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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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電子貨幣的出現只是進一步說明了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來就是觀念貨幣和虛擬貨幣；電子貨幣并沒使人類退回到物與物交換的狀態，不能改變貨幣的本質特點；電子貨幣作為交換和信用的產物，像實體貨幣一樣，也受國家法律制約；電子貨幣與流通中的匯票和支票一樣，它的數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狀況決定的，不是中央銀行完全能控制的。
電子貨幣創造了新的、虛擬的貨幣形式，它使經濟結算活動在虛擬空間得以實現，使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生活發揮越來越大的反作用，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社會活動局面。面對這種全新的貨幣形式，有人對傳統的貨幣理論產生了種種疑問：電子貨幣這種沒有物理實體的符號取代有物理實體的紙幣，充當支付手段，人類的相互交換活動不是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了?電子貨幣是信用貨幣，是個人和金融機構共同創造出來的，那么，貨幣的發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約束了?電子貨幣是經濟人在信用過程中創造的，它的供給不以中央銀行為轉移，那么，電子貨幣豈不是弱化了中央銀行壟斷貨幣供給的特權嗎?對于這些疑惑，我們只能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給與科學的回答。
一、電子貨幣和電子銀行
電子貨幣是以現行紙幣為基礎，以紙幣計算單位為計算單位，以電子數據(二進制數據)形式存儲在銀行的計算機系統中，并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貨幣。電子貨幣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
(1)儲值卡型電子貨幣。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現，其發行主體除了商業銀行之外，還有電信部門、商業零售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等部門使用的IC卡。(2)信用卡應用型電子貨幣。指商業銀行、信用卡公司等發行的貸記卡或準貸記卡。可在發行主體規定的信用額度內貸款消費，之后于規定時間還款。(3)存款利用型電子貨幣。主要有借記卡、電子支票等，用于對銀行存款以電子化方式支取現金、轉帳結算、劃撥資金。(4)現金模擬型電子貨幣。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基于Internet網絡環境使用的且將代表貨幣價值的二進制數據保管在微機終端硬盤內的電子現金；一種是將貨幣價值保存在IC卡內并可脫離銀行支付系統流通的電子錢包。該類電子貨幣具備現金的匿名性，可用于個人間支付、并可多次轉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實體現金為目的而開發的。
電子銀行是伴隨著電子貨幣出現的網絡銀行，是指銀行在互聯網上設立網站，通過互聯網向客戶提供信息查詢、對帳、網上支付、資金轉帳、信貸、投資理財等金融服務。網上銀行是個虛擬銀行，它沒有建筑物，沒有地址，只有網址，其分行是終端機和因特網帶來的虛擬化的電子空間，客戶要想辦理銀行業務、接受服務，可以在辦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訊條件和一部個人電腦，隨時都可以和銀行接通，進行即時轉帳、查詢等各種銀行交易。所以，在未來，銀行也許不再以雄偉氣派的建筑物為標志，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可能不再是銀行信用的象征和實力的保證了。網上銀行將使21世紀的金融從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無形的網絡體系。隨著電子貨幣廣泛應用，所有傳統銀行使用的票據和單據全面電子化，使用電子支票、電子匯票和電子收據等，部分取代對應的紙制票據，實現金融交易無紙化。
電子貨幣作為新形式貨幣和傳統的紙幣有明顯的差別；紙幣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實體；電子貨幣則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純粹的、抽象的電子數據；電子貨幣主要發揮貨幣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紙幣不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還是一個獨立的價值額，還有貸款的功能，在借貸的過程中能夠轉化為資本；紙幣以紙幣本身、匯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銀行等物理媒介系統實現結算功能；電子貨幣是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貨幣。
二、電子貨幣并沒使人類退回到物與物交換的狀態
