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哲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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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傳統的語言哲學把語言看成是對邏輯的并非完美無缺的表達。因為哲學是用語言來表達并對語言有依賴性的，它的很多分支為了在進行哲學描述時使語言更接近完美無瑕都對語言有過思考。認識論領域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我們認識某事物的能力與我們對該事物的表達或描述之關系。后來，語言哲學越來越傾向于從語言使用的角度出發來分析概念。也就是說，哲學家們不再去尋找與概念（如道德、正義、因果等）相對應的現象或假設概念的理想境界，而是更多地探索表述一個概念、給確指概念的術語下定義等意味著什么，他們對在處理概念時發生的語義問題更加敏感。于是早期的“語言哲學”主要使用邏輯分析的方法關注和解釋語言形成中的句法和語義的特征與規則，而后期由于句法學和語義學不能解釋實際語言使用的全部問題，哲學家們開始關注使用中的語言即采用語用分析的方法，“語言哲學”內部實現了由語義到語用的轉向。作為西方中世紀人文三學科之一的修辭學與哲學的關系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然而，自柏拉圖以來，修辭學被認為是有別于純粹邏輯和真理的，具有“或然性”的詭辯特征，這樣修辭學就與追求真理的哲學在一開始就分道揚鑣了，造成修辭學在后來的發展中一直處于與哲學“對立”的一面。隨著“語言哲學”的語用轉向，使修辭學與哲學出現了融合。而此時的修辭學在受到語言哲學特別是日常語言學派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也開始轉向語言意義、語言與人、世界的關系的考察。這樣，哲學與修辭學具有了共同關心的一些問題，如語詞的意義、語言、人與世界的關系以及研究方法中語言辯證法思想的應用等?！罢Z言哲學”修復了哲學與修辭學的關系，使修辭學在歷經過長期的低谷期后在當代得以復興，進而找到了自我發展的新路標。JohnMuckelbauer就哲學和修辭學的關系曾指出：哲學或許已經修辭學化，具有知識、歷史及政治內涵；修辭學內蘊哲學并與語言及其使用相關；哲學從來沒有停止修辭學化，修辭學也未停止哲學化，兩者之間的界限漸現模糊。這樣，當代西方修辭學以“語言哲學”為突破口，超越了對勸說進行心理描寫的傳統修辭學研究范式，開始涉及到關于人類使用語言的本體論假說問題，體現了對“語言、人、世界”的本體論特征，其特點是“從認識論、方法論、人的社會本質等角度上來思考修辭現象”。溫科學認為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與修辭學的哲學轉向或者準確地說，哲學家的修辭學轉向建構了當代西方修辭學的理論基礎，而其核心就是修辭哲學。換言之，現代西方修辭學的開端是建立在對語詞意義的哲學描寫的基礎上的，并成為一門“將語言作為社會行為，把目的和闡釋作為確定意義的決定性因素的理論”。正是對語言使用問題的關注使修辭學閃現著“語言哲學”的“靈光”?？梢哉f，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以來的修辭學理論是以“語言哲學”為基石，重新豐富作為語言使用理論的修辭學內容。這樣就產生了研究修辭學理論的修辭哲學，即關于語言及其含義之間的關系，思維及思維對象之間的關系；知識與其學科之間的關系；意識與其不同內容之間的關系等。因此，修辭學的具體對象不再是交談或勸說或評判的技巧，而是這些行為本身的意義。“語言”、“意義”及“思維”等成為當代西方修辭學研究的要素。

二、語言意義：哲學與修辭學的核心命題

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和語言哲學階段。本體論主要是古希臘哲學的思想。這時的哲學家對世界充滿好奇和敬畏，試圖以統一來概括雜多，從現象中找到本質，他們研究“存在是什么？”“構成世界的根本要素是什么？”。近代，哲學從本體論向認識論轉向，從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體轉向研究認識的起源、人的認識能力以及認識方法等等。作為哲學的第二次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這樣，二十世紀初“語言哲學”作為一門以語言為研究對象的獨立學科出現了。Sluga認為“語言哲學”是其他一切哲學的基礎。“語言哲學”認為哲學的混亂源于語言使用的混亂，所以其首要任務在于通過語言分析，闡明語詞和語句的意義，解決語言使用中的混亂現象。當代西方修辭學的開端是建立在對語言意義的哲學思考基礎上的，這與當代哲學關于語言的觀點有著直接的關系。“語言轉向”的西方哲學為人們重新認識語言提供了機會，20世紀早期的語言哲學家，如皮爾斯（C.S.Pierce）、莫里斯（C.Morris）、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巴赫金（MikhailBakhtin）、理查茲（I.A.Richards）等人試圖闡述系統的規律并明確其運作過程，他們的理論（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莫里斯的符號學“三層次”理論、維氏的“語言游戲”說、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理查茲的“語義三角”理論）都涉及到當代修辭學的本質問題，即語言與意義問題。例如語言哲學中日常語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在解構傳統哲學以及消解哲學與修辭學隔閡的同時，在認識論、本體論、方法論上蘊涵著濃厚的修辭哲學基礎，對當代修辭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維氏的“語言游戲”說強調語言是人們活動的組成部分。語言是傳遞信息的一種方式，人們用語詞作為工具相互之間傳遞信息。其實，“語言游戲”的提出是維氏后期在對語言和意義作出重新思考后提出的一種意義觀。正是看到傳統形而上學對意義和指稱闡釋的“困難”，他把意義歸結為語言在實際生活中的使用，這體現了“語言游戲”對意義的動態闡釋。在維氏看來，對語詞的考察必須把其和語境緊密結合在一起，只有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才能理解其意義，掌握其用法。語詞沒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意義。維氏認為語言的意思是一種動態的考察，語詞的生命是由語境給予的，或者說是通過使用獲得的。脫離了語境，無法進入交流，語詞也就失去了意義，只剩下抽象的、沒有任何生命的符號了?！罢Z言游戲”動態特征說明維氏語言無本質的思想。以維氏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學派的哲學思想說明：“語言哲學”研究把把意義構建視為動態的、有目的的與受規則規定的、語境化的社會實踐；人們動態地解釋語言意義，按照規則從事“語言游戲”，對客觀世界作出反應。

