提出以來,我國學者在該模型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修正與創新,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魏珊等[3]基于IRR模型的局限性在移民安置過程中引入移民控制權,創建了移民安置控制權模型(簡稱RCR模型),有效彌補IRR模型難以度量社會損失等缺陷;荀厚平[4]對IRR模型進行了適當完善,他引入“責任”這一概念,構建了“風險、重建與責任”模型,避免了移民過程中政府、業主以及安置單位就誰該對受災群眾所遭受的風險負責而相互推諉等事件的發生;陳紹軍等[5]將我國非自愿移民貧困風險概括為:移民安置規劃的缺陷、失去生產資料、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經濟基礎薄弱、社會歧視、移民心理素質差以及知識技能缺乏這七個方面[5];嚴登才[6]從主體、供體和載體不可持續的角度剖析了廣西巖灘庫區移民貧困風險的若干方面,豐富塞尼的移民貧困風險類型:移民人力資本失靈、補償和利益分享機制缺陷、工程項目對當地生態系統的破壞致使地方自然災害頻發、移民生計重建項目失敗、安置區可行能力弱等。綜上所述,IRR模型為完善我國的非自愿移民理論提供了有益思路,但是隨著時間的演變,此模型功能的局限性也逐漸顯現出來,下面聯系我國的實際情況做簡要的分析。
2IRR模型功能的局限性分析
2.1模型診斷功能局限性IRR模型的診斷功能是借助自上而下的機制實現的,限制了診斷功能的潛力。在該模型中,貧困風險變量是剛性地設置的,而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如移民的參與,爭議的解決等被排除在模型之外,使移民不能夠充分地表達對移民行動的意見。因此,它既不能明確受影響的人與受損資源之間的關系,也不能表達他們對移民的意見。也就是說,模型僅僅是從規劃者的角度來診斷問題,因而診斷的結果是無法為受影響的社區和個人提供他們最需要的東西。實際上,受影響群眾的意見是保障診斷正確的前提,但IRR模型忽視了這一點。因此,塞尼認為該模型“使移民能在遷移活動發生之前去尋求替代方案,抵制不合理或者準備不充分的移民實踐活動;當移民行動不可避免地發生時積極追求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的觀點有待商榷[7]。原則上講,任何基層社區或基層志愿組織都可以使用IRR模型進行移民風險進行診斷,但可以肯定的是,移民不需要借助IRR模型就能夠找出移民實踐活動中不合理的地方。因此,要想實現模式的診斷功能的前提是保障受影響者的話語權和參與權,而不是從規劃者的角度剛性地設置風險類型。
2.2模型研究功能局限性“風險”這一概念是IRR模型的核心。IRR模型通過對以往移民工程中受影響者遭受的重大損失進行分類,并就如何妥善安置和預防損失提出建議,這些重大損失被重新定義為“風險”。根據塞尼的思路,移民(特定行為)產生貧困(有害影響)的風險(受到傷害的可能性)[8]。也就是說,在今后所有的項目中,規劃者可以借助IRR模型來提前預測移民行動產生的威脅。模型的目標是管理這些風險,并通過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有效降低風險發生概率。但是,在該模型風險管理這一功能中忽視了三個問題。首先是風險的主觀維度,即承擔風險者對風險的主觀看法。實際上,不同的人對移民行動的反應是不同的,風險的評估受到階層、性別、年齡和民族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演變,受影響者的風險觀念在不斷發生變化,很多外界影響因素也在影響人們對風險的主觀認知。譬如,我國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始終堅持并強調以土安置,但地方政府和移民并不一定認為這種模式就是最好的措施。因此,風險認知的轉變是需要關注的問題。其次,IRR模型對風險的認識缺乏系統性。移民是嵌入在整個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不能就移民行動本身來談風險,而應該考慮到更大尺度的外部環境所造成的風險。譬如,搬遷后,移民在企業就業或發展高效農業,他們面臨市場的風險。最后IRR模型沒有建構一個對風險發生順序和復雜性質的理解機制。IRR模型將風險概念化為一個單一的事件,而且采取的是將不同風險變量相互分離、分段解決的風險處理辦法。實際上,這種方法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著很大問題,因為風險多產生于復雜的突發性事件中,并且還伴隨著信息的不全面性。也就是說,對風險的管理的政策研究需要立足于風險產生的過程,而不是僅僅繪制一個風險管理藍圖或框架。
