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貿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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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2005年6月11日，中歐雙方就解決近期紡織品貿易爭端最終達成協議，避免了雙邊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但美紡織業不買中歐模式的賬，美國“夕陽產業”的代表組織美國紡織業制造商協會認為，在美中兩國解決紡織品貿易問題之前，它們會不斷要求政府對更多的中國進口紡織品設限。截至8月31日晚，由于中美在紡織品糾紛問題上的立場依然相距甚遠，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美第四輪北京磋商無果而終。
眾所周知，紡織業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是“夕陽產業”，由此，我們不禁想起了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以產品生命周期中各階段生產區位的變化來解釋國際產業轉移現象。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做出的決策。維農把一種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創新、成熟和衰退三個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階段，即技術創新時期，由于產品需求彈性較小，成本差異對企業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不大，因此，產品生產一般集中在國內，國外市場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滿足。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二階段，產品技術逐漸成熟，國內外對產品的需求隨之擴大，產品價格彈性增加，對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時，產品的樣型已經穩定，仿制開始，技術優勢弱化。由于競爭對手出現以及擔心喪失國外市場，企業紛紛將生產轉移到國外，投資地區一般選在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與母國相近的地區。第三個階段是產品的衰退階段，此時，產品已完全標準化，企業的技術優勢喪失殆盡，產品競爭圍繞著價格展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因而，企業該階段的產業轉移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維農認為，在產品衰退階段，企業的壟斷或寡占地位已不復存在，企業之間的競爭基礎是價格和成本。這時企業最關心的是尋找成本低的產品生產區位，于是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跨國公司選擇的最佳生產區位。他認為，那些生產過程需要大量勞動投入的標準化產品最有可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這些產品或是運往國內供應國內市場或是銷往其他國家。
總體而言，紡織業是歐盟國家和美國的傳統優勢產業之一。在上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歐洲和美國無論是在紡織品的生產和貿易上，還是在技術和工藝的創新上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紡織業又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歐美的勞動力成本高，已喪失了價格成本的競爭優勢，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達國家應該將該產業轉移出去以獲得比較優勢。但是，歐盟和美國的紡織業仍然存在，是一個強勢的“夕陽產業”，而且還常常就此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大有重新將該產業轉回來之勢。這就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產品第三階段理論”相矛盾了。仔細想想，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第三階段理論”除了包括“眾廠商相對而言是競爭的，不是寡占或壟斷的”這個假設外，還應包括這樣的條件。那就是（1）發達國家在“原來產業”的衰退階段，已經開始了新產品的研制和投產，并且必須和“夕陽產業”的生產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完成。（注意：“夕陽產業”是“原來產業”轉移一部分后所剩下的部分）。（2）發達國家新產品所創造的新的市場需求，和剩余的夕陽產品所創造的剩余市場需求之和必須大于“原來產品”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否則發達國家會吃虧的。用公式表示就是：D1+D2>D3（D1表示新產業的市場需求，D2表示夕陽產業的市場需求，D3表示原來產業的市場需求）。從這個模型我們可以分析，如果D3足夠大，當D1一定時，D2也較大。如果此時將產業全部轉移，也就是D2=0，那么就會出現等式左邊<等式右邊，這樣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會縮小，他們就會吃虧。（3）在混合經濟的今天，夕陽產業的轉移必須考慮政府的因素。如果這三個條件不同時具備，在產品的衰退階段，發達國家的產業不會輕易轉移出去。
