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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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內容，無論是民間文學中的善惡美丑，傳統音樂中的人文情致，還是傳統體育中的競技風采，都具有極大德育教育價值。這里僅以廣東地區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以窺全貌。作為民間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非遺”首先是一種經驗知識的存在，表現為人們對生活規律的認知。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們對生活的感受不同，但都喜好用音樂的方式來表達。在廣東沙田地區，人們用咸水歌來傳播生活知識，如代表曲目《對花》：“（問）乜野花開蝴蝶樣，開花結子尺二長。（答）豆角花開蝴蝶樣，開花結子尺二長……”如此實在的生活經驗通過歌唱的方式演繹，充滿了生活的情智。又如汕尾陸豐的漁歌，不僅有捕魚歌、戀情歌、婚嫁歌，還有生活情趣歌、后勤服務歌，內容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展示漁民生活規律的同時，也將長輩對后輩的認知教育落到了實處。長期以來，高校德育教育陷于一種尷尬處境，即理想教育與現實生活的剝離，而來自生活的知識經驗正好補償。在認知教育的過程中，也可以同時培養青年大學生的多元審美情趣。音樂是人對現實的一種特殊的反映方式。“非遺”音樂的美，不僅體現為“美是生活”，能反映生活的真實與本質，還在于它是世代流傳的，“和諧、光明、富于生命力”的審美存在。無論是高揚細膩的客家山歌，還是隨字求腔的咸水歌，它們曲調風格的流轉都依附于當地的自然環境。分布在五桂山區與沙田水鄉交界的白口蓮山歌，由于地理位置獨特，受到客家文化與疍家文化的雙重影響，其音樂風格兼具山歌與咸水歌的特點：用客家白話唱咸水歌調，歌詞用“啊”“啊咧”“噯”“啰”等襯字，融合了山歌的高亢和咸水歌的柔美。學生在感受音樂的同時，體驗人文、地理交互作用的影響，領悟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傳統音樂的這種地域性差異與融合，也滿足了青年群體對多元文化的審美需求。音樂藝術中的德育教育對“真”與“美”的追求并行不悖，但人們認為“藝術是通過吸引人接近美的方法來對其進行道德教育的武器”“，非遺”的德育價值恰恰體現為對青年品格的熏陶與培養，這種品格是對不同音樂文化的尊重，也是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無形的，巨大的價值蘊含在精神之中，大學生接受“非遺”的熏陶，重點在對文化精神的認同與道德理想的追求。嶺南派古琴歷史悠久，琴音純凈清越，琴派古樸剛健，托意寄情的演奏承載了道家的自然精神與儒家的理想人格。在清、微、淡、遠的意境下，學生對藝術的感受被潛移默化地轉化為對溫柔敦厚、恬靜淡雅人格的追求。可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審美情趣與道德理想，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真、善、美”內涵的追求中，“非遺”成為高校德育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非遺”融入高校德育教育的方式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遺產。作為高校德育的優勢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大學教育必須充分考慮地方文化特色，采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高校德育教育相結合的方式開展。
（一）“課堂內”與“課堂外”相結合。在學校教育中，課堂教學始終是主要方式。在保留主流課程結構之外，音樂類“非遺”可以作為選修課程納入教學計劃。在課堂上，教師結合當地實際，給學生重點講授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遺”音樂史實，如沙田地區以講授咸水歌為主，梅州等客家地區主講客家山歌，而潮汕地區則以民間器樂演奏為主要內容，講解的過程既要有代表性曲目的形態分析，也需要講授音樂背后的歷史淵源、演變過程和文化價值。在理論課程教學之外，高校需要借助課外文化活動，營造濃郁的校園文化氛圍。課堂內，教師是教學的主體；課堂外，學生是活動的主體。校園德育環境的營造，可以依托學生社團組織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技藝競賽，承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術講座，通過多姿多彩的校園活動，間接影響青年學生的欣賞習慣，傳播傳統音樂文化。
