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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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廬山文化遺產主要分為有形物質文化遺產和無形物質文化遺產。無形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表達、民間科技、社會習俗、認識記錄幾個方面。有形物質文化遺產中又包括：遺址遺跡、建筑物、紀念性景觀、地方土特產品、文獻與遺物幾方面，具體有形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如下：廬山遺址遺跡中包括古人類生活遺址（如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遺址）、軍事遺址、古戰場（如廬山植物園內的日軍轟炸彈坑）等。建筑物有宗教廟堂（如東林寺、羅漢寺、白龍壇、廣佛寺、天王廟、太乙宮等一百多個）、佛塔（如舍利塔、天池塔、普超塔等十幾個）、碑林（如白鹿洞碑刻等六處）、歷史建筑小品（如琵琶亭、靜觀亭等幾十處）、傳統建筑（如匡廬詩社等）、橋梁（華封橋等十多處）、近現代建筑（如波黎公館等十多處）等。紀念性景觀包括洞穴（如蓮花洞等十多處）、泉（如墨仙泉等十多處）、水井（如金井、修井煉丹井）、巖石（如劉仙石等）、潭池（如出木池等十多處）等。地方土特產品包括菜品飲食（如石魚、云霧茶、石雞、石耳）、手工藝品（如星子金星硯）等。文獻與遺物包括古舊圖書資料（《廬山志》等）、宗教典籍（《華嚴經》等）、書畫（五百羅漢圖、唐伯虎《廬山圖》等）。

2廬山文化遺產保護

2.1廬山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問題

2.1.1法律不健全。雖然2006年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說明了我國更加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可是仍然沒有達到法律高度。另外關于江西省下達的關于文物保護的文件，沒有制定詳細的符合當地現狀和地方特點的措施，《廬山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內也沒有具體指出文化遺產的損壞懲罰及處理辦法。

2.1.2管理體制混亂。從古至今，廬山在直屬管轄范圍方面一直比較混亂，近代以來，前前后后調整多達20次。“一山多治”的尷尬局面，把廬山從一個整體變得支離破碎，導致資源浪費，并且損害了人們對廬山的地理認知。

2.1.3人口壓力問題。山上常住人口，加上外來人口和游客，給廬山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且人們的遺產保護意識薄弱，使得資源上的損耗及環境污染等方面都不容小視。廬山周邊區域的城市化發展也在逐年提高，山上和周邊人口數量帶來的壓力已經非常之大，人們生活用地比如農田菜地的開墾，工業上工廠的建立及污染物的排放都不同程度地給廬山自然生態系統帶來了負面影響。

2.1.4旅游業的影響。旅游雖然在很多方面能為城市帶來很大的正面影響，但是旅游業對于文化遺產的負面影響也不容輕視，游客對于文物的直接破壞表現在：攀爬拍照、亂寫亂涂鴉亂刻字、亂扔垃圾、折損植物等等方面；間接破壞表現在：汽車尾氣污染、白色污染、水污染以及生態環境平衡被打破等。

2.1.5自然因素影響。如2005年9月受臺風影響，廬山出現百年難得一遇的大暴雨，使得多處景點遭到洪水、泥石流的破壞。對于自然界來說一些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如風化現象、微生物的生長、溫度的變化、風雨、濕度等等，但對于文化遺產而言可能是慢性毒藥。

2.2廬山文化遺產保護措施

針對上面談到的關于遺產保護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可以考慮以下幾個對策：

2.2.1普查文化遺產。關于廬山世界文化遺產普查，是由主管部門組織對廬山的文化遺產資源進行一次全面的大調查運動。這樣不僅能系統地認知，更可能深入發掘一些未知的文化遺產，甚至還能更加詳細地獲悉每個資源每件遺產的說明，統籌規劃，查漏補缺。廬山遺產種類繁多，這樣能使我們對它有一個通透的了解。

2.2.2完善法律法規。關于這點，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國外比較成功的案例。比如意大利，一直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早就頒布了許多法令來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這是我們不得不認真學習。從專業的角度來說，立法體系包括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兩方面問題。首先國家層面上，我國對于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的法律體系相對落后，至今連一套完整的“國家文化遺產登錄法”都沒有定制。其次在地方層面上，可效仿四川省頒布的《四川省世界遺產保護條例》，針對廬山區，江西省也可頒布類似“江西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等法規，對廬山風景區的所有文化遺產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保護。