英國的修辭學家理查茲（I.A.Richards）的《修辭哲學》一書明顯地繼承了英美語言哲學的基本假說，清楚地體現了語言哲學的特征，將修辭學概念拓展到了勸說之外的需要和可能。在與奧格登（C.K.Ogden）合著的《意義的意義》一書中討論了皮爾斯、索緒爾、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研究成果。他們用一個表示交際的三角形來說明皮爾斯的符號理論。在這個三角形中，語言符號直接地表示了大腦的示意或所指物體，但只是間接地表示了在世界上大腦外和語言外的“所指意義”。他們也贊同索緒爾關于符號任意性的原則，但索緒爾回避了意義的問題，而這正是他們的興趣所在。他們認為，符號為了要有意義需要闡釋。他們的結論是，符號闡釋取決于要被闡釋符號的環境，因此意義不是存在于詞語的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闡釋者記憶中的情景之中。理查茲的語義三角闡釋了其意義理論，認為意義和符號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語言符號要有意義就必須闡釋，而符號的闡釋受到符號所經驗的情景的制約，因此，意義不是由詞語本身決定的，而是由詞語所處的環境（語境）決定的，這與維特根斯坦的“意義即使用”觀點相一致。理查茲的意義闡釋理論，深深地影響了并構建了當代西方修辭學的理論基礎。與理查茲及其他同時代的語言研究者一樣，語言哲學家及文學批評家巴赫金（Bakhtin）也受到了皮爾斯和索緒爾的巨大影響。巴赫金也接受了符號學的基本原理，認為語言是符號系統，符號本身又是任意的，符號只是符號，并不指語言之外的實體。但巴赫金擯棄了皮爾斯和索緒爾認為話語意義在于對符號心里處理過程之中的結論。在《和語言哲學》中，他認為語言只能作為對話被理解。諸如結構語言學或文體學等體系并沒有能夠說明目的、闡釋、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在產生意義時所起的作用。他還認為，意識的邏輯學是思想交流的邏輯學，是某一社團使用的符號的相互作用，所有的話語形式都是在特定環境中產生效果的策略法，并提出該把修辭學分析擴大到對每一種言語形式，強調語言意義的闡釋不僅取決于符號本身而且還取決于語境和反應。雖然巴赫金并不明顯地借助修辭學傳統，但他評論說，樣式是在文學和修辭學中都很有用的范疇，對修辭學樣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時代，所以，他建議把修辭分析擴展到對每一種話語的研究。他認為，樣式是使語言使用適合復雜環境（包括以往話語交流的歷史環境和處于具體社會環境里的使用者的直接環境）的工具。巴赫金的哲學思想現在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可以說，語言哲學是當代西方修辭學形成和發展的哲學基礎，而對語言意義的研究構筑了當代西方修辭學與“語言哲學”研究的橋梁。

