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哲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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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①可持續性研究動向
1.1密集與交通可持續性的研究
（1）密集對城市交通量的影響。這里主要介紹英國學者DavidSimmonds和DenvilCoombe對英國港口城市布里斯托爾地區研究[1].此項研究主要是比較布里斯托爾地區在1990年之后的25年里，按密集型城市策略發展或者按目前趨勢發展對城市交通量帶來的不同影響。研究是以一個由地方議會組織建設的布里斯托爾地區的交通模型為對象。這一模型提供了一種完整的交通變化反應，包括交通路線、方式、目的地的選擇、出行的時間以及出行的頻率等。研究通過對各種發展策略下，模型預測的交通量數據比較發現：簡單的密集策略只能使城市交通量減少，而且各種鼓勵步行或自行車的交通策略并不能取得顯著的效果；幾種特定的密集策略雖然能夠使城市交通量相對較大的減少，但仍會在特定區域產生更為嚴重的交通擁擠（比如A2的中心區）。總之，就城市總體交通量和小汽車交通量而言，很難通過土地利用的改變獲得較大的改變。
（2）密集對居民交通方式選擇的影響。城市交通量的改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居民對交通方式的選擇，因而此方面的研究就顯得很有必要，它將為交通量的預測提供可靠的基礎。英國學者Masnavi的研究獲得了一些有益的發現，他比較了根據城市密度和土地利用為基礎選擇出來的四種不同的城市形態在交通方式選擇上的不同特點[2].四個不同的城市形態的實例分別是：Garnethill，格拉斯哥（高密度功能混合）；Hyndland，格拉斯哥（高密度功能單一）；EastMains，東克爾布萊德新城（低密度功能混合）；Stewartfield，東克爾布萊德新城（低密度功能單一）。研究基本是靠分發調查問卷以及與當地居民的談話。通過對調查問卷的統計，Masnavi發現：
①在城市公共設施的可達性方面：Garnethill步行的比率遠高于Stewartfield，步行程度的差異主要顯示在娛樂活動、日常購物和與教育設施的聯系上，功能混和地區步行的比例都比功能單一地區要高；公共交通的使用Hyndland最高，可能是因為Garnethill步行較多的緣故，Stewartfield則最低，使用公共交通的主要目的在于到達城市的中心和教育設施，而非日常和每周的購物；小汽車的使用率低密度地區明顯較高，各地區的居民不論土地使用情況如何，均習慣于用小汽車上班、進行每周的購物和拜訪朋友。
②在交通行為特征方面：每星期小汽車交通距離基本為高密度地區低于低密度地區，功能混和地區低于功能單一地區，無工作目的的交通距離所占比例（Garnethill）明顯低于其它地區。這表明低密度地區對小汽車的依賴性明顯較高。
（3）相關方面的其它重要研究及結論。
①在對城市交通量的影響方面，英國學者Headicar認為，集中本質上是無效的，重要的是與就業相聯系的開發安置。他認為如果想要從總體上控制交通量的話，應該將城市間的相互交通與城鎮或城市內部的交通一并考慮[3].
②在對居民交通方式選擇的影響方面，Simmonds和Coombes發現人們對于交通方式的選擇很可能與他們所要訪問地點的接近性無關或關系不大，這是因為已經養成的交通習慣將會對居民的交通方式選擇產生較大影響，這可能是決定密集型城市交通可持續性的關鍵所在[1].
③另外，部分學者的研究發現與社會經濟特點相比，土地利用更能解釋交通量與交通方式的區別。重要的社會經濟特點包括就業率、小汽車私有化情況、家庭收入、交通費用等，它也將對密集的交通可持續性產生較大影響[4].
