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制度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貨幣制度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貨幣局制度的政策涵義及其困境

眾所周知，貨幣局制度有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本國貨幣匯率釘住一種作為基準的外國貨幣，二是所發行的貨幣保證完全以外匯儲備作后盾。貨幣局制度的優勢主要在于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助于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保持國際貿易的穩定發展。另外，一些通脹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則通過實行貨幣局制度來控制居高不下的惡性通脹，穩定幣值，恢復經濟。但與中央銀行制度相比，貨幣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貨幣發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準貨幣發行國制定，貨幣總量取決于收支平衡及銀行體系中的貨幣乘數。因此，在制定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貨幣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銀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匯率來調整外來因素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如進口價格的上漲，資本流通的轉移等），而只能調整國內的一些實際經濟變量（如工資、商品價格等），從而造成經濟的波動。三是正統的貨幣局制度不會像傳統的中央銀行制度那樣，通過向政府和商業銀行借款發放貨幣，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兌換法》把匯率固定為1比索兌換1美元，中央銀行用外匯、黃金和其他外國證券擔保每1比索的發行，保證兩種貨幣可自由兌換。因此，這是一種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自由兌換法》的實施抑制了惡性通脹，穩定了阿根廷經濟，投資和貿易的持續增加實現了1991～1994年的經濟連續增長。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貨幣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挑戰，使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

從外部看，國際環境的持續變化導致匯率高估。進入90年代，美國出現了戰后最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受美國緊縮銀根的影響，美元不斷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影響，阿根廷主要貿易伙伴國對美元的匯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貶值），阿根廷比索對美元高估的情況日益嚴重，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貨幣局制度不允許阿根廷通過調整匯率來改變國際收支狀況。

從內部看，由于國際收支逆差在貨幣局制度下對經濟產生的沖擊，需要通過對國內實質經濟變量的調整（如降低工資和物價等）來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內部調整的能力。

梅內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造成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到1995年，勞動力中登記的“公開失業”率達到18.6%。由此可見，盡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國民總收入的28.2%，最窮的10%的人口只得到總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指數已變成37.1%和1.6%。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于“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結果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內的需求由非工資的高收入階層所決定，因而生產活動越來越重視高收入階層的需求，造成“關鍵性增長部門”主要生產“奢侈品”，因此，物價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斷上升。顯然，國內的結構調整并沒有造就一個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彈性的物價。換言之，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阿根廷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

二、貨幣局制度與債務危機

事實上，在經過1991～1994年的經濟增長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從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經濟即出現了負增長。在貨幣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貨幣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又使政府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所以，當經濟出現衰退和失業率上升時，財政政策就成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選擇。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結果是赤字不斷上升，加之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比索幣值被高估，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因此，通過舉借外債彌補赤字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而要取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必須制定嚴格的財政制度，保證獲得國內財政的盈余來償還債務。為此，梅內姆政府采取了減少以前用于諸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的公共開支的專門基金，增加稅收，舉借新債，延期償還債務，進一步出賣國有資產等措施。事實上，從梅內姆政府上臺推行結構調整計劃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獲得的私有化收入達150億美元。1995年連任后，梅內姆政府進一步出售國有資產以融通資金，如對幾個核電站和許多省一級國營企業（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配電站等）實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幾家私人銀行也被外國銀行兼并和收購。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為可能，幾家最有名的國際投資評估公司明顯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資風險系數，其結果是恢復了投資者的信心，增加了對阿根廷的投資。阿根廷政府得以維持《自由兌換法》確定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并在國際資本市場大量發行債券。從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貨幣融通模式：通過私有化換取的資金維持貨幣局制度，通過維持貨幣局制度向國際社會舉借外債。這一模式會發生斷裂：當國有資產出售殆盡時，當積累的外債產生過高的風險時，將發生信用危機。

