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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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B股市場問題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遺留問題,B股市場問題的解決對我國資本市場的規范化和國際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認為,與A股市場并軌是解決B股問題的現實的最佳選擇,但是,目前要實現A、B股市場的最終并軌,還面臨著制度層面和市場層面的一系列問題。對此,本文從B股回購、境外投資者持股及股份轉換等幾個方面展開了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B股市場并軌相關問題

我國B股市場建立的初衷,是在當時外匯緊張的情況下,開辟一條讓企業利用外資的通道。從十多年來的發展歷程看,B股市場曾較好地發揮了吸引外資的功能,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促進了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環境的變化及資本市場的發展,B股市場“招商引資”的歷史使命基本結束,市場功能逐步萎縮,逐漸邊緣化,B股市場的未來發展方向成為困擾我國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問題。

筆者認為,與A股市場并軌是解決B股問題的現實的最佳選擇。但是,目前要實現A、B股市場的最終并軌,我們還必須處理好制度層面和市場層面的一系列問題。

一、與A股市場并軌是B股市場的現實選擇

從我國資本市場總體布局及資本市場國際化的角度考察,目前,以A股市場為核心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逐漸形成,通過實施QFII制度進行漸進式開放的戰略基本明確,B股市場作為特殊時期的開放通道,其歷史使命基本結束。在資本市場國際化布局中,離岸市場是一個重要構成部分,B股市場目前基本本土化,在制度構建上存在諸多缺陷,要想改造成離岸市場的難度極大;而香港資本市場作為我國的離岸市場已然發揮著重要的功能,內地資本市場和香港資本市場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因而也沒有必要再花大力氣把B股市場打造成離岸金融市場。由此,取消B股市場,把B股市場并入A股市場,納入我國資本市場總體布局才是B股市場的合理歸宿。通過研究,筆者認為,此方案實施的條件已經比較成熟了。

首先,A股與B股上市公司均是國內企業,A股與B股的上市地相同,A股與B股市場均受到國內法律的制約,因此在法律管轄權上沒有障礙;而且根據現行法律框架,通過創新性的制度設計,實現A、B股市場并軌己無實質。

其次,2001年B股市場對境內個人投資者開放后,境外投資者全身而退,B股市場已然本土化。目前,境內個人投資者投資B股已完全沒有政策障礙,境內機構雖然還不能投資B股,但管理層允許境內機構投資B股應是必然趨勢。從投資者的融合程度上看,B股市場己經基本成為了國內居民進行投資的股票市場,再加上B股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國內企業,因此,從上市公司性質和投資者構成來看,B股市場實質上也已經A股化了,這也為A、B股市場并軌創造了市場基礎。

第三,A、B股市場的最終并軌,將形成一種“多贏格局”。對于B股投資者而言,可以擺脫長期低迷、缺乏流動性的B股市場,燃起解套并獲利的希望,堅守陣地的境外投資者還可能藉此進入參與中國A股市場的通道。由于B股市場本身的流通市值規模相對A股市場而言是非常小的,將B股合并到A股市場中對A股的沖擊非常有限,同時我們還可以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保護A股投資者的利益。A、B股市場的最終并軌,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其股權結構將有所簡化,可以擺脫諸如信息披露要求不一、財務規則不一、審計條例不一及A、B股股東股利分配目標不一等令人頭疼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們又重新踏上了夢寐以求的融資之路。而監管部門則可以避免再度付出雙重制度建設成本,從而提高管理效率。

可見,A、B股市場并軌符合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制度條件與市場條件基本成熟,具備了非常強的可操作性,與A股市場并軌成為B股市場改革的現實選擇。

二、A、B股市場并軌相關問題分析

A、B股市場并軌,具體操作上可以有多種不同方式。對于純B股上市公司而言,不存在A、B股的轉換問題,我們可以考慮直接轉入A股市場進行交易;上市公司回購注銷B股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尚不具備普遍的適用性;更多的A+B股公司則適用于將B股轉換為A股后進入A股市場交易。這些方式各有特點,我們的總體思路應該是具體方式由市場來決定。但是我們要注意到這些方式均面臨著一些個性或共性的問題。

