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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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所謂憂患意識，是指社會危機引發出來的人類主體世界焦心憂慮的一種思想意識。在社會發展時期，一些文人志士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認識社會的能力，容易發現社會現實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變革，并以詩文抨擊社會現實，表現出對人類社會的強烈憂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一生寫下的大量詩篇中就充滿了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不僅貫穿于他的詩歌創作中，而且貫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終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響，是他內心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深切關愛和責任所致。

憂患意識，是指社會危機引發出來的人類主體世界焦心憂慮的一種思想意識。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一些有識之士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認識社會的能力，容易發現社會現狀的不足而希望變革創新，并以詩文抨擊社會現實，對人類社會的憂患表現得更突出，這成為他們創作活動的動力。所謂“憤怒出詩人”就是這個道理。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詩歌無論是敘事抒懷，還是寫景詠物，都是結合現實，其中充滿著濃厚的憂患意識。

這種意識貫穿他的一生，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強烈、真摯。年輕的杜甫“歸醉每無愁”，是沒有多少憂慮的，所關注的就是個人的抱負和功名的追求。自從他為求仕途人長安再次應試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開始“十年困守”的艱難生活，使他更多地關注社會現實，思考國家的現狀。自此，他的憂患意識也由個人前途的憂慮逐漸轉為對國家民生的憂慮。詩歌中也由“家人憂幾杖，甲子混泥途”轉為“君不見漢家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他對唐玄宗盲目發動開邊拓土的不義戰爭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危害深為擔憂；他對清濁不分、賢愚不辨的黑暗政治憂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災，就憂慮勞動人民的苦難：“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他“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面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黑暗現實，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成長為一位自覺的憂國憂民的詩人。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唐王朝陷入了戰爭的深淵，使人民墜人了沉重的苦海。詩人杜甫也被卷入戰爭的亂離漂泊之中，他親眼看到了安史叛軍的屠殺焚掠，親身經歷了與民同難的艱險流離，親自感受了國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貼近了勞動人民，憂患意識更加廣泛深刻了。詩人最憂慮的是安史叛軍還未平定，四方盜賊仍是很多：“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又擔憂官吏不顧百姓死活而橫征暴斂，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他希望有賢德的官吏實行仁德之治：“誅求多門戶，賢者貴為德”。直到臨死之前，詩人仍在憂慮：“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

二、杜甫詩歌的憂患意識，無論是憂時憂國，還是憂慮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淵源和社會根源。

杜詩的憂時憂國，是從他“忠君”的儒家正統思想出發，與國家前途命運的盛衰起伏密切相關的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得非常強烈。例如：“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在家常早起，憂國愿年豐”、“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襟”，等等。他的詩歌充滿著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與憂心，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針對玄宗的黷武戰爭，他指出：“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他諷刺楊氏兄妹的荒生活，并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朝廷歡娛后，乾坤震蕩中”。面對“安史之亂”帶來的國難，他唱出：“國破I河在”的悲歌，鼓勵朋友們“濟時肯殺身”、“臨危莫愛身”，他堅信“胡命豈能久，皇綱未宜絕”，希望唐肅宗“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對那些搞分裂割據的叛將“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纓”的行為他切齒痛恨，真切地表達了盼望國家安定統一的強烈愿望；杜詩的憂慮民生，是杜甫對社會動亂中生靈涂炭的憂慮，是他內心儒家“仁愛”、“民貴君輕”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他長期接近勞動人民的結果。在他的筆下，描寫了眾多的人民形象：農民、士兵、織婦、船夫、漁父、負薪的女子、無告的寡婦、被迫應征的老漢、提前服役的兒童，詩人不僅從多方面表現了他們的悲慘生活，而且還表達了他們的愿望要求：“誰能叩君門，下令減租賦!”“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杜詩中廣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難，表達了對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長安時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正是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養活了這些剝削者。面對擴邊戰爭給人們到來的災難，他呼喊：“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在“三吏”、“三別”中，詩人一方面對勞動人民遭受“安史之亂”被迫服役的慘狀哀痛不已，另一方面為了國家的安危又鼓勵人們奔赴前線殺敵衛國：“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餓已卒”的情況下，仍然“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風雨摧毀時，他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即使自己凍死也心甘情愿!這種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個人生死利益的對民生疾苦的關心和憂慮。這已經超越了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立身準則，在他極少“達”過的一生中，無論窮達，他始終都要兼濟天下，真可謂“于黎民，無刻不關其念”。黃徹說他：“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碧溪詩話》)卷十)，朱弁也說他：“窮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澤民”(《風月堂詩話》卷下)，都指出了他強烈的憂民責任感已超過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的家庭，始終自稱“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為”的積極進取精神影響他一生，“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是他人生態度的集中體現。

