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基本矛盾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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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本質；思想政治教育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0)06―0119―05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進程的推進，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一個元問題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研究的重要領域。據我們收集的資料，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的專著還很少，目前所見較為系統地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著作主要是李合亮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本――關于其源起及本質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的觀點主要散見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種專著中。通過中國知網(CNKI)搜索合乎條件11(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為題名，模糊搜索，時間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選范圍)共有紀錄104條。搜索合乎條件2(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為主題，模糊搜索，時間自1980年1月1日至2010年9月20日，全選范圍)共有紀錄375l條。文章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20世紀80年代共234篇，90年代共610篇，2000年至今共2846篇。在博士文庫中，中國優秀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共五篇，層次上以碩士學位論文居多，時間上集中于2001年以后，有鄧曉霞《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論》、潘傳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論》、唐桂娟《從日常生活理論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功能》、袁曉東《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探析》。李合亮的博士學位論文已以專著形式(見前文)正式出版。由此可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的研究不僅關注度正日益上升，且研究層次也在不斷深入。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的主要觀點
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是什么?學界對此爭議頗多，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進行了闡述：
(1)政治性說。改革開放條件下，同志指出：“什么叫政治?從根本上說，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真正掌握和實踐了群眾觀點、群眾路線，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實踐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徹底的唯物論，也就從根本上懂得了政治”。有學者從這一認識出發，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政治性，它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內容是什么。”也就是說，政治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主要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而言的。這一認識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認同。如有學者認為：政治性科學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從“時間先在性”(對經驗事實或科學事實的陳述，它所表達的是經驗對象之間在時間排序上的先后順序)而言，先有政治后才有或至少同時伴有思想政治教育；以“邏輯先在性”(事物之間在“邏輯”上的優先地位)來說，政治都較之思想政治教育現象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
(2)意識形態性說。有學者認為：政治性不宜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因為政治性主要體現了政治教育的本質，卻難以體現意識形態中包含的受政治制約的思想、道德等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因此意識形態性相比于政治性，比較全面地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進一步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單純的思想教育和單純的道德教育，是因為它們都不是把意識形態中的政治內容作為主要內容，而且都不能全面反映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整體概念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同于政治教育，因為政治教育只反映了意識形態中的政治內容，而不能體現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意識形態中的思想、道德等內容。因此說意識形態性相對于政治性不僅更全面，而且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屬性。
(3)灌輸論。有學者認為：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的研究，可以開辟一個新的角度，即“觀察它的實踐方式，由對它的理論本質的研究進入到對它的實踐本質研究。回答這項實踐活動是‘做什么’的，就是我們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本質的出發點。‘做什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怎么做’是指它完成任務的方式。我們認為，二者結合起來，規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這就是‘灌輸’。”確切地說，“意識形態灌輸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質。”