三、語言：人類生存的關鍵

關于“語言、人（思維）、世界”之間的關系是哲學歷來關注的核心。當代“語言哲學”認為，人類通過語言去把握實在；世界或實在通過進入我們的語言而進入我們的認知；語言是人類公共交流、相互理解的平臺，人們運用語言去表達思想，提出訴求，相互溝通，達成相互理解，構建有序的社會生活；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沒有語言就不可能有人類的交際，沒有交際就不可能有人類社會，因而就不能有人。因此，語言與世界、與對這個世界的認知，以及與人類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密切相關，也就是說，我們用語言去談論這個世界，同時也表達人類的思想，而思想也是關于這個世界的。語言、人（思維）與世界構成了語言哲學的核心內容，三者處于同一本體論范疇。例如，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哲學思想就體現著“語言、人（思維）、世界”的哲學思考。在這三位一體中，“語言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總是處于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復雜的交互過程中；人是最關鍵的環節”。在“語言游戲”中維氏把人的因素帶入在語言意義構建之內，認為語言是對世界的反應，強調了人在反應中的作用，因為“語言哲學的目的在于語言之外的世界，準確地說，是人及人的世界，而非自在的世界”?！罢Z言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對修辭學研究有著直接的聯系?！罢Z言哲學”為人們認識語言提供了機會，體現了語言與人類的關系。這樣，語言意義的討論必須把人的因素考慮在內，人離不開語言。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其對語言的使用?！叭藙撛炝苏Z言，同時，也創造了自己。因為，人有了語言，才有了人的價值觀、動機和行動，才有了社會與政治”。語言是世界、人與人發生關系的媒介，不存在脫離人的語言與世界的關系?！罢Z言哲學”本體論思想體現在修辭學中就是主體化的語言建構活動。修辭學認為人的知識是通過主體化的語言建構活動（修辭活動）而產生的，真理是人們努力獲取的東西，而不是先驗存在的東西。修辭以“主體間”的方式起作用，是一門深入研究人類知識的性質、根據、標準以及合法性的學科?，F代修辭學認為，修辭就是人們運用各種符號誘發行動的象征行為。人對世界的體驗不能不受他的語言模式的制約，不能不經過他的語言過濾，人按照自己的語言方式來觀察整個世界，他的語言方式不是機械化的、邏輯化的，而是修辭化的。

人們通過語言來構筑或接近現實的時候，不斷借助超越邏輯語言的修辭方式，修辭成為人抵達認識彼岸的“舟筏”。所以，從修辭學的視角來看，“語言哲學”體現了修辭主體人的哲學觀點，把修辭的范圍從單純的論辯或文學作品擴大到語言、人和世界的關系上，人的特性就是修辭性，這就預示著修辭學的發展出現了哲學化的傾向。美國新修辭學的奠基人物伯克（KennethBurke）重新定義并拓寬了修辭學和修辭分析的范圍。伯克認為，人是修辭的動物，修辭學是關于人類活動的“核心”，即使用符號（或象征）去影響他人的學問，是闡釋人類行為及關系的學科。人離不開修辭，人的生存依賴于修辭。修辭學關于人的觀點對修辭本體論有重要的意義。伯克認為，人類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傾注在對一個有等級秩序的世界的構建和保持上。人類的生存取決于這種世界。而修辭學是人類尋求或保持那種秩序的一種特殊的手段。不僅在個人頭腦中的關系方面，而且在人類所有人際的、社會團體的和階級之間關系方面，人類正在努力通過與內部自我和外部世界保持社會平衡的方法，尋求在一個公認秩序中的生存地位。對伯克來說，所有話語的使用都是為了使人產生某種程度的動機，因而，應該通過對意圖和效果的研究來尋找語義。伯克用“戲劇”（伯克的“戲劇主義”理論）眼光來看語言意義，認為語言是有動機的，即是有修辭性的。他將修辭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和美學融合在一起研究人類的行為，對語言意義的研究采用了寬闊的視域。綜上所述，20世紀的日常語言學派哲學家和修辭學家逐漸突破了早期對意義的邏輯考察，開始探索語言意義外部的因素對語義形成影響，把語言意義的形成過程視為一個動態的過程，認為語言意義的形成是復雜的過程。同時，修辭學在經歷過長期的低谷期后，在語言哲學推動下找到了自身發展的動力，突破了傳統對演說、寫作、辭格、交談等的研究，把一切話語形式包含在自己的研究范圍，探尋語言意義形成的動因和效果?？梢哉f，正是對語言意義、人與世界關系的關注使語言哲學和修辭學具有一種內在相生關系。而這種關系是通過語言辯證法思想得以體現的。

四、語言辯證法：修辭學的重要基礎

“語言辯證法是修辭學的重要基礎”。因為，語言辯證法確立的不是現實性，而是可能性；修辭學所要做的則是運用任何通過辯證法而確立的立場來說明與行為世界之間的關系。要使修辭學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必須把修辭學與語言辯證法緊密結合起來。修辭學與語言辯證法的結合表明了修辭學回到辯證法上來，而辯證法又以哲學為基礎，那么修辭學的范圍就體現在哲學研究之中了。如果修辭學是與辯證法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以辯證法為基礎，而辯證法有以哲學為基礎，那么修辭學的范圍就在哲學研究中得到了表達。韋弗（Weaver）的《修辭倫理學》也對辯證法和修辭學的關系作了深入探討。他認為“修辭是關于言說的，辯證是關于真理的，但是兩者都是研究“或然性”的，都是以常識性的“或然性”為依據，而不是表達必然真理的邏輯，修辭必須與辯證法結合才有意義；辯證是以獲取真理和知識為目的，而修辭是獲取聽眾；辯證是追求知識，修辭追求的是輿論”。正是對語言的辯證闡釋使得語言哲學與修辭學在方法論上具有一定的同性特征。具體說來，“語言哲學”把對語言的研究從理想中回歸到現實交往中，將語言與生活聯系起來，注重使用者的作用，將語言的使用放在動態的修辭情景中觀察，強調語境對交際活動的影響，著眼于辯證地研究語言、意義、使用者之間的修辭關系。如果修辭與語言辯證法有關聯并且建立在辯證的基礎上，那么，修辭學的范圍就體現在語言哲學研究的基床上了。