第2篇

論文摘要：禮被先秦儒家奉為道德屬性的最高范疇。先秦儒家將禮視為人禽之別的主要標志，視為決定人的價值和意義的主要標準，是只發現了群體的人而忽視了個體的人；將禮視為人的行為為思想的準則，忽視了決定人的行為和思想的價值及意義的其他重要標準，忽視了人的行為的價值為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的意義；將禮視為治國之本，而仁則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禮的核心，是對周禮加以損益的結果。

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儒家最重視的就是禮，所以在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禮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禮不僅對中國傳統社會各階層的成員從生到死，從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有著嚴格的規定，而且對形成民族的心理、性格、思想和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也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對儒家所謂禮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春秋戰國是人們常說的理性時代，當時的杰出思想家不僅對構成人類生活環境的宇宙的本質產生了一種理性認識，而且能站在理性的高度，把現實的人作為獨立的認識對象加以認識。在尋找人類自我的本質、人的價值和意義時，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人還給了社會，認為人所具有的道德屬性就是人的本質屬性，這種道德屬性的最高范疇就是禮。在他們看來，禮是人區別于禽獸及世間任何其他動物的標志。

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亦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這里所說的“敬”就是禮的主要內容之一。“孝”、“悌”作為禮的重要內容，是通過血緣從縱橫兩方面把氏族關系和等級制度聯系起來的，也被孔子視為人的本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論語·學而》)君臣父子、等級尊卑是禮所規定的，不守禮，無君無父，則和禽獸無異。如孟子所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飽食爛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如果不懂得或不遵守禮所規定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諸種關系，人便是禽獸或近于禽獸。茍子也認為人禽之別就在于人是血緣人倫關系中的一員，能遵守禮所規定的尊卑等級，遠近親疏。“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茍子·非相》)和動物相比，人具有禮的規定性，這確實是人高貴的一面，但禮強調等級尊卑，所以對人又具有強制性和束縛力，而先秦儒家把這種具有較大強制性和束縛力的禮看成是人的本質，是人禽之別的標志，說明他們對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著清醒的理性認識，也暴露出他們對個體的人的認識上的弊端。

先秦儒家所強調的人，是社會人群中的一員，個人完全被限制在血緣人倫關系的網絡中，個人的價值和意義也只存在于這種禮所規定的血緣人倫關系中。所以，在先秦儒家文化中獨立的個人是不存在的，每一個人都只不過是在人倫關系網絡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已。人只能向社會人群認同和皈依，脫離社會人群便沒有意義和價值。但是，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向我們表明，人的全面發展是人的社會化和個體化，即必須認識到作為個體的人，既不能與人類人群分離，又是一個與任何其他個體不相重復的完整而獨立的世界，他有著獨特的思想感情和創造性的才能。能夠把人我區別開來，才是人的個體意識自覺的標志。

先秦儒家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屬性看成人的本質屬性，使每個人無時無刻不是處在禮所規定的人倫關系網絡中，處在一個固定的等級位置上；使人們從言談舉止、思想感情、衣著服飾各方面都必須以禮的規定為標志，嚴格恪守禮的規定，這無疑具有一定的消極因素。如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等等。