(4)人的工作論。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是人，也是由人來開展的工作。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不斷生成的，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就是做人的工作。具體些說，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本質是對人的理解和尊重，是對人的價值和地位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本質是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平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解放人的思想、啟迪人的智慧。
(5)階級利益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階級利益性。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運行的動因、目的性指向及其屬于意識形態范疇三個方面都服從服務于階級利益，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現象的共性體現為階級利益性。
(6)價值導引論。有學者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有強烈的階級性、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而所有這些特性都可以歸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黨性。黨性是階級性的集中體現，是階級斗爭發展的高層次產物。“自思想政治教育的誕生那一天起，它就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黨的政治任務服務的，它自然具有很強的黨性。從思想政治教育的黨性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帶有強烈的價值導向色彩。”
(7)政治性與科學性有機統一論。有學者從事物本質屬性應貫穿事物活動始終、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出發，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應為政治性與科學性的有機統一。因為政治性不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屬性，且是貫穿思想政治教育始終的一個特有屬性，而科學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客觀實踐屬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發展的內在規定性。
(8)工具性和目的性相統一論。有學者認為：“探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既需要考察其滿足階級與社會需求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尋它的屬人性，既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質，也要看到它的目的性本質。”并認為：“工具性與目的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單純強調任何一點，都是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誤解與對其運動規律的違背。”
(9)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論。有學者從思想政治作為一種有目的、具有超越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目的性、實踐性和超越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指向性或價值取向性(在階級社會里，表現為階級性或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實現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面向未來的發展性及社會實踐活動和 人的行為的先導性。
(10)階級性、服務性、工具性、啟蒙性多維度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單純以意識形態性為本位難以獲得人們的內心認同；即使以科學性為本位，也難以滿足后工業社會來臨給人們帶來的多樣化需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應從多維度來解讀。即政治維度的階級性、倫理維度的服務性、社會維度的工具性、個體維度的啟蒙性。
(11)個人與社會思想政治關系論。有學者認為：個人的思想品德與社會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不僅存在于外部的矛盾關系之中，而且存在于內部聯系中，成為溝通思想政治教育內外部聯系的橋梁和統一的基礎。也就是說，個人與社會的思想關系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而這種個人與社會的思想關系的核心是政治思想關系。因此說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調節個人與社會的思想政治關系，促進個人與社會的思想政治關系，促進個人的思想品德和社會意識形態同質發展，以實現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的實踐活動。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闡述可分為幾個類型：
(1)(2)(5)(6)是比較傳統的說法，但是很有代表性和影響力，反映了早期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探索。
(3)是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論或原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人們的思想多樣化，堅持灌輸論原則是必需的，但并不能將這一方法論或原則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
(4)主要是從人學的角度而言，但忽視了思想政治教育和人學的差異性。
(7)強調了政治性與科學性之間的有機統一性，卻對兩者之間有機統一的社會基礎以及兩者間存在的一定緊張關系關注不夠。
(8)(9)(10)是多學科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闡釋。
(11)對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的認識狀況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并由這一路徑出發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了新的探索，但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的表述則顯得有些冗長。
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的方法論
研究者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認識上的差異，主要是因其各自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論不同所造成的。這些研究的方法論大致有以下四種類型：