（二）“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師資力量是教學教育的根本保證，在“非遺”教育中，高校應當鼓勵教師對地方音樂文化有基本的認識了解，并可通過深造、訪學、調研等多種方式展開研究，同時也應該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請進校園，擔任兼職教師，除普及性的展示講座外，傳承人可針對有一定興趣基礎的師生進行重點指導，甚至技藝傳承。作為道德科學，教育應分為不同的層次。在接受教育的層面上，高校在將教育者“請進來”的同時，還應積極創造條件讓學生擁有“走出去”實踐的機會。“走出去”的方式是多樣的：個體或群體既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參加田野調查研究，也可以參加各地的文化紀念活動，甚至是在城市公園里定期舉辦“客家山歌墟”，目的是通過親身參與真實場景，讓學生感受到民間文化的生命力。
第2篇
一、茂名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現狀
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完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2010年出臺了《茂名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傳承人申報評審管理暫行辦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成立了非遺科，開展非物質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專家委員會和市際聯席會議制度，規范了項目和傳承人申報體系。此外，各縣（市區）也相應成立了非遺保護中心和相關制度。茂名市已經建立了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體系和傳承人保護體系，非遺保護工作逐步全面、規范、細致。木偶戲、信宜鎮隆飄色、八音鑼鼓、小良橫堂班等項目往往與年例“捆綁”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間，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詳的助興節目。這些民風民俗已經深入人心，是群眾心中認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化州合江梧村廟會和合江龍舟也類似，成為了當地人民群眾的一種生活習俗。當習俗成為一個地方人民群眾的精神寄托，一種生活習慣，這些習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傳。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有搶救性保護、生產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立法保護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種類豐富，保護的方式也因具體種類的不同而不同。玉雕、傳統中醫藥文化（化橘紅中藥文化）、化州拖羅餅制作技藝、信宜竹編技藝、笪橋黃瓜干制作技藝等，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的依靠企業，有的依靠個體戶經營，在經營利潤的支持下，得到較好的保護和傳承。高州木刻畫和緬茄雕刻利潤微小，習學時間較長，市場需求較小，精通此技藝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內享有一定名氣，經常應邀參加省級、市級的工藝大賽，在名譽和微薄利潤的支持下，也得到保護和傳承。但一些傳統舞蹈，在保護傳承方面需要更多的關注。化州跳花棚是國家級代表性項目，也屢次在表演中獲得嘉獎，榮譽的光環很好地保護和傳承了這一民間藝術。而其他的傳統舞蹈很難產生經濟效益，而且很多時候需要年輕力壯的青壯年去表演。在毫無經濟利益驅動的情況下，表演純粹成為了一種興趣，難以持久激發年輕人表演傳承的積極性。山歌民歌也存在這種狀況，目前，愿意學習山歌民歌的年輕人較少，而保護傳承這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的方法是后繼有人。
二、茂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設想
茂名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類目繁多，各具特色，保護措施應該“因類施護”，根據不同的類目，采取不同的保護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遺文化的保護現狀，我就非遺文化的保護提五點建議：