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來，人對富貴的追求，人的進退出處，都必須符合禮的規定，以禮為標準。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這里的“道”就是禮所規定的一種和諧的上下尊卑、貴賤等級秩序，人不能突破這種秩序率性而為。君子就職與離職也必須看國君是否以禮相待而定。孟子說：“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說，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須待禮而后動。非禮勿動，動則非。此言雖有局限之處，亦足體現出禮在先秦儒家心目中是高于一切的。

先秦儒家認為人的言行違背了禮，就沒有意義和價值，就是不正當的。所以孔子說：“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人的言行應該“約之以禮”。(《論語·雍也》)孟子說：“非禮，無行也。”(《孟子·離婁下》)茍子說：“禮者，人也所履也，失所履，必顛厥陷溺。”(《茍子·大略》)所以禮是人們行為的尺度，是人的立身之本，人若不依禮而行，就元以在社會上立身成名。孔子在《論語》中的好幾處都強調禮與“立”的關系說：“不知禮，無以立。”(《論語·堯日》)“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茍子也說：“人無禮不生。”(《茍子·大略》)

在孔孟的思想中，即便是“仁”、“愛”之類的思想行為也必須符合禮的規定。他們所謂仁愛都有等級性的。他們反對那種沒有等差的，不符合禮的規定和仁愛。很明顯，這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所以孟子認為墨子不顧親疏等級，一律兼而愛之的行為同于禽獸；孔子則認為違背等級的愛是一種不正當的“侵”的行為，①(《韓非子·外儲說上》這種行為不僅無助而且有罪。

先秦儒家只允許人們在禮所規定的范圍里思想和活動。他們希望通過禮對人的束縛來求得家庭關系的和諧，進而求得社會群體的穩定。但是這種和諧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恪守等級秩序的。所以孔子強調“克已復禮”，即盡量約束自己的思想行為，使之符合禮的規定。因為先秦儒家認為不對人的原始欲望加以約束和控制，天下就會紛爭不已。如茍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茍子·禮論》)要消除社會人群的紛爭，改變春秋戰國的混亂局面，使社會保持一種和諧穩定的秩序，就必須用強制性的禮來約束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和思想感情，使其符合禮的規定。在先秦儒家看來，不合禮的思想言行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

按照當代的哲學觀點來看，人的行為不僅包括道德價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審美、創造、奉獻等多種價值。人作為社會中的個體，他的活動遍及政治、經濟、文化、家庭等各個層次和領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動就是人對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產活動。而先秦儒家過分強調人的行為應符合禮的規定，應符合道德，而忽視了決定人的行為和思想的價值和意義的其他重要標準。先秦儒家只強調人的行為價值作為社會群體關系調節手段的意義，而忽視了人的本質就體現在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馬克思語)忽視了人的行為的價值作為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的意義。秦秋戰國之際是我國古代政治思想最發達、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天下大亂，各家思想卻蓬蓬勃勃，如雨后春筍，但各家思想的主旨都是為了尋找治國安民之道。道家思想主張無為而治，法家思想主張以法治國，儒家雖然不完全反對法治，但認為禮治比法治更理想，主張以禮治為主，以法治為輔，將禮視為治國安民的根本大綱。

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出現以前的西周社會是以“周禮”來治理國家的，而“周禮”又是周代統治者損益夏商的禮發展而來的，周朝統治者通過“周禮”那種宗教性的約束力，將其社會群體組織起來，按一定的社會秩序和規范生產和生活，以維持整個社會的生存和活動。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以承繼和恢復周禮為已任，極力維護西周以來的倫理道德和等級制度。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在孔子看來，要改變當時天下“禮崩樂壞”的局面，就必須恢復周禮的權威，使上下都按周禮行動，使具有不同等級名分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對于一個以倫理等級為基礎維系著的封建國家來說，規定君臣上下的等級尊卑，分別家族、親戚的親疏遠近是必要的，喪失了這些區別，破壞了等級和尊卑秩序，就會出現各種犯上作亂的僭越行為，國家便會大亂而不治。所以孔子主張“為國以禮”，“禮讓為國”，(《論語·先進》)“齊之以禮”。(《論語·里仁》)孔子對不以禮治國是非常不滿的，認為這是國將亡的征兆。

