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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