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管理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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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在危機事件中，加強對網絡輿情的收集，對校園危機管理有著重要意義。首先，確定網絡危機輿情收集的范圍。網上輿情收集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各媒體新聞網頁中關于危機新聞的報道；二是各主要網上論壇和BBS中關于危機討論的信息，網上新聞報道和網上論壇共同構成了網絡輿情。其次，借用各種網上輿情收集工具和方法。目前，一些研究機構和企業陸續推出了網上信息收集系統和軟件。網上輿情收集工具可以自動搜索各相關網站的危機新聞，還可通過主題詞定向收集關鍵主題的帖子，并記錄回帖內容和數量，以及發帖人的IP地址。

2構建基于網絡媒體的信息公開機制

學校通過網絡媒體將權威信息及時傳遞給全體師生和社會公眾，可有效掌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杜絕謠言產生。首先，構建以學校官方網站為主體的網上信息公開系統。面對危機，學校的官方網站應該以最快的速度搶先給出信息報道，這是網絡媒體溝通應對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點。學校在信息中應當克服兩種不良傾向：一是報喜不報憂的信息，二是危機時刻的“失語”和信息延遲。其次，培養適應網絡媒體要求的新聞發言人。應根據不同的校情，建立不同層級的新聞制度，培養符合網絡媒體要求的新聞發言人。在危機發生后，讓網絡媒體成為學校管理者的有效工具，成為化解危機的“劑”。

3重視基于網絡媒體的輿論引導

在校園危機管理過程中，結合網絡媒體的優勢，通過有效的網絡媒體輿論引導來還原事實危機的客觀性，有利于重塑社會各界對學校的信任。首先，重視網絡媒體“議程設置”理論的運用。在校園危機管理中，學校可以積極地運用新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塑造輿論，引導輿論。學校應當與網絡媒體合作，共同設置危機新聞的內容和排序，來引導師生和社會公眾對危機的看法。其次，危機中“權威意見”的運用。危機發生后，爭取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出面為自己說話，是危機公關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所謂“第三方”，指各權威機構，如政府部門、主管部門等。可以是一些權威人士，如行業專家。也可以是權威媒體，如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一旦這樣的網絡媒體刊登了某方面信息，往往很容易被其他媒體轉載，成為“新聞通稿”，這樣效果較好。

4注重基于網絡媒體的恢復作用

危機處理階段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校園危機管理過程的終結，而是危機管理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危機的善后處理階段。學校管理者應利用網絡媒體進行后續報道，做到危機過程的“有始有終”。并通過便于查詢的事件回顧，為師生和社會公眾展示完整的危機事件過程和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使公眾冷靜地產生理性思考，挖掘危機事件的原因，尋求今后避免此類危機和改進政策的方法。同時，通過網絡媒體的正面宣傳與公眾有效溝通，實現形象的重塑，甚至將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5總結

第2篇

1.1總體情況從表1可看出，除PR外，在從潛伏期到爆發期再到后遺癥期的危機演化過程中，各個項目從絕對值上來說均呈現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模式。在各個階段，信息處理意圖均高于信息搜尋意圖。在表2中將樣本分為教師和學生兩個子群體時，仍舊呈現出這個模式。

1.2教師和學生群體信息處理意圖和信息搜尋意圖的差異檢驗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學校師生在甲流疫情危機情境中的信息處理和信息搜尋意圖。因此，高校情境中最自然的兩個群體，即教師和學生，他們之間在這兩方面意圖上是否存在水平的差異就成為首先要加以考察的問題。如表3和表4所示，教師與學生這兩個子群體在各個階段的信息處理與信息搜尋意圖從統計上說并無顯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教師群體在潛伏期的兩項意圖均弱于學生，但到爆發期則有較大上升，在平均水平上超過學生群體。而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教師群體的兩項意圖水平又再次回落。相對而言，學生群體在整個危機中意圖水平則較為穩定。