根據楊伯峻統計，《論語》一書中記載孔子講“仁”的次數比講“禮”的次數還多，所以學術家一直存在孔子恩想是以禮為中心還是以仁為中心的爭論。孟子主張仁政，對仁的強調與孔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先秦儒家所強調的仁是先秦儒家極力推崇的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禮的核心。它是先秦儒家在新形勢下對周禮的繼承和發展，是通過總結當時社會的經驗和教訓，而對周禮加以“損益”的結果。

孟子要求統治者行“仁政”，其實是先秦儒家以禮治國主張的一種具體作法。他認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子·粱惠王上》)要使國家治而不亂，實行仁政是必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具體措施。如“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粱惠王上》)勸家蠶桑，薄其稅斂，施教于民，任用賢者等等。如果統治者不行仁政，違背禮的規定，不愛其民，肆意殘暴百姓，那么百姓也將背禮而不忠不敬，犯上作亂，使社會秩序混亂，國家不能治理。

為使民不僭越禮的規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保持社會秩序的安定與和諧，使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必須以禮治國，必須行仁政。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因為經界既正，從上而下，從尊到卑都在禮所規定的范圍內生活，各愛其所愛，互不侵越，社會秩序自然穩定和諧，國家自然治而不亂。

茍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都是圍繞禮展開的，他對禮治的強調比孔孟更甚。他認為君臣上下不好禮，國家就會衰弱，以至于危亡；以禮治國則“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強，居則有名，動輒有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亍：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茍子·王霸》)又說：“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損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孟子·議兵》)認為任何堅利的武器，高深的城池，任何嚴刑酷法都不如禮更有利于治理國家。在當時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情況下，任何堅利的武器也沒有今天的武器如此巨大的功能和殺傷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否和諧以及人的多寡便成為決定國家穩定、強盛與否的關鍵。超級秘書網

第3篇

1.1注重“禮”和“樂”以及“仁”的教育思想

1.1.1“禮”和“仁”對體育教育思想的影響“禮”包含了自遠古以來對人的行為的各種社會性的規范。就其本質而言，“禮”不是別的東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動的社會性形式。因此，“禮”成為主體內部所固有的質，沒有“禮”就不成其為人。孔子繼承和發展了周代禮的制度“，禮”在人們的社會生活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禮制的教育中，也有豐富的體育內涵，這充分顯示了孔子的體育道德觀。孔子不但講“禮”，他還極為重視“仁”。在他看來“，禮”是人的社會性的外部形式，“仁”則是人的社會性的內在根基。他在《論語》中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失去了仁的“禮”是沒有意義、價值的，它會成為一種空洞的甚至是虛偽的形式。那么，如何來提高人的內在本質的修養，孔子認為應加強對人的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道德素質，這其中也談到對體育道德的重視。只有將兩者緊密結合，加強對學生道德禮儀的教育，才能更好地發展和培養更高素質、更全面的人才。

