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發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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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在討論音化或意化時，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應著眼于作為漢字構成成分的字符。一個字符若要成為某語素的書寫形式或書寫形式的一部分，就要實現字符與語素的結合。結合的道路主要有兩條：一是用字符所示的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這叫表意，這種字符增多就叫意化；二是用字符所示的聲音與語素的聲音溝通，這叫表音，這種字符增多就叫音化。由此看來，所謂表音表意，所謂音化意化，是就字符與語素結合的方式來說的，是著眼于字符的。字符與語素的結合，有“初婚”和“再婚”兩種情況。例如甲骨文中的“日”與語素“日”的結合是“初婚”，而“晴”“馬日”中的“日”與語素“晴”“馬日”的結合都是“再婚”。“初婚”時字符只有形體意義，它與語素只能沿著意義這條道路走到一起；“再婚”時的字符，已有了它最初記錄的語素的音和義，它與新語素結合的途徑就可以有意義和聲音這兩條了。

一個漢字，不論它有幾個字符，也不管這些字符是通過什么途徑與相應語素結合的，一旦成了語素的書寫形式，它就成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能指”，而相應的語素是“所指”。作為“能指”的字，是既有音，又有義的，因為語素是音義結合體。因此，說到音化意化時，不能著眼于作為語素書寫符號的漢字。在這一點上，中西文是一樣的。例如我們不能說英文“sun”這個字只有音，而中文“尖”這個字只有義，但可以說“sun”字所使用的字符“s”“u”“n”只表音，而“尖”字所使用的字符“小”“大”只表意。

第二，應著眼于漢字字符的實際運用。我們知道，在記錄語言時，一個漢字有時記錄這個語素，有時記錄那個語素；有時表示本義、引申義，有時表示假借義。漢字記錄的語素不同，所表示的意義不同，漢字所使用的字符表音表意的情況就有所不同。所謂表音、表意，實際上是指在漢字實際運用過程中字符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而不是指在創造漢字之時字符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例如古文字中的“來”，就其來源而言，是表意的；而就其運用講，是表音的。當然，這兩者有時是統一的。例如古文字中的“日”，當它表示本義時，是表意的；而就其來源說，也是表意的。

縱觀幾千年來漢字發展的歷史，我們發現，漢字的結構依次有三個不盡相同的發展方向，換句話說，漢字結構發展的方向是因時而異的。

一、在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中以及這種體系形成的初期，漢字結構發展的方向是音化。

完整的漢字體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原始文字（包括文字畫和圖畫字）都是表意的。漢字的文字畫材料，至今還未發現。而圖畫字的材料卻有一些。例如《金文編》843號，是一幅畫，像手里拿著刀殺豬，它的意思應該是殺豬祭祀祖先。從這類材料來看，圖畫字中已有可以反復使用的單體符號。這些符號，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或者是代表概念的。

當漢字完整的體系開始形成時，圖畫字中的許多單體符號被吸收進來；此外人們還仿此創造了許多類似的符號。然而光憑這些表意符號，還不能做到按照詞序無遺漏地記錄語言，這是因為，語言中的許多詞（如虛詞）是無法以形表義的。要想全面地記錄語言，只有走假借的道路。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就是假借字不斷增加的過程。

漢字完整的體系形成的時間，大約是在夏商之際。殷代距離夏商之際相當近。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假借字占了74％左右。〔2〕屬于西周早期的《利簋》銘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

這時文字里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原始漢字里，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與原始漢字比較起來，殷商時代和西周早期文字里的假借字急劇增加。假借字是由音符構成的，這種字占大多數，那就是音符占大多數。這就是說，從原始漢字到殷代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漢字結構的發展方向是音化。

二、從西周時代起，漢字結構的發展方向是音意化。

從用字這個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逐漸減少：

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銘文，共有291個字，假借字約70個，約占總數的24％；西周中期的《史墻盤》銘文，共有284個字，假借字約60個，約占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有497個字，假借字約有70個，占16％；〔3〕春秋時代的《欒書缶》銘文，共有40個字，假借字5個，占12％強；戰國時的《鄂君啟節》，總字數164個，假借字3個，僅占2％；秦漢時的帛書《老子》乙本共有5500個字，假借字320個，占6％；帛書《經法》約5000字，假借字320個，也占6％；現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個，不足1％；現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700多個字，假借字54個，占1％弱。