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轉移產業不僅考慮成本，也考慮了以上所說的三個條件。這就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和歐美紡織品貿易的爭端，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并不矛盾。首先，第一個條件很容易理解，如果新產業和夕陽產業不是時間上充分繼起，空間上充分并存，也就是還沒有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或沒有充分調整，那么產業的轉移就不可能充分進行。根據紡織業的規模和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歐盟成員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組。第一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紡織業已基本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家，包括德國、荷蘭、英國、瑞典、丹麥、芬蘭等，也是此次不支持甚至反對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的國家。第二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的紡織品生產大國，產業結構還來不及充分調整，主要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是此次要求限制中國紡織品的呼聲最高的國家。第三組是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一些新入盟國家。這組國家又可以細分為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在內的紡織品生產大國，以及波羅的海的紡織品生產小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較低，其紡織業的優勢也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上。這組國家對中國紡織品“沖擊”的體會非常真切，自然會站到支持歐盟設限的陣營中去。其次，我們來看第二個條件。歐美紡織業之所以是強勢的“夕陽產業”，是因為等式右邊的D3足夠大，故D2還具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這時發達國家企業會先考慮市場需求，而成本價格劣勢就通過政府來尋求保護。在美國，日益衰落的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汽車工業，該產業的工業增加值高于汽車工業。50年代末，紡織業的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4%，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產值的5．6%。雖然紡織業已難以再稱得上是歐盟的優勢產業，但是它對于歐盟經濟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目前，紡織業產值約占歐盟工業總產值的4%，歐盟仍是世界第二大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國。因此，紡織業和服裝業一直是歐美等國家重要的工業部門。原因就在于D3足夠大，所以D2也很大。再次，在如今混合經濟的時代，國家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而充分就業政策是所有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第一個頭等大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能夠大規模的吸納就業人員，所以發達國家是不肯輕易丟掉這個重要的夕陽產業。在美國，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就業人員的數量高于汽車工業，20世紀50年代末，紡織業的就業就占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6%，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就業人數的10．6%。在歐盟，紡織業就業人數占歐盟制造業的7%，這樣的產業發達國家怎么能舍得放棄。
因此，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有它存在的條件，中國和歐美的紡織品貿易爭端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現象，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可以對他進行解釋。可以想象，只要”夕陽產業”市場需求大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發達國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必然會尋求政府去彌補他們的成本和價格上的劣勢。我們只有抓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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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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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對九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形勢，各方面的預計是總趨勢仍是增長狀態。其中工業發達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可達3%左右，發展中國家年增長率將在4%以上。有關資料表明，世界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帶動世界紡織品貿易擴大1.5個百分點。這就是說九十年代從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大環境來看，中國紡織品出口面對的是相對景氣的市場，其容量每年至少擴大3%左右。但問題是，國際市場容量擴大，并不意味著我們能夠按照原有市場比例去填補新增部分，能否繼續擴大紡織品出口將主要取決于我們的競爭實力。那么近年我國紡織品出口又具有哪些特點呢?筆者歸納為5點:
1.1深加工出口比重不斷增加，出口逐漸由數量型向質量型、高附加值方向轉化。
表1的有關數據資料表明，1992年一1993年中服裝出口的增長率高于紡織品的增長率，1994年服裝出口增長幅度雖略低于紡織品的出口增長幅度，但其出口仍占總出口額的66.7%。這主要是由于目前原料價格急劇上漲，工資優勢削弱、紡織初級產品的比較效益下降所致。
另據日本化學纖維協會稱，1994年日本從中國進口服裝增長30%，高達81億美元。毫無疑問，服裝出口占整個纖維制品出口的比例日益增長，是產品的附加值增高、加工深度延長的表現。但是從出口的服裝來看，我國服裝價格依然較低，仍是一種數量型、資源型的深加工，是憑借服裝出口數量的大量增加而使出口額增加，而不是通過單件服裝的價格提高。
1.2出口產品的原料結構仍以天然纖維產品為主
從出口的紗線來看，1994年共出口28.05萬噸，其中棉紗線出口達19.49萬噸，占69.5%;亞麻與竺麻紗出口6.14萬噸，占21‘9%;合成短纖與棉混紡紗線出口2.42萬噸，僅占8.6%。而出口織物中，棉織物的出口約占總出口的一半以上。
我國是世界上幾大產棉國之一，并且盛產絲、麻等天然紡織纖維。由于我國在化纖生產方面還處于落后地位，因此出口產品的原料結構以天然纖維為主這一局面可能還要維持相當的一段時期。
1.3直接出口的比重沒有太大增加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纖維制品出口的國家(地區)中日本一直占據第二位，香港是第一位。1994年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總額中對日出口額為73.82億美元，占20.8%;對香港出口額為124.51億美元，占35.0%。中國產品通過香港間接進人其他國家的比重相當大。九七年中國后，可以預見我國對其他國家的紡織品直接出口會增大。
1.4以量取勝的根本格局沒有變化
以梭織服裝為例，梭織服裝94年出口金額142.68億美元，比93年增長30.2%，出口量比93年增加15.1%，而單位產品價格僅增長13.1%。這表明我國出口的紡織產品質量、檔次和技術含量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以量取勝的根本格局仍沒有較大變化。中國現正對紡織業的不合理結構進行調整，希望改變以量取勝，產品競爭靠低價的形勢。如果這種格局能得以改變，將大大加強中國紡織產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為重振紡織工業奠定基礎。
1.5原料緊缺限制了中國紡織產品的出口
近年由于棉、麻、絲等原料的供不應求導致紡織業需用的原料價格上漲，單位數量出口價格下降，這給企業的生產帶來極大困難，很多紡織企業被迫停產待料，從而使紡織產品出口受到很大影響。1995年原棉價格開始有所回落，這種緊張狀況才稍稍得以緩解。中國對日本紡織產品的出口同樣具有以上特點，并且在近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
2日本紡織現狀
從發達國家工業化歷程來看，各國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其紡織業也大都經歷了幼稚期、發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過程。日本紡織業也不例外，其紡織業已進人衰退期，可謂夕陽產業，無論怎樣予以保護，它的消亡只是個時間問題，而中國的紡織業則正處于興盛時期，兩國若能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那么在經濟上的互補優勢將會進一步得到發揮。目前，紡織產業在日本產業中的比率正在逐漸縮小，其現有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具有專業化程度高，生產規模小，生產周期短，快速交貨等特點，生產產品多屬于高檔紡織品。
日本是一個經濟增長率及個人消費支出大的國家。根據經濟學上的觀點:當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高后，個人用于食物方面的消費所占的比重會大大降低，而用于衣著、娛樂的費用則會增加。日本自經濟飛速增長以來，其國民的人均纖維消費量在逐年上漲，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產業用紡織品、裝飾用紡織品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可見，日本市場對紡織產品的需求量還是相當大的，其對紡織品的需求呈現以下特點:(1)成衣需求量大，且追求高檔名牌服裝;(2)時裝周期逐步縮短，款式更新速度快;(3)由于總體購買力的上升，對價格便宜的中、低檔貨需求也將上升，物美價廉的商品仍表現出較強的吸引力;(4)日本對進口成衣沒有限額限制，吸引了眾多制衣廠商進軍其市場，以實現貨源地多元化的目標;(5)日本制衣業取代進口的能力不強，大量原料型產品仍需進口。另外，日本商家獲信息快且準確。
3、中國要進一步大幅度提高對日紡織品出口額將困難重重。
1993年日本紡織產品進口2萬億日元的總額中，中國的比重高達42%，金額為8470億日元。日本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家，歷來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濃厚，中國紡織產品對日出口的激增長，使日紡織業受到很大沖擊，鑒于此，日本通產省1994年12月5日生效一份《關于制定紡織品保障措施的手續問題》的提案，規定了動用MFA保障條款保護日本紡織業的具體操作手續，首當其沖的對象就是中國。如果日本只對中國設限，那么其他國家就會利用此機會搶占日本市場。因此，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情況不容樂觀。
日本現正實行貨源地多元化的政策，使其對某一國的進口都不至于完全占領該國的市場，而近幾年中國紡織品已占日進口紡織品數的一半左右。加之，日本市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如:高標準測試要求;分銷渠道復雜及一些強大的工業聯盟等等，這一切都使中國對日出口紡織的難度加大了。當日本的人均纖維消費水平達到飽和之后，其國民的消費就會轉向其它領域，到那時中國要再想提高對日出口量將會更加艱難。