從1996年第2季度開始，阿根廷經濟恢復增長，但經濟恢復增長的背后卻是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惡化，經常項目赤字從1995年的24億美元擴大到1996年的40億美元，經濟逐漸滑入依靠發行債務拉動增長的軌道。更為嚴重的是，債務不斷積累也促使國內利率上升，貸款利率從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國內投資，尤其使中小企業大受影響；另一方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日趨下降，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難以扭轉，導致惡性循環。隨著債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譽開始受到懷疑，國際投機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外部沖擊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財政赤字明顯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債已達1400億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經濟惡化、稅收減少和債務纏身等多種原因，阿根廷政府實際上已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財政赤字計劃”，即大幅度緊縮開支，削減工資和養老金，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及擴大稅源。計劃一出籠就遭到反對黨、工會及企業家組織的強烈反對，證券市場發生空前規模的動蕩，主要股票指數和公共債券價格暴跌，國家風險指數猛升至1700點以上，資金大量外流，國際儲備和銀行儲蓄嚴重下降，金融危機爆發。

三、貨幣局制度的最后崩潰及啟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市場幾近崩潰。8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應急追加80億美元貸款，金融市場暫時趨于穩定，但作為交換條件，阿根廷承諾將嚴格執行“零財政赤字計劃”。此后，金融市場一直動蕩不安，市場普遍預期比索將貶值，人們排起長隊擠兌銀行存款。當10月底政府計劃與債權銀行談判重新安排1280億美元巨額債務的消息傳出后，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劇烈動蕩。11月主要股指梅爾瓦指數下挫至200點左右；國家風險指數大幅飆升，很快突破4000點大關；政府發行的債券價格一路下滑；外資紛紛抽逃。據報道，僅11月30日1天，全國就有7億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預算赤字沒有達到以前確定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拒絕向阿根廷提供13億美元的貸款。

此時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說內無籌資良策，外無國際援助，面對洶涌而至的擠兌風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匯出境的最嚴厲緊急措施。這一措施一出臺，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政治沖突加劇。12月18日，反對經濟緊縮的游行變為一場暴亂，并造成7人死亡，經濟部長卡瓦略被迫辭職，總統德拉魯阿也旋即被迫下臺。此后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換了5位總統。2002年1月2日第5位總統杜阿爾德宣誓就職。面對比索貶值的強大壓力，杜阿爾德總統宣布放棄已實施11年之久的貨幣局制度。

阿根廷貨幣局制度的崩潰帶給人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貨幣局制度首先是一種極其嚴格的貨幣發行制度，這使阿根廷擺脫了多年來惡性通脹的困擾；同時，它又是一種極端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而為阿根廷貨幣建立起國際信譽，鼓勵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由于上述特點，它被梅內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貨幣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來穩定金融市場信心和爭取國際融資，以便繼續推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結構改革。然而，結構改革造成了生產與消費脫節、中小企業消失、失業工人增加、社會福利下降等內部失衡問題；在國際上又遭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下降。當內外失衡的沖擊同時出現時，貨幣局制度缺乏應對沖擊的靈活調整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喪失了經濟自我恢復的能力，結果只能借債度日。超級秘書網

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的失敗負責還是結構改革“葬送”了貨幣局制度？如果說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失敗負責，那就突出了貨幣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說結構改革應為貨幣局制度的崩潰負責，那就等于說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錯誤的。顯然這是一個規范判斷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面對國內結構改革應怎樣選擇它的匯率制度？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存在“三元悖論”，即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旨在達到下述3個目標：(1)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adjustment)；(2)匯率的穩定性(confidence)；(3)資本的完全流動性(liquidity)。而這3個目標從理論上講只能同時實現兩個，3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歷程中，三角形的3條邊所代表的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都曾經在現實中實施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雖然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貨幣局制度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實踐證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能力較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往往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資本外逃的壓力下過度貶值。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新晨

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建議是中肯的，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前者可使發展中國家具有更靈活的宏觀調控手段，后者則保證貿易與投資的穩定。在當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性極高的環境下，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貨幣制度組合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推行結構改革。長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取消資本管制和開放資本項目。新自由主義也宣稱取消管制和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有利于吸引外資，加快經濟增長。但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國際資本投機的攻擊，進而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就是例證。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問題上應慎之又慎，避免落入“華盛頓共識”的圈套。

