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社會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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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促進子系統內部的聯系，維護子系統內部的穩定

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經濟職能促進經濟子系統內部的聯系，通過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這一系統的和諧。(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分散的農戶聯系起來。古代中國國土遼闊，小農經濟又使人們處于十分分散的狀態，無力應對天災人禍和興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需要它來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我國古代各個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它們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道路和運河來滿足農業生產的灌溉和交通運輸等需求，保證經濟子系統的順利運行和發展。封建皇權還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農業生產，通過委派地方官吏來“勸民農桑”、宣教“農本”政策、促進農業技術傳播，督察農業生產。這樣，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經濟子系統內部分散的諸要素一定程度上聯系起來了。(2)封建皇權通過消除子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維護經濟子系統的穩定。為了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極力消除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維護農業生產系統的穩定。一方面，他們經常扮演調和階級矛盾的角色。如實行“均田制”，讓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獲得一份土地，這是傳統社會的政府利用其強制力進行土地資源配置的正式制度。這使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與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強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維持這個系統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們也賑災，救助受災農民。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災害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威脅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統治者也不敢掉以輕心，通過賑災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并以此來顯示皇權統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權的強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脅鄉村社會系統的不穩定因素。

2．通過“鄉紳自治”維持鄉鎮政治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鄉紳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間的意見，聯系廣大農民。社會系統的維持并不能完全靠壓制，尤其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鎮地區，權力的運行不能完全單向度的由上而下，因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11］皇權止于縣，把鄉鎮管理的權利交給了鄉紳，這樣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饋民間意見，實現一定程度的上通下達。鄉紳與異地為官的官員不同，他們沒有離開故土，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鄉里百姓往來密切并且有著休戚與共的厲害關系。他們能夠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關鄉村與村民的信息反映給當地的官員，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對數目龐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錯誤決策而導致官民的直接沖突。因此鄉紳起著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保持了系統信息的暢通。(2)“鄉紳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與農民的利益，維護政治子系統的穩定。鄉紳一般都是官方舉辦的科舉考試中獲取功名的儒生，他們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權在廣大鄉村的人。“紳權”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13］所以，鄉紳是一種農村社會的內生型權威，它不具有國家這一外生型權威的暴力性質，因而，有功名而無官職的“鄉紳”成為把封建皇權與鄉鎮居民聯系起來的橋梁。鄉紳因其來自民間的身份，決定了鄉紳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地方利益。通過鄉紳自治，可以形成中央與地方利益盡可能地協調。鄉紳的角色是雙重的，即起到保護鄉民和鄉里社會的作用，也起到替統治者管理鄉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鄉紳管理廣闊的農村地區，不僅得到鄉紳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賴，也維護了整個子系統的穩定。

3．通過“科舉考試”維持鄉村文化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通過科舉考試有效整合鄉村的文化精英。科舉考試的成熟與完善對意識形態下沉到鄉村，形成廣大鄉鎮地區的文化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科舉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對廣大鄉村開放，它不論出身、不論門第，使廣大農村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14］這給許多農家子弟帶來了希望，他們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這一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廣大鄉鎮的文化精英凝聚起來，成為對中央皇權的積極支持者。而且這一選官制度也注意到選拔人數在地區之間的平衡分布，極力消除地域差異，保持各地之間的文化聯系。各地儒生由于對儒學的共同興趣而相互往來和交流，促進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在廣大鄉村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統一。(2)通過科舉考試維護了儒家意識形態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獨尊地位，保證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封建皇權緊握科舉考試這一“指揮棒”，以儒家學說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樣促使了儒家學說在廣闊的鄉村的傳播，一些農家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舉考試也造就了一批鄉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鄉紳往往成為當地弘揚儒家文化的中間力量，即使是沒有獲取功名的儒生，在傳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說、戲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文藝中，深刻影響了居住在鄉村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使鄉村居民對封建皇權的統治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同時鄉村有條件的村民通過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讓他們考取功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系統輸送人才，形成一個內部的良性循環。儒家意識形態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又通過封建皇權的大力弘揚，并且與植根于鄉村的選官制度相結合，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識形態的競爭，保持了“獨尊”的地位，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系統，并且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