（一）文化部門應該多挖掘、多發現有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的非遺文化散落民間，在沒有被發現之前，非遺文化只是默默無聞地存在人民群眾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種民風習俗，或者是藝人賴以生存的手藝，或者是家喻戶曉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傳統小食的制作技藝，或者是民間傳說，或者是民間故事……有發現，才有閃光，才有未來。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指出“只有社區，群體或個人才能決定什么是他們的遺產”，這句話實際上指出了人民群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重要作用。一種文化要成為當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首先要得到當地人民群眾的承認、認可、擁護。只有多下基層，多調研，多與群眾溝通，多思考，精心挑選，細致辨別，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遺文化的發展實況和脈絡，擦亮茂名文化這張名片。
（二）完善非遺項目保護機制。各級文化部門應該完善非遺項目的檔案資料。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生在過去，活在當下的文化。非遺的根源和傳承狀況需要各級文化部門深入基層探索、整理、建立檔案資料。在分析非遺的實際狀況后，各級文化部門還應該建立科學的保護規劃，有效地指導當地非遺傳承和發展。
（三）社會各界應該多為非遺項目提供展示平臺。一個地方的文化，是這個地方人民生活軌跡的間接體現，是地方人民群眾的精神糧食。優秀文化傳統是地方人民群眾的榮譽。歷史痕跡需要保護，非遺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門、社團組織和社會大型活動等應該多關注非遺文化，為它們提供展示平臺。特別是表演類項目，有展示平臺，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沒有社會各界的支持，沒有展示平臺，單純地靠文化部門的保護，猶如有條件的“救濟”，勉強填飽肚子就不錯，長高長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譚。
（四）非遺項目應該多參加比賽。每年相關權威部門總會舉辦一些國家級、省級的文化比賽。茂名市的非遺項目應該踴躍參與這些比賽，通過比賽走出茂名，讓外地人深入了解茂名文化。一種文化，享有了本地以外的聲譽，反過來也會激發了傳承人的創作激情，也就容易傳承。文化部門也應該支持非遺文化項目多參加有分量的比賽。例如表演類節目，電白的人龍舞、高腳獅舞和麒麟舞，信宜的春牛舞、跳禾舞等等，跳這些舞蹈的人并不是專業舞蹈演員，他們或是農民，或是打工仔，或是做小本生意的村民。這些人練習舞蹈，需要放下生計一段時間，集中時間全心盡力地排舞，然后去參加比賽。排舞、比賽純粹是一種喜愛，一種對地方榮譽的自豪感，一種對地方深厚的感情。在這個情況下，文化部門的鼓勵也就變得很重要。
第3篇
誠如學者們研究所示，從人類學角度界定的文化空間，其類型是多種多樣的。向云駒認為，文化空間的自然屬性表現為:文化廣場、廣場文化、宗教場所、古村落、海島、集鎮中心、“大房子”、廟宇寺觀教堂、神山、圣山、湖泊等形態;其文化屬性表現為:歲時性的民間節日、神圣的宗教聚會紀念日、周期性的民間集貿市場、季節性的情愛交流場所、娛樂性的歌會舞節、盛大的祭祀禮儀及其場所、語言、族群的各種獨特文化、獨特的歷史傳統等形態。①大致而言，江南城市休閑型文化空間的形成是商品經濟長足發展和城市消費風尚轉移的必然結果。王锜(1433－1499)就描述過他的親身感受:正統、天順間，余嘗入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于今(弘治)，愈益繁盛，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于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此固氣運使然，實由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②由此，筆者認為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間大約從明弘治年間開始興盛至晚明愈益發達，經清初數十年戰亂，城市生活一度蕭條零落，并在清初高壓統治和思想鉗制下，人們生活往往循規蹈矩，迨至乾嘉時期，江南城市休閑生活和通俗文化的發展才又興盛起來。晚清江南上海開埠，西風東漸，城市生活風尚發生重大變化，一些文化空間甚至帶有殖民色彩(如晚清上海英法公共租界的四馬路，見下文———筆者注)。其間雖有蕭條與繁榮的起伏變化，但城市文化空間的內涵和特征在變化中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其類型大致可分為廣場型、廟會型、水體型(湖泊、內河)、街區型以及園林型等，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試詳述之。
(一)江南都市文化空間的類型