2.2.3平衡各主體利益。文化遺產保護中利益相關群體很多，從政府各部門到當地居民、企業、個體經營戶、游客等等，都是風景名勝區的利益關系者。各利益主體所關注的問題不同，他們有的注重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有的是關注旅游業帶來的利潤最大化，有的是關注自然風光，如何權衡各關系之間與文化遺產的利益關系，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

2.2.4優化管理體制。廬山的管理是“一山多治”的混亂局面，必須統籌規劃。從上級到下級系統的管理，從大局出發，摒棄私念，加大政府部門的管理力度，多方配合，一起共同創建一個符合我國國情和廬山風景區現狀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及體系，是當下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2.2.5研究保護技術。不光是從立法和管理體制上說，我們還應加強技術層面上的保護措施。技術保護的話我們主要從以下幾點考慮：首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利用教育資源優勢，多方位培養考古學、博物館學、文物保護科技學科專業人才；其次要運用傳統保護技術的同時開發新型現代的保護技術，比如在遺產保存方面互聯網、3D立體模型、數字圖像技術等等。

3結論

第2篇

即使在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已經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后，保護作為一種有專門人員從事的職業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國際博物館藏品保護學會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護工作者，主要修復博物館中的歷史性、藝術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發表后，1965年國際古遺址理事會（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遺產才正式得到獨立機構與專業人員的關注。隨后相關國際機構紛紛成立，為人才集聚和保護理念快速發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遺產類型和范圍也更加豐富起來：1931年《雅典》頒發時，所針對的是歷史紀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則為紀念物和遺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時，則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類別。1976年的《內羅畢建議》提出了歷史地區（historicareas）的概念，認為“歷史地區及其周邊應被視為不可替代的世界遺產的組成部分。”1987年《華盛頓》將關注點落在了歷史城鎮與城市地區（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遺產體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觀（culturallandscape）這一獨立于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新類型，強調文化與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現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維也納備忘錄》中提出的城市歷史景觀（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國自1987年第一次申報世界遺產以來，一直追隨響應國際保護理念并積極探索其在本土的適用性。國際上研究組織和專業人員的出現與世界遺產體系的形成無疑極大的推動了對更多類型文化遺產的認知，是人類有史以來遺產認知擴展最為迅速的幾十年。

2.城市遺產

近幾十年來，遺產認知的進步大多源于世界遺產的框架，其擴展卻并不局限于世界遺產，一個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遺產”的擴展。城市歷史景觀的概念是在世界遺產的語境中產生出來，并被認為是同樣適用于任何遺產的周邊地區及文脈的。“城市遺產（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為“城市歷史景觀”的關注對象逐漸產生的。顧名思義，城市遺產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環境中的遺產，有時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維也納“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上城市歷史景觀概念首次提出時，其對象還集中于世界遺產中的歷史城市類型，或市區內擁有建筑類世界遺產的城市，因為當時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護的核心區域周邊的高層或超高層新建筑對遺產地本體視覺上的重大影響，重點關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處理這些城市中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的關系。然而在城市歷史景觀框架下，變化逐漸被接納為傳統，在相關認知深化與研究開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歷史景觀的預備研究書發表時，“城市遺產”已經開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遺產”而成為其核心表述。2011年《關于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發表時則更加明確指出，城市歷史景觀的保護對象是所有的“城市遺產”，保護城市遺產的理念至此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我國，阮儀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遺產的保護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則要堅守，即真實性、整體性、可讀性、可持續性，雖然彼時城市遺產的含義尚未有十分明確的共識，這些原則仍然不失為很先進的認識。實踐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實例為榜樣，很多擁有一定歷史資源的城市爭相效仿，后來到城市遺產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當初建筑被納入文化遺產的范圍，城市遺產理念的產生是文化遺產在空間層面的認知歷史上又一次重要擴展，同時，也是人們嘗試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介入城市規劃與設計問題的一次特別嘗試。綜上，相比于世界遺產，城市遺產強調的是在城市中較為普通的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以至于更大范圍的城市歷史景觀所構成的整體性價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價值，但確為歷史城市的有機構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遺產也因此被納入保護的范疇，體現了保護工作的廣泛性、完整性，甚至遺產本身的平民性。

