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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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外語學習；交際能力；文化；習得

一

“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不是傳授語法知識，而是培養(yǎng)交際能力；學習者產(chǎn)生的語言不僅要符合語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會規(guī)范，要合情合理，貼切得體”(劉潤清，1999：161)。“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這一概念與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對立，既包括語言能力，又包括語言運用。

隨著交際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語言學理論的發(fā)展，人們逐漸認識到，“習得任何語言都要習得其語用規(guī)則和文化”(劉潤清，1999：167)。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語法規(guī)則，同時又有一套自己的語用規(guī)則(即如何得體地應用語言完成人際交流)。這套語用規(guī)則與其所屬文化密切相關，它涉及到使用這種語言的群體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審美觀點等。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不同語言群體的文化不同，其語言使用規(guī)則也不同。要實現(xiàn)與不同群體的人進行成功的交際，離不開對對方文化知識的了解。因此，要學習一門外語，從而獲得以這種外語為載體的良好的交際能力，就必須習得它所承載的文化知識。

外語文化習得不同于母語文化習得。母語文化習得是與語言習得平行進行的，中國學生在習得母語語言知識時，也同時習得了正確得體地運用母語的文化知識；而他們學英語或其他外語時，往往強調(diào)語言知識、語法規(guī)則的學習，而忽視了這種外語所承載的文化因素的習得。因此，即使是語言能力強的優(yōu)秀外語學習者，也極易在與該族語人的交際中產(chǎn)生語用失誤、交際障礙，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嚴重的。正如著名語言學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樣，外語學習者與講這種語言的民族人交際時，他們的發(fā)音或句法錯誤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們違反語言使用得體性的現(xiàn)象則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因此，要獲得與講外語的民族的人進行順暢交際的能力，就必須在學習外語語法知識的同時習得其文化知識。

二

在認識到文化習得對外語學習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開始了對文化習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論框架。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較有影響的是文化適應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觀點是：外語學習是文化適應的一部分，學習者對目的語的適應程度決定其習得外語的程度。換句簡單的話說，學會一門外語同時也是學習、適應一種外國文化。這種理論的提出是基于對在自然環(huán)境下外語學習的研究。學習一種外語的過程就是逐步適應這種新的文化的過程。這是因為語言既是表現(xiàn)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載體。通常學習一門外語，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學習者對講這種語言的該族人的看法和態(tài)度。學習者要學好這種語言，就必須了解和適應該語言所表達的思想體系和信仰體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調(diào)、風俗習慣、交際系統(tǒng)等。文化適應模式還認為，學習者對外語文化的適應程度表現(xiàn)在他與該文化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如何。一個學習者作為其母語民族的一個社會成員去接觸另一個民族的成員時，會有諸多社會因素影響到他的態(tài)度；這些因素構成他去適應新文化、學習新語言的社會距離。心理因素則是由學習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決定的。

我國學者高一虹曾提出一個“1+1＞2”的第二語言習得模式。她不僅認為語言習得的同時又是文化習得，而且認為兩種文化的融合會在學習者身上造就出一種新的人格。學會第二語言之后，兩種語言的文化在該學習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種文化代替另一種文化，相反，兩種文化會相互作用，學習者會加深、拓寬對第一文化的認識，又因移情作用對第二文化也會有深刻的理解。這樣的學習者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同族人對母語文化的優(yōu)點更加欣賞，對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外族人對第二文化的特點看得更清楚，對其優(yōu)點感受更深。這種強烈的雙文化意識使學習者的創(chuàng)造潛力得以發(fā)揮。如果他的造詣很深，他很可能有時比本族人還本族人，比外族人還外族人。這種新的人格的轉換過程，不是從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橫向轉換，而是從低級需要層次向自我實現(xiàn)狀態(tài)的縱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它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因此文化習得對于外語學習者來說并非易事。文化習得與外語學習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我們要正確對待二者的關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體，也不能以整體來代替部分。對于中國外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文化習得的問題，眾多學者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但至今未有定論。筆者認為，文化習得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化習得應以目的語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時文化為主。同一語言群體往往是多種文化的有機復合體，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屬于各種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如在美國社會中，來自東方的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來自非洲的美國黑人文化等都是亞文化。作為外語學習者，我們應習得其主流文化，因為主流文化代表著目的語語言群體絕大多數(shù)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終如一的，它時刻都在發(fā)生著變化。任何語言群體的現(xiàn)實文化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我們應對其共時文化的歷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習得的重點應放在其現(xiàn)階段的文化內(nèi)容上，因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發(fā)展水平及未來文化的發(fā)展方向。

第二，文化習得要消除文化定式、減少偏見。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種整體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當做該文化的代表的—種傾向，其結果是每個文化群體的成員都被當做其所屬群體的代表而具有此群體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們用過分簡單的語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語文化，而忽視了其文化的個性。例如，有人這樣概括：中國人好客，美國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長音樂、舞蹈和體育運動，猶太人聰明，德國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懶惰、隨遇而安。這種文化定式忽視了目的語民族的個人文化特征，無疑對交際是不利的。文化習得就是要讓學生避免戴著文化定式的眼鏡去接觸目的語文化。因此，我們在以目的語群體主流文化為主要內(nèi)容進行文化習得時，還要兼顧主流文化內(nèi)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及它們之間的差異，盡量接觸一些其社會階層、年齡、性別等不同的群體的亞文化，使自己對目的語語言文化的理解具體化。