[參考文獻]

1.宋曉平：《1997年阿根廷經濟進一步恢復并獲得快速增長》，載《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華：《論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困境》，載《國際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時學：《21世紀拉美經濟面臨的挑戰》，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曉平：《阿根廷經濟政治形勢述評》，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晉芳編譯：《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

第2篇

貨幣局制度的政策涵義及其困境

眾所周知，貨幣局制度有兩項基本原則：一是本國貨幣匯率釘住一種作為基準的外國貨幣，二是所發行的貨幣保證完全以外匯儲備作后盾。貨幣局制度的優勢主要在于相對穩定的匯率有助于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保持國際貿易的穩定發展。另外，一些通脹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則通過實行貨幣局制度來控制居高不下的惡性通脹，穩定幣值，恢復經濟。但與中央銀行制度相比，貨幣局制度有其自身的不足。一是政府不能控制貨幣發行量和利率，利率由基準貨幣發行國制定，貨幣總量取決于收支平衡及銀行體系中的貨幣乘數。因此，在制定貨幣信貸政策方面，貨幣局制度的自由度要比中央銀行制度小得多。二是政府不能利用匯率來調整外來因素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如進口價格的上漲，資本流通的轉移等），而只能調整國內的一些實際經濟變量（如工資、商品價格等），從而造成經濟的波動。三是正統的貨幣局制度不會像傳統的中央銀行制度那樣，通過向政府和商業銀行借款發放貨幣，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

阿根廷的《自由兌換法》把匯率固定為1比索兌換1美元，中央銀行用外匯、黃金和其他外國證券擔保每1比索的發行，保證兩種貨幣可自由兌換。因此，這是一種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自由兌換法》的實施抑制了惡性通脹，穩定了阿根廷經濟，投資和貿易的持續增加實現了1991～1994年的經濟連續增長。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年均-1.2%增至20世紀90年代的年均4%以上。然而，貨幣局制度本身的弊病不久就受到來自內外兩個方面的挑戰，使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

從外部看，國際環境的持續變化導致匯率高估。進入90年代，美國出現了戰后最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受美國緊縮銀根的影響，美元不斷升值；受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影響，阿根廷主要貿易伙伴國對美元的匯率都有較大幅度的上升（貶值），阿根廷比索對美元高估的情況日益嚴重，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但貨幣局制度不允許阿根廷通過調整匯率來改變國際收支狀況。

從內部看，由于國際收支逆差在貨幣局制度下對經濟產生的沖擊，需要通過對國內實質經濟變量的調整（如降低工資和物價等）來加以化解，然而，阿根廷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大大降低了其內部調整的能力。

梅內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造成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消失，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到1995年，勞動力中登記的“公開失業”率達到18.6%。由此可見，盡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最富的10%的人口得到國民總收入的28.2%，最窮的10%的人口只得到總收入的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指數已變成37.1%和1.6%。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于“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比重已升至20%。其結果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內的需求由非工資的高收入階層所決定，因而生產活動越來越重視高收入階層的需求，造成“關鍵性增長部門”主要生產“奢侈品”，因此，物價非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斷上升。顯然，國內的結構調整并沒有造就一個富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彈性的物價。換言之，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阿根廷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

貨幣局制度與債務危機

事實上，在經過1991～1994年的經濟增長后，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從1995年第2季度起，阿根廷經濟即出現了負增長。在貨幣局制度下，由于失去了貨幣政策手段，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又使政府難以通過國內緊縮來實現收支平衡，所以，當經濟出現衰退和失業率上升時，財政政策就成為阿根廷政府的惟一選擇。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結果是赤字不斷上升，加之受外部沖擊的影響，比索幣值被高估，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因此，通過舉借外債彌補赤字成為必然的政策選擇。

