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哲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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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本報訊（記者慈鑫）200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亞太分會將于12月7日~9日在東京召開年會。
日前，經過國際博協亞太分會專家委員會多輪篩選，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宣教部青年學者王莉的論文《傳承地緣文明遺產，構建良知驅動文化———淺談21世紀國際博物館界的社會使命》脫穎而出，入選此次大會專業學術會議。
國際博協的專業學術會議是國際社會文化遺產保護與交流的最高殿堂，26歲的王莉成為中國大陸“80后”青年學者中獲得在這一會議上發表演講資格的第一人。
第2篇
伽達默爾認為，解釋學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是一種哲學，并且是一種實踐哲學。西方實踐哲學傳統源自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首先在區分理論哲學、技術哲學與實踐哲學基礎上，將實踐哲學作為一門學科獨立出來。“實踐”（Praxis）一詞原指一切有生命體的活動，后來亞里士多德用此概念專指人的實踐行為，但又不是專指人的具體的行事，而是在不同于理論知識、技術知識的實踐知識上，將實踐看作是關于人類實際活動與生活的反思行為，以此而建立起的實踐哲學就是要通過對人類實踐行為的反思指明人類存在和生活的善的、合適的、有價值的理論基礎與趨向目標。這樣一來，實踐哲學就成為了專門探討人類實際存在行為的一門理論反思性學問。與亞里士多德對實踐的理解一脈相襲，現代解釋學家伽達默爾明確指出，“實踐意味著所有實踐性事物，涵蓋一切人類的行為和人在世界中組織自身的全部方式”。“實踐與其說是生活的動力（energe－ia），不如說是與生活相聯系的一切活著的東西，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被某種方式（bios）所引導的生活”。
伽達默爾晚年在與杜特的談話中進一步闡述了什么是實踐的含義和實踐哲學。他認為：“首先人們必須清楚‘實踐’（Praxis）一詞，這里不應予以狹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為科學理論的實踐性運用。當然啦，我們所熟悉的理論與實踐的對立使‘實踐’與對理論的‘實踐性運用’相去弗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對理論的運用也屬于我們的實踐。但是，這并不就是一切。‘實踐’還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個整體，其中包括了我們的實踐事務，我們所有的活動和行為，我們人類全體在這一世界的自我調整———這因而就是說，它還包括我們的政治、政治協商以及立法活動。我們的實踐———它是我們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這一意義上的‘實踐’就是亞里士多德所創立的實踐哲學的主題。”由此反映出，伽達默爾的重大理論貢獻就在于，從哲學本體論的高度將解釋學與實踐哲學統一起來，認為實踐是人們的存在形式，是一個理解和確定存在本質與意義的理論反思性活動。反觀現代人類文明，則可謂“生活形式”或者說“生活世界”問題叢生，危機四伏，而一切問題和危機之根源就在于傳統實踐智慧和實踐哲學籠罩于近代以來的以求真為特征的理論哲學之下隱而不顯甚至完全喪落，從根本上失去了關于人類行為、存在的實踐理性反思，失去了實踐哲學的引航。科學也成為了一種進入一個既不對人也不對神公開的未知領域的行動，科學的方法論研究就意味著理性的自我確信。質言之，科學不再被視為認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種方式，而是從中升起了一種傲慢和自信，認為科學技術能夠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這種科學觀基礎上的新世界觀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學的技術運用漸漸地控制了文明進程和社會生活”。
在伽達默爾看來，要真正恢復對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現在最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復興西方實踐哲學傳統，重建實踐哲學，確立起實踐理性、實踐智慧對于人類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從解釋學的這種實踐意義上又怎樣來看待中國哲學的性質和中國實踐哲學的地位與作用呢？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文明國度，在人類發展史上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學理論認識的不發達，在遭致西方列強的侵占、西方強勢文明的打擊下，中國處于一種“弱勢”的求生存、求振興、求發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會發展主題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圖存”、“富國強民”、“重塑輝煌”。顯然，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決不僅僅是一個科技發展的問題（當然就此而言，歷來被中國傳統文化所視為“雕蟲小技”的科技和技藝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視和大力發展的），也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改造問題，同樣十分重要的，是一個人們擁有什么樣的哲學文化與思想觀念的問題。文化的改造、國民性的改造，這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前提，也一定會作為一種理論先導而表現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論及中國的傳統文化，那么，實現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導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但在這種相對“弱勢”的文明發展之中，由于必須強調科技和科學理性的發展，由于必須主張反封建的經濟工業化、全球化，所以科學精神就極易得到迅猛膨脹，在文化上，則會導致對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精神的漠視和淡忘，也將造成某些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之風。