五、結語

第2篇

一、“藥”與“荃蹄”———大相徑庭的語言悖論

這就是德里達所批判的“語音中心主義?！彼凇栋乩瓐D的藥》一文中，通過對作為文字的“藥”這個意象的分析，對柏拉圖乃至整個西方哲學史的關于揚語音、貶文字的“語音中心主義”進行了分析和鞭撻。在柏拉圖的《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講了一個關于文字的神話:埃及有個神叫圖提,他發明了數目、算術、幾何、天文、文字等許多東西。有一天圖提想把他的這些發明獻給國王,國王收下了數字、幾何、天文、地理,卻堅決謝絕了文字。盡管圖提把自己發明的文字當作醫治教育和記憶力一劑良藥來看待，但國王卻認為“你所發明的這劑藥,只能醫再認，不能醫記憶。”文字的發明并沒有幫助我們記憶，相反卻威脅和損害著我們的記憶?！叭绻藗儗W習書寫，它就會在靈魂中助長遺忘。靈魂將不再回憶，因為它將依靠那寫成文字的東西，這些東西不再從靈魂之內，相反卻借助外在的標記來喚起對事物的記憶。”而記憶在柏拉圖那里是有著特殊含義的。因為作為真理的理念只存在于彼岸世界，人們是無法靠認知抓住理念的。那么人如何才能達到對真理的認識呢？柏拉圖認為，人在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他的靈魂已經經歷了無數個輪回，已經掌握了真理，一旦轉生為人，就把真理遺忘了。因此，要重新獲得真理，就必須努力去回憶自己的靈魂原來對于理念世界的認識。因而，通過助長遺忘，文字切斷了通往真知的道路。所以，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雖然睿智，但述而不作。而柏拉圖為了轉述老師的思想，使用對話體形式，以盡可能透明和忠實的方式轉述老師所說的話。而莊子的言意觀是由其道無本體論所推導出來的。莊子的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它不是神靈的產物，而是自然的產物，所謂“道法自然”，“天道自然無為”?！白匀弧奔醋匀欢?，順應天地萬物的規律。莊子眼中的“道”是宇宙之本體，萬物之源頭,無形無色，無始無終，是不可言說的，所謂“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莊子•知北游）。就在《天道》篇中，莊子又說：“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背尚⑹瑁骸半S，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也?！薄肚f子•天道》中輪扁對桓公說:“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對書寫文字的不信任，也看到一個道———意———書的層級解構，因此,在莊子和柏拉圖之間似乎有了相似性，但這是否意味如張隆溪先生所說的，“思想、言說和文字的形而上等級制度不僅存在于西方,同樣也存在于東方；同西方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一樣，中國也有一個類似“書、言、意”的形上等級制，也存在著理性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事實上，莊子的有關言意關系的討論的實質是“言”和“道”的關系，他意在說明作為表意工具的人為語言在“不期精粗”、超越了“形色聲名”的最高層次的混沌之“道”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道既然是虛無、混沌的狀態，那么任何人為的通過語言或思辨來悟道的努力都將是南轅北轍。他否定的是作為整個語言文字的“言”，其中也包括“書”，而并沒有刻意地將作為口頭言說的“言”和書寫的“書”區分開來。在其他地方，莊子也同樣使用了“言”字，如“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齊物論》），“言者所以在意”（《外物》），“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致，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言”和“意”是用來表達語言和思想的一對范疇?！把浴辈⒉粚谟⒄Z中的“speech”，而是代表包括言辭、名稱、書、文等在內的語言的總體。如魏晉玄學的“言意之辨”就是圍繞著“言”能否盡“意”展開的，又如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的“吾欲無言”，或者陸機所云“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劉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證實而難巧”，其中的言都沒有僅指口頭言說的意思。盡管莊子反復強調道不可言，然不可不言。事實上他也一直在言，《莊子》一書洋洋灑灑十萬余字即是明證，這就是所謂的“道”與“言”的悖論。只不過他主張不可執著于日常人為語言的拘囿，所謂“不落言荃”，因為世人往往滿足于浮華之詞，執著于形名聲色，“道”反而因為“言”而被遮蔽。所謂“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所以，他主張“無言”、“忘言”。“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語言只是傳情達意的工具，語言本身不是目的，終極目的是體悟道，達至與道合一的大美境界。在這個意義上說，莊子的語言觀帶有強烈的工具論的色彩?！把圆槐M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和文論產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魏晉的“言意之辯”將其引入文學理論，成為詩學“意在言外”的源頭，成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標準的原則，形成了中國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傳統，并為意境說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莊子的這種“自然”哲學也形成了崇尚天然、反對人為的藝術創作原則和審美標準。在文學創作上，莊子強調不要受語言文字的局限，而要“得意忘言”,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盡管莊子和柏拉圖都對語言文字的表達能力表示了懷疑，但在柏拉圖這里，語言被分割為口說的語言和書寫的文字，他否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恰恰相反，作為聲音和意義結合體的口語在他看來是最完美的直接表達意義的理想語言。德里達在《書寫學》中指出，這種語音中心主義從柏拉圖開始，到亞里士多德、黑格爾、盧梭直到索緒爾，形成了一個清晰的傳統。在柏拉圖看來，詩人只是膚淺的輕率的模仿者，對摹仿的對象一無所知，不可能達到對事物本質的理解，而只有睿智的哲學家通過理性的思考才能達致真知，步入絕對美的殿堂。因此哲學的地位要遠遠高于文學，文學需要哲學的指導、制約，文學只不過是哲學的婢女。而莊子否定的是整個語言系統，無所謂口說的言語和書寫的文字之分。柏拉圖貶抑文字是出于對文字自身缺陷的考慮，在拼音文字中，書面語不能單獨承載意義，而只是語音的轉錄、摹本。莊子對語言的否定，是基于道“虛無”“混沌”的本性之考慮。漢語作為一種由圖像演化而來的表意文字，并不被視為聲音的符號，是一種直接表意的自足的語言，正因如此，德里達從漢語中發現了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根據，“我們已經擁有在所有邏各斯中心主義之外發展起來的文明的強大運動的證據。文字并不削減言語，它是將言語納入到某個系統?！?/p>