電子貨幣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儲在銀行的計算機系統中，并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貨幣流通和支付功能，改變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種人類傳統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產生疑問，電子貨幣的出現，人類的相互交換活動不是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了?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符號，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購買力。人們持有貨幣不是為了貨幣本身而是為了它的購買力，也就是為了它所能購買的東西。因此，人們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單位的貨幣本身而是若干單位的購買力。因此，無論是占有黃金、占有紙幣還是占有電子貨幣，都不是為了它們自身，而是為了保存一定的購買力。電子貨幣作為計算貨幣雖然沒有物理實體，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實體紙幣的單位名稱，這種單位名稱足以表示購買力單位的形式。電子貨幣是它的所有者向電子貨幣的發行者支付一定金額的現金或存款，而發行者以電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現行貨幣單位表示的等值貨幣額儲存在消費者持有的電子設備中創造出來的。所以，儲存在發行者電子設備中的電子貨幣依然是儲存購買力單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費的綜合商品的物價指數則是衡量電子貨幣購買力大小的標準。電子貨幣與金幣、紙幣相比，本質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幣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內在”價值的尺度，其實這是一種錯覺。金幣購買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價指數的變化情況。紙幣和申子貨幣更是如此。
馬克思說“計算貨幣不過是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對價值而發明的任意的等份標準。計算貨幣與鑄幣完全不同，鑄幣是價格，而計算貨幣即使在世界上沒有一種實體作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價物的情況下，也能夠存在”。
馬克思認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則，是不能沒有計算貨幣的。計算貨幣就是個人、企業和銀行帳面上，甚至是人們頭腦中、觀念上的數字貨幣。
“電子貨幣出現人類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了”的觀點的錯誤根源還在于沒有搞清楚貨幣的職能和本質到底是什么。誰都知道，貨幣第一個職能就是價值尺度，把商品的內在價值表現為由同一單位名稱表示的價格。把千差萬別的商品轉化為在質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別的同一物品。無論金幣、紙幣和現在的電子貨幣都是一樣的。各國的電子貨幣都沒有使用自己的專用的單位名稱，都是用紙幣的單位名稱。這樣，電子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這一功能時和紙幣完全一樣，一點差別都沒有，都是計算貨幣。
既然電子貨幣與紙幣有相同的單位名稱，而單位名稱的作用就是表現商品的價格，這樣，電子貨幣就與紙幣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紙幣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物理實體表示商品的價格，而電子貨幣是以看不見、摸不著的純粹的數字表示商品的價格。
更重要的還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為循環中的統一體是處在過程中的價值，無論是在生產領域還是在流通領域的哪個階段上，首先是以計算貨幣的形態，觀念地存在于商品生產者的頭腦中。在這里，具有物理實體的商品只是價值的承擔者，重要的是這種物品在買者和賣者頭腦中用貨幣名稱所表示的價格。即使金幣和紙幣在充當價值尺度時也只是想象的或觀念的貨幣。金幣和紙幣在充當流通手段時，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貨幣的職能存在可以說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完全由符號來代替，甚至，連符號也沒有必要出現，只用貨幣單位名稱在商人腦袋里計算一下就足夠了。
可見，只要商人們相互信任，相互講究信用，那么，貨幣在充當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時，就沒有必要以物理實體形式出現，而是以觀念上的、幻想的、預測的虛擬貨幣形式出現。這樣，金幣和紙幣也都升華為抽象的數字。與電子貨幣所不同的是，金幣和紙幣作為虛擬貨幣保存在人們的頭腦中，電子貨幣作為虛擬貨幣保存在計算機系統中。我們不是把計算機稱之為電腦嗎？用人腦計算和用電腦計算是一樣的，只不過電腦比人腦能存儲的多、計算得快、準確得多。有了比人腦更先進的電腦，何樂而不用呢?有了比紙幣更方便的電子貨幣又何樂而不用呢?