(二)強化社會子系統相互之間的制約，維護社會大系統的穩定

1．通過鞏固小農經濟，防止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失控(1)落后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下，廣大農村居民保持一種分散的狀態。他們這種分散的狀態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沒有團結起來的力量，無法對抗封建皇權。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組織，只能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的宗族組織。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組織是中國封建統治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家族組織通過儒家意識形態而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封建君主就是這個放大了的家庭的總家長。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子系統就是矗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及這樣的經濟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之上。封建皇權保護小農經濟就能夠維護鄉村社會的宗法結構，宗法結構的穩固保證了家國同構的中央皇權的行使。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流動，從而導致宗法關系的松散，威脅到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小農經濟而遏制商品經濟的原因之一。(2)鞏固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意識形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也為這一基礎服務。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15］沒有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封建家庭結構，儒家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權通過保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可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則必然改變封建家庭結構，產生多元的思想，最后沖擊到儒家意識形態。

2．通過政治權力強化對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制約(1)通過政治權力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萌芽的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因為封建統治者認識到經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們“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們“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17］這樣商人的人身和財產自然就得不到保護，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手工業為官方所壟斷，民營手工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說的，“后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上已盤旋而不進”［18］就是這樣導致的。這種狀況有利于皇權的統治，小農經濟的落后和封閉，使廣大的鄉村農戶就像一個個的“馬鈴薯”，分散而無力，需要統治者“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19］(2)通過政治權力進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權對農村的管理單靠武力或嚴密的官僚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廣為群眾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通過政治權力，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統治者大力弘揚儒家文化。自漢朝以來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獲得明顯的效果，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權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達到對鄉村的意識形態控制。科舉考試使鄉民可以通過學習儒家學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使廣大的鄉鎮儒生專注于研究儒家學說而放棄對其他學說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廣設“文字獄”進行思想控制。對任何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和文化進行徹底的清洗，這樣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3．通過弘揚儒家文化，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維護封建皇權對鄉鎮的政治統治(1)鞏固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有利于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包含著“重農”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張“民以食為天”、“不奪農時”、“不違農時”等，把農業生產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認為財富只能從農業中產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強本論”，把農業生產與富國富民聯系起來，并且明確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成為后來很多朝代重農抑商的理論根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極力維護小農這一經濟基礎。它有一套與農村家庭倫理緊密相關的完整價值觀，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范，有利于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2)大力弘揚儒家學說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單靠武力就能夠統治的，所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導致對統治者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封建皇權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弘揚，達到了降低其統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學能夠順應專制皇權發展的需要，通過文化制度對皇權的充分肯定，把皇權的統治法理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達到“對權力的無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構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鄉紳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達到管理的目的。這種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鄉紳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員或者退休官員組成，精通儒家學說，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輸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達到教化民眾進而控制思想、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在鄉紳的幫助下，使廣大鄉村“形成了國家官僚機構枝干下的廣泛而穩固的根基，從而把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不可思議地組織起來了。”

二、我國傳統社會鄉鎮社會治理的教訓

(一)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使一切新生事物無法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封建皇權為了維持系統的平衡，扼殺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經濟方面，除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外，還極力阻止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對于天下一切財產的最高所有權，只有在這個最高權力的有效統攝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權才可能是“合法的”。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統治方面，封建統治者除了維持高度中央集權外，在農村則極力維護鄉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過家族的力量實現對個人的人身控制。個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受到父權、夫權和族權的嚴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發展。德治與法治是對現代社會進行良好管理的兩大法寶，我國的傳統社會的管理者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卻阻礙了法治社會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對最高皇權的制約，但是我國傳統社會皇帝的特權凌駕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罰臣民對神圣君權制度和宗法社會秩序的觸犯。［24］這樣就使得法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皇權制度的法律只能越來越多地屈從和服于權力的專制性，所以與這個進程相同步的，就是人們對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義，給予越來越多的懷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權對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處于“萬馬齊喑”的狀態。思想文化領域由領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的社會治理無法改變一治一亂的循環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強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利用無形的組織，紳士之間的社會關系，去防止權力的濫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權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這種體制中，人民發揮的作用甚微。單靠皇權制約的官僚機器，難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仍然無濟于事。歷史上開明的皇帝總是少的，昏庸的皇帝總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時一個開明的皇帝，短期內開明是可能的，而長期的開明卻是少見的。當皇帝昏庸時就無法有效監控整個官僚體系，也容易導致宦官和外戚專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龐大的官僚集團就會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破壞了經濟子系統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識形態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換代也隨之發生。這也是我國傳統社會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循環的原因。每次改朝換代都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國家陷入動蕩中，若干年才能恢復。而且每次改朝換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樣就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