二.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圖基于理念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二分，認為書寫語言是對口說的語言的摹仿，不能直接反映人的思想。而莊子的“道”則是一個以虛無、混沌為根本特征的本體，它“自本自根”，超越了“形色聲名”的形下之域，但并不與感性世界截然分開，所謂“道不離器”；它不可言說，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也不能被人的理性思維所認識，所以只能體悟。人們只有通過心齋、坐忘才能達至“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大明境界。所以與柏拉圖的理性思辨哲學相比，莊子的哲學是一種詩意的存在哲學，正如海德格爾所言的“詩意地棲居”。它關乎一個人在這個紛繁蕪雜的世界上如何安頓自己。

作者:王彥華杜蘅單位:上海理工大學

第3篇

關鍵詞：王夫之；語言哲學；六經；道；辭

親身經歷了王朝更迭的王夫之，通過深入的哲學反思。將民族危亡的根源歸咎于宋明以來理學家的理論失誤，認為是他們背經離道的學術造成了“人道不立”的局面，最終導致了明王朝的覆滅。他說：“上古以還，典禮不修而天下大亂，皆此等啟之也?？蔁o辨哉!”因此，他倡導“當以王之政典為式，誅暴禁亂?；荽诵∶瘢怪洼嫛！逼湟庠诩唇浨笾螄⒊┖桶裁裰馈Ｒ苑雒褡逯ｋy。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六經之育有大義焉”的語言哲學思想，以反對理學家的“鑿空立說”。正是此種切時的思想使他與同時代的顧炎武、方以智等思想家一道。確立了“即經求道”的新哲學路向。

一、六經之言有大義焉

王夫之在訓詁中注重發掘儒家經典之微言大義，他在《讀通鑒論》(卷六)中說：“六經之盲有大義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于山，珠之函于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于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于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于異端，會其所同于百王，證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于可為之事，斯焉尚矣?！痹谶@段對六經及其所蘊含的“大義”的總論中，王夫之明確地闡述了如下三個方面的觀點：

第一、“六經之肓有大義焉”。這種“大義”就是儒家圣賢之道。道之于六經之言，如玉石之藏于山，如寶珠之蘊于深淵。不可簡單獲取，必須通過對語言的深度詮釋才足以發掘“六經”之大義。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言道”關系在此又以新的方式得以重現。

基于上述的思想認識，王夫之在訓詁中看重的是古經文字所蘊含的“大義”，他說：“《尚書》文義多難解了。然或錯綜成文，而有字則必有義。”他在《春秋家說》(卷中)中說：“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后徽言。求諸大義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盲：求之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盲，則大義蝕。而黨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圣人焉足矣，黨人之言勿庸也。”這即是說，研究《春秋》首先應探求其中的“大義”，然后再求之微言，如此則邪說不起：如果舍卻大義而求其微盲，必致圣人之“大義”失而邪說群起。明末柬書不觀、不理時政的學風導致儒術衰微而空疏之學競起，此即明證。

第二、六經之微盲大義，“不可淺而獲也”。于六經之言明圣人之道，如于山中尋玉，于淵中取珠，何其難哉!王夫之提出讀經要“反復諷誦，文義固有可通者。”除了反復誦經以會通“文義”的方法之外，王夫之還要求體道者應忘掉“成見”以顯六經之道，他說：“萬世不易之常經。通萬變而隨時得中，學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習成之見，知有未至之境，則可與適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不恃個人成見。乃知有未知之道。這段文字同時也說明了有“常經”但卻無“常道”的道理，六經之道“與時偕變”，不可偏執。在王夫之看來，古經所涵之道是一個向后人敞開的無限的動態過程。讀者要切合現實去理解其中的“大義”，做到“隨時得中”，以切實用。