從以上幾方面的情況分析看，近期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不利因素多于有利因素，但是通過雙方加強合作，共同開發新領域，兩國貿易前景仍是美好的。那么近期中日紡織品貿易具有怎樣的發展趨勢呢?我們認為有以下幾點:(1)中國對日紡織品出口總額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甚至可能會有所減少;(2)中國對日出口成衣比重會逐年增加，紡織品生產原料仍然以天然纖維為主;(3)日本在1997年以前，將保持我國紡織品出口主銷市場的第二位，1997年中國后，可望成為我國最大的紡織產品出口國家;(4)中國紡織品在日本市場所占份額比前兩年有可能減少;(5)中國從日本進口的紡織品化纖原料將進一步增加。
隨著南亞和東盟各國紡織業的興起，中國紡織業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保持原有的市場份額，將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建議應采取以下對策:(l)中國紡織工業出口企業應該加強市場多元化戰略，以免一國設限，就造成嚴重影響;(2)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應朝高附加值、深加工的服裝業進軍;(3)切實落實外貿部門的各項規章制度，針對日本可能提出的關于限制紡織品進口的雙邊磋商，采取靈活的應對策略;(4)九十年代，按照國際紡織品出口發展規律，我國紡織品出口已進人成熟期，而且現階段紡織工業作為出口支柱產業為國家積累外匯資金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因此，國家還應大力扶持紡織工業，促進出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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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論文關鍵詞：貿易摩擦;保護貿易政策;綜合競爭力
一、美國為什么對我國出口紡織品頻頻發難
(一)導致紡織品貿易摩擦的國外因素 第一，美國借對中國紡織品的制裁緩解貿易逆差及失業壓力。長期以來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使得美國國內許多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頗為不滿，他們聲稱中美貿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損美國利益因而應對我國輸美產品予以設限。而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又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產品為主，因此當美國以縮小貿易逆差為理由而采取保護性貿易政策時，作為我國出口重頭的紡織品自然是首當其沖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額劇增。美國卻認為是低價進口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工人的失業，盡管事實證明美國國內失業率與貿易逆差之間并無直接聯系，但美國政府則聲稱鑒于“公平”起見，須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紡織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為美國紡織品的主要進口國，我國的進口紡織品成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替罪羊”。
第二，美國對WTO體系下的特保條款和非市場經濟條款肆意濫用。根據中國加入WTO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中國加入WTO工作報告書》中做出的承諾，如果世貿組織成員在確定原產于中國的紡織品由于市場擾亂、威脅和阻礙這些產品的有序發展的話，在與中國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則可對中國的出口紡織品進行限制，而由于相關文件中對于“市場擾亂”及“威脅、阻礙相關產品的有序發展”的標準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美國則擅自將此標準當作“自由裁量權”而加以濫用，對我國的進口紡織品肆意制裁。 在對于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確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場經濟條款規定，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界定價格要低于市場經濟國家，這也意味著從2008年特保條款到期到2016年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有效期結束的八年間，反傾銷與反補將成為美國限制我國紡織品進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國出口紡織業的弊端
第一，出口紡織品同質化嚴重，單位創匯額低。我國出口紡織品多年以來主要有中低檔產品構成，因此在國際市場上難免要走低價競爭的道路，從而給了進口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以可乘之機。產品范圍的狹窄、營銷路徑單一使得我國紡織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額巨大，損失慘重。 另外，與我國其他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一樣，我國的出口紡織品也有技術附加值與品牌價值低的通病，大多數出口紡織品都是國外品牌的貼牌、定牌生產，只能賺取不到10%的加工費，而自主出口產品質量差，檔次低，雖然出口量大，但價值低廉，創匯少。
第二，我國的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是導致我國出口紡織品在美國頻頻遭遇特保調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已成為進口方對我國紡織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立將對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解決乃至化解與其他進口國的貿易摩擦都意義重大，這也是我國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項艱巨任務。
