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然環境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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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浙江兩省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等八府和太倉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環境，形成為一個經濟區，即通常所說的江南地區。

自然環境，從經濟史來看，是與人類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自然條件。江南地區自然環境優越，地勢平坦，平原遼闊。江海環抱，湖泊河港縱橫，水資源豐富。亞熱帶氣候溫和潤濕，日照充足，無霜期長，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適合農作物的生長。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區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帶，地勢高仰，多沙質土壤，具微堿性，適宜種植耐旱并有抗堿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圍的低田地帶多水，其保肥能力強的壤質粘土，適宜種植桑樹，其中性壤土適宜種植喜濕的水稻。

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及其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農業分工的自然基礎。稻、棉、桑遂成為農作物種植的最佳選擇。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發展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①生產力水平的高低，與其作用的大小呈負相關。在清代生產力的條件下，自然環境還具有強大作用。人們只能適應和利用自然環境，以充分獲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產力。江南人民遂采取兩方面的措施，以盡量發揮土地的潛力。

首先是擴大棉田與桑地，以進一步適應生態條件，優化農業布局。

明代江南農民因地制宜，發展糧食、棉花和蠶桑生產。明中葉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麥，低者稻，平衍者則木棉桑??，皆得隨宜樹藝，庶乎人無遺力，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此百世經常之大利也”②。江南農民就在明代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大面積改稻田為棉田，改糧地為桑地。常熟縣的東高鄉，雍正間，“種棉十僅四五”，到乾隆間已“種棉漸多于稻”③。道光間，太倉州及所屬鎮洋、嘉定、寶山等縣，已是“種稻之處十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興府的旱地，明萬歷時為42萬余畝，至清嘉慶間，增為55萬余畝，大都成為桑地。江南地區的沿江沿海遂成為以棉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產區，太湖南部成為以桑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產區，太湖北部成為以稻為主的水稻產區。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帶與低田地帶分界線上的各縣，如武進、常熟、昆山、桐鄉等縣的農作物種植也沿此線而涇渭分明①。

其次，發展農業生產技術。

清代江南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投入更多勞力，發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細作技術；又增加用肥，發展了墊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術。他們種田治地，施用糞肥、河泥、綠肥、豆餅等肥料。種桑種棉的用肥更多于種稻。用肥增多，促進了肥料的商品化。綠肥種子和豆餅通常都需要購買。經營地主和富裕農民購買糞肥的漸多。《沈氏農書》曾記載到平望鎮買“磨路（牛糞肥）、豬灰（豬廄肥）”，到“近鎮買坐坑糞”，還要從桐鄉“必往杭州”買人糞，等等。餅肥肥質優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餅肥已經很普遍。據《沈氏農書》、《浦泖農咨》和《租核》等書提供的資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經營地主與富裕農民每畝土地用餅肥的貨幣支出，約增加二倍多。勞動集約型農業向資金集約型農業轉變開始顯露苗頭。清代以“糞多力勤”為特點的農業技術體系，就是在江南農業生產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種田固不出糞多力勤四字”的《補農書》（包括《沈氏農書》）實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體地以糧食為例，詮釋了其增產效果：治田“加糞一遍，則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區種糧、種棉、種桑養蠶的農書很多，這些都是農民生產經驗的結晶。農業技術的發展，正是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然條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體現。

經過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棉花和蠶桑生產，在明代的基礎上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生產者如果就地取材，從事棉紡織業和絲織業，就可以節省經過市場環節的各種費用，降低成本。農民如果以自己生產的原料進行加工，更可獲得種植經濟作物的收益，減少原料費用。許多農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終之”。《沈氏農書》也說，農民織絹，“若自己蠶絲，利尚有浮”，都是說的這個道理。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棉織品與絲織品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手工業品。它們都是衣著材料，特別是棉布更是廣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們都有廣闊的消費市場。充分利用原料資源的巨大優勢，發展農產品產業化，就成為江南人民必然的經濟選擇。棉紡織業和絲織業都是傳統經濟中的重要產業，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賈，致富饒”，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賜，竟使二者都作為支柱產業，并行發展。

棉紡織全為農民家庭手工業，在棉、糧產區，“比戶紡織”。在蠶桑區，也有大量農民從事紡織，棉紡織在江南地區普遍發展。有些農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謀生之方已不專仰于田畝”，棉紡織已從副業發展為主業。他們既不離鄉，又不離土，就地實現了專業化或半專業化生產。

棉紡織的發展，帶動了生產工具和染整加工的專業化，延長了產業鏈。紡車、綻子與布機，各城鎮均有生產，青浦縣的“金澤錠子謝家車”最負盛名。棉布漂染有藍坊、紅坊、漂坊、雜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設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離，各自成業。染坊、踹坊大都設于城鎮，蘇州最為集中，雍正間，有染坊450余處，染踹工匠“總計二萬余人”①。