(1)系統論。有學者認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系統，因此在討論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時，一方面要“根據它自身的結構、功能、過程來認識它”；另一方面，因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又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系統有著廣泛的聯系，故還要“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從它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層面，認識和理解它的特殊性質”具體些說，一方面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部出發，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和功能。因為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揭示和反映了其本質，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其本質的集中表現。另一方面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系出發，從其本源上揭示出人和社會為什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
(2)矛盾論。“凡一切實存的事物都存在于關系之中，而這種關系乃是每一實存的真實性質。――而關系就是自身聯系與他物聯系的統一。”澤東在《矛盾論》中也指出：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所決定。故大多數學者認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需要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出發。
(3)多學科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什么，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即是說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是“一”，而是“多”。或者說，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是多重的，因此不能從單一的學科視角出發，應采取多學科視角加以剖析。
(4)多層次論。有學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學范疇，它是哲學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應用。因此認識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就是要將哲學本質及有關原理的哲學方法論與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融為一體，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關系，以建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理論的邏輯基礎。具體些說，就是“從思想政治教育與其他事物間的關系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矛盾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學體系的中心概念來考慮、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運行來考慮”，即通過多層次的研究方法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是什么。
我們以為，認識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不能僅僅從其自身出發，也不能停留在對相關學科概念的直接移用上。系統論這一方法看到了這一點，但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部的各要素之間關系研究還缺乏深度，更多地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規律、功能層面來討論其本質，但又因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各要素之間的內在的關系研究得不夠細致，致使對其規律與功能的研究陷人了“原地踏步”的狀態。矛盾論方法常用來揭示某一事物的本質，但問題在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目前大部分學者都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作這樣的界定：“一定社會、一定階級對人們思想品德的要求與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水準的矛盾。”這一界定很難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同教育的基本矛盾加以有效區分。因為教育學中一般把教育定義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會或階級要求，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受教育者身心施加系統的影響，以使受教育者發生預期變化的活動。”這也正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探討局限在教育本質研究之中的重要原因。多學科論不滿于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作單一性界定，嘗試著用多學科方法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值得肯定。但不足的是對相關學科的概念沒能很好地甄別，即在缺少對相關學科概念的適用范圍、適用條件進行考察的情況下就匆匆地將其移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科中，造成了許多概念的非法移用。如哲學中關于事物本質屬性規定有三個屬性，就將其直接移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即將哲學中事物本質規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直接等同起來，而沒能認識到哲學上關于事物本質規定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之間是一定程度上的契合關系，而不是簡單的等同關系。多層次論嘗試著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諸多關系加以分層次剖析，但因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矛盾、中心概念的不明確等，致使這一研究方法所取得成效也實為有限。
三、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研究的總體評析