1.廣場型。從非物質文化遺產角度界定的廣場型文化空間在國際上較為普遍，典型的如摩洛哥馬拉喀什老城的吉馬•埃爾弗納廣場的文化空間。千百年來，吉馬•埃爾弗納廣場就是音樂家、說書藝人、舞蹈家、魔術師、行吟詩人等活動的場所，形成獨特的民間文化展示地。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此類場所并不鮮見。蘇州府城在明清時代不止一處廣場，比較著名的城市廣場就有三處:一是虎丘千人石，二是玄妙觀前廣場，三是閶門外朱家莊廣場。虎丘千人石，其范圍略似城市廣場，這里不僅是外地游客必到之地，也是當地居民、文人士子、青樓艷妓、歌舞藝人等舉行游藝活動的地方，某種程度上，其游憩主體的文化程度、身份地位相對較高。晚明公安派著名作家袁宏道曾運用夸張的筆墨記述道:“每至是日(指農歷八月中秋———筆者注)……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云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①嘉道間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載，玄妙觀內廣場“雜耍諸戲，各奏其技，以資謀食。如繩伎走索、狡童緣橦、舞盆飛水、吞刀躡蹻、傀儡牽絲、猴猱演劇，或隔帷象聲，圍場撲打、盲叟彈詞……靡不畢至，以售其藝。”閶門外朱家莊廣場“新年百戲競陳，觀者麕集。貨郎蟻聚，星鋪雜張，酒爐茶幔，裝點一新，其熱鬧與元都(指玄妙觀———筆者注)相埒。”②也就是說，朱家莊廣場與玄妙觀前廣場相比，其熱鬧程度毫不遜色。據甘熙《白下瑣言》記載，南京夫子廟貢院前的廣場每逢正月，“有賣雀戲者”，嘉慶間“有賣戲法者，為北省人設場于泮宮前”。③2.廟會型。烏丙安認為:“遍布在我國各地各民族的傳統節慶活動、廟會、歌會(或花兒會、歌圩、趕坳之類)、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間。”④它是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周而復始地進行某些綜合性民間文化活動的場所，而明清江南都市中的廟會則具有類似的特征。杭州西湖香市是晚明文學家張岱一直津津樂道的文化盛事。他說:“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伢兒嬉具之類，無不集。”⑤明清時代，民眾普遍具有城隍信仰，在城隍誕日，香火最盛。于是城隍廟及其廣場便成為民眾休閑娛樂的重要場所。袁景瀾所記嘉道間蘇州府城隍廟，“牲醴酬獻，笙歌演劇，廟無虛日……或稱神誕日，會首鳴金號眾，威儀雜遝，百戲羅列。金錢玉帛，川委云輸”⑥。3.水體型。江南為水鄉，城市居民親水文化典型地表現在城市內河和湖泊中的游憩活動及其所衍生出來的休閑文化上，形成獨具地域特色的水域文化空間。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河流型線性文化空間，如南京的秦淮河、蘇州的山塘河、無錫的惠山河塘;二是湖泊型面狀文化空間，如杭州西湖、蘇州葑門外荷花蕩、嘉興的鶯澤湖等。晚明南京秦淮河，“三月即開水關，畫舫次第而進，下浮橋、陡門橋、上浮橋……通心橋、蓮化橋，各歸一浜，無能紊亂”⑦。同時期張岱的《西湖七月半》描述了杭州各階層民眾的西湖游憩行為特征是，“杭人游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⑧形成獨特的地域休閑文化習俗。嘉興鴛湖(又名鶯澤湖)早在明代就是風景名勝區，特別是湖邊的煙雨樓更是觀賞風景的絕佳場所。“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于煙雨樓。客至則載之去，艤舟于煙波縹緲。”⑨乾隆《元和縣志》載，蘇州“虎邱山塘，吳中游賞之地。春秋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侶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游之輩，靡不畢集”①。晚清秦錫光稱，常州府無錫縣“湖船俗稱花船，客集，例開惠山河塘，晚歸泊醬園浜，邀月納涼，笙歌徹夜”。②4.街區型。明清時代，江南中心城市如江寧府、蘇州府、開埠后的上海等大城市中一般都有相對集中且長期演變形成的“歷史街區”，如南京夫子廟貢院街、蘇州山塘街、上海英法租界的四馬路等。前兩者實際上是一種河街混合模式;后一種是所謂的“十里洋場”，它是晚清政府內外交困、戰爭陰霾籠罩下的特殊產物，帶有濃重的殖民色彩。南京的傳統休閑游憩地分布于夫子廟附近的秦淮河兩岸，俗稱“河房”。“前明河房，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③此外，蘇州南濠上下塘、開埠后上海的四馬路，都是公共游憩空間。“蓋英界據滬上之勝，四馬路又據英界之勝……而四馬路為會歸焉。大抵游滬者有七事:戲園也、酒樓也、茶館也、煙間也、書場也、馬車也、堂子也”④。以四馬路為中心的十里洋場是晚清滬上娛樂文化消費的公共空間，曾經盛極一時。5.園林型。論者多認為江南私家園林多為士大夫個人私密休閑空間，但在江南還存在形式各異的公共游豫園林，并形成了不同于私園的文化個性。杭州西湖自古以來就是一處公共游憩空間，每逢清明、中秋等傳統節日，都會有豐富的文化休閑活動。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記載:“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驃騎、飛錢、拋鈸、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圈、筋斗、舞盤，及諸色禽蟲之戲，紛然叢集。”