3.小結

第3篇

1.綜合性的體制管理模式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在保護管理體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綜合性組織模式。其中，歷史蘇格蘭（HistoricScotland）是蘇格蘭政府的執行機構，6代表蘇格蘭部長7對蘇格蘭的歷史環境進行相關的宣傳、推廣及保護活動。它不僅負責蘇格蘭所有的世界遺產地管理，同時也負責與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相應的政策法規的制定與實施。愛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國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負責規劃開發、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監督和協調各種遺產保護，頒布城市范圍內建筑遺產以及世界遺產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機構內部有專門的世界遺產官員來處理與世界遺產相關的各項事務，并在進行城市規劃系統的審批階段起到關鍵的作用。8這兩者作為主導，負責了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宏觀層面的政策法規與大部分資金撥款。同時，愛丁堡老城新城還設有相對獨立和專業的咨詢執行機構愛丁堡世界遺產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為第三方中介，專門處理與世界遺產保護管理有關的具體性事務，其與行政機構的緊密聯系，內部以職業專家學者為核心組建技術團隊，確保可以對各項保護管理項目提供經費保障和實際的技術支持，同時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專業經驗而對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工作造成負面影響。此外，還有科本協會（CockburnAssociation）10、蘇格蘭建筑遺產協會（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蘇格蘭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蘇格蘭國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間社團組織，共同對愛丁堡老城新城進行重要的監督、教育和推廣作用。這種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專家咨詢機構、民間私人團體同時參與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運作體系模式范圍廣泛、執行嚴格，且較為完善，確保了在愛丁堡老城新城保護管理過程中的相對開放性、科學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體的法律保護體系愛丁堡十分重視在規劃系統和調控方面對老城新城的建筑、歷史環境進行嚴格保護管理。其規劃政策法令、古跡保護法令、歷史環境政策條例主要來自國家、區域、地方三個不同的層級。在國家宏觀層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作為區域和地方的規劃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與鄉村規劃法（》蘇格蘭（）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規劃法》（蘇格蘭）（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專門針對單體建筑、紀念物以及具有獨特考古和歷史價值地區的保護法律《1997年規劃（登錄建筑物及保護區）法令》（蘇格蘭）（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跡及考古地區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蘇格蘭歷史環境保護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導文件《蘇格蘭歷史環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蘇格蘭政府在土地利用規劃方面的政策法規《蘇格蘭規劃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區域層面的法律法規主要有：《發展規劃》（TheDevelopmentPlan）、《愛丁堡與洛錫安區結構規劃》（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與蘇格蘭政府國家、區域政策法令相比，由愛丁堡市政府頒布實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規則更為詳細，如《愛丁堡城市地方規劃》（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愛丁堡保護區特色評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們十分有效地對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建筑以及整體景觀環境進行保護，同時也更具有實際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見，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從國家、區域、城市的不同層面，構成相當完善具體的法律保護體系，從根本上保證對世界遺產地建筑環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護，法律內容較為細致、規范，并且具有量化標準，例如，在《規劃法》中，不但明確規定了列入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四個要素“必須具有建筑學價值、歷史學價值、普遍價值和與國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時間相關”，而且還細分了相關的時間標準，因此具有很強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均將文化遺產納入城市規劃的范疇，通過對規劃開發進行評估控制，來防止對區域內的歷史文化遺產造成破壞，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地加以學習。此外，在其法律法規中“保護區”的特色評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鑒性，目前愛丁堡共有39個保護區，其中的中世紀舊城保護區、喬治亞新城保護區、迪恩村莊保護區（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護區（WestEnd）構成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區域的大部分，對愛丁堡世界遺產地提供了較為完整的保護。一旦世界遺產地內有新開發項目進行申請，保護區的特色評估就可以與現有法定規劃政策，具體導則以及特定場地的發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來嚴格評估和控制新項目對保護區特色和形象所產生的影響，同時也對遺產地規劃政策以及開發控制決定的建議提供了合理的基礎。