而要取得國外資金的支持必須制定嚴格的財政制度，保證獲得國內財政的盈余來償還債務。為此，梅內姆政府采取了減少以前用于諸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的公共開支的專門基金，增加稅收，舉借新債，延期償還債務，進一步出賣國有資產等措施。事實上，從梅內姆政府上臺推行結構調整計劃到1993年年底，阿根廷政府獲得的私有化收入達150億美元。1995年連任后，梅內姆政府進一步出售國有資產以融通資金，如對幾個核電站和許多省一級國營企業（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配電站等）實行私有化，阿根廷最大的幾家私人銀行也被外國銀行兼并和收購。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為可能，幾家最有名的國際投資評估公司明顯地降低了阿根廷投資風險系數，其結果是恢復了投資者的信心，增加了對阿根廷的投資。阿根廷政府得以維持《自由兌換法》確定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并在國際資本市場大量發行債券。從而在阿根廷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貨幣融通模式：通過私有化換取的資金維持貨幣局制度，通過維持貨幣局制度向國際社會舉借外債。這一模式會發生斷裂：當國有資產出售殆盡時，當積累的外債產生過高的風險時，將發生信用危機。

從1996年第2季度開始，阿根廷經濟恢復增長，但經濟恢復增長的背后卻是經濟結構的進一步惡化，經常項目赤字從1995年的24億美元擴大到1996年的40億美元，經濟逐漸滑入依靠發行債務拉動增長的軌道。更為嚴重的是，債務不斷積累也促使國內利率上升，貸款利率從1997年的9.24%上升到2000年的11.09%。一方面，融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國內投資，尤其使中小企業大受影響；另一方面，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日趨下降，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難以扭轉，導致惡性循環。隨著債務不斷增加，外匯儲備日益下降，阿根廷政府的信譽開始受到懷疑，國際投機者也接踵而至。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1999年巴西金融動蕩的外部沖擊的影響，阿根廷經濟再次步入衰退，1999～2000年財政赤字明顯增加，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債已達1400億美元。

2001年上半年，由于經濟惡化、稅收減少和債務纏身等多種原因，阿根廷政府實際上已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已在7月11日推出了“零財政赤字計劃”，即大幅度緊縮開支，削減工資和養老金，減少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及擴大稅源。計劃一出籠就遭到反對黨、工會及企業家組織的強烈反對，證券市場發生空前規模的動蕩，主要股票指數和公共債券價格暴跌，國家風險指數猛升至1700點以上，資金大量外流，國際儲備和銀行儲蓄嚴重下降，金融危機爆發。

貨幣局制度的最后崩潰及啟示

2001年8月，阿根廷金融危機進一步加深，資本市場幾近崩潰。8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阿根廷應急追加80億美元貸款，金融市場暫時趨于穩定，但作為交換條件，阿根廷承諾將嚴格執行“零財政赤字計劃”。此后，金融市場一直動蕩不安，市場普遍預期比索將貶值，人們排起長隊擠兌銀行存款。當10月底政府計劃與債權銀行談判重新安排1280億美元巨額債務的消息傳出后，金融市場再次出現劇烈動蕩。11月主要股指梅爾瓦指數下挫至200點左右；國家風險指數大幅飆升，很快突破4000點大關；政府發行的債券價格一路下滑；外資紛紛抽逃。據報道，僅11月30日1天，全國就有7億美元流往境外。由于阿根廷的預算赤字沒有達到以前確定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月拒絕向阿根廷提供13億美元的貸款。

此時的阿根廷政府可以說內無籌資良策，外無國際援助，面對洶涌而至的擠兌風潮，不得已于12月3日采取限制取款和限制外匯出境的最嚴厲緊急措施。這一措施一出臺，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政治沖突加劇。12月18日，反對經濟緊縮的游行變為一場暴亂，并造成7人死亡，經濟部長卡瓦略被迫辭職，總統德拉魯阿也旋即被迫下臺。此后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換了5位總統。2002年1月2日第5位總統杜阿爾德宣誓就職。面對比索貶值的強大壓力，杜阿爾德總統宣布放棄已實施11年之久的貨幣局制度。