1.2密集與環境可持續性的研究
1.2.1密集對城市整體環境效益的影響
對城市的整體環境效益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學者PeterNewton，他對墨爾本地區做了相關研究并得出了結論[5].Newton運用一體化的土地-交通-環境模型探討城市形態與一些重要的環境指數之間的關系，包括：交通能量消耗、污染物排放、溫室氣體排放和空氣質量（新鮮空氣和微粒）。研究比較了墨爾本地區在不同的發展策略下的環境表現，這些發展策略包括：
①按目前發展的策略（Businessasusual）：整個城市按目前趨勢成比例的密度增長；
②密集城市的發展策略（Compactcity）：在內城的集中增長，輔之以良好的公交系統；
③邊界城市的發展策略（Edgecity）：在城市邊緣選定的地點放置新的活動以形成副中心；
④走廊城市的發展策略（Corridorcity）：與邊界城市相似，但卻是沿著線性的走廊加以集中發展；
⑤附加城市的發展策略（Ultracity）：70％的增長在城市的區域中心；
⑥邊緣城市的發展策略（Fingecity）：30％的增長沿著城市的邊緣進行，每個區域內居住和就業平衡安置。
通過模型預測的數據可以發現：在交通能量消耗、污染物質排放、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幾種特定的發展策略均比目前的情況要好，其中密集城市在這幾方面都有最佳的環境表現，而邊界城市、走廊城市等也具有不錯的環境表現；在空氣質量方面，由于密集城市對空氣中微粒的分布改變不大，而聚集了更多的人口，因而在內城將使得更多的人暴露在微粒污染之下，不過其它形式的密集策略則對空氣質量的影響不大。總之，一種趨向更為集中的城市形態（也就是更為廣義的密集型城市策略的理解，如密集城市、邊界城市、走廊城市等）的策略，不論如何定義，都將使城市環境的整體效益得到改善。
1.2.2密集對城市局部區域環境質量的影響
多數學者認為密集的策略將對環境質量產生以下三方面的影響：首先，較高的密度將使城市中綠色空間越來越少；其次，在功能混合的城鎮中心密集策略更易獲得積極的效果，而在居住區中的密集策略將會對環境質量產生負面影響；最后，較高的密度將使城市的街道等公共環境的質量遭到破壞。但學者們也相信通過良好的管理手段將使這一負面影響得到控制[6].另外，在Masnavi的研究中通過問卷也反映出了密集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問卷顯示，在功能單一的地區，鄰居家被看成是環境中最好的場所；在功能混合的地區，自己家才是最喜歡呆的地方；在低密度地區，人們對宅間道路等更有好感[2].
1.2.3密集對城市生態環境的影響
生態環境是城市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Alberty認為在城市建設的進程中，城市的自然生態逐步被破壞，在密集型城市的建設中，應該盡力保持城市中小塊自然土地之間的有機聯系以維護城市的生態系統[7].
1.3密集與社會經濟可持續性的研究
1.3.1密集對社會公正的影響
密集將會促進社會公正的發展一直為密集策略的擁護者所堅信。英國學者ElizabethBurton對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通過對25個城市進行的大量調研探討了城市密集與社會公正之間內在的關系[8].Burton對密集型城市的各種表現、社會公正的各種表現以及對各種介入變量進行了詳細的歸納總結，并通過對大量調研材料的分析發現，過去的假設有些過于簡單了，密集的各種策略并不能對所有的社會公正因素都產生正面影響，并且還有很多其它變量對社會公正產生著影響。
2、啟示
2.1研究方法的啟示
可以發現，國外目前對城市問題的研究已逐步走向通過計算機模型模擬城市發展來進行定量的數據分析與比較研究，從而可以避免在決策過程中的主觀與任意[9].