蠶桑區有大量農民從事絲織，俗稱“鄉機”。有些從事絲織的農民，“田功半荒”，生產也已專業化或半專業化。眾多絲織機戶則集中在盛澤、南潯、濮院、雙林、黃溪等市鎮和江寧、蘇州、杭州等城市。個體機戶“皆自織”，只使用家內勞動力。大多數機戶擁有較多織機，雇用機匠生產，屬手工作坊。清代前期江南城鄉民間織機共約八萬臺，比明代后期最多不過一萬五千臺大大超過。盛澤鎮“中元夜，四鄉傭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計，匯聚東廟并升明橋，賭唱山歌”②，雇工人眾，可見一斑。絲織機具的制作也已專業化，江寧即有專門制售機具的機店，梭店、筘店、?l子店、綹梭竹器店等，多屬前店后廠。綢絹的染整有染坊、踹坊、練坊。濮院鎮的練坊，即有“傭者數十人，名曰練手”③。

清代前期，手工業的發展，呈現出農民家庭手工業從副業向主業發展的趨勢，城鄉手工業呈現出從家庭勞動向雇傭勞動發展，從個體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趨勢。這種趨勢在江南地區，特別是在棉紡織業和絲織業中，表現最為顯著。這是農產品產業化發展的結果，也是農產品產業化進一步發展的條件。江南地區終于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綢緞生產基地和棉布生產基地。

生產創造需求，需求拉動生產。江南地區所產棉布和棉花，綢緞和蠶絲都開辟了廣闊市場。對這些商品的產量和商品量，學術界都做過許多估算，但由于數據稀缺，何者更接近實際，難以評定。而前人所作的描述，也能往往給人以一種具體印象。棉布因北方織布興起，秦晉市場收縮。但仍然保有北至山東，中通江淮，南至福建的地域，并開辟了東北廣大市場。嘉慶時人說：“冀北巨商，挾資千億，岱隴東西，海關內外，券驢市馬，日夜奔馳，驅車凍河，泛舸長江，風餐水宿，達于蘇常，標號監莊，非松不辦”①。太倉州棉花質優價貴，而“北土之吉貝賤”，故江南輸入北方的棉花，而賣出太倉棉花以獲取比較利益，閩廣商人每年從太倉州購買的棉花，“無慮數十萬金②”。

綢緞的銷售面更廣。乾隆時杭世駿說，杭州“饒蠶績之利，織??工巧，轉而之燕之齊之秦晉、之楚、蜀、滇、黔、閩、粵，衣被幾遍天下”③。而南京綢緞，也是“北趨京師，東北并高句麗、遼沈；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雍、甘涼、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嶺、湖湘、豫章、兩浙、七閩；沂淮泗，道汝洛”④，實無遠不至。江西織葛，福建紗絹，山西潞綢，廣東粵緞，均需摻用湖絲。“湖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鑠，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⑤。

絲和以南京布為品牌的棉布，都是重要出口商品，僅次于茶葉居第

二、第三位。它們都主要是江南地區的產品。直至19世紀30年代，中國對外貿易始終居于出超的優勢地位，大量白銀內流，也活躍了城鄉經濟。

江南地區棉紡織業和絲織業的發展，是在傳統經濟條件下，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農產品產業化工程。它把種植、加工和流通有機結合起來，擴大生產規模，延長產業鏈，增加商品供應，提高經濟收益，使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都得到協調發展。正如包世臣所說：“松太兩屬，方壤不過二百里，歲供編銀百余萬兩，額漕六十余萬石”。“而今數百年來，紅粟入太倉者，幾當歲會十二；朱提輸司農者，當歲會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業，稱東南樂土”，就是因為“凡所取給，悉出機杼”的緣故①。錢泳進一步指出，“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為國家之根本也”②。他們都充分肯定了這種農產品產業化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在一個面積4.3萬平方公里的地區之內，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竟能滿足國內外從初級產品到最終產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業革命前的世界歷史上，無疑是罕見的。

江南地區不但有優越的自然環境，還有優越的人文環境。從經濟史來看，人文環境就是與人類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社會條件。它也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對經濟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能動作用。社會條件主要是政治條件與文化條件，或者說是政治環境與文化環境。自然環境是自然形成的，人類無能為力，而人文環境卻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優越的自然環境，導致經濟發達；經濟發達又會導致文化繁榮。優越的文化環境歸根溯源，實際是優越自然環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區人文蔚起，人才輩出，形成優越文化環境，對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

江南地區的人文蔚起，集中通過科舉效應顯現出來。據清代進士題名錄統計，清代共錄取進士26815人，江南地區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蘇州府有658人，占全國進士總數的2.8％③，居全國各府之冠。清代狀元共114人，江蘇有49人，蘇州也多達24人④。其他如舉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區書院家塾林立，讀書喜學成風。讀書人越多，知識分子的基數越大，科舉中式率就越高。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資的。科第層次越高，教育社會成本就越高，教育個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堯說，“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⑤。此話雖有些片面，但也說明了文化發展，需要經濟的支撐。