2.3模型問題解決功能的局限性IRR模型重建策略在于“逆轉”———為失地者提供土地,為失業者提供工作,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這種重建思路的弱點在于沒有區分出那些采取有效措施便可預防損失的風險。實際上,在移民活動開始之前,我們就應該構思有效解決失去資產和生計風險的措施,同時,在移民安置規劃編制過程中也應該包括損失類型與解決辦法。IRR模型采取的是比較機械呆板的問題解決策略,如為喪失土地的人提供土地,給失業者提供工作,給無家可歸者提供房屋。模型雖然看起來很簡潔,但與現實生活卻是脫節的。對于不同的移民來說他們的需求是不同的。對于一部分移民來說可能希望實行以土安置,對長期從事二、三產業的移民來說更愿意一次性補償。在南水北調中線丹江口水庫移民中實行以土安置就遇到這種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移民的需求是多樣性的,因而需要采取多樣性的安置模式。Parasuraman和Picciotto等人的研究表明,成功的安置得益于靈活的安置策略[8]。由于實際情況的復雜性以及選擇的多樣性,該模型塑造的重建策略在實際工作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其問題解決功能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2.4模型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塞尼的IRR模型可以簡化為:搬遷-制度(補償政策、安置政策和效益分享政策)-生計資本損失(持續性風險)-政府資源供給-生計得以恢復與重建。在這個分析框架中,搬遷是影響移民生計的自變量,制度是影響移民生計的中間變量,生計資本損失或持續性風險是因變量。政府資源供給是移民生計恢復與重建的自變量,而因變量則是移民生計得以恢復和重建。顯然,該模型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解釋移民生計困境的原因和尋找生計恢復與重建的出路。然而,該模型忽視了移民家庭和個人在生計恢復和重建中的能動性,導致宏觀結構性因素與微觀個體因素之間存在鴻溝,難以有效銜接起來。
2.5模型的其他問題除了功能和研究范式外,該模型還存在三個方面局限性。第一,塞尼強調了搬遷對移民生計基本的損失,忽視了移民的脆弱性環境。脆弱性環境是生計資本損失的背景,而生計資本的提升也有利于改變脆弱性環境。第二,忽視了過程分析。塞尼提出的生計恢復措施忽視了政策執行和責任履行的過程分析。政策能否出臺或執行,政府能否認識到在移民生計恢復中的職責和履行情況是制約生計恢復效果的重要因素。移民生計恢復是資源再分配的過程,忽視資本爭奪與利益博弈勢必影響分析框架的適用性和解釋力。第三,上述框架缺乏理論指導,且僅限于分析傳統的安置方式,而對于長效補償安置、入股分紅安置模式顯然沒有解釋力。
3啟示
塞尼的IRR模型是移民研究中的經典,為識別移民貧困的風險和化解風險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思路,但這一模型本身隨著時間的演變其局限性也開始逐步顯現出來。通過對該模型功能的反思,對今后研究的啟示有以下兩個方面:a.風險評估需要克服“損失-補償”的思路。在當前的移民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對于風險的識別與評估大體上延續的是塞尼的思路,即識別項目對受影響人失去資產的風險,然后提出相應的風險規避措施。應該說,這是一種快捷的風險識別和規避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評估報告的用途。這種風險識別與化解措施最大的不足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忽視了移民風險的系統性和復雜性。以綏江移民群體性事件來說,謠言是導致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但實質上是移民公平心理失衡的表現,是綜合性的心理反應,并非多大程度上的失去土地和住房。b.從關注恢復到關注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移民安置的目標不再局限于恢復到搬遷前的水平,而是發展。目前,移民群體開始出現分化,他們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因此,在移民安置規劃編制和移民制度設計中需要發展的思路,采取多樣性的策略,而不是單一的“損失-補償”的思路。塞尼在投資項目社會評價中提出了“把人放在首位”的原則。實際上,他的IRR模型中忽視了移民的話語權。在今后移民監測、評價和評估中需要堅持“移民為本”的原則,讓移民的合理和有建設性的意見得到重視,通過制度設計實現移民的發展。
作者:陳明玉 曹生國 單位:河海大學中國移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