三、我國傳統社會治理對當前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管怎樣，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為我們今天創新鄉鎮的社會管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益的啟示。

(一)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社會，我國的經濟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場是當今能夠把廣闊的農村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場的存在，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對鄉鎮的有效管理就應該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在鄉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起符合市場發展的健全的法制環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機制，有利于市場良性發展的產權機制。鄉鎮政府機關，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在市場意識淡薄的廣大鄉村，擔負起市場培育的職責。鄉鎮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認識市場的規律，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并根據市場規則來檢討自己的行為，減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間接手段，引導鄉鎮居民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創立合作社等，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服務，引導他們積極有序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通過市場的發展，把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與全國乃至世界聯系起來，把農村這個經濟系統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全面開放的系統，改變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況。

(二)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與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相適應我國傳統社會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但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畢竟只下沉到縣一級，為廣大農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間，這也恰恰是封建統治能夠長期維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先生認為，要提高鄉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的，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啟發和領導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逐漸多元，社會事務繁雜多樣，以前的管理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實踐中，要轉變管理理念，拋棄傳統的為民做主的思維，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鄉鎮等政府部門不是把政府權力下沉到鄉村的每個角落，而是積極推行村民自治，落實“群眾事務，群眾管理”的原則，讓群眾成為管理的主體。只有給鄉村社會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間，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傳和下達，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內信息的暢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發展，也可以避免公權力的過度干預而形成好心辦壞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對抗。政府甚至要主動培育鄉村民間組織，讓它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分擔鄉鎮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責，形成一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管理模式。同時也要通過群眾的積極參與，來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改變傳統社會權大于法，使權力無法真正得到制約而造成基層政權無法無天的現象。

(三)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為指導，這一價值體系為維護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統一人民的認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在今天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輿論不一”也成為常態。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除了要繼續執行主席提出來的“”外，還需要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達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統一認識和整合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產物，它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協調，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綜合所有認識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具有“最大公約數”的特點，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必然要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相協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來檢討政府的管理行為，做到行有依歸。同時鄉鎮管理部門也要通過自己有效的管理行為引領鄉村的社會輿情，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新時期凝聚廣大鄉鎮居民，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四、結語

第2篇

一、從理論視角看現代社會的倫理問題

(一)關于現代社會的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院孫春晨指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消費主義。通過符號消費，消費主義強化了身份倫理，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中國政法大學趙慶杰指出，現代性社會以世界祛魅、個人主義、價值多元、未來主義為主要特征。同濟大學邵龍寶指出，當下中國社會的價值困惑主要表現為知識觀的分裂、榮辱觀的倒錯和成功觀的迷惘。

(二)關于現代社會倫理問題的特征

韓國倫理學會會長徐圭善指出，要描述現代社會倫理問題的特征，首先要回答“是否每個社會問題都與倫理問題有關?”全球化和信息化造成的“時空壓縮”使得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所有社會問題緊密相連。與之相應，倫理學的研究方向從個人倫理向社會倫理轉變，我們必然要更多地關注倫理、道德與法律、制度的關系。天津社會科學院劉曙輝討論了時空距離與道德義務的關系，認為時空距離與道德義務問題上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倫理學領域偏頗性與公正性之爭。天津醫科大學郭衛華指出，要有效化解道德焦慮引發的精神困擾，必須恢復“情”的倫理功能、重建倫理秩序和重拾“意義”。浙江大學張彥認為，現代社會的倫理問題之一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建立起道德認同。

二、從歷史視角看現代社會的倫理問題

(一)儒家與現代社會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都圣達分析了儒家倫理的道德正當化理論。吉林大學曲紅梅分別從理論根源、具體設計和對家庭成員或同胞的態度對孔子和克呂西波的道德世界主義進行了對比研究。浙江財經學院亓奎言指出，孟子認為我們對他人的愛有等級差別，且隨著與我們關系親近程度的降低而減少，神經倫理學為孟子愛有差等的思想提供了現代科學的臨床和實驗證據。