偏見是“以一種錯誤的或不可變通的概括為基礎的一種反感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也可能表達出來，也可能被別人知覺到。它可能是針對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群體，也可能針對某一群體的個體”(賈玉新，1997：106)。偏見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錯誤，它和文化定式一樣，具有執(zhí)著的情感內(nèi)涵：它對使其改正的證據(jù)總是固執(zhí)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轉的、不可改正的態(tài)度；它基于錯誤的判斷或先入之見，是對別的群體或個人采取的否定態(tài)度，是一種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態(tài)。偏見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人際交往。因此，為了能與目的語文化的人進行成功交際，我們應通過必要的文化習得減少偏見，使學習者對待目的語文化有一個健康平和的心態(tài)。

第三，文化習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認為，民族中心主義是指“某個民族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當做對待其他民族的參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為，并把自己與其他文化隔離開來”(賈玉新，1997：108)。這常常是無意識的產(chǎn)物——人們經(jīng)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與其他民族或群體相比，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念、社會規(guī)范、社會語言規(guī)則等更加真實、更加正確。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體成員都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表現(xiàn)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義。由于民族中心主義對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認識有錯誤，容易造成對其行為的錯誤解釋，導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間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視；由于它認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還會導致文化沖突。此外，民族中心主義使自己產(chǎn)生優(yōu)越感，以自己的文化準則去衡量非本族成員的行為，并試圖改變他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它是對交際影響較大的一種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習得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義。只有多了解、多接觸，才能為降低民族中心主義的影響創(chuàng)造機會。通過文化習得，我們最終應以習得文化的文化相對主義為目標。所謂文化相對主義，即一種文化中的行為只能用其自身的準則去理解和評價。這意味著，在跨文化交際中，只能用對方文化的信仰、價值觀、社會規(guī)范等作為標準來解釋和評價其行為。

文化習得不僅是學習者獲得目的語文化知識的過程，而且是其獲得文化意識(CulturalAwareness)的過程。文化意識意味著學習者認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屬性，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優(yōu)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獲得文化意識，學習者必須對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有一個深刻的了解。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要走出母語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來審視和反思母語文化，這樣可以減少偏見和降低民族中心主義；同時，我們還要以局內(nèi)人的眼光來審視目的語文化。只有通過習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亞文化，我們才能夠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夠切身地從目的語文化成員的角度來衡量和評價其社會行為和語言行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語文化與教學》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國文化，才會對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國文化。”

參考文獻：

［1］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第2篇

巫，《說文》釋巫即祝也，意為“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辭海》釋巫為“裝神弄鬼替人祈禱為職業(yè)的人”。儺在古代典籍中也有許多記載。《詩·衛(wèi)風·竹竿》載有“佩玉之儺”。《論語·鄉(xiāng)黨》載有“鄉(xiāng)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禮記·月令》載“天子居宮室左個，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旌，衣黑衣，服玄玉，食粟與彘，其器閎以奄，命有司大難(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周禮·占夢》載有“事儺以占夢”。《周禮·夏》中載“事儺驅(qū)疫”。《呂氏春秋·季云》載：“天子居玄堂右個……命有司大儺旁磔。”高誘注：“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qū)疫，謂之逐除是也。”《后漢書·禮儀志》載：“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并詳細記述了漢代宮廷大儺的恢宏場面和具體過程，以及方相舞等儺舞。這些記載或解釋，把巫看作以舞降神的人，裝神弄鬼替人祈禱為職業(yè)的人，把儺描述為祭祀和驅(qū)鬼逐疫的民間活動和宮庭活動，以及占夢活動等等。

上述解釋是一種現(xiàn)象學的解釋，沒有將巫與儺放在人們的生存方式、活動方式中宏觀地考慮。本文認為，巫和儺作為一種文化，是人們在神鬼觀念支配下的一種生存方式、行為方式、活動方式，及其物質(zhì)和精神的成果。具體地說，是在萬物有靈觀念、圖騰觀念、鬼神觀念支配下的人們的一種活動方式及其成果。

巫文化是一種有神論文化，它是原始社會早期由無神論狀態(tài)進入到有神論狀態(tài)的主要表現(xiàn)，就其本質(zhì)考察，它是舊石器時代中后期人們在萬物有靈觀念和圖騰崇拜支配下的重要采集方式、漁獵方式及其成果。從支配人們活動的觀念結構看，巫文化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是“萬物有靈”的觀念和后來的圖騰崇拜，尤其是其中的鬼神觀念。這種觀念認為萬物都是有神靈的，上至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山川大地，湖泊海洋，花草樹木，飛禽走獸，蛇蟲螞蟻……皆莫例外。這些神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左右人們的生存和發(fā)展，進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鬼神等巫文化觀念體系。