1.1.2“樂”和“仁”對體育教育思想的影響“樂”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以行“仁”為個體所能有的最大的快樂，因行“仁”而體驗到這種快樂，獲得這種快樂，這也就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時也就是個體存在的終極的意義與價值的實現。在《里仁》篇中，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這是孔子對“仁”與個體存在意義與價值的實現的關系最為明確的說明。孔子認為，把這種“樂”和“仁”的思想應用于教育活動當中最能體現其價值所在。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學累了，可以結合自己的興趣愛好、體育活動項目，不僅可以鍛煉身心、增強體質、陶冶情操，還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習效率，促進學習共同進步，培養團結互助、高尚的道德品質，使其充分享受體育活動的樂趣。這種“寓樂于教“”勞逸結合”的思想對我國幾千年來甚至是當今社會學校體育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1.1.3“禮”和“樂”對體育教育思想的影響孔子“六藝”教育中的禮和樂，既包含了道德禮儀的教育，也有體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禮中的禮射，樂中的樂舞，則是更接近于體育。孔子教育實踐中的禮、樂、射、御諸教，往往是相互滲透、一起進行的。《禮記•學記》中說“大學之教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處的藝，是指“六藝”；所謂“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是說如果不提倡含有文體娛樂活動的“六藝”，就不能讓學生感受到學習中的樂趣，以致不能勝任學習而獲得較好的學習效果。在學習中，除“藏”、“修”之外，還得“息”、“游”，即學習生活要有張有弛。《論語•述而》亦說：“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也就是說，學習的目標在道，根據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息于六藝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禮樂教化”，就是憑借禮樂對人們從思想品德到身體技能進行全面的培養和訓練。它既能讓人健身習武，陶冶心情，愉悅身心，又重在練習，使人在練習中掌握技能而達到休養身心的目的。這就是孔子以“六藝”為教的意義所在。總之，孔子的“禮”“樂”“仁”思想對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乃至當今社會的學校體育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在培養全面人才方面，影響非常之顯著。

1.2重視“成人”之教育“成人”是孔子教育實踐中的一個新概念。當他的學生問起怎樣才算“成人”時，孔子說：“藏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子概況性地列舉了藏武仲的智慧，孟公綽的高尚品德，卞莊子的勇猛果敢和冉求之藝，認為兼備了這四個人的長處，就算得上是“成人”了。“知”“不欲”“勇”“藝”即“成人”必備的條件和素質，其關系是相輔相成的。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藝，就與體育密切相關了。“文之以禮樂”是這四種素質要受禮樂的規范。孔子說的“仁”“知”“勇”，大抵相當于萌芽時期的德育、智育、體育這一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他認為準備去從政或做官的知識分子應該“君子不器”，也就是說，做人不能像有專門用途的器物，只具備某種單一的品格或技能，而應是多才多藝，全面發展。

1.3注重“以人為本”、“有教無類”的體育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在西周民本主義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肯定了人的價值和人的作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觀點，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人能夠客觀認識世界，并在此基礎上去“修身治國平天下”，擔當起社會的責任。儒家思想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價值，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以人為本、仁者愛人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有教無類”的教學理念也就是教育的全面普及性，是指無論學生的貧富貴賤，聰明或者愚笨，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有教無類”的教學理念來源于“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性論。教育應當尊重每一個人的受教育的權利，給予每個人成才的機會。“有教無類”的教學理念增加了受教育的群體和知識的傳播，有利于更多人素質的提高。這兩大思想同樣在現代體育教育當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體育教學過程當中，主要以學生為主，結合他們的運動興趣愛好進行教學。他們當中無論是富二代還是家里比較貧困，聰明或愚鈍，都應當一視同仁，同等對待。這樣對于很好的培養學生的素質、鍛煉他們的意志品質具有積極的意義。