2.2研究結論的啟示
（1）居民已經養成的交通習慣將會對其交通方式的選擇產生重大影響，而與訪問地點的接近性關系不大，這正是影響密集的交通可持續性的關鍵所在。目前我國已將汽車工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在小汽車普及使用并形成習慣之前，設法優化城市交通方式結構，從而使得公共交通在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選擇中占據主導地位，就顯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2）與社會經濟特點相比，土地利用有時更能解釋交通量與交通方式的區別，而交通能量的消耗是衡量城市整體環境效益的重要因素。因而城市建設中要不斷加深和提高對市場力量和政府作用的理解和判斷，通過各種社會經濟政策與土地利用政策的相互配合，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更大的積極作用。
第2篇
蓋西方人思維有個誤區，他們認為除了不關涉到人的冷冰冰的科學真理外，就沒有真理，涉及到人的只是浪漫的情感，康德叫做感性情感（sensiblefeeling）。可是孔子所講的仁，雖是滿足我們的情感，但這個情感并不是感性的，它里面涵有著理性。也即含有著客觀普遍的真理性，只是說這種真理表現的是人生的真實。以文學作例子，《紅樓夢》不是歷史的事實，可是為什么我們愛看呢，因為在它里面深刻地表現著人生的真實，它可以引發你的真實感，引起你的共鳴，這就說明它的普遍性，否則也就不會廣為流傳，這種真實性就是內容的普遍性。
從語言角度來看，表達真理必須使用語言，邏輯實證論者由于把真理只看成一種，他們就把語言二分，科學語言和情感語言，除了科學語言就是情感語言，形而上學不是科學，故講形上學的那些話沒有真理的意義，只是滿足我們主觀上超越的情感需求。顯然這個二分法是不行的。唐君毅先生鑒于此，提出了語言的三分法：科學語言、文學的情感語言和啟發語言。⑩因為儒釋道所講的是“道”，道不是情感，還是理性，但表達這種理性的語言既非科學語言，亦非情感語言，故名之曰啟發式的語言。這種語言是讓你透過語言的指示去體會那語言背后的不可言說的所在。
牟先生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兩種真理的不同，他把extensionaltruth又譯作廣度的真理，intentionaltruth譯作強度的真理。蓋內容和外延是直接從邏輯上借用來的名詞，廣度和強度更能夠表達真義。廣度的真理是屬于數學量、物理量的，而強度真理就不是科學里的那種量，它是屬于生命方面的，只有生命才可以說強度。“強度屬于生命，系屬于主體，生命主體才能表現強度，它不能離開主體。”11所以這個主體不能把它當做對象來做所謂客觀的研究，把人純粹當作對象來研究，人就成了物，主體就成了客體，主體的意思就消失了。那個主體是永遠不能對象化的，它永遠要向上轉，恢復它自身的主體地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明德”，我們的生命才能從無明變成“明”，明朗起來。這個主體也即陽明所說的良知，這才是真正從主體中所發的明。你一旦把它推出去客體化當成個對象看，那你是看不到良知的，良知只有在你不把你自己當成對象，而存在地歸到你自己身上來，主體恢復為主體，人恢復為人時，才會呈現出來。這良知也即康德所說的把人當目的，而非工具的實踐理性。把人當目的也就是恢復人的主體性，實踐理性也就是內容的真理、強度的真理，這即主體的真理，生命的真理。中國哲學傳統的儒釋道三家的學問也就是要表達這種真理的學問，這套學問也就是生命的學問。