對此種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學的概括：“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只是想象的或觀念的貨幣。”在貨幣不斷轉手的過程中，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貨幣的職能存在可以說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它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因此也能夠由符號來代替。這就告訴我們，電子貨幣的出現并非意味著人類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換媒介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由具有實體的紙幣變為虛擬的、無形的電子數字。
三、貨幣是交換和信用的產物，也受國家法律所制約
自從電子貨幣出現之后，有人說，傳統經濟理論認為，自從金鑄貨出現以來，貨幣就國家化，貨幣供給嚴格受國家法律所限制，從某種意義上說，貨幣是法律的產物。而電子貨幣則是客戶、商業銀行和其他經濟機構自發的信用的產物，而不像現行的紙幣的發行和流通必須依靠國家強制力。認為電子貨幣可以脫離國家法律的觀點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說是不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換是貨幣產生的三個密不可分的要素。貨幣產生后，作為新的強大的社會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產制經濟，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互相依賴的社會關系，把人類社會由野蠻時代引向文明時代。
馬克思說：“一切東西都可以買賣。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可見，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首先是在交換中產生的，不是由國家法律創造的。現代社會的紙幣也是信用的產物，稍有宏觀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在當代，各國中央銀行都通過公開市場買賣、變動貼現率和變動銀行存款準備率這三種方式來增加貨幣供給。而這三種方式的運行都依靠信用。理論和實踐都證明無論是金幣和紙幣首先都是交換和信用的產物，政府和法律僅僅是適應交換和信用發展的需要對貨幣的創造加以管理和保證。
現在新出現的電子貨幣同金幣和紙幣一樣也是社會交換和信用的產物。當前，在我國典型的電子貨幣就是各類銀行卡。最主要的銀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銀行和其他財務機構簽發給那些資信狀況良好的用戶，用于在指定商戶購物和消費，或在指定的銀行機構存取現金的特質卡片，是一種特殊的信用憑證，也是持卡人信譽的標志。但是，電子貨幣同當年的金幣和現代的紙幣一樣也要受國家法律所管理。
當我們強調金幣、紙幣和電子貨幣都是交換和信用的產物時，不應忽視電子貨幣的產生與國家法律的關系。現在，所有國家的貨幣都是紙幣，都是符號貨幣。這種自身幾乎沒有價值的符號貨幣不可能由個人隨意發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須由各國政府決定它的發行，才能保證紙幣的稀缺性，保證紙幣的購買力。此外，政府還要規定紙幣單位的名稱，及不同單位之間相互固定不變的兌換比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說：“計量單位、它的等分及名稱的規定一方面純粹是約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內部應該具有普遍性和強制性，所以它必須成為法律的規定。這個純粹形式的手續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說在我國，“元”為標準計量單位，“角”和“分”都與“元”有固定不變的比例關系。我國的價格標準是我國政府通過法律規定的，其他國家的價格標準也是其他國家政府通過法律規定的。
因此，任何一種貨幣發揮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時，盡管僅僅是符號，但這個符號都是具有國家屬性的，都在一國之內發揮其功能。貨幣從產生時起就帶有國家的印記。時至今日，貨幣的國家屬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現，現在一切文明國家的貨幣都是國定貨幣。國家不僅指定貨幣的名稱和計量標準，而且還管理和控制本國貨幣的發行和流通。貨幣是國有的，國有貨幣僅僅是國家授予貨幣占有者合法化權力的符號。
有的文章說，電子貨幣是信用貨幣，是個人和金融機構共同創造出來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由貨幣，這種觀點同樣是片面的，是錯誤的。電子貨幣的基礎是紙幣和銀行存款，電子貨幣所用的單位與紙幣完全相同。電子貨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紙幣的限制，但又時時受到紙幣的限制，擺脫不了紙幣的限制。那么，既然紙幣、銀行和金融機構要受到國家法律的約束，電子貨幣當然也要跟著受到國家法律的約束，它絕不可能在國家法律之外為所欲為。寫到這里，筆者不禁想到，當年有不少文章說，歐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國家法律約束的貨幣，那也是錯誤的觀點。其實，歐洲美元盡管在美國境外，但它絕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貨幣，歐洲美元歸根到底還是美國的美元，還是要受美國的法律所約束，歐洲美元的出現，僅僅說明美國美元的外延。
四、電子貨幣弱化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特權之說不足為新