1.4儒家思想能夠為學生創設和諧、良好的體育教學環境（1）有利于學生個性的培養，為學生實現自我的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營造和諧的教學環境，是彰顯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尊重學生的發展要求，解放其個性，促進其人格的完善。學生在和諧的教學環境當中，能夠有效地擺脫傳統教學思想對其學習行為的禁錮，能夠根據自身的發展需求，進行有選擇性的自主學習，使學生的自主思維與自我意識得到有效的發展。而這種有指定性的自主選擇的學習行為，能夠有效地修正與填充學生自身素質體系的建構，為實現其全面發展創造有利條件。（2）凈化教學環境，推進和諧校園建設的進程。在傳統教學思想影響下的課堂教學氛圍，凸顯出強制與無奈，對于學生的身心造成極大的損害，導致學生的學習興趣下降，不僅引發了學生對于體育學習的抵觸情緒，更容易導致學生不良學習行為的產生。因此，營造和諧良好的體育教學環境，能夠有效凈化教學環境，使得傳統的教學思想消極因素得以消除，為學生創設和提供寬松和諧的學習環境。而這種凈化的教學環境不僅能夠提高教學的實際效果，同時，更有利于和諧校園的建設與發展。（3）增進師生間的相互尊重、信任與理解，構建師生友好關系。和諧是建立在雙方之間彼此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礎之上。和諧教學的環境，能夠消除學生的心理壓力，使之體驗與感悟來自于教師真摯的情感付出，進而對教師產生尊重與信任，促進師生之間關系的改善。和諧教學環境的營造，一方面能夠彰顯師生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能夠消除師生間的芥蒂，達成彼此間的心靈交融與情感互動。全新的師生間關系的建立，能夠有效烘托和諧的教學氛圍，為教學整體目標的實現提高保障。

2儒家思想對學校體育教育的消極影響

2.1重文輕武的思想制約著體育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體格注重文教的國家。儒家主張禮儀修身，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制于人。”文人的地位很高，加上科舉選士，強調文章、品德和門第出身，重權術輕武備，視武學為下品。這種固定的價值觀念作為文化的深層意識積淀下來，具有很大的穩定性，支配著人們的言行和思潮。體育教育是教育的組成部分，是通過身體活動和其他一些輔手段進行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教育過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教育性和教學性，體育教育是以體育教學為主要途徑。而體育教學則是體育教師根據社會的需要和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有組織、有計劃地指導學生主動積極地學習體育知識，掌握技術和鍛煉身體的雙邊活動。它強調的是一種“雙邊活動”的過程。在體育教學過程中，學生處于主體地位，其思想和行動決定著教師教學質量的好壞。由于受到“重文輕武”思想的影響，學校領導者對體育課不重視，體育教師也得不到重用，極大地削弱了體育教師的積極性，使學校的體育教學質量大大降低。

2.2男尊女卑思想制約著女學生參與體育教學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儒家思想對女性是比較輕視的。《禮儀》中有“婦女有三儀”“三從四德”的枷鎖完全束縛著女性的言行舉止，女性和男性一樣參加體育活動的權利被剝奪，稍有越軌，就會遭到譴責。宋明理學片面提倡“存天理，滅人欲”，鼓吹“三綱五常”大肆宣揚婦女的“三從、四德、七出”的條律，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實際的體育教學活動當中，女生這一弱勢群體往往不備受教師的關注，常常被忽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認為女生沒必要運動這是符合常規的，更不要說要采取什么教學方法去教授學生，這就極大的削減了女生對體育課的興趣，甚至對體育課產生抵制的情緒，逃課的現象時有發生。

2.3“禮”作為行為規范約束學生的個性發展“道之道，齊之以禮”，“寓德于體，以禮行體”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把德、禮的觀念植于體育倫理之中，這就決定了中國人的體育思想歷來注重人倫道德的培養，其發展無疑會相對的集中于道德的方向。如果我們從整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來看，重德輕體的觀念是基本準則，重視身體方面的修行往往是一種思想的潛能，只能流行于形式上的提倡。學校體育教學就是要讓每個參與其中的學生充分展示自己，養成自己獨立的人格，培養和促進個性的發展，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

2.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家思想把“中庸”上升為方法論這樣的思想不利于培養人們的敢闖敢于冒險、改革創新以及對于理論的創新。為什么我們現在的教育改革都不是很成功，每當提出一個新的教學改革方案，總是嘗試在幾個點，而且實施不了一段時間就停止，這與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思想緊密聯系，它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用它來解決一切當前面臨的所有困難與挫折，應是最佳的方法了，所以說我們現代的教育存在很大的問題。學校是學生學習和受教育的良好場所，學生是學校的主體，我們應盡量為學生提供優質教學服務，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提高綜合素質。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