阿根廷貨幣局制度的崩潰帶給人們的啟示是深刻的。

貨幣局制度首先是一種極其嚴格的貨幣發行制度，這使阿根廷擺脫了多年來惡性通脹的困擾；同時，它又是一種極端的固定匯率制度，從而為阿根廷貨幣建立起國際信譽，鼓勵了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由于上述特點，它被梅內姆政府用作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貨幣局制度在阿根廷更多地被用來穩定金融市場信心和爭取國際融資，以便繼續推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結構改革。然而，結構改革造成了生產與消費脫節、中小企業消失、失業工人增加、社會福利下降等內部失衡問題；在國際上又遭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出口下降。當內外失衡的沖擊同時出現時，貨幣局制度缺乏應對沖擊的靈活調整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由此造成阿根廷喪失了經濟自我恢復的能力，結果只能借債度日。

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的失敗負責還是結構改革“葬送”了貨幣局制度？如果說貨幣局制度應為結構改革失敗負責，那就突出了貨幣局制度的缺陷；而如果說結構改革應為貨幣局制度的崩潰負責，那就等于說阿根廷經濟改革的根本方向是錯誤的。顯然這是一個規范判斷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面對國內結構改革應怎樣選擇它的匯率制度？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國際貨幣體系存在“三元悖論”，即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旨在達到下述3個目標：(1)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adjustment)；(2)匯率的穩定性(confidence)；(3)資本的完全流動性(liquidity)。而這3個目標從理論上講只能同時實現兩個，3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在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歷程中，三角形的3條邊所代表的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都曾經在現實中實施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雖然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的穩定性不復存在。貨幣局制度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實踐證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因而西方發達國家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能力較大。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往往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資本外逃的壓力下過度貶值。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

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建議是中肯的，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前者可使發展中國家具有更靈活的宏觀調控手段，后者則保證貿易與投資的穩定。在當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性極高的環境下，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上述貨幣制度組合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推行結構改革。長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向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取消資本管制和開放資本項目。新自由主義也宣稱取消管制和允許資本自由流動有利于吸引外資，加快經濟增長。但事實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更容易遭受國際資本投機的攻擊，進而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就是例證。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問題上應慎之又慎，避免落入“華盛頓共識”的圈套。

【參考文獻】

1.宋曉平：《1997年阿根廷經濟進一步恢復并獲得快速增長》，載《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2期。

2.仇海華：《論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困境》，載《國際金融研究》1999年第6期。

3.江時學：《21世紀拉美經濟面臨的挑戰》，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

4.宋曉平：《阿根廷經濟政治形勢述評》，載《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2期。

5.牛晉芳編譯：《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

第3篇

制度非均衡是導致制度變遷的前提條件，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內在動機。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這種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兩點。

1.主體行為錯位。一般地說，國際貨幣制度包括國際儲備資產的確定、匯率制度的協調與國際收支的調節方式等幾個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西方國家的貨幣制度進入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期，但作為布雷頓森林時代標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卻依舊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究其來源實際上是二戰之后英美兩個大國在各自提出的“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斗爭的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大國利益。由于IMF殘存的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最后貸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機中開出一些不適當的“藥方”而備受世人的非議。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屬的制度，并且與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復合體相互作用。總之，經濟不只是市場機制，它還包括那些形成市場、構建市場和通過市場起作用或引導市場起作用的制度”（注：《簡明帕氏新經濟學辭典》第3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頓森林時代所謂的“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這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缺位具體表現在：

(1)在金融危機的援救過程中缺乏最后的貸款者。目前，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的跨國境流動加快，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標準全球統一和國家干預國際化。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銀行”，作為監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場的“警察”和扮演國際最后貸款者。而這樣的職責由IMF來承擔是困難的，不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進行國際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創新，難以防止貨幣危機的再次發生。

(2)迅速膨脹的國際資本市場缺乏國際監督和防險措施。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有銀行業的支持，使資本市場出現了所謂“高杠桿操作問題”；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長大大加快，而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使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實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險的工具演變成高風險的投資工具，金融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使金融監管相形失色；“信心”這類心理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大幅波動。

