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危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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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提要：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偠灾?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第2篇
論文提要：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偠灾?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主要參考文獻:
第3篇
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或運轉的基軸是國際本位貨幣。所謂國際本位貨幣，是指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世界各個國家出于經濟條件或政策上的考慮，用法律的形式將本國貨幣與之固定地聯系起來，作為衡量本國貨幣價值的標準，以及國際交易的最終清償手段。國際本位貨幣是在國際上占據中心貨幣地位的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它首先必須能在世界上自由兌換；其次，還必須占據國際中心貨幣的地位，能充當國際商品的價值尺度或價格標準，并成為各種貨幣匯率計算的中心。充當這種中心貨幣的曾經有貴金屬——黃金，也有因歷史、經濟和現實原因形成的某些國家的紙幣。
從理論上講，能夠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的國際交易的最終清償手段，應當具備如下條件或性質：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自然屬性必須經久耐用，不因頻繁的流通和歲月的流逝而喪失其重量或改變其質量，從而保證其所包含的價值量的穩定不變。
二是可分性。為保證貿易和借貸活動的順利進行，要求各種不同面額貨幣的發行和流通。
三是輕便性。貨幣的輕便便攜有利于各種經濟交易的進行，較小的體積和較輕的重量但卻可以包含較大的價值量，亦成為其一個特征。
四是同質性。貨幣由其發行國別和面值所產生的差別是客觀的，但在質上卻是相同的。即作為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媒介和一般等價物，它們本身都有價值，都是人類社會抽象勞動的凝聚。
正如馬克思所說那樣：“耐久性、不變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較小的體積包含著較大的交換價值而便于運送這一切使得貴金屬在較后階段非凡適于充當貨幣”。貴金屬黃金、白銀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屬性，使之最成為國際本位貨幣的最佳選擇?？v觀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貴金屬非凡是黃金都充當著國際本位貨幣的職能。與之相應的是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金本位制是以黃金為本位貨幣的貨幣制度，該制度下各國都規定金幣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是由它們各自含金量的對比來決定的。這種以兩種金屬鑄幣含金量之比得到的匯率又稱為鑄幣平價，它是金本價的一種表現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為決定匯率的基礎的鑄幣平價，是外匯市場上由于外匯供求變化而引起的實際匯率波動的中心，其上下波動的幅度要受制于黃金輸送點。這是因為金本位條件下黃金可以自由跨國輸出或輸入，當市場匯率與法定鑄幣平價之間的偏差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導致有關國家不用外匯而改用輸出黃金的辦法來辦理國際結算。決定黃金輸送點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匯直接用于國際支付的黃金的鑄幣平價加上該筆黃金的運送費用。
隨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發展演變，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黃金—美元”本位為特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以美元為主體的多元紙幣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懷特方案基礎之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基本鎖定了各國貨幣與美元的外匯平價；另一方面，確定了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比例，各國政府可將所持有的美元與美國政府兌換黃金。這種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機制，其本質是一種以黃金為價值基礎的固定匯率制度。與金本位制比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的與貴金屬黃金已無直接聯系的紙幣信用本位制條件下，國際本位貨幣的內容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耐久性、可分性、輕便性、同質性的國際經濟交易一般等價物”已經不被視作充要條件，國際經濟交易的價值符號，則成了當代國際本位貨幣共同特征。
當代紙幣信用本位制條件下，盡管各國非凡是國際本位貨幣的發行國都持有相當數量的貨幣黃金，但貨幣的發行與相應的商品預備從理論上來講已無必然的聯系。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后國際貨幣體系所確立的黃金非貨幣化的結果，貨幣黃金在世界國際儲備中所占比重呈總體下降的變化。
黃金非貨幣化，以及各國貨幣的發行再不必與某種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價關系，其結果是各國貨幣之間比價的客觀依據也不復存在，這亦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國際貨幣體系浮動匯率機制產生和存在的溫床。