1.B股回購面臨的問題分析

比較而言,回購注銷B股作為一種完全的市場行為,相對簡單可行,因為它既不涉及不同制度的銜接,也不涉及股價硬性接軌的難題。同時,對于上市公司或大股東而言,由于目前B股價格比較低,采用回購注銷方式成本較低,還可以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與凈資產或增強大股東控股能力。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回購注銷B股這一手段面臨著如下一些問題,須引起重視。

(1)回購的積極性不足。對于B股公司而言,解決B股問題沒有緊迫性,國家對此的政策也還不明朗。同時,部分B股公司發行的B股數量較少,在總股本中的比例很低,是否進行B股回購,對大股東的控制權并無實質性影響,因此,大股東出于加強控股權而回購B股的動機可能并不強。另外,對于部分B股在總股本中的比例較高的公司及純B股公司,如果回購后剩余的流通股數量未達到有關規定的下限,就可能面臨退市。以上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上市公司回購的積極性。

(2)回購的能力問題。進行B股回購,要求具備很強的支付能力,并非是所有的B股上市公司都有回購能力,能夠滿足這一條件的公司并不多。有些現金充沛的上市公司是有可能采取回購B股的方式,可有些現金不多的公司就未必能夠進行B股回購,甚至有些績差公司連經營都成問題,根本不可能拿出錢來回購。

(3)B股市場嚴重缺乏流動性,如果回購的消息傳出,將造成股價飛漲,操作難度很大,如果B股股價上漲過高,那么上市公司可能會失去回購的動力。

(4)B股回購涉及到換匯問題,還面臨著外匯管理政策的制約。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回購注銷B股方式不具備普遍適用性,只能由具備條件的B股公司適時展開。

2.A、B股市場并軌面臨著境外投資者資本項目兌換問題

目前B股投資者中仍然有一部分是境外投資者,他們所受的外匯管制非常寬松,他們可以在賣掉股票后,立即把資金匯出國外。A、B股市場并軌后,必然是以人民幣交易,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投資者當初以外匯購得的股票,在出售時得到的卻是人民幣。在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能自由兌換的條件下,這些投資者存在強烈的貨幣偏好,很難接受轉換幣種的做法。因此,不少人認為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自由兌換是實施A、B股合并的必備前提,而要實現這一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事實上,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并不是A、B股市場并軌所必須的,在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之前,也可以進行市場合并。當然,在現行的外匯管理制度下,需要進行創新性的制度安排才能解決這一問題。

至于許多人考慮的對外匯市場及匯率的沖擊問題,以今日中國外匯盤子之大,B股股改涉及到的外匯兌換量應該微不足道。

3.A、B股市場并軌面臨著境外投資者持股的流通問題目前,我國A股市場對于境外投資者是通過實施QFII制度進行有限的開放的。根據這一制度,在B股市場和A股市場并軌過程中,除了那些獲得了QFII資格、可以投資A股的境外投資者以外,其他境外投資者的B股賬戶并不能轉為普通A股賬戶到A股市場上交易,因為目前A股市場并沒有向所有境外法人和自然人開放。

在我國資本市場的漸進式開放戰略既定、資本市場全面開放尚需時日的情況下,這一部分境外投資者的股份流通問題成為需要我們重點考慮的關鍵問題之一。

4.如何進行股份轉換的問題

由于目前A、B股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價格差異,B股如何轉換為A股成為A、B股市場并軌面臨的最大的難題。

這里首先涉及到是否存在補償問題。所謂的“補償”問題是指,由于目前A、B股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價格差異,將B股并入A股,是否應像股權分置改革中由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那樣,由B股股東向A股股東支付對價作為利益補償。筆者認為,從理論上,A、B股是同股同權,享受同樣的各種權利,因此其理論價值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現不同價的現象,究其根本原因是市場的分割或隔離,因此,A、B股市場并軌不應該存在支付對價的問題。