⑤隨著時代的變遷，江南某些私家園林逐漸對外開放，并形成當地居民固定的游樂場所。在蘇州的“南園、北園之間，虎阜、靈巖之畔”，“寶榭朱樓，紅妝按曲。畫橋烏榜，詩客傳觴。歌舞百戲，樂聲嘈雜，數里并無闃境”⑥。晚清以后，江南私家園林的公共游憩功能逐漸加大，杭州“西湖名園鱗次，多茂林修竹、花卉之饒。方春士女遨游，連肩接衽”。⑦同治《蘇州府志》記載，蘇州“諸園皆于清明日開，令人輸錢入游，立夏日止，無虛日。妖姬、靜女、游俠、貴介踵相接也”⑧。在康雍乾時代，松江府園林功能就發生了轉變，從原初的小眾精英分子的“雅集”到乾嘉時代的園廟結合后的大眾“市集”的轉變，也即從私人休閑之所向公共游憩空間的轉變。⑨“今造城隍廟于其中(指豫園———筆者注)，為市估所占，作會集公所。游人雜遝，婦女如云，醫卜星相之流，亦無不畢集”瑏瑠。開埠后上海的豫園“競設茗館及各色店鋪，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雜技，皆托足其中”瑏瑡。晚清上海張園成為觀光旅游、展覽、購物，甚至公共集會之所。
(二)江南都市文化空間的特征
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意義上的文化空間特征，國內學者眾說紛紜。向云駒認為，文化空間往往具有綜合性、周期性、神圣性、族群性、娛樂性等特點①。但總體來看，空間性、時間性、文化性是學者們公認的文化空間特征。②通過史料的爬梳鉤沉，筆者認為，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間大致具有公共性、周期性、娛樂性、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1.公共性。文化空間的公共性是指游憩主體不分貧富、貴賤、男女，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空間中以自己喜愛的方式活動。晚明時代的蘇州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好女、崽子孌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閑、傒童走空之輩，無不鱗集”③。清代中期的蘇州玄妙觀前廣場，“五方群估叢萃”;雜耍賣藝者“各奏其技，以資謀食……貴賤相還，貧富相貿易，人物齊矣”。即使深處閨中的婦女也不甘寂寞，“婦女之容飾妖邪者，游人環集之，謂之打圍”④。2.周期性。在固定時間、固定場所上演文化事件，這是“非遺”文化空間的典型特征。蘇州虎丘山塘、千人石，南京夫子廟前廣場、杭州西湖、無錫惠山河塘等公共文化空間都是一年中重要節事活動的舉辦地，特別是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這種周期性也可以說是歲時性、季節性，它是農業文明的體現。張瀚的《松窗夢語》云:“杭俗春秋展墓，以兩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勝，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且二時和煦清肅，獨可人意。闔城士女，盡出西郊，逐隊尋芳，縱葦蕩槳，歌聲滿道，簫鼓聲聞。”⑤南京夫子廟前廣場，每當新年“醫卜星相之屬紛列于道。彈者、唱者、舞者、跳者以及魚龍曼衍”⑥。端午節龍舟競渡一般固定在傳統文化空間中進行，比如秦淮河、虎丘山塘等水體類文化空間。張岱說:秦淮河房“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舟中鏾鈸星鐃，燕歌弦管，騰騰如沸。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⑦。在蘇州，“每歲競渡市”，“雜耍之技，來自江北，以軟硬工夫、十錦戲法、象聲、間壁戲、小曲、連相、燈下跳獅、煙火等藝擅長”⑧。中秋節也是江南民眾最為重視的節日，虎丘“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⑨。3.娛樂性。江南文化空間中的民眾休閑活動體現出極強的娛樂性，形成民眾普遍認同的文化娛樂方式，數百年不易，且深入骨髓。正如葉權所言，“大家墳墓俱在兩山，四方賓旅渴想湖景，若禁其游玩，則小民生計絕矣。且其風俗華麗，已入骨髓，雖無西湖，不能遽變”。瑏瑠這種全民狂歡性活動也多發生在這些公共文化空間中。“吳門競渡，盛于山塘，土人于四月梢，即起龍舟開演……至端陽前后十余日，觀者傾城，萬船云集。遠郡士女，結伴紛來，鬢影衣香，霧迷七里”瑏瑡。至夏日，則“游閑子弟爭攜畫舫，載酒肴，招佳麗，呼朋引類，艤棹于胥江萬年橋谾或虎阜十字洋邊……佳人雪藕，公子調冰，隨意留連，作牙牌、葉格、馬吊諸戲，謂之斗牌，或習清唱……或即涼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彈唱新聲綺調。更有游士滑稽，演說稗官野史，雜以科為河上大觀，水鴨、水鼠、滿天星、遍地錦、金琖、銀臺、賽月明、風車、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憑紅板橋闌，望東水關及月牙池前，燈影燭天，爆聲濺水，升平景象，圖繪難橅”②。杭州西湖歷來是各階層民眾休閑娛樂之地，汪汝謙謂:“大抵游觀者，朝則六橋看花，午余理棹湖心亭，投壺蹴踘，對奕彈琴，象板銀箏，笙歌盈耳。”