人們對電子貨幣的作用說得最多的是，電子貨幣主要影響貨幣供給，這主要表現為在電子貨幣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貨以后，中央銀行發行的通貨僅僅是整個貨幣供給的一部分，因此電子貨幣對流通中通貨的影響會直接影響到貨幣供給量。影響最大的是狹義貨幣M1。M1=通貨+活期存款，通貨在M1中占比重較大，所以電子貨幣替代部分通貨以后，就必然在較大程度上影響狹義貨幣M1，其主要表現是：第一，由于貨幣虛擬化，使流通中的通貨數量減少；第二，由于電子化貨幣存在的形式不穩定，影響商業銀行的存款也不穩定，從而會改變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數量；第三，由于電子貨幣既影響基礎貨幣也影響貨幣供給量，所以電子貨幣也可以通過影響貨幣乘數的變化對M1產生影響。這些看法是正確的，但不足為新。同時這種觀點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貨幣供給?最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說：“貨幣還是按傳統的定義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為交換媒介的任何物品。”“貨幣供應量可以用國內公眾所持有的貨幣總量來表示”。當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獲得者——薩謬爾森在他的大作《經濟學》中寫道：“貨幣M1的供給包括處在銀行之外的硬幣、處在銀行之外的紙幣和一切銀行的活期存款。”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和薩謬爾森《經濟學》，只要是中央銀行已經發行出來的紙幣和硬幣，只要是存在銀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國內公眾所持有的貨幣，不管進入不進人流通都構成貨幣供給。在這里，筆者斗膽地說，不管《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是多么權威，不管薩謬爾森的名氣和對經濟理論的貢獻有多大，但是，他們對貨幣供給下的定義是否科學正確，是值得討論的。
馬克思說：“我們這里所說的通貨量，指的是一個國家內一切現有的流通的銀行券和包括貴金屬條塊在內的一切硬幣的總和。”這就是說，貨幣供給并不是指中央銀行已經發行出來的紙幣、硬幣和商業銀行的存款，而是指進人流通中的紙幣、硬幣和被開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貯藏在公眾手中的紙幣和硬幣，那些在銀行負債賬戶上還沒有被貸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貨幣供給。因為它們沒有進入流通領域，沒有變成真正的購買力，沒有轉化為需求。我們一再強調人們偏好貨幣，并不是偏好貨幣本身，而是偏好貨幣的購買力。
因此，那些沒有被花費的紙幣和硬幣，沒有被貸出的銀行存款，由于沒有進入流通領域，沒有轉化為購買力，它們的貨幣靈魂就離它們而去，也不構成貨幣供給。在貨幣市場上，貨幣供給就是貨幣盈余者對外所提供的貸款量。這個數量越多，貨幣供給越多，反之，貨幣供給就少。所以貨幣供給量是由流通領域中的貨幣量和進人借貸領域中的全部貨幣量構成的，不應該由銀行已發行出來的全部貨幣量來構成。在我國人們堅持后者，放棄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學習西方的貨幣理論，忘記了馬克思的貨幣理論。
既然貨幣供給是由進人流通領域中的對商品和勞務進行購買的貨幣構成，那么，匯票和支票在購買中代替紙幣充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構成貨幣供給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實。馬克思說：“幾乎每種信用形式都不時地執行貨幣的職能，不管這種形式是銀行券，是匯票，還是支票，過程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結果本質上也是一樣的。”“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權可以轉移。”這就是說，除了紙幣和硬幣之外，匯票和支票也是貨幣。
既然我們承認匯票和支票代替紙幣在流通中充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構成貨幣供給，那么，電子貨幣代替紙幣代替匯票和支票執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當然地構成貨幣供給，這還有什么可疑義的呢?依據馬克思的貨幣供給理論，電子貨幣既新又不新。所謂不新，就是因為電子貨幣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職能和傳統的匯票和支票沒有什么兩樣；所謂新，是因為傳統的匯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屬性的紙質貨幣，而電子貨幣是由純粹抽象的數字表現的沒有物理實體的貨幣。
既然電子貨幣像傳統的匯票和支票一樣在流通領域中發揮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個人和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通過相互信任創造出來的電子貨幣就是貨幣，就構成了貨幣供給的一部分。隨著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和應用，電子貨幣在總貨幣供給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寫到這里，我們就會清楚地明白，貨幣供給量就是在流通中的全部貨幣，不是中央銀行已經發行出來的全部貨幣。中央銀行發行出來的貨幣進入流通，就形成貨幣供給；不進人流通，就不形成貨幣供給。所以貨幣供給增加與否，不在于中央銀行發行了多少貨幣，而在于有沒有交易，有沒有貨幣流通。只有交易和信用去創造貨幣供給，增加貨幣供給。有了交易和信用，不僅由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和硬幣進入流通后構成貨幣供給，就是由購買者、銷售者和金融機構自行創造的匯票、支票和電子貨幣，只要進入流通，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也同樣是貨幣，也增加貨幣供給。貨幣供給主要是由貿易和信用決定的，并不是由中央銀行一手決定的。那么，說電子貨幣弱化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管理和控制，這既不了解什么是貨幣供給，又夸大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作用。為什么會產生這種錯覺呢?根源還是在于當代西方著名經濟學家對貨幣供給的錯誤表述。