實際上，當現代科技工業化社會的技術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時，恰恰又讓我們需要重新去重視中國傳統文化，需要重新去發現它有可能貢獻于人類文化的獨特魅力。在歷史上，中國文化是有貢獻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的。在文化傳播上就有一個“東學西漸”的運動，比如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子思想就對法國的啟蒙運動尤其是伏爾泰發生過重大影響。應該說，中國哲學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產生影響，從根本上說，就在于中國哲學文化的特質，這就是歷來貫穿于中國“經學”、“子學”、“史學”等學說中的“實踐哲學”。強調和研究實踐哲學是中國哲學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特色一直沒有得到應有重視，“實踐哲學”始終未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加以研究。中國實踐哲學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國的哲學研究蘊含于“經學”、“子學”、“史學”和“文學”等具體人文學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國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并按照西方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幾大塊來整理的，所以，因為西方哲學發展史長期的對實踐哲學傳統的遺失也造成了人們對中國實踐哲學傳統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學意味較濃的理學，尤其是心性之學的傳統，而對更本源的實踐哲學的傳統較少涉及”。可以說，在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階段，謝無量、、馮友蘭等都是按照西方對哲學的理解及哲學的幾大塊而對存在于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相關內容加以梳理和歸類而編寫出中國哲學史的，其問題在于強調共性而失去對中國哲學特色的研究和強調。正如梁啟超在《儒家哲學》中所指出的，“中國學問不然，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中國先哲雖不看輕知識，但不以求知識為出發點，亦不以求知識為歸宿點。直譯的Philosophy，其涵義實不適于中國，若勉強借用，只能在上頭加個形容詞，稱為人生哲學。中國哲學以研究人類為出發點，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怎樣才算一個人？人與人相互有什么關系”。正是基于這種中國傳統文化語境，后來馮友蘭對“哲學”也做了這樣的理解：“用中國的一句老話說，哲學可以給人一個‘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說，哲學可以給人一種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學定位為精神現象學，而不再定位為自然現象學。新時期的諸多中國學者更是突出“德性”問題研究，將“德性”視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范疇和根本精神。顯然，中國哲學文化的這種特質與伽達默爾的以思考和探究人類存在意義與行為價值為訴求的實踐智慧或者說實踐哲學具有內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盡管有學者為了從學術形態上將明清學術與以往各個時期的學術區分開來，將其解說為“明清實學”，但這只是從理論的“實體達用”、“經國濟世”即運用性上而言的，并沒有將實踐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加以研究，來闡明其性質、任務、方式與目標。從歷史上看，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或者說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正是中國實踐哲學文化中所體現出的“中國智慧”，因為這種智慧恰恰是歐洲近代科學文化所缺乏的。伽達默爾曾這樣來評說西方的“科學”概念，認為“科學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們把西方文化與偉大的高度發展的亞洲文化作比較，則它的厄運也許就在于這種科學概念之中”。應該說，萊布尼茲、沃爾夫等西方大哲學家，雖然很難說他們對中國哲學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們對中國哲學的特質所做的判斷則是深刻的，也是準確的。在他們看來，從根本上說，中國思想是一種反思人類實踐行為與生活智慧的實踐哲學，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與特色。伽達默爾就指出，“于是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國智慧）時，‘中國智慧’在18世紀便首次在歐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達默爾本人在他超出百歲高齡時聲稱，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實踐智慧的，甚至他還從中國語言的形象性上感到遠東科學今天的發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認識到需要很好地學習中國語言。他做過一個令人振奮的預測，“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學習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學習英文一樣”。“中國人今天不能沒有數學、物理學和化學這些發端于希臘的科學而存在于世界。但是這個根源和承載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學今后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料，特別是要從遠東找尋養料。”這樣一來，我們認為，今天加強伽達默爾實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研究，將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哲學文化的精髓與精神實質，也會極大地鼓舞和增強中國哲學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實踐哲學：實現中西真正交流與融合之路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們厘清、肯定和強調了實踐哲學，那么，將會為我們重新確立起中西哲學交流與對話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說“會通地”，這個“交合域”就是實踐哲學。