上述統計說明，時代愈晚，假借字越少。

若從造字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迅速增加。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僅占20％左右。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大量增多。到了春秋時代，形聲字的數量已超過了表意字。秦國的小篆，依據許慎的《說文解字》，共有9353字，形聲字有8057個，占82％。南宋鄭樵分析過23000多個漢字的結構，結論是形聲字已超過90％。清代的《康熙字典》，形聲字也占90％。與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增大相伴隨，漢字的數量也逐漸上升。漢字的數量和形聲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說明西周以后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聲字。

前面講過，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減少，這就是說，西周以后形聲字在運用過程中，基本上是用來表示本義或引申義的。一般說來，當表示本義或引申義時，形聲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意符有表意作用。

形聲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構成的，這種字數量逐步增多，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漸增加。這種現象，既不能說是音化，也不能說是意化，而應稱為音意化。

所謂音意化，并不是說音化和意化平列，而是有主有從的。應該說，音化是主要的，而意化是輔助的。為什么這樣說呢？

先，形聲字的最主要來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這樣做的目的，是區別同形同音的字。例如，“辟”的本義是法，但是被借來表示躲避、開辟、邪僻等意義。當多義的“辟”在語句中出現時，有時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為此，當表示躲避這種意思時，就在“辟”上加“走”旁；當表示開辟義時，就加上意符“門”（繁體）；當表示邪僻義時，就加上“亻”旁。這樣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來，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難時的補救措施，它是為音化服務的。

其次，形聲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應語素的意義類別，而不能確切地指出其意義；而音符則通過表示語素的音，確切地表示出語素的意義。

認識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導地位，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與前期的音化聯系起來，籠統地稱漢字結構的發展方向為音化，但在這樣概括的時候，要意識到漢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別的。

三、現代漢字結構的發展有記號化趨勢。

所謂記號，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語素在語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系的字符。記號化就是指記號這種字符在漢字體系里逐漸增多。

漢字體系里的記號，有一些是原來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絕大多數是在漢字演變過程中產生的。時代愈后，記號越多。

有些記號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義的，其意義大別有二：一是形體意義，即用圖形所顯示出來的意義，所謂圖形，是指實物之形或抽象、象征之形；二是語素意義，這是字符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意義。意符憑其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當漢字變得不象形以后，它的意義喪失了，它跟相應語素的意義溝通被阻斷了，變成了記號。這種變化過程，其實自殷商時代起就已經開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為什么寫成“ㄓ”，“亡”為什么要寫成“”？對這樣的問題，不用說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學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隸楷階段，漢字形體筆畫化了，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絕大多數變成了記號。有語素意義的字符，當它的意義與語素意義的聯系被切斷時，也就變成了記號。這種聯系為什么會被切斷呢？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字符形體發生訛變，二是字符獨立成字時的意義發生變遷，三是相應語素的意義有了改變。

有些記號原是音符。音符跟相應語素的結合都是“再婚”，它的聲音就是它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聲音。音符憑它的聲音與相應語素的聲音溝通。當這種聲音聯系的橋梁被拆掉時，音符也就變成了記號。聲音的聯系為什么會被阻斷呢？主要原因有四條：一是字符形體發生訛變，二是字符原來所記錄的語素已被人遺忘，三是字符獨立成字時的聲音有了改變，四是相應語素的聲音發生變遷。

由于在漢字體系里記號大量增加，所以現代漢字里的記號字和半記號字所占的比重已經很大。

我們曾對2500個常用漢字的結構做過分析，分析時所用的字形是現代楷書規范字形，所用的音義，是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的音義。當這些漢字表示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時，它們結構類型的情況如下：

第一，單意符字，共19個，占總數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個，占6.68％；第三，變體音符字2個，占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個，占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個，占總數的52.84％；音符有義的意音字有30個，占1.2％；第六，記號意音字，5個，占0.2％；第七，記號意符字，286個，占11.44％；第八，記號音符字，131個，占5.24％；第九，記號字，有536個，占21.44％。

記號意音字、記號意符字和記號音符字，都可以稱為半記號字。如果把記號字、半記號字統計到一塊，則占總數的38.32％，數量僅次于意音字（形聲字）。

有人曾以《新華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魚”四部字作過抽樣測查，結果如下：〔4〕

部首總字數理據字半理據字無理據字

又276417

冫24789

刂64292510

魚8868164

總計2031105340

上表中的半理據字相當于半記號字，無理據字相當于記號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據字和無理據字合起來，則有93個，占總數的45.8％。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統計都是站在一個文化水平比較高的漢族人的立場上進行的，而且是依據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而進行的。誰都知道，漢字除了表示本義或基本義外，還表示為數眾多的引申義。若據其表示的引申義進行統計，含有記號的漢字比重會更大（當漢字表示假借義而其本義或基本義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時，它就是假借字。這種字在漢字運用過程中占有一定數量）。