縱觀這些年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成果，學界立足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所處的現實境遇，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問題進行了審思與探索，取得了比較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缺乏系統性，暴露出顯而易見的局限性，有待繼續深化。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的概念相混淆。大多數研究成果中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并沒能加以嚴格區分，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出現了用本質屬性代替本質的現象。如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中經常將“某某性”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事實上，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并不是一回事。思想政治教育本質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和發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現象存在的依據。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屬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性質、特點。當然，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同其 本質屬性是密切聯系的，但這種聯系并不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屬性之間的等同。
其次，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的認識還不成熟。意識形態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相比較于政治性雖更全面，但一方面因意識形態性在其內容上的極其廣泛性，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喪失學科邊界；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雖具有先導性，但同時又具有很強的滯后性，即“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存在的反映總是落后于社會存在的，社會存在即人們的生活過程總是處于不斷發展和變化中，而意識形態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穩定性，直到社會存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時，意識形態才會或遲或早地發生劇烈的變化。”因此意識形態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本質規定性，將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工具性(政治性)和目的性(屬人性)相統一這一說法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和教育之間的矛盾，但工具性終因受目的性的制約，即是說政治性在其根本上受制于屬人性，從而最終磨平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育之間的差別。因為教育終究在于實現人由“實然”向“應然”的轉變。
有的研究者還沒能區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規定性與思想政治教育質的規定性，致使提出的觀點欠成熟。一切事物的本質總是要表現在一定的現象之中，而任何事物的現象也總要反映相應事物的本質。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也有現象和本質之分。對于前者，我們用感性認識反映；對于后者，則需要我們用理性認識加以把握。但對事物理性認識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馬克思曾在分析理性認識過程時指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即是說理性認識分為初級與高級兩個階段。前者是對思想政治教育質的認識，后者才是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認識。確切地說，前者屬于知性思維，后者才是理性思維。知性思維不同于理性思維，主要在于認識起點的不同，前者的認識起點只能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現象開始，后者卻以前者為認識的切入點，故把握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質與思想政治教育本質都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內部，都以客觀必然的形式起作用，這常常在形式上給人以誤導，易將思想政治教育的質與本質相混淆，相等同。如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啟蒙性、服務性等，都是將思想政治教育質誤認為其本質，因都缺乏對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內存聯系的把握。具體些說，目的性，實踐性，超越性關注了教育的特性，卻忽視了思想和政治的本質屬性。啟蒙性、服務性過多地關注了思想的特性，卻忽視了政治和教育的本質屬性。
第2篇
譚小英主任在報告中指出，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信用體系的新的要求；國家工商總局于20*年8月提出了“兩項改革”的工作要求，下發了《關于對企業實行信用分類監管的意見》，并將20*年確定為“誠信建設推進年”。國務院研究室與總局聯合開展“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重大問題及對策”課題研究已歷4年，此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是企業信用分類監管研究。譚主任強調，實施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舉措，是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方式的重要創新，是建立市場監督管理長效機制的有效途徑，因此開好這次研討會、將這項課題研究推向深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北京、內蒙古、江蘇、浙江、貴州、河南、廣東、福建、成都、沈陽、深圳、濟南等省（區）、市工商管理部門的代表，聯系本單位開展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的實際情況，緊緊圍繞會議中心議題展開研討，暢所欲言，全面、深入地反映了本系統在探索和實踐分類監管工作中的基本認識、主要做法和所遇到的問題及障礙，探討了做好這項工作的新的思路，為課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材料。
本次會議共收到論文14篇，規范性文件（草稿）7件，為下一階段推進該項課題研究打下了基礎。現將會議有關情況綜述如下：
一、完善制度、繼續全面推進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方式方法改革
《國家工商總局關于對企業實行信用分類監管的意見》下發以后，北京、江蘇、浙江等條件較好、起步較早的省市工商部門按照文件精神認真部署，系統推進，收效顯著。它們分別從經濟戶口管理、企業合同信用工程、市場巡查制等不同的環節切入和強化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為全面推進信用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一）研究確定建立企業信用分類標準的原則。江蘇省工商局提出企業信用分類要以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定職能為主線，以企業登記注冊和監督管理的信用記錄為基礎數據，以總局提出的分類標準為基準，以有關部門的信用信息為參照，對企業信用科學分類。確定“依據法定職責、信息來源合法、標準相對統一、系統聯動便捷”四項原則，按照企業信用分類的具體標準，將企業劃分為a、b、c、d四類，再因“信”施“治”。目前，江蘇省工商政管理信息化系統已形成了省、市、縣、所四級聯網，為實施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創造了良好的技術條件。