既然不存在支付對價的問題,則A、B股市場并軌,最大的問題還在于股價的接軌。由于目前B股市場非常低迷,價格幾乎扭曲,而A股市場效率更高,價格發現機制更為健全,更能形成公允的價格,因此A、B股價格接軌應該以A股股價為價值中樞,B股股價向A股股價靠攏。這對于B股投資者來說是喜上眉梢的事情,然而,將B股轉換成A股,將直接擴大A股流通股盤子,影響A股的市場價格,造成A股投資者的利益損失。

由此可見,股價的接軌問題,直接影響著A、B股投資者的利益,關系到并軌的成敗。

三、對策建議

1.鼓勵B股上市公司進行B股的回購業務

如前所述,回購B股是解決B股市場問題上最為體現市場化原則的方式,從目前來看已經基本沒有制度障礙?；刭廈股雖然很難成為全面解決B股市場問題的方案,但是可以有效減輕B股股改的壓力。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套,鼓勵上市公司和大股東進行B股回購。首先,可以提供再融資便利,激勵公司開展回購行動。監管部門可以適當開辟再融資特別通道,或是允許企業增發A股回購B股,或是在公司回購B股后,再視條件提供A股發行便利,還可以直接對B股回購提供信貸支持。其次,在外匯管理方面可以采取一些臨時的特殊政策,給回購提供換匯便利。

2.通過制度創新,解決B股境外投資者的持股問題

B股境外投資者的持股問題受到外匯管制和資本市場開放制度的制約。通過研究,我們發現,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通過創新性的制度設計,完全可以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

在境外投資者持股的流通問題上,我們可以采用分類解決的方式來加以處理。對于具備QFII資格或條件的,完全可以通過QFII通道來解決。而對于其他境外投資者,應允許他們自由選擇是否繼續持股,我們可以為其提供一個特種A股賬戶,規定其只能賣出股票而不能買入股票,股票賣完后,該賬戶即被注銷。對那些不愿拋出股票的境外投資者,則可以允許其長期保留該特種A股賬戶,直至該投資者獲準投資A股時,再自動轉為普通A股賬戶。

在外匯管理方面,我們可以開辟一條特別通道,對原B股境外投資者在換匯和外匯匯出方面給與特別的便利,允許這些境外投資者將合法的本金、資本利得、股息等轉為外匯匯出,確保其退出渠道暢通。

3.合理處理A、B股股價接軌問題

首先,我們可以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如允許機構投資者介入、設立B股基金等,以增強B股市場的活躍度,激活B股市場。在此基礎上把A、B股股價接軌的問題交由市場去解決。這樣,既可以避免對股市產生較大沖擊,也可以減輕對投資者利益的影響。

第2篇

自1993年深交所對“世紀星源”進行資產重組以來，我國資本市場上便陸續開展了資產重組活動。資產重組活動的開展，不僅使原有會計主體的邊界發生改變，導致某些會計主體的消亡，而且由于資產重組結果的不確定性，極大地沖擊了會計主體、持續經營和會計分期這三項基本會計假設，從而使相應的會計原則和會計處理方法與一般財務會計有著巨大的差別。因而，在此情形下，有必要對會計假設作出相應的修正。

一、資產重組對會計主體假設的修正

會計界主流觀點認為，會計主體是能夠控制資源、承擔責任，并進行經濟活動的經濟單位。這實際上是把會計主體等同于經營主體。事實上，企業會計只關注企業范圍內的經濟活動，并向有關各方提供會計信息。將會計主體等同于經營主體是解決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企業與出資者之間、企業與職工之間信息混淆問題的辦法。但這暗含一項前提條件，即它們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交易，交易行為遵循市場規則。然而，在現階段，這個前提條件難以得到保證。因為廣泛的資產重組活動，在企業之間編織了一張以產權為紐帶的關系網，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聯關系。關聯企業之間的地位不再是獨立的，關聯企業往往借助關聯交易操縱利潤，其在會計信息中摻雜了大量不易觀察的信息，導致真假信息混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應當擴展會計主體的內涵，即把會計主體從經營主體的概念擴展成產權主體的概念。所謂產權主體是指以產權為紐帶的一組企業，不僅包括經營主體本身，而且包括以產權為紐帶的其他關聯企業。將會計主體從經營主體擴展為產權主體，并不是要會計人員把核算的觸角伸到其他經營實體中去，而是把關聯企業的交易和經營主體與獨立企業的交易加以區別，解決信息混淆問題。