③4.地域性。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間是長期歷史積淀的產物，形成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晚明文學家張岱長期寓居杭州，在其晚年的記述中往往會將本地域的休閑活動和文化表現與其他地域相比較，從而突出其所描繪對象的特征。西湖香市，趕廟會者“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④虎丘千人石競歌，袁宏道、張岱都曾對其極盡夸張性的描繪。虎丘八月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讓人更為驚異的是，千百人同唱一首歌，其場面之宏大，令人瞠目。“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席席征歌，人人獻技”⑤。“使非蘇州，焉討識者”，在張岱看來，這樣頗具地域特色的節日文化，也只有蘇州才有可能存在。即使祭奠先人的傳統節日———清明節，江南人在這些公共文化空間中的表現也讓外來者不可思議。“吳俗，清明前后出祭祖先墳墓，俗稱上墳。大家男女，炫服靚妝，樓船宴飲，合隊而出，笑語喧嘩……趨芳樹，擇園囿，游庵堂、寺院及舊家亭榭，列座盡醉，杯盤酬勸。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以盡一日之歡”⑥。所謂墓祭，某種程度上是吳越之民借此游覽這些公共文化空間的一次機會，“哀往而樂回”是其生動寫照。正如謝肇淛所言，“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望，至不忍聞……南人借祭墓為踏青游戲之具，紙錢未灰，舄履相錯，日暮，墦間主客無不頹然醉倒”⑦。南北方的清明節俗有較大差異，體現出明顯的地域性色彩。除了上述主要特征之外，江南都市文化空間還具有文化性、服務性等內涵。這些內涵在上述特征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此處不贅。
二、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間的休閑服務功能
(一)歌舞競技
從休閑文化生產者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間是雅俗文化共有的表演場所。比如中秋節蘇州虎丘千人石競歌。萬歷以降，著名作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文學家張岱都不約而同地對此作了生動的描述。“布席之初，謳者百千，分曹部署，競以新艷相角，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清聲亮徹，聽者魂銷”。⑧千人石歌詠比賽已成為游客和當地居民必看的節目和成為蘇州府城的一個文化符號和地域品牌，引起無數文人墨客的贊嘆。“中秋千人石，聽歌細如發”①。江南都市文化空間的歌舞表演更多地表現為江湖藝人的演藝展示場域，體現出明顯的世俗化色彩。南京夫子廟貢院廣場，“值晴明日，百戲具陳，如解馬、奇蟲透飛、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掛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閑、投狹相聲、鼻吹口歌、陶真撮弄”②。蘇州虎丘山塘河也是民間藝人的歌舞演出的主要基地。“習清唱為避暑計者，白堤青舫，爭相斗曲，夜以繼日，謂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彈唱新聲綺調，明目男子演說古今小說，謂之說書”③。文學家往往以夸張的筆調描繪其所見所聞，但也可從中體會出江南城市中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休閑游憩活動之盛。杭州西湖“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余里，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艷冶極矣”。④
(二)休閑娛樂
從休閑游憩者的主體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間也是市民休閑游憩的主要場所，同時也是休閑娛樂的必要條件。崇禎《吳縣志》載“吳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則山水園亭，多于他郡”⑤。這些“山水園亭”就成為市民們休閑游憩的公共空間。夏日江南水體型文化空間在居民的休閑生活中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在蘇州，“豪民富賈，競買燈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陰深處，浮瓜沉李，賭酒征歌。膩客逍遙，名姝談笑，霧縠冰紈，爭妍斗艷……酒炙紛陳，管弦競奏，往往通夕而罷”⑥。在秦淮，“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數百，震蕩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龍炫耀，簾幕畢鉤，倩妝倚欄，聲光亂亂”⑦。