(二)道家與現代社會

西北大學王永智認為道家哲學以自然的終極關切、智慧的生活、本真的生命和道德的社會，為現代人過上更有意義和尊嚴的生活樹立了“方向標”。杭州師范大學朱曉鵬指出，道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主要貢獻在于“道法自然”的自然主義、“道通為一”的萬物平等觀、自然無為的行為態度和知止知足、熱愛生命的人生觀。

(三)佛教與現代社會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潘卡基·莫漢(Pankaj Mo-han)指出，印度的種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一部分，基于種姓的特權和歧視可以在宗教上獲得證明。種姓制度隨著時間的流逝在發生改變，它嚴格的結構及其對印度人心靈的影響逐漸變弱。20世紀，所謂的“賤民”在安貝德卡(Ambedkar)的帶領下逐漸接受佛教，并形成了一個新的宗教共同體——新佛教徒，他們成為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成功地挑戰了上層種姓的政治權力霸權。

三、現代社會的應用倫理問題

(一)經濟倫理

上海財經大學夏明月分析了勞動倫理的三重維度，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身的維度。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陳偉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上海師范大學劉妍指出，和諧勞動關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并提出了和諧勞動關系的實現路徑。上海師范大學馬曉翼分析了當代中國消費倫理觀念的變革。韓國上元高中金美德則分析了名畫市場中的倫理問題。

(二)政治倫理

浙江工商大學陳壽燦指出，人的尊嚴屬于人權的一部分，其保障離不開一定的現實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市民社會。韓國忠北大學趙日守將政治義務分為特殊－非自愿的要求、特殊－自愿的要求、一般－非自愿的要求和一般－自愿的要求，并分別分析了政治義務的連帶理論、相互作用理論、自然義務理論和自制理論的優缺點。韓國清州教育大學尹建榮探討了現代社會領導階層的道德性問題。南方醫科大學林楠從個體實踐維度、群體實踐維度和社會實踐維度論述了廉政倫理建設。

(三)社會倫理

韓國交通大學洪容熹分析了社會不平等的功能主義理論及其局限。北京科技大學馬曉燕指出，在現代性條件下，作為承載著社會關系生成與構建的重要場所，空間日漸成為社會沖突的重要原生場域。河北師范大學閆世東指出，社會權力的存在與運行必須遵循正當性原則，而判斷社會權力正當性的依據是“權利”，即社會權力的存在與運行是否有利于權利的實現與保障。溫州大學戴海東和卓高生指出，公益精神呼吁對生命的珍愛、心靈的升華、尊重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人類社會生活的現實關照，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中有著重要作用。湖南理工大學彭柏林分析了當代中國公益慈善面臨的主要倫理問題，即誠信問題和參與公共慈善活動的道德自覺性問題。

(四)環境(或生態)倫理

北京交通大學路日亮指出，目前人類文明正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范式轉換，文明范式的轉換必然要求人生存方式的轉變，生存方式的轉變又需要新的倫理規范。韓國京仁教育大學金顯洙探討了將社會契約方法應用于環境問題的前景，指出社會契約方法可以作為環境倫理的社會倫理基礎。韓國西原大學崔文沂分析了生態倫理的能源路徑。韓國首爾教育大學邊淳庸研究了生態持續性與生態倫理的意蘊。

(五)體育倫理

韓國倫理學會會長徐圭善指出，很多體育倫理問題不能通過培育運動員的個人品質來解決，因此，現在人們需要更多地從社會倫理層面來分析。上海體育學院龔正偉厘清了美國體育政策演進的背景、過程和基本內容，探討了美國體育發展壯大的規律，力圖為中國體育發展提供參照。江西師范大學吳瑾菁指出，足壇反腐事件反映出體育道德中存在的問題，具體表現為職業倫理意識淡薄、道德行為示范和價值觀的迷失，其原因既有社會的因素，也有個體的因素。