王夫之從道與器的關系上提出“盡器則道在其中”的體“道”方法，他在《思問錄內篇》中說：“故盡器難矣，盡器則道無不貫。盡道所以審器。知至于盡器，能至于踐形，德盛矣哉!’”“盡器”以求“一貫”就是多識多學的歸納法，而“天下唯器”，故王夫之發出“盡器難矣”的感嘆。他在評價程子讀史時說：“程子自讀史，一字不遺。見人讀史。則斥為‘喪志’?！畣手尽撸詫W識為學識，而俟一貫于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讀史，則一以貫乎所學所識也。若不會向‘一以貫之’上求人處，則學識徒為。古人之學，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學識，后半截一貫，用功在學識。而取效在一貫?！背套又灾肛煂W生讀史為“喪志”是因為學生讀書“以學識為學識”。不求其中一貫之道。程子讀史能將所學貫通起來。學識之所以能貫通，其中自有精神(道)在，識其精神即為讀書之目的與效果，故日“用功在學識，而取效在一貫”。

第三、六經之微言大義有修德安身、經邦制遠之用。于六經求“大義”目的在于致用：“極之于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于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誠也?！毙《灾?，六經之道是個人安身立命之本；大而言之，是國家長治久安之法。他說：“《易》曰：‘修辭立其誠’，立誠以修辭，修辭而后誠可立也?！蓖醴蛑畬⒑乐o與個人的德性修養聯系起來。他不僅遠紹《易》“修辭立其誠”之說?？隙ā靶揶o”對人的德性的提升作用。而且進一步發展為“立誠以修辭”。“立誠以修辭”旨在強調具有“誠”的境界才可做到讀經、解經不悖圣人之道、才能保證“經正”。所謂“故必約之以禮，皆以肅然之心臨之，一節一目、一字一句。皆引歸身心。求合于所志之大者，則博可弗，而禮元不在矣?！兄菊呶鸹笱桑箍膳c于博文之學”，說的就是“立誠以修辭”這個道理。同樣，這也是他注重六經“大義”的原因，他說：“圣人。人倫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已亂。堯舜之道，人皆可學。亦為之而已矣?！敝劣谕跽摺３藗€人的修德安身之外，還須治《春秋》，他說：“《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也。”意即《春秋》經中有經邦安國的王道在，是外王之所本。

盡管王夫之注重六經之言中蘊涵的“大義”，但并未因此而將語育簡單地看作是經義的附庸。在文學理論中，他繼承傳統了“文以載道”的思想，以“文以言道”命題，將語言與形上之道連結起來。他在《讀通鑒論》(卷十二)中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君子之文所載即是天道。所言即是己之心志。是君子對天道的體認及其心志的統一。這里的“文”是指什么呢?他在《詩廣傳》(卷一)中說：“一色純著之謂章，眾色成采之謂文。章以同別，文以別同，道盡矣?！蓖醴蛑毮橐粋€“文”字，從其對“文”的定義可知“文”不限于六經。從他的著作來看，“文”也包括史類及前賢的涵道之作，經史并舉是王夫之的一個特征。雖然王夫之稱“眾色成采之謂文”，但“文”決不包括佛、道之典籍。他說：“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笨芍醴蛑^的“道”主要是指先儒之道統，而佛、道、法等不在其列。這一點與倡“三教合一”的方以智和偏重六經的顧炎武有很大不同。由于志趣相異。同時代的思想家所宗的典籍有所不一樣。然其“六經之言有大義焉”及“文以言道”之說與顧炎武“經學即經學”和方以智“文章即性道”在即經求道、反對陽明及其后學之“鑿空”學風方面卻不謀而合。體現了一種時代的共通性。

二、“夫道者，有事之辭”與“不鑿空以立說”

王弼認為“卦辭”難以述盡“卦意”，因而提出“言不盡意”說。其旨在得“意”，但也表達了“辭”在述“道”方面的局限性。與之不同，王夫之充分地肯定了“辭”的顯器呈道作用。提出“夫道者，有事之辭”的觀點，明確表明了道藉辭顯的語言哲學觀。