二、資產重組對持續經營假設的補充

持續經營假設，即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企業將會按當前的規模和狀態繼續經營下去，不會停業清算。持續經營假設的定義是有局限性的，它容易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即企業經營狀態只有兩種：要么持續經營，要么停業清算。把企業的經營狀態抽象為持續經營和中止經營兩種狀態，并且以持續經營為正常狀態，是一種很牽強的假定。這只有在滿足以下條件時才能認為是合理的：當企業陷入財務危機后，從持續經營狀態轉換成中止經營狀態所需的時間很短。但是，隨著資本市場的完善，以上條件很難得到滿足。企業在面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所帶來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同時，自身抗風險的能力也在相應增強。當企業發生財務危機時，企業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重組活動解決或延緩破產清算的發生。

因此，將企業狀態簡單地分為持續經營和中止經營兩種情況不能客觀地反映經濟環境?？梢栽谶@兩種狀態之間設定第三種狀態，即不確定程度較高的弱持續經營狀態。在一般情況下，企業持續經營存在實質性重大疑問的時間點應從管理當局的挽救活動即重組活動開始。此時，企業能否持續經營已經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可將財務報表的編制基礎由持續經營假設修訂為弱持續經營假設，強調弱持續經營假設并不是否定持續經營假設，而是對其進行修訂和補充。修訂的目的是充分揭示企業經營中存在的實質性重大疑問，公允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在此基礎上可以演繹出許多具體的會計處理方法，如確認或有損失、預計不確定性對資產負債分類的影響等。以上會計處理方法，只有在弱持續經營假設前提下才能得到邏輯上的統一。

三、資產重組對會計分期假設的完善

第3篇

一、關于金融體制改革

參加論壇的專家教授和學者就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現狀及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

遼寧大學白欽先教授認為我國現代金融體系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還不是現代化的，還有待于現代化、規范化、優化（結構優化）和強化。目前，中國金融創新迫切需要解決誠信嚴重缺失、結構嚴重失衡和體制嚴重缺陷等一系列問題。誠信、信用和信譽應該是立人、立國、發展經濟、發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礎；金融改革必須重視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結構性失衡。體制嚴重缺陷是在強而有力的、人為干預下形成的，因此，必須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去摧毀，而不能依靠市場機制去逐漸地摧毀。在新的發展階段，首先要解決誠信問題，然后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使我國金融體系現代化、規范化、優化、強化，才能夠使我們國家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由金融大國走向金融強國。

中央財經大學李健教授則從金融產業結構、市場結構、融資結構、金融資產結構、金融開放結構等五種結構和從微觀、中觀、宏觀等三個層面分析了中國金融發展中存在的結構問題。她認為，中國目前金融發展中出現了金融總量快速增長與高風險、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現在：結構變化相對總量增長而言緩慢，優化程度不足；我國現在的金融結構帶來了市場的低效率和高風險；現有金融結構的金融風險高度集中于銀行和國家。因而要以結構調整為重點推進金融發展。

上海交通大學潘英麗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國家利益流失的觀點。她用存貸比和存差兩個指標來說明我國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釋了金融業運行的低效率和資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會導致民營企業難以獲得貸款，并使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資，從而出現外資擠出民間投資和資本大規模的輸出，即引致資本國際循環。資本國際循環會進一步導致一系列問題，如儲蓄-投資的轉化率下降、經濟轉型的進程延緩、民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減少以及外匯收益流失等。此外，國有商業銀行引入戰略投資者會導致壟斷利潤和政策補貼流失；金融中介不足會引致社會資源黑洞問題。因此，我國商業銀行創新要重視發揮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財經大學王愛儉教授則從我國金融體系中的一個缺口分析了中國金融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問題。她指出，發展社區銀行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和農村金融問題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發展社區銀行有產權結構、交易成本、市場效率、經營靈活等優勢，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挑戰。社區銀行的發展可以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一是將現有條件成熟的城市和農村信用社改制為社區銀行；二是由民營資本組建新的社區銀行；三是引導非正規金融發展成