就為真理而言，無論外延的真理還是內容的真理都具有普遍性，但二者的普遍性卻又不同。外延真理的普遍性是抽象的普遍性，內容真理的普遍性則是具體的普遍性。一般當我們說到普遍性，就自然地和抽象性連在一起，一說到普遍的就是抽象的，一說到具體的就是指特殊的東西。其實這里是把普遍性等同于概念的普遍性了。西方自亞里士多德開始，重點集中到概念上講普遍，把柏拉圖講的理念都講成了概念，概念的普遍性都是抽象的，這樣一講普遍就只有抽象的普遍，沒有具體的普遍。這樣就把柏拉圖所講的idea的意思失掉了，就成了亞氏所講的范疇，范疇是為了成就知識，那么，亞氏的哲學還是在外延真理范圍內的思想。在這個范圍內表現的思想，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表象的思想”，思考的是一個對象的各個方面的普遍特征。“照海德格爾講，這種思想是不能進入存有論的堂奧的。西方哲學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一直是在這個表象的思想范圍里面打轉，轉來轉去結果邏輯實證論就跑出來了”12，徹底打倒形而上學，只承認科學真理的標準。故而海德格爾要從這個表象的思想向后返，講根源的思想，返到主體這個根源上來，把握那個明。這樣就不屬于外延真理而開啟了內容真理的范圍。在此范圍內，講普遍性就是具體的普遍性。
具體而言，比如說孔子講的仁，仁是個普遍的原則，但卻不是個抽象的概念，是不能與科學、數學、邏輯里的抽象概念相提并論的，仁是可以在我們當下真實的生命里面具體呈現的。所以孔子從當下的生活中去指點仁，而不是去抽象地單講仁這個原理，仁的表現是無窮無盡的，它一定要就著不同的境況，比如對父母、對兄弟、對朋友……等等不同的境況而做出動態的彈性狀態的呈現。“它不是一現永現，一成永成。所以它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13內容的真理也就是在這種彈性的過程中呈現的真理，它不能象科學真理那樣靜止下來，從概念范疇上定死它是什么。這種內容真理的具體的普遍性也就是內容真理的獨特性，而不是特殊性。
在《現象與物自身》、《圓善論》中，牟先生又從存有論的角度，提出了執的存有論與無執的存有論之兩層存有論，來分判中西哲學。西方的存有論大體是從“是”或“在”字入手，環繞該詞講出一套道理來即名曰存有論。此種存有論為“內在的存有論”，即內在于一物之存在而分析其存有性，亞里士多德名之曰范疇，康德把它轉為知性之分解。因此，這內在的存有論便只是從存在著的“物”上講，只限于現象，即就現象之存在而言其可能性之條件，依佛家詞語亦可名之曰“執的存有論”，也即關于感觸界的存有論。
但依中國的傳統，興趣則單在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不在就存在的物而明其如何構造成。“中文說一物之存在不以‘是’字來表示，而是以‘生’字來表示。‘生’就是一物之存在。”從“是”字入手，是靜態的，故易著于物而明其如何構造成；而從“生”字入手則是動態的，故易就生向后返以明其所以生。“至于生了以后它有些什么樣相，這不在追求之內，因為這本是知識問題，中國先哲不曾在此著力。故中國無靜態的內在的存有論，而有動態的超越的存有論。此種存有論必須見本源，如儒家的存有論（縱貫縱講者）及道家式與佛教式的存有論（縱貫橫講者）即是這種存有論。”14此為“無執的存在論”，因為這必須依智不依識故，這是關于智思界的存有論。這種存有論即在說明天地萬物之存在，不在說明萬物之構造。此種存有論就函有著宇宙生生不息之動源的宇宙論。
比較分判中西哲學，是為了會通中西哲學。牟先生認為，談中西哲學的會通，首先得從理論上有個會通的整體架構，即感觸界（phenomena）與智思界（noumena），或曰現象界與本體界的兩界的劃分，這是古今中外的哲學所共同的，概莫能外的。在此共同的哲學架構下才可談會通。而佛教天臺宗之“一心開二門”的思想，正可用來表示這一架構。《大乘起信論》言：“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真如門就相當于康德所說的智思界，生滅門就相當于其所說的感觸界。中西哲學雖然都開二門，但二門孰輕孰重，是否充分開除來，就有所不同。中國哲學對于智思界方面是積極的，可以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智慧心靈都在這個地方用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對感觸界的態度是消極的。西方哲學恰恰相反，在感觸界方面是積極的，開出了思辨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及引導出了經驗科學，而對智思界卻了解的不透。15從存有論的角度說，“一心開二門”之“生滅門”即是言“執的存有論”，而“真如門”即是言“無執的存有論”。他在《佛性與般若》中說：“一心開二門，二門各總攝一切法即是存有論的具足也。依心生滅門，言執的存有論；依心真如門，言無執的存有論。是則由實相般若進而言心真如之真常心，此乃由問題之轉進所必至者。”