2對Grunig理論的檢驗

2.1Grunig理論在甲流危機情境下的待檢驗假設H1:認為甲流是一種危機的人，更關注關于甲流的信息，也更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H2:越是認為甲流的防范存在條件障礙的人，越不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不會積極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H3:越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機的人，越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會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作為對Grunig理論在甲流疫情危機情境中的特殊應用，則提出另一條待檢驗的假設，即H4:積極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執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

2.2對假設H1、H2及H3的檢驗為檢驗假設H1、H2及H3，本文建立以下回歸模型。其中，IP即(被動的)信息處理意圖，IS即(主動的)信息搜尋意圖，PR即問題認知，CR即約束條件認知，LI即牽涉度認知。在對全部樣本做回歸的基礎上再對教師和學生兩個子群體進行了回歸分析，以期找到屬于這兩個子群體的不同特點。回歸分析的結果中，各項系數的正負符號是否顯著可以說明在各時期，各人群中H1、H2、H3假設是否成立。以下分別為危機三個階段的回歸結果。常數項的估計不涉及理論檢驗的結果，故略去。根據實證結果，在顯著的系數中，所有系數的正負符號均符合理論預期。越是認識到危機的存在，越是覺得危機能造成影響，就越會導致信息處理或信息搜尋行為，而越是認為存在條件約束的，其信息處理或信息搜尋行為就越少。具體地，從實證結果中發現:(1)H1部分通過檢驗。在危機的三個階段中，PR這一因素基本上只影響到公眾的信息處理意圖，而不影響信息搜尋意圖。這說明，認識到危機的存在雖然不足以驅動人們去主動搜尋信息，但足以使人們關注信息，即使這種關注是被動的。針對這一特點，應在加強人們對危機的存在感的同時，加大防疫知識的信息傳播力度。而在危機的爆發期，由于危機在事實上已經存在，因此，無論是否認識到危機存在與否，公眾的信息獲取行為意圖并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在爆發期，無論從現實意義上看還是從統計意義上看，PR僅對總體的信息處理意圖有微弱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宣傳措施的重點顯然應從潛伏期重點提高人們警覺性轉移到其他方面去。(2)H2基本通過檢驗。在爆發期，CR項的系數在絕對值上大于潛伏期，從中可看出防疫條件對人們行為意圖的影響。如果人們覺得無法抵御，就會放棄“抵抗”。在潛伏期應加強宣傳，增強師生的對危機存在的認識，而在爆發期則不需要繼續采取這一宣傳措施，相反，應加強防疫條件，并向學校師生展示學校有足夠的條件應對疫情，增強師生面對疫情的信心，從而積極采取行動。(3)H3的假設通過了統計檢驗，越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機的人，會越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會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但從三階段的演變情況看，從潛伏期到爆發期，牽涉度認知對于信息搜尋意圖的影響下降了，并且此下降在教師與學生子群體中都可以觀察到。

2.3對假設H4的檢驗運用相關分析的方法來檢驗假設H4，即:積極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執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從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在危機的三個階段中，受訪者執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的意愿與信息搜尋意圖之間都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在潛伏期和爆發期的相關系數都大于0．5。后遺癥期的相關系數雖然下降較多，但仍超出通常所認為的弱相關(小于0．3)范圍。同時，在危機的三個階段，反映被動關注信息的信息處理意圖與執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雖然存在，但除了爆發期系數大于0．3，其他兩個階段都是弱相關。因此，假設H4是成立的。此外，從上表還可發現，爆發期的信息搜尋意圖與執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間的相關程度較潛伏期更強，而進入后遺癥期后，兩者之間的相關程度卻有大幅度下降，這說明是否身處危機之中對于學校師生的主觀能動性方面有很大的影響。

3基于Hallahan(2000)的擴展分析

Hallahan對Grunig公眾情境理論進行了擴展，將危機中的公眾劃分為不活躍的、有意識的、覺醒的和活躍的四種類型。劃分標準如下:根據這一框架，觀察不同類型公眾采取行動的積極程度存在著差異。與此相對應，針對不同類型的公眾也應采取不同的溝通交流策略。