“學而優則仕”，讀書人總是會進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區尚書、侍郎之類的大官連袂接踵，知府縣令之流更如麇集。他們豐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祿與贓銀），都會帶回原籍。一部分購買田地，“以長子孫”，所以江南地區縉紳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則投入消費。江南商業發達，他們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個龐大的高收入群體，也是一個龐大的高消費群體。他們“好亭館花木之勝”，大造豪宅與園林。“以講求飲食聞於時”，“一席之盛，至數十人治庖”。又講究衣飾，“戴貂衣繡，炫麗矜奇”，以至“四方重吳服”。“吳人好游”，“游必畫舫、肩輿、珍羞、佳釀、歌舞而行”；富室朱門更在風景名勝之區“競為勝會”。所以當時人說，“吳俗奢靡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①。

物質產品的消費需求，是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②，就說明了縉紳地主和商人的消費需求，又會形成另一個拉動商品生產的巨大力量。這種屬于本地的消費需求，與前述屬于外地的消費需求，是相輔相成的。它不但促進了棉、絲、棉布、綢緞的發展，更促進了果蔬、水產、禽畜等農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釀酒、榨油、印刷、鐵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業的發展。

還值得提出的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商業和為生活服務的服務業日益繁盛。如在蘇州，“洋貨、皮貨、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③。“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此語雖出自宋朝，實已是一代強于一代。

生產和流通的發展，也必然要求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服務業得到發展。如果說為生活消費服務的服務業，宋代開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到了清代，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服務業更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牙行、典當分布之廣，網點之密，經營規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塵莫及。如湖南典當業資本，“一歲之出入，不及兩江十之一二”①。典當從整體上說，主要是為生活服務的金融業，但也有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一面。從明末開始，江南典當開展了米麥花豆絲質當業務，它的后一種性格遂更為彰顯。如江西巡撫湯聘說，有些商人“恃有典鋪通融，無不乘賤收買（米谷）”，“隨典隨收，輾轉翻騰”，以囤積居奇。“每年遇蠶絲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戶一如收當米谷之法，恣膽張羅②”。浙江巡撫方觀承說，有些農民在蠶絲價賤時，也“以典當為待價緩售之計③”。又如蘇州、上海等地原為專事兌換銀錢的錢莊，從乾隆始，逐步開展存放款和匯兌業務，并發行信用貨幣。在常熟，乾隆嘉慶間，已“廣用錢票”，即鄉鎮小店也“競出百文錢小票通用”④。現代金融業基本職能的萌發，江南實開風氣之先。新晨

長江、大運河和以上海為中心的南北洋航運的發展，尤引人注目。四川、湖廣、江西的米谷經長江輸入江南，北方的豆麥雜糧梨棗經大運河輸入江南，閩粵的食糖藍靛經南洋海運輸入江南，關東豆麥經北洋海運輸入江南，數量都很巨大。如“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余萬石”⑤。而從長江來的米谷，據許多學者估算都在1500萬石以上⑥。江南產品也要經過這些航路外運。鴉片戰爭前，我國商運路線的東西干線、南北水陸聯運干線，以及沿海航線，都已具有近代規模，鴉片戰爭后不過是以輪船代替木帆船而已。在航運業的發展中，江南與各地物資交流其功至偉。

第

一、第

二、第三產業全面而協調地發展，是社會分工和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反映，這是江南又一個重大的經濟成就。

在傳統經濟中，生產工具簡陋，勞動者是生產力中發展生產的決定性因素。優越的文化環境也有利于勞動者素質的提升。明代周忱說過，“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⑦。清代也有人說，“吳中人才之盛，實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藝之巧，亦他處所不及①”。而廣大的農民，也是“蘇民精于農事”②。這也有利于實現人的能動性與自然界能動性的良性互動。

自然環境、文化環境可以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大體相同的地區呈現出差異性。江南地區得天獨厚，終于脫穎而出，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它是自然環境、文化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典型，也是環境進入歷史的一個典型。

江南地區通過發展棉、絲、棉布、綢緞生產，與全國各地建立了廣泛的經濟聯系。從江南賦稅占全國之半和北洋商船往往回空，可見其區域間貿易實處于一種出超和順差的優勢地位。吳承明教授認為，“這種不平衡正是江南發展的主要制約。只有外區經濟發展，江南在能源、原材料和糧食上得到保證，它才能進一步發展。”③外地區也應當像江南一樣，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條件，發展優勢產業，生產比較成本相對有利的產品，實行專化分工，然后通過交換，優勢互補，在地區之間建立起一種整體的經濟均衡，以互利共贏。這才是外地區經濟發展的出路所在，也是江南地區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