或許正像復旦大學張汝倫教授所言，“復興中國實踐哲學的傳統也許是恢復中國哲學原創性和實踐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實現中國哲學現代復興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國歷史上，正像“科學”一詞一樣，原本沒有“哲學”一詞，“科學”與“哲學”術語是在19世紀下半葉通過日本學者對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學”與“哲學”翻譯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1902年《新民叢報》有文章開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論》中所翻譯的“哲學”譯名來指稱中國傳統思想，這表明，在中國學術史上，雖然也有豐富的哲學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經學”、“子學”等學科中來進行研究的，始終沒有把“哲學”從“經學”、“子學”甚至“史學”、“文學”中分離出來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照此理解，從某種意義上，在中國古代是否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就是一個有疑問的問題，因為西方的“哲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它與西方的“科學”概念密切相關。由此如果我們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這也是近些年來學界熱議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那么，中西哲學交流又何從談起？這也正是從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學交流上的一個令人苦惱的問題，并且由于這一問題造成了中西哲學交流始終進展不大，要么是做簡單的比附性研究，羅列出它們在具體見解上的異同，要么是單純地用西方哲學的范疇、概念和問題來機械地套用于中國哲學研究，或者是以中國哲學的傳統思想來刻意地圖解西方哲學。這里的問題在哪兒呢？就在對中國哲學性質的理解上，就在兩者的交合域上，換句話說，已有的中西哲學交流未能確立起使之交流成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為完全照西方的哲學框架來分析，那就很難說中國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哲學，退一步說，即便有，那么在此意義上也是很難有超出非常體系化邏輯化的西方哲學之處的。這樣一來，中西哲學交流就難以展開，中國哲學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獨特魅力對人類哲學文化發展做出貢獻。實質上，如同王國維所言，哲學就是一門“人類一日存，此學即不能一日亡”的學問。中國是有哲學的，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鮮明特色的，并且這種特色恰恰表現了西方哲學近代以來所忽視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國傳統思想仍然可屬于西方的哲學科目與領域。應該說，張岱年先生對東西方哲學以及什么是哲學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謂哲學專指西洋哲學，或認西洋哲學是哲學的唯一范型，與西洋哲學的態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種學問而非哲學；中國思想在根本態度上實與西洋的不同，則中國的學問當然不得叫作哲學了。不過我們也可以將哲學看作一個類稱，而非專指西洋哲學。可以說，有一類學問，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學，這一類學問之總名是哲學。如此，凡與西洋哲學有相似點，而可歸入此類者，都可以叫作哲學。”
實際上，哲學就是人類的精神反思，就是關于世界存在意義的理解與解釋，既然是理解，當然就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就有各種各樣的講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種哲學，而是具有不同特色與樣式的哲學形態。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們回到實踐哲學上來，可以看出，在西方，實踐哲學就是與理論哲學平行的一種哲學形態，它沒有精確的概念定義，它不以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質規律為目標，而是以實踐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與生活的意義，要從哲學層面上對人類的實踐行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進而為人類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種意義、價值、目標與理想，為人類的實踐行為和社會生活奠定理論基礎。返觀中國哲學同樣如此，盡管中國歷史上沒有西方式的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形態，但實踐哲學的東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構成了中國哲學的一種鮮明的特色。萊布尼茲就曾經指出過，中國的實踐哲學要領先于或者說優于歐洲，但遺憾的是中國實踐哲學傳統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將它作為中西哲學交流的真正交合域來看待。中國哲學要實現現展，要走向世界，進而有貢獻于人類哲學文化的發展，一方面它是離不開西方哲學的影響，如果繼續完全地堅持傳統思想的語言、形式、內容和方法，就會造成其發展的障礙和制約，而必須使其從內容與表述方式上實現向現代的轉換；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國哲學，它就無法脫離與傳統哲學的內在親緣性，否則就不叫中國哲學。這表明，中國哲學的發展，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如何批判繼承與吸收重建的過程，用伽達默爾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在“交流與對話”中的對新意義的理解和追求過程。