3.1調查對象的類型劃分及其意圖差異把對甲流疫情了解程度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為對問題的了解程度低，高于3分的界定為了解程度高。同時，牽涉度認知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為牽涉程度低，牽涉度認知高于3分的界定為牽涉程度高。據此將所有樣本進行分類。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公眾情境理論中用以衡量行為水平的信息處理和信息搜尋意圖均存在顯著差異。從表10和表11可看出，不同類型的人群在三個階段的信息處理意圖和信息搜尋意圖都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進一步綜合采用Scheffe和LSD事后比較法進行分析顯示:(1)在潛伏期，活躍的人群信息處理意圖最強，有意識的人群次之，覺醒的人群再次之，不活躍的人群信息處理意圖最弱。但其中，“活躍的”與“有意識的”以及“覺醒的”這三種類型人群之間的信息處理意圖沒有顯著差異，而“不活躍”的人群其信息處理意圖較其他人群顯著為低。在這一階段，信息搜尋意圖由高到低則依次是“活躍的”、“覺醒的”、“有意識的”以及“不活躍的”。在這一主動意圖方面，“活躍的”人群顯著強于其他人群。其余的三種人群的意圖則彼此間沒有顯著差異，可視為同一集群。(2)在爆發期，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有意識的”、“活躍的”、“覺醒的”和“不活躍的”。其中，“有意識的”的信息處理意圖雖高于“活躍的”，但兩者間的差異幾乎不存在(p=0．998)。在信息搜尋意圖方面，則由高到低依次是“活躍的”、“有意識的”、“覺醒的”和“不活躍的”。(3)在后遺癥期，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活躍的”與“不活躍的”依舊處于由高到低的兩端，處于中間的“有意識的”與“覺醒的”兩類人群的意圖則較接近，彼此之間無顯著差異。在信息搜尋意圖方面，“活躍的”人群顯著高于其他人群，而其他三種類型人群之間無顯著差異。在各個階段，不活躍的人群的信息獲得意圖幾乎總是顯著地低于其他人群，而活躍的人群的信息獲得意圖也幾乎總是顯著地高于其他人群。“有意識的”和“覺醒的”這兩類人群則基本始終介于兩者之間。這一點是符合理論預期的。此外，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覺醒的”始終低于“有意識的”，這反映了“有意識的”人群更多地是被動地關注信息。

3.2針對性策略的實施基于Hallahan框架的分類，在了解人群特征的基礎上，有助于危機管理者有針對性地實施危機溝通策略。不同類型群體應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同時，對于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群體也應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再考慮教師和學生中各類型人群所占比例，以期通過這些比例的變化，來找出各個階段宣傳策略的重點。分析發現:(1)“活躍的”類型所占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符合危機發展規律。值得注意的是，教師群體中“活躍的”這一類型所占比例在潛伏期相對于學生群體來說要低很多，但是到爆發期才迅速提高。(2)“有意識的”類型所占比例較低。從潛伏期到爆發期，部分“有意識的”人群由于牽涉度的提高而轉變為“活躍的”類型。而進入后遺癥期之后，隨著部分“活躍的”人群的牽涉度下降，“有意識的”類型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3)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子群體，“覺醒的”類型所占比例在三個階段都逐漸減少。對于“覺醒的”這一類型人群而言，由于其牽涉程度高而對問題的了解程度低，因此既可以通過提高對問題的了解程度而轉變為“活躍的”類型，也可以通過牽涉程度的降低而轉變為“不活躍的”類型。從潛伏期到爆發期，主要遵循第一條路徑，而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則主要遵循第二條路徑。(4)根據預想，“不活躍”類型所占比例從潛伏期到爆發期應下降，而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則可能回升。教師群體符合這一預想，但學生群體不符合。進一步探索發現，以牽涉度小于等于3統計，潛伏期有38人，爆發期有43人，后遺癥期有59人。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的增加是正常的，因為隨著危機的結束，牽涉度下降。但從潛伏期到爆發期的增加是異常的。教師子群體中，牽涉度小于等于3的人在潛伏期是15人，到爆發期下降為10人，符合預期。問題主要出在學生子群體上，從潛伏期的23人增加到了33人。學生子群體在危機爆發時反而變得不活躍。