(六)道德修養與道德教育

第3篇

論文關鍵詞：宏大敘事；私人敘事；建筑理論教育；建筑實踐

如今，國內建筑學院里的國際學術活動越來越頻繁，網絡建筑資源也是汗牛充棟，不少青年建筑師和學生面對眾說紛紜、五花八門的外來理論——建筑哲學、符號學、現象學、類型學、文化人類學……談完了“后現代”、“解構”，又談“建構”和“身體與建筑”。確實有些人是真正專心在研究，可還有許多人是人云亦云、見異思遷，把建筑理論當成時尚的東西，不斷地與時新的理論“俱進”。許多人把最旺盛時期的經歷不斷消耗在無謂的對理論的激動中。須知，國外的這些理論和觀點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破，涉及到西方現代哲學、美學、心理學、藝術、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及數學、信息技術等自然科學領域。

然而，在浮躁的理論界，有許多人動不動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術語來解釋我國的建筑現象，牽強附會。如“建構”一詞，許多學者在不明白它的真正含義的情況下就試圖用它來證明我國建筑中早就有了“建構”思想。“建構”(tectonic)一詞起源于希臘語，原指木匠和建筑匠的手藝。經由19世紀歐洲建筑理論家的工作，“建構”逐漸發展為特指建筑在物質層面上如何建造的藝術，成為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范疇。作為對后現代主義日益商業化和表面化的批判，“建構”觀念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國的年輕建筑學生。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談論“建構”迅速成為建筑理論時尚的今天，“建構”和其他許多引進的西方理論話語一樣，面臨被膚淺化和庸俗化的危險。對西方的理論不加咀嚼就隨意引用，必定會消化不良，更不要指望能對我國建筑現狀起什么積極作用了。

理論最忌僵化和教條。有許多學者故弄玄虛，把西方語境里很平常的話語翻譯成拗口的中文，以顯示自己的高深，實際上不過是一廂情愿的自戀罷了。如某介紹西方先鋒建筑理論的論文，筆者讀下來竟如同嚼蠟。文章通篇充斥了奇異的譯名和晦澀的話語，還有很多電影、文學方面的未經解釋的術語，其中很多翻譯的語句前后關系含混，不知道作者想要說什么，可見他只是把別人的話逐句生硬地翻譯過來，想必作者也根本沒有理解原作的精神，否則不會講不清楚，只是照貓畫虎的描摹了一遍罷了。真不知這類文章和所謂理論能對學建筑的人有何裨益?

學院派的建筑理論教育歷來是與建筑實踐有距離的，強調“宏大敘事”，即是以群體、抽象和形而上基礎的歷史敘事方式，含有未經批判的形而上的成分。它制造敘事霸權，并因而成為學院派建筑理論所依賴的基本模式。學院派理論家企圖繞過私人感受，用宏大敘事取代對作品的細讀分析，導致當代建筑批評以及文化批評越來越遠離藝術經驗。看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建筑期刊，都快成了為官方或學術權威霸權的田地了，在那里聽不到自由的聲音，看不到獨立的見解。而如《時代建筑》這樣的雜志，就能看到各種不同的個人論點在激烈碰撞，讀者能感受到清新的新面孔，呼吸到新鮮的學術空氣。難怪許多實驗和先鋒的建筑師選擇在這里說出自己最真實的體驗和感受。’

讀過王小波的小說和雜文的人都知道，他極少運用成語和某某名人說過的話，他用最樸實的語句說出了最真實的感受，給讀者的感受是最親切、最有震撼力的。他試圖用“私人敘事”的真實體驗來抵抗學院派“宏大敘事”的臃冗陳腐的敘事霸權。

記得張永和老師在同濟大學給學生布置的作業時要求用1：2的比例畫圖，就是想讓學生在建筑圖與實物之間建立某種身體的聯系，產生“要把它蓋起來”的熱愛和沖動，于是“概念”和“思想”便在推敲結構和細部的過程中自然產生了。馬清運老師近日在當代建筑論壇中做了名為《實踐機器》的演說。他認為建筑實踐是一個有系統的思想運作體系，是把建筑思想和理論原料進行加工的機器。個人心靈和身體的真實體驗才是產生理論的有生命力的源泉。若是認為一定是掌握了某種時新的建筑理論的要義才有了創造的靈感和動力，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與其拿一知半解的西方深奧理論來指導設計，不如在創造時拋開一切立場，在設計時不受既成的設計觀的左右，從直覺出發進行頭腦風暴(這是西方建筑學校做設計的途徑)。因為值得思考的問題都存在于設計過程之間，而不是在“之上”。既然建筑師不能代表其他人，“無理論”、“無立場”正是從客觀的立場或事實本身去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