1、道因言而生

“天下惟器”是王夫之最根本的世界觀?！氨M器則道在其中”則是他識“道”的根本方法。然而他認為要通過“述器”的語言形式才能使“器”及“器之道”體現出來，他說：“故‘作者之謂圣’。作器也；‘述者之謂明’，述器也?！穸髦婧跗淙恕衩髌淦饕?。識其品式，辨其條理，善其用。定其體，則默而成之，不盲而信。皆有成器之在心而據之為德。嗚呼!君子之道，盡夫器而已矣。辭。所以顯器而鼓天下之動，使勉于治器也。”繹其文旨，大抵意謂：一、天下之器乃圣人所作，比如“弓矢”、“車馬”、“牢醴”、“壁幣”、“鐘磐”和“管弦”等。同時也說明了王夫之所謂的“器”不但指具體的物件。而且包括六經等在內的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成果。二、言辭的“述器”、“顯器”作用。通過“述器”可以“識其品式”、“辨其條理”，從而使“器”及“器之道”“明”起來。即通過概念、判斷等理性思維形式對“天下之器”進行抽象。使“道”得以呈現。這是就“辭”的“顯器”功用。三、言辭的經世致用功能。人們通過言辭識器、顯道達到“在心而據之為德”的道德修養目的，此乃“鼓天下之動”、成萬民之德。促使人們勤于治器。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立誠以修辭”?？傊?，這段話表明這樣的觀點：圣人藉“辭”以“顯器”、“明道”，藉“辭”以“鼓天下之動”、教化下民，使“道”獲得普遍認可，并使“道”得以向“天下”彰明而流傳不失；反過來。后人依圣賢的載道之“辭”可以指導禮樂、倫常等“器”的建構。這是王夫之借釋《周易》之言通過對作器、述器、明器、成器、治器過程的描述。闡述其對“器”、“神明”、“道”、“辭”之間辯證關系的認識，以此來說明“辭”在“盡器則道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鑒于“辭”能夠“述器”、“顯器”作用，王夫之對王弼“得意而忘言”猶“得兔而忘蹄”、“得魚而忘簽”的說法進行了批駁。并針鋒相對的提出“道因言而生”的主張，肯定“言”的獨立性地位，他說：“何居乎以為兔之蹄、魚之筌也?夫蹄非兔也。筌非魚也。魚兔筌蹄，物異而象殊，故可執蹄簽以獲魚兔，亦可舍筌蹄而別有得魚兔之理?！恃晕纯赏６蓻r于象?……道抑因育而生。則言、象、意、道，固合而無畛?！?《周易外傳》卷六)王夫之以“魚兔筌蹄，物異而象殊。故可執蹄筌以獲魚兔。亦可舍簽蹄而別有得魚兔之理”來反駁王弼以“得兔而忘蹄”、“得魚而忘筌”之喻“得意而忘言”具有深刻的道理。進而，他提出了“道抑因盲而生”的主張，并認為“言、象、意、道”四者之間，可以達到“固合而無畛”的相容程度，深刻地揭示了作為表意達道的“盲、象”之具本身的價值，與傳統的重意以重道的本質主義語言哲學有顯著的區別。王夫之在此處所說“道抑因言而生”的“生”。當然不能理解成“遭生萬物”意義上的“派生”。而應當根據上下文的意思理解成言辭能使隱藏在器中之道“彰顯”出來。是從育辭的“顯器”、“述器”功能而言的。如果沒有言辭的“顯器”作用。六經之“大義”是不會自己“明”起來的。這是就“道因育而生”的基本涵義。傳統道家哲學與魏晉玄在討論“言意之辯”的問題時。著重強調的是“意”的獨立價值和“言”的工具性價值及其有限性。王夫之卻突顯了作為工具“盲”的自身不可或缺的價值及道對“言”的依存性。這是明末清初重器、重實的哲學思想在語言哲學方面的具體體現。

2、不鑿空以立說

主張“道因育而生”的王夫之自然不滿佛學“不立文字”、“以心傳心”這種貶低言語、文字的“鑿空”作法。他在《思問錄內篇》中說：“言者，人之大用也，紹天有力而異乎物者也。子貢求盡人道，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Q指搖拂，目擊道存者，吾不知之矣。”在這段文字中，王夫之充分肯定了“盲”在接續天道、述盡人道方面的作用及其不同于一般萬物的重要性。他認為言辭可以使生生不息的天德得以彰顯。子貢“求盡人道”就在于“述”孔子之言而后成；這種依言傳道、借述盡道、藉文繼道的方式才使得儒家道統在天下流行，所謂“文之不備。漸至于無文，則前無與識，后無與傳，是非無恒，取舍無據?！嘀擦⒅F”即是此理?！柏Q指搖拂，目擊道存者”者主張以心傳心、廢除文字。其所謂“道”不是圣賢之道，不守教化。故被王夫之斥為“禽獸”和“異類”。針對類似的各種異端邪說。王夫之提出“斯不鑿空立以說”的主張。

王夫之根據“夫道者，有事之辭”的求實精神提出“育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說成”，反對“鑿空”的無實之論。他在《思問錄內篇》中說：“言無者激于育有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元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盲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說成?！毖浴盁o”者乃是為了破除言“有”者，把“有”說成“無”，其實天下不存在“無”?！疤煜挛┢鞫选??！懊敓o毛”，意即犬有毛，實說犬；“言兔無角”，意即麋有角。實說麇。所以王夫之說“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說成”。這個“立”就是立事、立理、立實，與“空”相對，做到“有事之辭”而不“鑿空”。當然所“立”之事、理，自然不包括佛家的“佛性”和道家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先儒圣人之道統。在批評佛道的“貴無”“貴空”的思想同時。他對理學家空談性命的餑道之論也給予了切實的貶斥，他說：“蓋《易》、《詩》、《書》、《樂》、《春秋》皆著其理，而《禮》則實見于事。則《五經》者《禮》之精義，而《禮》者《五經》之法象也。故不通于《五經》之微盲。不知《禮》之所自起；而非秉《禮》以為實，則雖達于性情之旨，審于治亂之故。而高者馳于玄虛，卑者趨于功利，此過不及者之所以鮮能知味而道不行也?！薄段褰洝肺⒚ご罅x以顯“理”，《禮》則紀其事以見“實”，二者相資并用而致天道于中和。而袖手高談心性者，無實玄空；趨予功利者，又不得其中之理。欲使天道流行，必須六經兼治，不可偏廢，即要有“事”。也要見“理”。不可“鑿空”立說。