4研究結論與局限

第3篇

(一)缺乏完善的法律體系

在相關立法，我國缺乏很多跟政府危機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這就導致了我國政府采取的大部分緊急的對抗措施一般都無法律依據，容易造成合理不合法的事件形成。雖然我國已經制定了《防洪法》、《法》、《防災減震法》、《傳染病防治法》等，但這些僅有的單行的法律只能適用于一系列的非常的緊急狀態，覆蓋面十分狹小。另外，在政府處理公共危機過程中，和在公民權利受到侵害的防止執法監督的方面，在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中尚是空白的。在執法的方面還存在著執行不到位、執行并不科學的情況，依法行政尚待加強。

(二)我國不側重于專業，缺乏統一的管理機構

我國公共部門能夠管理公共危機的部門林立，光國務院下屬的就有國家安全監督管理局等等，這些機構都可以對于公共危機進行緊急的處理，但我國卻沒有設立專門的、專業的管理部門，設立的幾個部門又可以相互的推脫，導致了對于危機管理的真空部分，這比危機本身還可怕。

(三)對于危機管理的研究和應用研究尚有很多的不足

我國還沒有形成非常系統的危機管理理論，現在對于危機管理理論的研究基本上還停留在介紹西方專著和引進理論的階段;現有學術資源沒有很及時變成政府的決策進行相關的管理。很多學者的研究與實際參與者、實踐者之間的經驗沒有很好地進行配合，然后在一起用到實際的危機管理當中去;也有不少的文獻資料只是對國內、國際的危機和危機管理進行泛泛而談，不去做深入研究，使我國的危機與危機管理策略能夠盡早的與國際水平達成共識跟上國際的標準，但這些研究缺乏對這些策略的深入分析，大都停留在“是什么”的階段，雖然在近兩年在這方面有明顯增多的趨勢，但還是遠遠不夠。

二、積極應對危機的有效措施

(一)危機應對公關，信息透明化

公關是組織或者是政府，為了達到其特定目的而處理相關關系的一種手段，其對于政府的工作是否有效，評定的標準是能否改善并且增強國家的形象，危機有其輿論的關注性，在公共危機面前，政府只有做好危機公關，不斷的與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建立良好的關系，對于危機的信息不遮不掩，做到誠實守信，才能在災難中取信于民，降低危機的危害性。

(二)發展科技、加強資源整合

公共危機治理的技術資源整合就是要做到跨域公共危機應急系統、支持系統和保障系統的整合。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強對公共危機治理軟件系統開發與建設的技術，同時加強公共危機治理硬件設施建設的技術。只有如此才能將公共危機治理中被分布于各個區域內的技術資源充分整合起來。另外，還要加大資金投入，使公共危機應急系統、支持系統和保障系統的建設更近一步，相互之間才能更好地協同與整合。

(三)意識強化、與人為本

中國政府在所面臨的公共危機上，與人為本的指導思想應該被根本確立，在確立的同時還要將其作為政府危機管理工作的根本目標，才能從根本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這就要求政府在進行危機管理工作時，相關的工作人員必須從工作的理念以及實際行動上充分認識到公共危機強大的破壞性，謹記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財產，在在災難中發揮廣大群眾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真正做到以人為本。

(四)充分利用我國政治優勢

我國政府在處理危機時，有一種政治優勢，就是以黨為核心，、多黨合作的權力指揮中心，它能夠有效地調配使用各種、各級的資源，為政府危機公關掃清很多的障礙，在政府危機管理中，很關鍵的一步就是要形成一個統一指揮、協作的體系，以保證政令能夠暢通的行使;我國實行、多黨合作的原則，沒有黨派權力之爭和國家立法、行政權力由于從屬不同而導致的分權制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危機管理的及時有效的行使。

三、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