二、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定位
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急速發展的挑戰，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貨幣投機引發的貨幣金融危機及國際貨幣金融市場的動蕩，使得當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人們往往自然將導致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動蕩的根源歸咎于現行的紙幣信用本位制，亦啟發了對當代國際貨幣價值基礎的思考。
紙幣信用本位條件下的匯率決定與調整，要受制于眾多的因素。究其性質和特點，可以從長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國家貨幣實際代表的價值量對比，是決定匯率的一個基本的長期因素。
在實行紙幣流通制度的初期階段，各個國家一般都規定過紙幣的金平價。即紙幣名義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紙幣實際代表的金量與國家規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況下，金平價無疑是決定不同貨幣匯率的價值基礎。
然而隨著紙幣流通制度的演進，紙幣的發行開始與黃金的預備及兌換相分離，黃金非貨幣化的純粹紙幣信用本位制條件下，貨幣作為價值的符號，其發行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各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需要為基礎，其實質是由本國的各種商品和勞務的價值組合為基礎。不同國家的單位貨幣所實際代表的價值量對比，成為其匯率決定的基礎。當然不同國家貨幣的價值量對比，主要是由其購買力相對地表現出來。通過比較不同國家紙幣的購買力或物價水平，可以較為合理地決定兩國貨幣的匯率。
不同國家之間的宏觀經濟狀況，是決定影響匯率變動的另一個長期因素。一國貨幣的強弱，是以該國宏觀經濟的大背景為重要依托的。經濟增長率、失業率、通脹率、國際收支及外匯儲備狀況等宏觀經濟指標構成了衡量這一大背景好壞的綜合指標。
除了上述導致長期匯率波動的因素，作用或影響短期匯率波動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對利率的高低；貨幣供給量的大?。徽蛑行你y行匯率政策和其它干預行為；心理預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國際上政治、軍事等方面因素也會在短期內對匯率變動產生影響。
當然，純粹的紙幣信用本位制的存在，與現行以浮動匯率為主體的國際匯率機制，并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國際經濟學界關于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利弊的爭議表明，盡管浮動匯率也有其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一面，但傾向于匯率相對穩定的觀點還是占據了優勢。因為后者不僅更有利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亦是經濟全球化條件國際經濟一體化向廣度和深度上發展的需要。
在實行純粹的紙幣信用本位制的同時，保持匯率的相對穩定，離不開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確認。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行的以美元為主體，包括日元、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等在內的多元化國際本位貨幣，本質上仍是少數國家的信用貨幣。這種國際本位貨幣機制由于沒有黃金作基礎，其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貨幣發行國的情況。發行國相對經濟實力的強弱變化，以及其財政、貨幣金融政策的傾向等諸多因素，都會影響到該國貨幣的強弱和人們對該國際本位貨幣的信心，進而影響到國際匯率的穩定。應當承認，現行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多元化國際本位貨幣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黃金—美元”本位下基礎貨幣發行國與其它國家相互牽連，國際清償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是與此同時，它并沒有使“黃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問題得到解決。相反，國際匯率的波動大為加劇，國際貨幣金融秩序更加混亂，各國間非凡是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日趨尖銳。
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擺脫國際本位貨幣對少數國家國別信用貨幣的依靠。這種新的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應當是某種與SDR相類似的由一個類似于IMF的國際金融組織發行和掌管的純粹的貨幣符號。這種貨幣符號是由若干國家和國家集團的通貨所組成的“籃子”，或者說是由一個多種貨幣的復合體為依托。參與該“籃子”或復合體的貨幣，按各自國家GNP在世界經濟所占比重的大小，確定在該“籃子”或復合體中所占權數。當然，這種新的作為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的多種貨幣復合體，是與黃金脫離聯系的，與之聯系的只是“籃子”組成國的貨幣的購買力。所有其他國家的貨幣均與該籃子貨幣掛鉤，與之保持某種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調整的法定比價。
在國際經濟領域，一切交換歸根到底，實際上仍然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及服務的交換。由金本位制發展到與貴金屬黃金不發生聯系的現代純紙幣信用本位制，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本身并非必須是價值實體，更多地是被作為一種流通手段或價值符號而發揮作用。一籃子形式的國際貨幣符號所代表的價值，源于組成該貨幣籃子的可自由兌換的各國貨幣所代表的價值。既然后者可以成為國際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類似職能的發揮也是順理成章的。當然，這離不開一個由在世界經濟中具有較大影響的國家所共同認可的，組織較為健全的國際通貨治理協調機構的存在。