（二）按照風險度和信譽度實施對企業分類監管，進行企業信用獎懲、公示、修復的監管方式。自2001年起，北京市工商局從經濟戶口分類分級管理入手，開始了企業信用監管方面的嘗試和探索，搭建了包括企業良好行為記錄、不良行為記錄和不良行為警示系統在內的企業信用監管系統的基本框架；20*年6月，開始按照風險度和信譽度實施對企業的分類分級監管。對風險程度高、信用等級低的密切關注，實施重點監管，對風險程度低、信譽等級高的地區、行業和市場主體以行政指導和服務為主，年檢中免審。在監管實施中，建立了約見法定代表人、行政執法建議、信用預警、公示披露和警示限制、信用修復等制度，完善了分類監管制度，提高了監管效能。
（三）以經濟戶口為基礎，以信息化為手段開展企業信用監管。浙江省工商局確定了工商企業信用監管體系的主要內容是：圍繞企業信用信息這一核心、基于經濟戶口和信息化建設兩個基礎、抓住征信、評價、監管三個環節、實現工商監管職能到位和推進社會信用建設兩個目標。經過不懈努力，以經濟戶口為基礎的信用監管工作平臺基本搭就，建立了企業信用反饋制度，有效規范了市場主體行為，強化信用監管和日常檢查相結合，實行了對企業的動態監管。
二、對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的認識不斷深化
隨著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實踐的不斷推進，工商系統對這項工作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經過充分交流和認真研討，與會代表形成了以下主要觀點：
（一）“企業信用分類監管”的本質是工商行政管理監管方式的變革，并非一項新的職能或任務。監管任務不斷增加和人員不足、手段不強的矛盾，是工商部門現階段面臨的基本矛盾之一；分類監管依靠“矛盾論”的哲學思維方法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必將對工商部門實現職能到位和長效監管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依法行政是實施“分類監管”的起點和歸宿。在分類監管工作中，我們建立企業信用激勵、預警、懲戒、淘汰等機制都不能脫離現行法律、法規的范圍，更不能錯入“行政不作為”或“濫用行政權力”的誤區。
（三）盡快建立科學、合理的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指標體系和分類標準。從目前工商部門實施分類監管的情況來看，構建一個參數體系龐大完整、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數學模型，難度過大，成本較高；因此，有必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指標體系和分類標準，把握宜簡不宜繁，宜粗不宜細，以定性為主、定量為輔的原則，便于一線執法人員操作。
（四）完善的經濟戶口管理系統、統一的技術標準和管理規范以及信息傳輸的網絡化，是企業信用分類監管的基礎性條件。
（五）企業信用分類不是最終目的，應以工商監管職能到位為目標開展工作。市場主體信用信息的內涵和外延極其廣泛，工商部門征集的信息主要是反映市場主體遵守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的情況。根據這些信用信息對企業做出分類，是以更加高效地實施監管為目的；對市場主體進行信用評級是行業協會或中介組織的工作，政府不宜參與。分類監管中，工商部門可向社會公布市場主體違法的客觀記錄，不宜公布信用分類監管等級。
（六）建立分類監管長效機制的重點之一是逐步實現政府導向、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為主管理。應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和社會中介組織的成熟程度，逐步實現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從現在的政府大包大攬，向政府導向、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管理的方向轉變，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因素對企業的干擾。
三、對全面推進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的建議
研討會上，代表們分析了在推進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一是實施企業信用監管的法律依據不足，監管措施難以落實，包括監管中采取的公示企業信用信息、限制企業經營行為等措施有可能引起行政訴訟；二是缺乏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協調，政府各部門擁有的數據庫之間互相封鎖，信息共享難以實現；三是不同地區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在指標內容、技術標準、數據格式等方面不盡相同，與總局“金信工程”對接存在障礙；四是各地發展很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進展較快，欠發達地區資金缺乏，信息化水平較低，經濟戶口管理尚未起步，距實現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更加遙遠。與會代表們建議：
（一）建立健全企業信用管理法律制度。信用建設在我國剛剛起步，配套法律、法規很少，工商部門缺乏實施分類監管的法律依據和手段。國家要制定相關法律，推動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不斷健全，明確信用行為的概念、范疇、分類和信用信息披露、失信行為行政懲戒等內容。國家工商總局可根據各地經驗先行制訂部門規章，對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作出全面、規范、統一的規定。
（二）加強企業信用分類監管信息化建設。建議國家工商總局盡快開發出一套能夠基本滿足各級工商部門企業信用監管需要的示范性、框架性應用軟件，各地工商部門通過這套軟件系統實現對接，從而逐步實現企業信用監管信息的全國共享。
第3篇
20xx年9月8日～10日，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與國家工商總局研究中心在赤峰市聯合召開了“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重大問題及對策——企業信用分類監管”課題研討會。此次會議得到了工商局和赤峰市工商局的大力支持。工商局副局長吳錦鳳、國家工商總局企業注冊局副處長付宏偉等全國工商系統的39名代表出席了會議，總局研究中心主任譚小英做工作報告，研究中心副主任陳燁主持了會議。
譚小英主任在報告中指出，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信用體系的新的要求；國家工商總局于20xx年8月提出了“兩項改革”的工作要求，下發了《關于對企業實行信用分類監管的意見》，并將20xx年確定為“誠信建設推進年”。國務院研究室與總局聯合開展“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重大問題及對策”課題研究已歷4年，此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是企業信用分類監管研究。譚主任強調，實施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舉措，是工商行政管理市場監管方式的重要創新，是建立市場監督管理長效機制的有效途徑，因此開好這次研討會、將這項課題研究推向深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會議過程中，與會的北京、內蒙古、江蘇、浙江、貴州、河南、廣東、福建、成都、沈陽、深圳、濟南等省（區）、市工商管理部門的代表，聯系本單位開展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的實際情況，緊緊圍繞會議中心議題展開研討，暢所欲言，全面、深入地反映了本系統在探索和實踐分類監管工作中的基本認識、主要做法和所遇到的問題及障礙，探討了做好這項工作的新的思路，為課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材料。