上面的統計說明，現代漢字的結構正朝著記號化的方向發展。目前，在漢字體系里記號雖然不占優勢，但是數量已相當可觀。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含有記號的字很可能趕超意音字，成為漢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蘭先生就指出：“圖畫文字和記號文字本是銜接起來的，圖畫演化得過于簡單，就只是一個記號。”但是，他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字還不能算是記號文字……還是形聲文字。”在這兩段話里，唐蘭把記號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個獨立發展階段，認為它與圖畫文字、形聲文字是相銜接的，這都是正確的。

我們的漢字已經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聲文字三個發展階段，如果不被廢棄，它將邁進記號文字（在文字體系里記號這種字符占大多數）的大門，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注釋：

〔1〕自建國以來，許多學者持“音化”說，例如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黃伯榮等（《現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來，一些學者持“意化”說，例如申小龍（《文化的語言視界》，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萬業馨（《略論形聲字與漢字表意性》，載《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4期）、蘇瑞（《論漢字的義化》，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1992年12月）。

〔2〕參看姚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載《古文字研究》第4輯。

第2篇

近來，關于簡化漢字及其產生的年代，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說法。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產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現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筆”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6］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7］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1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1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楷書又稱“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楷書的出現，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12]趙壹：《非草書》，見《法書要錄》卷一。

第3篇

論文摘要:語言文字除了需要規范、標準之外，還必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沒有不斷的豐富和發展，規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滯的條條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無法為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服務，因此，任何規范標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社會在發展，科學在發展，文字語言就必須是動態發展的，對規范標準應適時進行修訂和完善。這就是文字規范、豐富和發展的記辯證關系:規范是發展的基礎，豐富是發展的渠道，發展是規范的前進，三者相輔相成，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轉化。

1我國文字規范的形成及現狀

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約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研究了目前作為字形規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認為此表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現在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1.1筆形的變化規律不夠統一

①末筆是橫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橫變成提，“車”和“牛”作左偏旁時改變筆順把橫變成了提，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革”字作左偏旁時也應改變筆順把橫變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時末筆不是橫，四點上面部件的橫不應該就提。

②末筆是豎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時，豎變成撇，如:翔、邦、等，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韓、鄲、韌等字也可以變，特別是“”變“艷”字，左邊部件與“邦”相同，理應變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時撇變成豎，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卻沒變。

④“木”字做底時，如果上部是撇捺對稱且覆蓋“木”字的部件，要把捺變成點，如:條、茶等。如果上部不與撇捺對稱的部件為鄰，則不必改變捺的筆形，如:桌、梁、棠等。可是“雜、親、殺”三個字本屬后種情況，卻按前者的規律把捺變成了點。考查這三個字的來歷，原來它們在繁體字時代只是該字的左邊部件，簡化時把右邊簡掉，卻沒有把作為整字時“木”字該有的捺恢復過來。與此相反本應根據避重捺的原則把其中的“米”字的捺變成點，然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卻設計為兩個捺。

1.2筆順的規則也不夠統一

漢字的筆順基本上是按人體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點和視覺審美要求約定俗成的，這叫作自然筆順;規范筆順是在自然筆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制訂出來的。規范的筆順主要有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橫后豎、先撇后捺、從外到內和先外后內再封口等幾條，除此之處，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但一般都應該符合人的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性。

漢字的歷史太久遠，形成的因素太復雜，要想通過幾條規律把它們統一起來，簡直是辦不到的。不過，作為漢字的規范標準，是文字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有規律、越容易掌握，推廣起來就越有效率。我們應該從“有利于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總原則出發，盡可能地使漢字難認、難寫、難記的現狀得到改善，使漢字構形及組合時的變化規律趨于統一，為語文教學、社會應用和對外漢語教學開創新局面。

2文字規范發展的方向和措施

漢字喜逢盛世，必須抓住機遇，盡快適應世界漢語熱的需要、中國加人WTO后因交際的需要、科技發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發展速度。

2.1調動國家與民間兩個個積極性，加大漢字研究的力度

國家“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民間的積極性調動得不夠充分。漢字產生于勞動人民的勞動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生活，如果只有國家主管部門的研究而沒有民間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盯著民間用字出現混亂現象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人民群眾使用和創造文字的積極因素。語言文字的政策應該適當放寬，鼓勵民間建立語言文字研究機構，并積極征求漢字使用者特別是語文教師的意見，吸收民間漢字研究的成果，使語言文字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

2.2制定對內漢語漢字考試等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