為社區銀行。社區銀行的產權結構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過對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及金融服務業的就業量等三個指標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員認為中國金融業是發展滯后，而不是改革滯后。中國金融業發展滯后表現在：金融業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支持明顯乏力、金融業結構不均衡、金融業內部各微觀主體缺乏競爭力等。中國金融業發展滯后既有宏觀經濟環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業本身組織體系和資本市場不夠發達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導思想上沒有把金融業作為一個真正的產業來發展。把金融業作為產業發展，應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進金融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要有完善的金融業發展規劃；放松金融業管制，減少干預；強化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樹立科學的金融發展觀。

加拿大圣瑪麗大學葉龍森副教授指出，加強風險管理是中國金融面臨的緊迫課題。他從三個層面探討了有效的風險管理。從宏觀層面，需要有利于風險管理的國家規章制度，要為風險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權、期貨等。另外還需要大批人才，這是由衍生工具的復雜性決定的。從公司的組織結構層面，風險管理需要有獨立的風險管理部門、積極的高層介入。從報酬系統方面，必須使交易員的報酬與其風險掛鉤。中國的金融系統現在需要認真思考和建立這些風險管理的基本原則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學費”。

武漢大學黃憲教授認為在新環境下，風險管理作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現，而風險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隨著市場趨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別是銀行非但沒有消亡，在轉型后反而勃發生機。金融中介具有風險管理優勢。不管從哪個層面上講，風險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業銀行創新的過程中，要注重發揮金融中介的風險管理功能。

人民幣匯率改革也是本次論壇的熱門話題之一。武漢大學江春教授從當前中國經濟生活中的超額貨幣的角度，討論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他認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導致我國存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另一方面，經濟生活中的超額貨幣也產生人民幣的貶值壓力。而后者被經濟學家們忽視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國貨幣流通速度在減緩。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國家經濟沒有完全市場化，人民幣目前升值的壓力只是一個短

期的現象。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取決于中國的經濟效益。如果中國的經濟效益很低，如果我們不進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話，人民幣今后可能會有貶值的壓力。

二、關于商業銀行創新

2004年以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視，在本次論壇上也成為重要內容。

中國商業銀行改革中面臨的一個新問題是戰略投資者的引進。西南財經大學曾康霖教授從何為戰略投資者、我國商業銀行股權改革中是否需要引進外資戰略投資者、引入戰略投資者能否完善治理結構、是否會影響金融安全等方面具體闡述了國有商業銀行股權改革中引進外資問題。他認為，引進戰略投資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動銀行業的股權改革；實現治理結構的更新；借助國外的力量、信譽走出去。引進的外資金融機構是否為戰略投資者，并不取決于引入方的標準和判斷，而應取決于投資方的戰略選擇和國有商業銀行股改后對投資者回報的高低。但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只能改善治理結構，而不能完善治理結構。影響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經濟周期，而不是金融機構的運作。在對外開放、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條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因，而不是內因。因此，討論引進戰略投資者會不會影響金融安全，必