三、國際本位貨幣重新確立的漸進性和過渡性
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定位，盡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終成為現實，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過程。這是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及一體化作為一種趨勢，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尚不能消除國家的界限和差別。世界經濟領域里不同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客觀上仍在發揮著作用。脫離了對國別信用貨幣依靠的純粹的國際本位貨幣的出現，與擁有高度統一權威的國際金融組織的運作一樣，勢必在較大程度上與許多國家的利益產生矛盾和沖突。這不僅在當代南北的國際貨幣金融關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經濟發達國家非凡是美國、日本和歐盟，輕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棄作為現行主要國際本位貨幣發行國所享有的鑄幣稅好處及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特權。由此決定了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國際本位貨幣的重新確立必然帶有漸進性和過渡性的特點。一方面，現行以美元為主體，包括歐元、日元和非凡提款權等在內的多元化國際本位貨幣體制，在今后相當一個時期內仍將有其存在的空間；另一方面，積極創造條件，使脫離了對個別國家國別信用貨幣依靠的國際本位貨幣的運作早日成為現實，應是國際本位貨幣重新確立的發展方向。
首先，作為一種機制創新，新的國際貨幣本位機制的建立要考慮現實的基礎和創新成本的高低?？梢钥紤]從進一步擴大和改進非凡提款權的作用或職能人手，使之逐步成為各國外匯儲備的主要構成和國際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變按份額分配非凡提款權的原則，而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和貿易投資往來的需要，根據各國GNP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以及各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占世界貿易與投資的比重進行分配；并使非凡提款權成為各國貨幣的共同定值標準，各國貨幣均與其掛鉤，保持某種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調整的法定比價。
其次，推動區域性國際貨幣合作，作為邁向新的世界單一本位貨幣和執行全球統一的貨幣治理體系的過渡。適宜世界經濟全球化、多極化的現狀，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經合組織這三大區域性一體化經濟圈，責無旁貸地將成為21世紀范圍最為廣泛、經濟實力及影響最為強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聯系合作，又鼎足對峙的態勢，把當代國際經濟關系中矛盾的錯綜復雜性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作為一體化性質的經濟集團內部，隨著商品、勞務、資本與技術的跨國流動自由度的加大，為穩定成員國之間貨幣匯率，降低區域外其它國際貨幣波動的沖擊，建立一體化區域內的本位貨幣及其特定匯率機制顯得很有必要。歐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歐洲貨幣單位和匯率機制的成功經驗表明，這種特定區域性國際本位貨幣單位，作為歐洲貨幣體系運轉的基礎，是由加入該貨幣體系各成員國貨幣按一定比重所構成的一籃子復合貨幣。它起著確定各成員國貨幣匯率的依據，成員國官方之間清算和信貸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歐盟的儲備手段和進行匯率干預的手段的作用；并成為歐洲貨幣體系以區域內各國貨幣匯率實行可略有調整的準固定匯率，對外則實行區域貨幣“籃子”的聯合浮動為主要特征的匯率機制得以在順利運轉的基礎。盡管這種區域性貨幣聯盟的實施，對該區域內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及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協調，有著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個方向，區域性貨幣政策的推動，不失為介于由傳統國際本位貨幣走向未來的實現單一世界貨幣和世界中心銀行治理體系的一種可行的過渡形式。當然，適于不同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差異，區域性貨幣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選擇，如聯系相對松散的貨幣區，或支付同盟等多種形式；在區域內經濟一體化達到較高程度時，再走向貨幣聯盟，即實現區域內的單一貨幣，并建立區域性中心銀行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
除此而外，還應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組織，非凡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擴大基金組織在監督協調成員國貨幣、匯率政策及全球性國際收支調整中的作用，使之成為發行和掌管新的國際本位貨幣的具有相當權威的全球性國際金融組織，并作為未來統一的世界中心銀行的前身或過渡。應給予發展中國家在基金組織中以平等地位參加重大事項討論與決定的權力。參照戰后建立的關貿總協定及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所確定的多邊國際貿易體制，積極探索并尋求逐步建立相應的適應于經濟與金融全球化發展要求的現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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