本次會議共收到論文14篇，規范性文件（草稿）7件，為下一階段推進該項課題研究打下了基礎。現將會議有關情況綜述如下：
一、完善制度、繼續全面推進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方式方法改革
《國家工商總局關于對企業實行信用分類監管的意見》下發以后，北京、江蘇、浙江等條件較好、起步較早的省市工商部門按照文件精神認真部署，系統推進，收效顯著。它們分別從經濟戶口管理、企業合同信用工程、市場巡查制等不同的環節切入和強化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為全面推進信用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一）研究確定建立企業信用分類標準的原則。江蘇省工商局提出企業信用分類要以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定職能為主線，以企業登記注冊和監督管理的信用記錄為基礎數據，以總局提出的分類標準為基準，以有關部門的信用信息為參照，對企業信用科學分類。確定“依據法定職責、信息來源合法、標準相對統一、系統聯動便捷”四項原則，按照企業信用分類的具體標準，將企業劃分為a、b、c、d四類，再因“信”施“治”。目前，江蘇省工商政管理信息化系統已形成了省、市、縣、所四級聯網，為實施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創造了良好的技術條件。
（二）按照風險度和信譽度實施對企業分類監管，進行企業信用獎懲、公示、修復的監管方式。自20xx年起，北京市工商局從經濟戶口分類分級管理入手，開始了企業信用監管方面的嘗試和探索，搭建了包括企業良好行為記錄、不良行為記錄和不良行為警示系統在內的企業信用監管系統的基本框架；20xx年6月，開始按照風險度和信譽度實施對企業的分類分級監管。對風險程度高、信用等級低的密切關注，實施重點監管，對風險程度低、信譽等級高的地區、行業和市場主體以行政指導和服務為主，年檢中免審。在監管實施中，建立了約見法定代表人、行政執法建議、信用預警、公示披露和警示限制、信用修復等制度，完善了分類監管制度，提高了監管效能。
（三）以經濟戶口為基礎，以信息化為手段開展企業信用監管。浙江省工商局確定了工商企業信用監管體系的主要內容是：圍繞企業信用信息這一核心、基于經濟戶口和信息化建設兩個基礎、抓住征信、評價、監管三個環節、實現工商監管職能到位和推進社會信用建設兩個目標。經過不懈努力，以經濟戶口為基礎的信用監管工作平臺基本搭就，建立了企業信用反饋制度，有效規范了市場主體行為，強化信用監管和日常檢查相結合，實行了對企業的動態監管。
二、對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的認識不斷深化
隨著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實踐的不斷推進，工商系統對這項工作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經過充分交流和認真研討，與會代表形成了以下主要觀點：
（一）“企業信用分類監管”的本質是工商行政管理監管方式的變革，并非一項新的職能或任務。監管任務不斷增加和人員不足、手段不強的矛盾，是工商部門現階段面臨的基本矛盾之一；分類監管依靠“矛盾論”的哲學思維方法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必將對工商部門實現職能到位和長效監管起到巨 大的推動作用。
（二）依法行政是實施“分類監管”的起點和歸宿。在分類監管工作中，我們建立企業信用激勵、預警、懲戒、淘汰等機制都不能脫離現行法律、法規的范圍，更不能錯入“行政不作為”或“濫用行政權力”的誤區。
（三）盡快建立科學、合理的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指標體系和分類標準。從目前工商部門實施分類監管的情況來看，構建一個參數體系龐大完整、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數學模型，難度過大，成本較高；因此，有必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指標體系和分類標準，把握宜簡不宜繁，宜粗不宜細，以定性為主、定量為輔的原則，便于一線執法人員操作。
（四）完善的經濟戶口管理系統、統一的技術標準和管理規范以及信息傳輸的網絡化，是企業信用分類監管的基礎性條件。
（五）企業信用分類不是最終目的，應以工商監管職能到位為目標開展工作。市場主體信用信息的內涵和外延極其廣泛，工商部門征集的信息主要是反映市場主體遵守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的情況。根據這些信用信息對企業做出分類，是以更加高效地實施監管為目的；對市場主體進行信用評級是行業協會或中介組織的工作，政府不宜參與。分類監管中，工商部門可向社會公布市場主體違法的客觀記錄，不宜公布信用分類監管等級。
（六）建立分類監管長效機制的重點之一是逐步實現政府導向、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為主管理。應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和社會中介組織的成熟程度，逐步實現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從現在的政府大包大攬，向政府導向、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管理的方向轉變，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因素對企業的干擾。
三、對全面推進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的建議
研討會上，代表們分析了在推進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一是實施企業信用監管的法律依據不足，監管措施難以落實，包括監管中采取的公示企業信用信息、限制企業經營行為等措施有可能引起行政訴訟；二是缺乏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協調，政府各部門擁有的數據庫之間互相封鎖，信息共享難以實現；三是不同地區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在指標內容、技術標準、數據格式等方面不盡相同，與總局“金信工程”對接存在障礙；四是各地發展很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進展較快，欠發達地區資金缺乏，信息化水平較低，經濟戶口管理尚未起步，距實現企業信用分類監管更加遙遠。與會代表們建議：
（一）建立健全企業信用管理法律制度。信用建設在我國剛剛起步，配套法律、法規很少，工商部門缺乏實施分類監管的法律依據和手段。國家要制定相關法律，推動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不斷健全，明確信用行為的概念、范疇、分類和信用信息披露、失信行為行政懲戒等內容。國家工商總局可根據各地經驗先行制訂部門規章，對企業信用分類監管工作作出全面、規范、統一的規定。
（二）加強企業信用分類監管信息化建設。建議國家工商總局盡快開發出一套能夠基本滿足各級工商部門企業信用監管需要的示范性、框架性應用軟件，各地工商部門通過這套軟件系統實現對接，從而逐步實現企業信用監管信息的全國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