第2篇
論文提要：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總而言之,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第3篇
一、貨幣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貨幣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是通過其對保險市場的影響反映出來的。貨幣政策一般分為擴張性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及中性貨幣政策。運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對保險市場的影響不同。
（一）不當的貨幣政策會影響保險市場的正常發展
1.在市場貨幣供求均衡或貨幣供應量小于需求量時，如果運用減少貨幣供應量，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會打破市場供求的平衡，加劇市場的不平衡，導致貨幣供應緊張，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物價跌落，經濟停滯，即通貨緊縮現象。這對保險市場非常不利表現為：首先，影響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從個人投保需求來看，通貨緊縮、失業增加、收入減少、個人對保險的有效需求相應減少。從企業投保需求來看，通貨緊縮、市場需求不足，使市場競爭激烈，許多企業被淘汰出局，生產經營規模縮小；另一方面，市場需求不足，導致產品價格下降，企業（特別是傳統企業）利潤下滑，許多企業因此發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難和償付困難。為了節約費用開支、降低成本，企業一般會選擇自保或其他轉移風險的方式，盡可能擴大自擔風險的限額，減少對商業保險的需求。因此通貨緊縮使保險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緊縮性貨幣政策使保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險市場有效需求減少，市場規模的偏小，保險市場的競爭顯得尤為激烈，為了拓展市場，開拓新業務，在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降低費率，加大業務投入，提高服務質量將是許多保險公司的必然選擇，這將影響他們的承保利潤；另一方面，通貨緊縮，資本市場萎縮，減少了保險資金投資運用的機會，增大投資風險，影響保險公司的投資收益。保險公司承保利潤和投資收益是其利潤的主要來源，二者的減少必然降低保險公司的盈利能力，從而削弱其償付能力。
2.在市場貨幣供求平衡或貨幣供應量大于需求量時，如果運用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會使貨幣供應超過市場對其需要的量，過多的貨幣投入將引起物價上漲，貨幣貶值，通貨膨脹。這對保險市場發展仍然不利。由于物價上漲，貨幣貶值，保單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險的預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們投保的積極性大受影響，表現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單繼續率下降和新業務發展困難。同時，在費率缺乏彈性的條件下，由于保單實際賠付率（或給付率）小于名義賠付率（或給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費率卻是按名義賠付率（或給付率）來確定的。這樣實際上是減輕了保險人的實際經濟責任，損害了投保人的經濟權益，保險人處于有利地位。這種狀態會使保險公司獲利豐厚，并誘使更多的資本、機構和其它稀缺資源擠進保險供給行列，導致保險市場供過于求，引起市場的失衡。
（二）恰當的貨幣政策有利于保險政策作用的發揮
在市場貨幣供大于求時，運用緊縮性貨幣政策，可抑制總需求，減少通貨膨脹；反之，在市場貨幣供給小于需求時，則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增加就業，推動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正確運用可使社會經濟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對保險市場的不利影響，為保險市場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二、保險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保險政策的正確與否將影響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確的保險政策可促進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增強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險政策則會抑制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貨緊縮時期，國家一般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貼現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貨幣供應量，刺激消費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可：（1）通過開辦各種財產保險業務，為企業研制開發新產品，降低產品成本，生產價廉物美，適應社會需求的優質產品提供風險保障，鼓勵新興產業發展。（2）通過開辦個人消費信貸保險業務，為商業銀行開辦個人消費信貸業務解除后顧之憂，以增大個人消費信貸規模，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量。（3）通過開辦各種個人保險業務，為社會公眾個人的財產安全和人身風險提供經濟保障，解除顧慮，激發其消費欲望。（4）擴大保險資金直接運用規模，調整資金運用方向借以影響公開市場業務，進而影響市場利率。