在哲學方面。王夫之所言的“道”、“事”主要是指先儒的王道與政事，而排除佛道的異端之道與異端之事，因此，他對前人的寫景、寫物而不言圣人之道、不盲立身安邦之事的詩詞也進行了批評，他說：“文不悖道者，亦唯唐以上人爾。杜甫、韓愈。稂莠不除。且屈贏谷以為其稂莠，支離汗漫。其害道也不更甚乎?”這些言論，一方面反映了王夫之美學思想自身的局限性，但亦體現了他重視文學藝術與人類根本精神的內在聯系。使文學避免沉淪于個人的情感之中而缺乏應有的人性深度。王夫之的美學思想本身非常豐富，此處僅簡單地從言與道的關系角度對其作一點分析。

三、“六經責我開生面”與“推故而別致其新”

王夫之雖然堅信“六經之言有大義焉”，道行而天下無憂，但決不墨守成規、固守古人之道。他強調“誠”于古經。旨在通六經之道，以防邪說誣道。“萬世不易之常經。通萬變而隨時得中”，他相信只有深請常經，才能通萬變，以求經世致用。在“奉常以處變”的思想指導下，他將古人之常道與現實的歷史結合起來。在哲學理論建設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從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關于世界發展的根本看法，這一法則之于六經的詮釋，便是“考古者必以其時”之說。他在對儒家經典的考辨中發現沿用下來的一些名稱的意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他說：“因時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禮記》所云‘建天官六大’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熳游骞佟臼?。在殷則與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并列，而周則下大夫之職。殷周相踵。其異已然，況唐虞乎!”《禮記》所載官職至商而變、至周愈變，商周相沿如此，更不用說以后的各朝各代之變了。因此，王夫之要求不能固守古之禮義。他說：“天之所治，因而治之，天之所亂，因而亂之。則是無秉禮守義之經也?！彼?，他反對在訓詁求道時不加辨別地“以今例古”的做法，而主張在“古今語文迭變”的歷史過程中。具備“考古者必以其時”的靈活性。他這種將過去與現實相結合的解釋方法具有相當的自覺性。與現代西方哲學家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提倡所“視域融合”的理論有可通之處。同時?！翱脊耪弑匾云鋾r”之說也包含著這樣的思想內容：圣賢們遺留下的經典文本是一個無限的開放的歷史過程，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也因之而具備了生生不息、萬古長青的品質。

正是由于這種將圣賢之道與具體的歷史時代結合的解釋方法，使王夫之認識到“與時偕行”、“趨時應變”的重要性。但是“奉常以處變”還要做到“變不失其?！薄９视小胺歉挥胁荒苋招隆敝f，他說：“蓋道至其極而后可以變通，非富有不能日新?！庇终f：“趨時應變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痹谕醴蛑囊曇爸兄挥胁蛔兊摹俺＝洝?，決沒有不可變通的常道“欲通圣賢之道必以。道至其極”為條件。這種對六經之道的認識達到“至其極”的狀態就是“富有”。所以又說“趨時應變者惟其富有”。這種“至其極”的理想狀態就是上文所說的能夠通過六經之辭而體認天理流行、物我一體的“中和”境界。王夫之的“中”與“至”是有一定關系的，他說：“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薄爸磷恪被颉爸疗錁O”即是“中”，達至“中”或“至其極”便可應萬物、萬變而不惑，輔天地育萬物而“日新”，用他的道器觀來說就是“治器”，用其天人關系來說就是“造天”。從文化的繼承上來說就是“推故而別致其薪”。這種“日新”觀體現出王夫之對人類的創造能力充滿極大信心以及通經致用的時代特征。

王夫之“日新”的思想在《周易外傳》中說得更具體。他說：“道因時而萬殊也”?！昂榛臒o揖讓之道，唐、虞元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蔽覀冞@里要注意：王夫之堅持“道因時而萬殊也”的理論與他所反對的“鑿空”立說是完全不一樣的。“日新”是在“誠”于六經之辭與道而“至其極”的條件下，使圣人之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顯發新的生命力。體現了六經之辭是“道”之家的語育哲學的意蘊；“鑿空”立說是背離六經之辭、圣人之道而空談性理、自立新說，是誣圣之道。不是“誠”于六經之辭求道的路向。由此可見王夫之已經具有很自覺的語言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