(3)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平穩的與金融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相匹配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機制。資本的全球化將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卷了進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對貨幣的自由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外匯儲備的選擇與管理上還不能適應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這一方面是國際資本運動非核心國與核心國之間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不銜接，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的不銜接，國際經濟金融組織與各國經濟制度的不銜接。金融的自由化進程過于迅速，出現了無序、波動過大和惡意投機以致破壞自由市場的趨勢。自由化進程已帶來三個問題：一是投機性成份超過投資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經濟的虛擬化發展到超過真實經濟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發展到發達國家失控、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

(4)對以對沖基金(HedgeFund)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缺乏必要的間接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投機炒家運用對沖基金這種高杠桿的金融銜生工具瘋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傳出的關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向國際15家大銀行融資35億美元以挽救險些倒閉的頹勢，反過來說明，對沖基金是有錢的游戲，它具有高回報，同時銀行向其貸款風險也是相當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過監管銀行來加強有關對沖基金的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提出征收資本交易稅的設想，也是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游資對各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

任何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作出的客觀選擇，現存的金融體制不是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所設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現行貨幣體系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它不能從根本上滿足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資金一體化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客觀要求，因此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產生制度需求，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適應外部環境客觀形勢的變化進行制度變革，另一方面是為填補制度缺位而進行制度創新。這種制度變革與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進或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1)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也曾起到過很大作用，但它在職能安排上已不適應新形勢變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干預的色彩太濃；二是在其貸款的份額、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系統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目前需進一步擴大其防范和支持當事國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協調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協助其克服國際收支的困難。(2)提高世界銀行在穩定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如讓世界銀行承擔部分化解受害國金融風險的支持功能；發揮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加強對遭受危機襲擊的國家實施資金援助。(3)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建立一個最后貸款人，來避免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IMF難以擔當最后貸款人的重責，我們傾向于建立一個諸如“世界金融組織”(WFO)的機構，制定新的規則和宗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平等參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規范國際金融市場行為。(4)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提高國際金融預防風險的能力，為IMF或其它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基礎性材料，向有關成員國發出金融風險的預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度。許多國家由于銀行管理不善，引發金融過度風險；或由于銀行財務狀況信息不透明，延誤發現和解決風險的時機；或由于監督機構不獨立，使制定的監督制度不能實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構已成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1999年初，由七個發達國與十五個新興國家組成的盟國金融小組商討制訂“財政透明度行為準則”、“公布數據的特殊標準”和“公司管理行為準則”等，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并實行金融監管。(2)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管理。對沖基金是有錢人的游戲，集中大筆資金利用匯市、股市和期貨期權市場進行“立體投機炒作”，給一國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力。喬治·索羅斯認為：“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一體化帶來的龐大資本，超越國際的無原則的移動。”對沖基金以及其它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是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對銀行的跨境監督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需要提及的是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高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參加國際經濟協調。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為地區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地位會越來越高，并將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國在新的貨幣體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選擇是：一方面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們可借鑒歐盟的做法，先在區域內協調，在東亞范圍內用同一聲音說話，憑借其整體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這樣就有可能使歐美接受中國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造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總之，國際貨幣體系是規范各國間貨幣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創新的特殊利益分配，這其中包含了制度變遷主導型國家對他國的部分權力控制。如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大受“鑄造稅”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在二戰后獨霸西方社會的戰略企圖在經濟領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經濟實力相對懸殊，大量發展中國家要求變革國際貨幣制度的愿望最為強烈，是制度變遷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無力承擔制度創新的責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給。但同時美國在全球社會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又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來實施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實際上是一種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政府是決定制度供給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產品，無人提供制度供給，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潛能，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具有特別作用。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今天，象二戰之后單純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國際社會的多邊協商與外交力量的制衡，這其中發展中國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與日元的崛起，將與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單一國際貨幣的最終目標也會越來越遙遠。儲備貨幣的確定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而對儲備貨幣的所在國來講又意味著極大的制度創新的優勢。美國、歐盟與日本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有著強烈的制度創新的意愿，紛紛提出有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構建框架的設想，從實力比較，因此美國、歐盟與日本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制度的邊際成本，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邊際的和局部的，這也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與漫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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