又如在通貨膨脹時期，國家運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減少貨幣供應量，抑制過度膨脹的消費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可：（1）通過開辦各種財產保險業務，為企業生產的順利進行提供經濟保障，促進企業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提高社會商品供給能力，實現社會商品總量與貨幣總量的均衡。（2）增加保險商品供應，提高服務質量，刺激保險需求，推遲居民對社會產品的消費，改變儲蓄和消費的比例。（3）縮小保險資金直接運用的比例，增加國債或銀行存款規模，以控制信貸規模。
可見，通過保險活動一方面可鼓勵企業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增加或控制社會產品總量；另一方面又影響貨幣供應量，刺激或抑制社會需求，雙管齊下，有利于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實現貨幣政策的目標——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從而穩定貨幣。當然，如果保險政策運用不適，則會抑制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幾年我國的利率政策及其對保險市場的影響
在貨幣政策中，利率政策對我國保險市場的影響最為直接。1998年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重大變化，使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為了抑制通貨緊縮，我國政府實施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在這一輪經濟周期的調控過程中，國家將利率作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幾年中已連續8次降息，擴張性利率政策的頻繁出臺，利率的連續下調對我國保險市場（特別是壽險市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動搖了社會公眾對保險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連續下調利率，迫使以銀行利率作為保費計算基礎的我國壽險公司不得不隨之頻繁調整壽險保費的預定利率（如下表），不斷上調保險費率，這有違費率應相對穩定的原則，社會公眾對此感到無所是從，難以接受，從而影響了社會公眾對保險的信任。同時，由于我國的壽險產品儲蓄性過強，保險宣傳不當，公眾保險意識尚欠成熟，使許多人買保險時總是將目光緊盯住資金回報率，單純地將費率與銀行利率相對比，因此，費率的不斷上調必然會影響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兩年儲蓄性險種銷售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對保險公司的給付能力造成極大的沖擊，影響保險市場的健康發展
利率的調整一方面影響著保險資金運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調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單熱銷的景況，使我國保險業步入嚴重的“利差倒掛”境地。
1.利率調整對保險資金收益率的影響。我國保險資金運用受《保險法》規定的限制，只能投資于銀行存款、國債、金融債券和國務院批準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險資金允許進入全國同業拆借市場，1999年10月保險資金獲準通過買賣證券投資基金間接進入證券市場。由于國債市場、債券市場容量有限，進入證券市場方式以及其它資金運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國保險資金仍然有相當的比例（大約為30%～50%）存放于銀行。目前我國保險資金運用收益主要由銀行存款利息、債券收益和證券投資收益構成。前二者收益直接與銀行利息掛鉤，后者的收益也間接地與銀行利息發生聯系，這是因為股市的波動與經濟的增長率和利率的變化息息相關。由于銀行利率的連續下調，使我國壽險公司的損失達280億人民幣。因此，銀行利率的下調，對保險資金運用收益率的影響極大。保險資金運用收益難以彌補前些年較高預定利率險種所帶來的巨額利差損。
2.利率的調整使我國壽險步入嚴重的“利差倒掛”的境地。由于我國保險業在經營管理體制上長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費收入的問題，使得各保險分支機構將其保費收入最大化作為其利益的唯一硬約束。此外，由于銀行利率下調與保險預定利率下調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每一次銀行利率的下調都大大地刺激了壽險需求，形成了公眾購買保險的熱潮，各保險公司以此為契機，大量銷售高利率保單拓展業務，帶來保險公司業務的高峰，其結果是壽險公司積累大量的利差損失，形成嚴重的“利差倒掛”，極大地影響了保險公司的給付能力，進而影響保險公司經營的穩定。
擴張性利率政策對我國保險市場的不利影響是顯著的，但它對我國保險市場也有著促進的一面，主要表現在：（1）利率不斷下調，保單預定利率也隨之下調，促使保險公司從以往的以高預定利率保單為主的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而轉向產品服務質量方面的競爭，進而促使保險市場競爭更加有序規范。（2）利率的下調迫使保險公司轉變經營戰略，放棄過去粗放型的經營模式，轉向通過調整險種結構、控制經營成本、提高資產質量等來緩解利率下調對保險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響。
由此可見，近幾年我國利率政策的調整，對我國保險市場建設，保險業的穩健經營有著直接的制約、促進和破壞作用。如何制定相應的保險政策，消除利率政策變動對我國保險市場的不利影響，是我國保險政策制定者面臨的一個非常現實而又重要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韋生瓊。人身保險[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7.
[2]李強，鄭立平。利息率波動對壽險市場的影響[J].黑龍江金融，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