也正如陳寅恪所指示的，“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干涉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學交流與對話起來，真正使它們之間走向融合貫通，創造出有現代特色的當代中國哲學，就必須改變“研究傳統思想的未能超出傳統半步；研究西方哲學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學”這種各自為政互不溝通的局面，從根本上，就是要將中西哲學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實踐哲學”這一交合域上來。中西哲學是兩種在性質、概念、形態與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體系，正因如此，有著東西文化之分，也有著中西哲學之別，有時甚至連最基本的對應概念都沒有。但在實踐哲學中，中西哲學卻能從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題、精神實質上找到它們之間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國哲學中，依張汝倫教授看來，“行”這個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這就十分類似于西方哲學所稱的“實踐”概念。在中西哲學中，“行”和“實踐”概念都被用來指稱人類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動，而此種概念正是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作為實踐哲學，中國哲學從精神實質上就并不以認識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為己任，而是將天象與人事統一起來，把對世界的理性認識作為印照人事行為、人化的跡象與征兆。換言之，在中國哲學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務于人事即人的實踐行為和生活為目的的，中國哲學是一種入世哲學，就是要從根本上讓人們知道什么是善，怎樣去行善，怎樣去處理實踐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正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亦文章”。學習和認識事物只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圣人賢者”成為中國實踐哲學的核心主題；“謙謙君子”、“內圣外王”則是中國實踐哲學所描繪的一幅“人格藍圖”。顯然，中國哲學的這種實踐精神和行善性質是與西方實踐哲學傳統以及伽達默爾實踐哲學相通的，盡管它們在概念、問題域乃至形態上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但存在于兩者中的精神實質與理論內涵的共通性卻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為“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所研討的問題就是那些決定所有人類認識和活動的問題，是那些決定人之為人以及人對善的選擇最為至關重要的最偉大的問題”。因此我們要加強對中西實踐哲學的研究，加強對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西方現當代實踐哲學復興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實踐哲學為交合域，促進中西哲學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國哲學既照顧到自身傳統的特殊性，又關注思想理論的普遍性，在融會貫通中西哲學智慧精華的基礎上為中國哲學的現展開辟出新的路向，為中國哲學真正走向世界、走入當代世界人類文化的建設之中確立起新的以實踐哲學、實踐智慧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徑。
三、結語：文化交流中的中國思想開放與進步
第3篇
為大四“松綁”，大二著手畢業論文寫作
到了大四，學生又是實習又是找工作，最后還要忙畢業論文，否則不能畢業，這往往讓一些大學生分身無術，畢業論文最后不得不東拼西湊完成。為此，武漢科技大學中南分校一改學生到大四才開始寫畢業論文的傳統，要求學生從大學二年級即開始著手準備畢業論文的寫作。
該校新近出臺的《學籍管理規定》和《素質學分制暫行規定》中，把本科生畢業論文寫作時間從大四提前到了大二，要求學生在大二下學期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論文選題，大三開題并開始搜集資料，大四上學期要完成初稿的撰寫，大四下學期進行結題答辯。答辯委員會則從論文選題、撰寫過程、論文質量、答辯情況等4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分。
論文抄襲成為常態，沒時間寫作系主因
據了解，大學生論文抄襲的現狀在高校中較為普遍。在中國調查網一項有660余人參與的調查中，承認有過論文抄襲行為的占54.7%，承認論文全抄的占35.7%，承認抄襲的論文通過的占60.2%。
武科大中南分校藝術學院素質導師鄧華杰分析說，當前部分大學生畢業論文存在抄襲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缺乏論文寫作的訓練；二是由于畢業實習等原因，論文寫作時間難保證；三是部分學生專業功底比較差，無法完成。
高年級學生叫好，大一學生反應冷淡
計算機專業大四的學生陳誠認為，大四時專業課扎堆不說，還面臨考研、考證、找工作、考公務員等一大攤子事，這個時候在去寫畢業論文，“質量上不去”。商學院會計專業大四學生小胡認為，此舉在保證論文含金量的同時，也給學習帶來一定壓力，“只有學精，才能寫好論文順利畢業”。
文法學院法學專業大二學生梅高強認為，把畢業論文寫作時間前移，既有助于廣大學生提前意識到畢業、就業等問題所帶來的壓力與困難，也有助于防范論文剽竊、抄襲等問題。武漢科技大學社會保障專業的研究生孫志說，此舉一方面可以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思考，另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帶著問題去進行研究性的學習。
與高年級學生對把論文寫作時間前移廣泛持贊成態度相比，不少大一學生由于入校才2個月的時間，對于校方此舉反應并不熱烈。據了解，武科大中南分校今秋首次在大一本科學生實行按學科大類進行培養，學生大一時不分專業，學生大二才開始再按專業（方向）培養。
加大抄襲處罰力度，學術不端可開除學籍
武科大中南分校教務處負責人介紹，把本科生畢業論文寫作的時間提前到大二，只是該校今秋在深化成功素質教育、推行教學改革的一個方面，且這只在2009級本科生中試行，堅持“老生老辦法，新生新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