第三，出口紡織品行業協會調控能力欠缺。在對美國出口中頻頻遭與特保與反傾銷調查中，我國紡織品行業協會責無旁貸。紡織品出口量增長失控，出口價格失調，在貿易風險之前缺乏相關的預警信息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職能上的不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相比，我國的行業協會起步較晚，機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國行業協會的雙重管理體制即所謂“半官半民”性，使其社會職能不明確，而且我國缺乏與行業協會職權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的活動范圍受限，執行力度欠缺，從而無法實現對出口紡織企業有效的宏觀協調作用。
二、我國紡織品出口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挑戰
第一，從根本上改變增長方式，從量的優勢轉向以質取勝。要想讓我國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真正站穩腳跟的關鍵在于“質”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紡織品質量與品牌價值，提高高檔產品在出口紡織品中的比例，從而增加單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潤，讓種種保護貿易政策無從下手。針對當前我國出口紡織品中貼牌生產比例大，且國內品牌價值低、數量少的現狀，政府部門及行 業協會應當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行業結構進行根本上的結構調整，從生產和定價兩方面著手對行業結構進行整治。在出口紡織品的生產方面執行統一嚴格的質量標準，尤其在安全與衛生標準方面向西方主流標準看齊，建立完善的監管體制;在定價方面，必須理順當前低價競爭的價格體制，通過引入相關的最低工資制度、勞保制度、稅收制度等將出口產品價格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在紡織行業內形成定價策略高度統一的“卡特爾”，對個別企業在貿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個人行為”堅決予以杜絕，這樣才能夠保證在長期中所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國出口紡織品在海外市場能夠穩據一席之地，品牌戰略是我國紡織行業的必經之路，我國應通過技術與資金支持在紡織企業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業，通過過硬的質量和高端定價以及一系列完善的營銷網絡在進口國確立起鞏固的市場地位，扭轉國際市場上中國紡織品以往粗制廉價的形象。
第二，做好應對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準備。但隨著2008年特保條款得到期，反傾銷將成為許多進口國尤其是美國制約我國紡織品進口的利器，并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逐漸被認可，針對我出口紡織品的反補貼調查也很可能會有增多的趨勢。面對可能到來的紡織品反傾銷浪潮，除了要對出口紡織行業中的價格體系進行整改以外，紡織企業的產權制度也需要得到進一步的理順，根據歐美的反傾銷法，對于傾銷的界定取決于一國政府在資源分配和定價中所起作用程度。產權不明晰是當前我國眾多國有企業的通病，因而許多大型國有紡織企業須加快股份制改革的步伐，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前提下，有效地從機制上切斷產權上的政企關聯，為反傾銷的應對打好基礎。而與反傾銷相比，我國紡織企業對反補貼似乎更為陌生，在應對反補貼方面的人才相當匱乏，相關立法也欠完善，因而當務之急是在紡織行業內大力普及WTO框架下關于補貼與反補貼的法律法規，并盡快在國內培養起一批我們自己的反補貼應訴人才，盡快熟悉與適應國際反補貼應訴規則，為反傾銷應訴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從單一的出口貿易向全球化經營轉變。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貿易體系中區域貿易協定的比例急劇增長，據統計，2005年在自由貿易協定之下的優惠貿易已占到總貿易的一半以上，與此同時，跨區域的雙邊貿易協定也有所增加，這些都對紡織品貿易有著深刻的影響。區域貿易的一體化對我國這樣在紡織品貿易領域具有全球化競爭優勢的國家是不利的，區域貿易組織的內部貿易對我國紡織品在這些地區的出口會產生巨大的貿易轉移作用，因而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中，應當以合作貿易形式取代單一的出口貿易，通過海外生產及加工貿易的方式繞開區域貿易壁壘，從而利用其內部貿易的優惠安排增大在這些地區的貿易額。
三、結語
伴隨著中國紡織品出口走過了一段布滿荊棘的道路后，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僅僅依靠低廉的價格和大量的銷售額已經很難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了，紡織品貿易競爭的關鍵所在已經不在于誰掌握有低成本的勞動力，而在于生產中的專有技術、高質量高品位的產品、完善的營銷網絡和良好的信譽、服務等等。另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貿易集團化的浪潮下，僅僅靠一國國內的生產和出口來占據海外市場的難度越來越大了，要想最大限度的避開貿易壁壘、降低成本賺取利潤，就得本著“大市場”的理念在廣泛地參與各個領域的國際分工與合作，而這些都是新時期國際貿易中綜合競爭力的體現。中美紡織貿易爭端暴露了我國紡織品出口的軟肋，也讓我們意識到要想成為在國際紡織品市場上穩若磐石的貿易強國，提高出口紡織業的綜合競爭力是必經之路，也是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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