須關注世界經濟的格局、經濟周期的變動和我國的開放度。

西南財經大學劉錫良教授提出了“商業銀行向何處去”的8個困惑：（1）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決國有銀行資本金不足，還是改善其治理結構？（2）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國國有銀行上市的地點應該在國內還是在國外？（4）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股權是否一定要賣給戰略投資者？（5）銀行的股權能否轉讓給自己的競爭對手？（6）如何對國有商業銀行股權轉讓進行定價？如何對一些隱形的資產定價？（7）什么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完善治理結構？（8）通過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銀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進先進的管理與先進的技術，提升銀行的核心競爭力？他認為，這幾方面的問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財經大學的胡援成教授則通過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中的經營效率進行了實證評價。他發現，綜合比較來看，通過改革，國有銀行效率在逐漸提高，與其他股份制銀行比較接近，但總體上還有差距。同時，他認為，我國商業銀行改革的成效與政策推動、扶持是密切相關的。要做到可持續，還有很多任務要完成，特別像公司治理結構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關于現代商業銀行的命運，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認為，要么并購，要么被并購，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業銀行跨行業經營變得容易；二是網絡化導致商業銀行機構過剩；三是國際化帶來了跨國并購的興起；四是同質化使得銀行間并購相對容易。面對全球并購大潮，中國要實行多項“兩手抓”：第一，政府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振興民族銀行，通過并購要把民族銀行做強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銀行被掠奪式并購，政府要制定并購邊界和反壟斷措施。第二，商業銀行要“兩手抓”，一手要抓傳統產品經營，一手要抓資本運營。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兩手抓”，一手要抓傳統銀行知識傳播，一手要抓投資銀行知識傳播。

關于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管理創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金林教授著重分析了銀行保險這一創新業務。他認為銀行保險是集產品、服務和組織創新為一體的金融創新。目前，這一創新還存在許多障礙：一是分業監管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二是進入市場的深度和范圍都受到較大限制；三是文化傳統的影響。因此，近期來看，發展銀行保險主要是規范保險銷售行為。從長期來看，發展銀行保險要積極推動保險產品的創新，提升保險產品的技術含量，建立銀行和保險共享的信息網絡資源系統，加強銀行與保險的合作。

三、關于資本市場問題

中國資本市場既有資本市場的一般特點，也有中國的獨特背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周駿教授認為，中國資本市場具有不同于西方資本市場的三個明顯特點：第一，中國的資本市場不是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階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決于政府對它的定位。第二，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進行的，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資本市場改革必然要符合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國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國有企業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應者，又是股票市場的監管者——政府同時處在運動員和裁判員的地位。由于政府對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國股市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場失靈，政府不能把責任推給市場，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主要當好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政府不應過多地從企業利益的角度來考慮資本市場問題，而應從監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開地處理資本市場中各交易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要徹底拋棄為國有企業改制脫困的指導思想。政府要側重從保護公眾投資者利益的角度來處理問題，全面實現資本市場的公正與效率，發展一個規范的資本市場來為商業銀行創新提供場所和條件。無論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論和經驗，都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中國人民大學吳曉求教授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兩個效應，一是財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間的、社會的財富增長相對緩慢，中國的國民并未因經濟的快速增長分享到應有的實惠，因而是一種“貧困的增長”。一個成熟的經濟體需要一個龐大的、有效的社會存量財富的支持，為此要建立保護社會存量財富的法律制度，同時還要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礎和核心的現代金融體系。我國金融改革的重點是發展一個強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個資本市場。其次是商業銀行的改革，我國商業銀行從2004年開始進行了以資本市場為平臺的徹底的市場化改革。第三是匯率體制的改革。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國現代金融體系就基本形成，我們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現代金融體系的雛形。

上海財經大學楊大楷教授認為，我國目前股票市場融資功能發揮較充分，而其他功能嚴重不足，募集資金使用嚴重不規范。同時，政府主導資本市場，使有限的資金大量注入了國有企業，特別是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因此，要保障中國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必須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進行進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宋清華教授認為，從功能上看，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既有交叉重疊，又有明顯的差異。這決定了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的關系是競爭與互補的關系，一方面它們既相互競爭、相互影響、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們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互為補充。資本市場的發展對商業銀行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但并非“致命性”的打擊；資本市場的發展改變了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負債結構和資產結構，但并未使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與運用的總量出現萎縮，相反為商業銀行提供了新的機遇與舞臺。商業銀行在資本市場的發展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業銀行是資本市場重要的籌資者、投資者、中介機構、服務機構和工具的重要創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說沒有商業銀行就沒有資本市場，至少可以說沒有商業銀行的參與就不會有資本市場今天的成就。金融創新使得商業銀行與資本市場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商業銀行成了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市場”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體系”。

四、其他金融與投資問題

在本次論壇上，學者們除了圍繞上述主題展開討論外，還對自主創新的金融支持和中部崛起兩個議題進行了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