3多元化的保護方法策略在完善的體制安排與法律體系基礎上，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地還通過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積極保護老城新城的歷史建筑及景觀環境，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和遺產地投資、旅游環境，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可持續發展尋求更大的空間。為了復興世界文化遺產地的的歷史價值和提高公共空間景觀環境品質，愛丁堡進行了“首都街道”計劃（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遺產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廣場環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圖2）。愛丁堡還進行了店面標志和廣告視覺景觀控制的項目嘗試，即在愛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區域范圍內，所有新店鋪采用的標志都需要得到蘇格蘭政府的規劃審批許可，而原有店鋪如果會對保護區的特色和形象產生明顯的破壞，政府也能夠要求其進行去除。同時，愛丁堡也十分注重處理好城市建設發展和文物遺產保護之間的關系，取得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共贏。目前，愛丁堡老城新城中約有75%的建筑為A，B，C級登錄建筑，相關政策法規的實施以及職業保護專家提供的建議保證了眾多法定登錄建筑在單體結構、建筑環境、庭院、建筑室內等方面進行整體性保護。18為確保保護工作與新建筑建設之間的協調共生，相關政策從原先登陸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續原建筑的設計功能”為主導過渡到以持續合理發展為標準的改建方式，改建中應盡量減少變化，并適應新的抗震、防火、衛生、結構規范等建筑標準，符合無障礙設計標準，使建筑利用在較長的時間跨度內具有適應性。在老城區，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歷史文脈的原則下，采用新技術、材料、建筑語匯反映時代特征，在設計中都很好地參考了老城傳統建筑的形式與特色、保存了文化價值的理念，并有機融入其周圍環境，保持與歷史、景觀的緊密聯系。它們與老城區歷史建筑相互輝映，共同構成愛丁堡獨特的城市特色。比較成功的案例如蘇格蘭國家博物館、Canongate112、蘇格蘭詩歌圖書館等（圖3）。

4多方位互動式公眾教育愛丁堡通過多方面資源的整合，確立了世界遺產層級化教育的原則，在大學、中小學、普通民眾等不同年齡段、教育背景層面，構建起一個互動性強、立體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遺產公眾教育網絡體系，以此推廣世界文化遺產，提高城市歷史遺產保護意識和價值觀，增強城市公眾的文化認同感，對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產生了十分廣泛而積極的影響。在高校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愛丁堡大學的蘇格蘭遺產保護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設有專門的遺產保護碩士學位。世界遺產保護管理理論與研究是其中開設的必修課程之一。同時，有關愛丁堡遺產保護管理的研究不斷進行，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世界遺產歷史、考古、環境監控報告、氣候變化影響、項目保護報告、城市經濟發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愛丁堡還針對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每十年召開一次國際性的系列學術會議。以上研究為《愛丁堡世界遺產管理規劃》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并正確有效地指導了愛丁堡世界遺產教育的實踐。針對青少年為核心開展遺產教育也是愛丁堡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主要特點。愛丁堡在中小學進行了一系列相關的課程、講習會、設計競賽等推廣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來提升青少年對世界遺產及其價值的認知。這些項目目標鮮明、可操作性強、形式多樣生動，通常以愛丁堡世界遺產地研究的某個特定主題為目標，在過程中不僅局限于建筑或歷史單一細節內容的講述，而是將世界遺產地的研究內容與學校實際課程內容相結合，豐富有趣的項目整體策劃在讀寫、藝術、信息技術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養學生多種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眾層面上的教育則更為社會化和日常化。愛丁堡主要通過主題展覽、大眾傳媒（電視節目、網站）、導游線路、城市活動、宣傳出版物等多種方式途徑，來提供多樣化信息，增強民眾對世界遺產的認知度和熱愛感，培養人們自覺保護世界遺產的意識。其中的“愛丁堡開門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動20已成為愛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遺產、文化節日，DOD其實是歐洲遺產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愛丁堡已舉辦20年，由科本協會組織，與愛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眾免費開放一些最好的，現代的或歷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許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眾開放或是需要收費的。這些建筑遺產大部分位于愛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動歷時兩天，包括導游、文化活動、展覽、講座等，大大增強了公眾對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的認識。

二、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