那么，在此共同的哲學框架下就可言中西哲學的會通，也即在現象界方面，中國哲學應該向西方哲學學習，開出知識論；而在智思界領域，西方哲學則要向中國哲學學習，開出以智的直覺之呈現來通透二界的隔閡的無執的存有論。具體而言中西哲學的會通，則要從康德哲學入手。牟先生認為康德哲學是一個會通中西哲學的必由之路，為什么要選擇康德哲學呢？因為西方哲學的重客體的思維傳統發展到康德那里才意識到主體性的重要，康德面臨著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嚴重的沖突，意識到面對智思界理性常常依其思辨的超驗使用而鬧出種種自相沖突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對人類的理性做出一種衡量批判，厘定清楚。康德費盡畢生精力，整理出一條道路來，意識到對智思界的把握原屬于實踐的智慧學，它不是思辨理性（理性之思辨使用）所能承擔者。他費了極大的厘清功夫，指出我們必須從理性之思辨使用轉到理性之實踐使用始能證成這門學問。也即要從“觀解的形而上學”轉到“實踐的形而上學”上來方可。
然而康德也只是原則上，理論上如此講，而并未從心性上，經由功夫實踐以全副呈露、印證或實現此真實。16這樣在他那里，意志自由就只是個道德可能的邏輯上必須的理論預設，而不是一個真實的呈現。康德之論證純則純矣，但說到底還是西方哲學傳統的概念推衍的思維方式，缺少那“原始而通透的直悟”，沒有真實的內容。這就表示西方哲學沒有覺悟到功夫實踐上的心性之學，沒有以實踐功夫體現性體、心體義，沒有把自價值世界下貫下來、呈現而來的真實的道德情感視為道德哲學的應有內涵，不能正視呈現，從而也就不能給人以溥博淵泉的力量，故最終只是一套空理論，是“道德底形而上學”，而非“道德的形而上學”。于是康德為了打通兩層存有，就引入了審美的判斷力，以來溝通二界。認為在美的判斷中可感受到自然界中具體事物的美的合目的性，也即審美判斷在純凈的欣趣中打通了智思界和感觸界的隔閡。但正如牟先生所說，這只是“工巧的湊泊”，并不能實際解決問題。美畢竟不是善，意志之目的性與美的事物所呈現的目的性并非一回事，二者只有貌似的共通性。儒家講“成于樂”的境界實為良知徹底呈現后達到之純熟的化境，“是真善美之真實的合一，而美則只是由這化的境界所顯出，而不是一獨立的機能。”17不可以獨立的審美判斷去溝通二界。
所以說，康德哲學雖然做出現象與物自體的區分，且意識到主體的重要性，理論上提出實踐理性必須得純粹，但究其實，康德哲學只是“一心開一門”，只開出了感觸界的生滅門，成就的是執的存有論，而沒有做到一心開二門。因為康德雖然有所覺悟，但他囿于西方哲學傳統的大背景，得出的結論是人類沒有智的直覺，達不到對本體界的認識。而在中國傳統哲學里，認為人通過實踐的修行功夫而達到智的直覺，簡直就是家常便飯，西方人卻覺得不可思議。18因為西方把此智的直覺歸到上帝那里，只有上帝才是無限智心，存有論上講，即把萬物生化的動源歸為上帝。但在西方，這不以存有論名之，而叫做神學，以其所肯定的那個“能創造萬物”的存有是一個無限性的個體存有——上帝。19
而在中國哲學那里，此無限智心不被對象化、個體化為人格神，而為一超越的、普遍的道德本體（賅天地萬物而言者），而可由人或一切理性存有來體現者，此無限智心不同于只超越不內在之人格神，而為既超越又內在之智的直覺。
第3篇
1.1 組織績效水平與高管繼任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模或人員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總體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