(三)旅游服務
民間貿易集市某種程度上也是“非遺”意義上的文化空間。在明清江南，無論是廟會型，還是城市廣場型、私家園林型，甚至城市內河、湖泊等水體型文化空間，往往都成為旅游服務、旅游商品的銷售場所。清明時節的西湖蘇堤上，“買賣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須。而彩妝傀儡、蓮船、戰馬、餳笙、鼗鼓、瑣碎戲具，以誘悅兒曹者，在在成市”⑧。另一處規模更大的休閑消費市場則是西湖香市，其宗教朝圣意義似乎被休閑娛樂、商品貿易的噪雜聲所掩蓋。張岱說:“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⑨晚明以來，宗教世俗化色彩越來越濃，宗教僧侶在這種廟會型公共文化空間中積極參與旅游服務活動。清梁紹壬記載:“西湖昭慶寺山門前，兩廊設市賣木魚、花籃、耍貨、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婦女填集如云。”瑏瑠廣場型文化空間在傳統節日中所售之物也多是日用消費品和娛樂之物。比如蘇州玄妙觀前廣場，“更有地鈴、絲鷂、太平簫、西洋鏡諸玩具，以玻璃瓶盛朱魚，轉側其影，大小俄變……以悅兒童”①。江南水鄉，水體型文化空間在特定時節也往往成為娛樂消費市場。“虎丘游船，有市有會。清明、七月半、十月朝為三節會，春為牡丹市，秋為木犀市，夏為乘涼市”②。
(四)節日慶典
周期性地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舉行盛大儀式慶典，是文化空間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典型特征。明清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間往往也是周期性地舉行傳統節事活動的集散地。陳建勤以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幾大傳統節日為考察對象，較為全面地梳理了廣泛存在于江南社會中的節令游俗。③陳建軍則將筆墨集中于蘇州山塘河街中一年四季所舉行的重大節慶活動④，說明江南都市節慶活動的豐富多彩。這些節日周期性地發生于江南都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間中———虎丘山塘、西湖、秦淮、惠山河塘、嘉興南湖，以及蘇州玄妙觀廣場、江南各市城隍廟、杭州昭慶寺等地。以虎丘山塘為例，據陳建軍的研究，明清蘇州山塘河街最主要的節日活動分“官方”和“民間”兩大類。官方節慶有“三節會”“百花生日”“山塘競渡”;民間節會主要有“燈會”“廟會”“花市”和商賈集市等。所謂“三節會”，實際上是在本地官府主持下年年都要舉行的一種祭祀活動，時間在每年的清明、農歷七月半和十月初一，逐漸形成具有一定規模和定制的官方儀式。“吳郡無祀厲壇在虎邱山前，附郭三邑統祭于此。清明賽會最盛，十鄉城內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節會，謂清明、中元、十月朔三節也”。三節會期間，“家窺則朱欄綺席，水覽則白舫青簾。觀者填溢衢巷，臂倚肩憑，袂云汗雨，不可勝計，是名看會”⑤。此外，筆者查閱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一書發現，僅蘇州一城，一年四季與節事有關的活動就有“放煙火”“鬧元宵”“燈節”“百花生日”“觀音山香市”“山塘清明節會”“虎阜花市”“山塘競渡”“元都醮會”“七月半中元節”“山塘桂花節”“盂蘭盆會”“十月朝”等，逐漸形成了具有濃厚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動，而這些節事活動無疑都是所在城市文化空間的重頭戲。
(五)文化生產
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間的文化性還表現在它是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文化的空間。晚明時代的夫子廟秦淮河房，“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樓”⑥。在康熙時代的杭州西湖，一些女中精英往往將游湖與創造性的文化活動聯系在一起。清初杭州的“蕉園七子”，就是顯例。“是時武林風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畫船繡幕，交映湖漘，爭飾明珰翠羽，珠鬚蟬縠，以相夸耀。季嫻獨漾小艇，偕馮又令、錢云儀、林亞清、顧啟姬諸大家，練裙椎髻，授管分箋，鄰舟游女望見，輒俯首徘徊，自愧弗及”⑦。此外，歷代文人墨客都為江南都市文化空間留下了無數的名篇佳什，成為所在城市文化空間的文化資本。因為這些文化空間往往是文人雅士送往迎來的重要場所，這就為其文學藝術創作提供難得的素材。萬歷十年，屠隆赴京述職，路經蘇州，夜游虎丘，蘇城士大夫為其置酒餞行，“主公布席千人座，飛觥促膝，聯韻賦詩，邑士民千人環而視之如城比”①。文人士大夫對這些“有意味”的空間或書之于游記，或行之于歌詠。景因文傳，境緣人勝。
三、幾點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