從活動方式看，在巫文化觀念指導下的各種活動，事先要祭祀神靈，祈求神靈保佑活動順利成功，并問卜以占吉兇。活動中要注意遵循各種禁忌，不觸犯神靈，不得罪神靈；事后要酬謝神靈，并祈求神靈繼續(xù)佑護自己。遇到災疫時，就驅(qū)鬼逐疫。采集如此，漁獵如此，交往和日常生活也如此，這就是巫文化的勞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進而沉淀為一種思維方式。

從活動結果看，人們在這種特征的勞作、交往、生活中，就創(chuàng)造出帶有濃厚神靈崇拜特征的巫文化產(chǎn)品。在舊石器中晚期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有北京山頂洞人在尸體上撒赤鐵礦粉末的遺跡，山西峙峪人在骨頭上刻獵駝鳥、羚羊圖的圖騰，臨澧竹馬村人帶有封閉式涵洞的高臺式祭壇。祭壇的出現(xiàn)，表明了在舊石器晚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專事祭祀的巫文化活動。這些物質(zhì)性的東西，滲透著當時人們思想上的神靈意識和圖騰觀念，是這些巫文化思想觀念的物化表現(xiàn)。這些活動結果的物質(zhì)性遺跡本身就是遠古時代人們的巫文化精神產(chǎn)品。巫文化傳承到農(nóng)耕時代，就演變?yōu)閮幕幕俏孜幕l(fā)展的高級階段(林河《中國巫儺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1頁)。但它在勞作方式、神靈觀念、祭祀對象、祭祀方式、祈求內(nèi)容等方面，都出現(xiàn)了一系列明顯的變化。

第一，形成的實踐基礎已由原始的采集、漁獵勞作逐漸過渡到農(nóng)耕勞作。勞動對象已由原來的森林、河流、動植物等眾多對象縮小為較小范圍的土地和家圈禽獸等；勞動工具已由原舊石器逐漸演變?yōu)樾率骱吞掌鳎酥两饘俟ぞ撸粍趧訔l件由依賴于茂密的森林草原及眾多的飛禽走獸和魚類等水生動物，轉換為依賴于風調(diào)雨順、無災無疫等；勞作方式由原始的集體采集、集體漁獵逐漸過渡到集體的種植、養(yǎng)殖等家耕勞作方式。勞動產(chǎn)品已由天然的植物果實、蚌螺魚蝦和弱小野獸，轉變?yōu)榧Z食牲口等等。嶄新的勞作方式必然形成嶄新的神靈觀念和價值觀念等。

第二，支配人們的泛神觀念發(fā)展為主神觀念。在采集和漁獵時代，影響人們勞作與生活的因素寬泛而眾多，由此形成泛神觀念。在農(nóng)耕條件下，影響人們生存繁衍的因素減少而相對集中，由此逐漸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主神觀念。武陵山民奉盤瓠()、辛女或伏羲、女媧為祖神，在儺文化中則稱之為儺公儺母，然后才是鳥神和太陽神、狗神和豬神、虎神，以及其他神祗。這是依其對于人類自身生存發(fā)展的地位作用而確定的。可見，神祗觀念的變化實質(zhì)上是人們關于外部事物價值觀念的變化。

第三，神靈的崇拜方式出現(xiàn)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是崇拜對象集中為某些主神，形成以主神為軸心的儺神系統(tǒng)。二是崇拜程序化、問卜規(guī)范化、祭祀禮儀化和活動歌舞化，并逐漸出現(xiàn)了祭祀的組織機構、專門的場所和專職人員即巫師(如方相氏)，并形成廣泛的民儺、鄉(xiāng)儺、軍儺、寺院儺和大規(guī)模的宮廷儺(官儺、國家儺、天子儺)。三是崇拜的內(nèi)容逐漸系統(tǒng)化，形成與農(nóng)耕勞作、交往、生活密切相關的系列教義，諸如儺神起源、創(chuàng)世說、一年四季的勞作內(nèi)容等。四是崇拜的形式多樣化。活動形式除了祭祀、祈禱之外，還有安壇、接龍謝士、還愿、打解、度關等。表現(xiàn)形式除了以面具扮演各種神祗外，還有符、咒、訣等形式，實現(xiàn)神鬼人之間的溝通，傳達儺神之意。五是崇拜的目的也多樣化了。除了驅(qū)鬼逐疫，去災免難之外，還有請神、娛神、謝神，祈求風調(diào)雨順、五谷豐登等。這些變化使儺文化成為文化的觀念體系和系統(tǒng)有序的操作過程，使之成為上至宮廷下至民間的普遍性的社會活動。這種活動集生產(chǎn)、生活、祭祀、娛樂、教育于一身，成為人們綜合性的活動方式。

儺文化雖然同巫文化存在若干顯著區(qū)別，但它作為巫文化的繼承與弘揚，在本質(zhì)上同巫文化又是一致的。

第一，在崇信鬼神，并以巫師溝通神、鬼、人之間的關系，以巫師活動祭祀和祈求神靈、驅(qū)鬼逐疫等本質(zhì)方面，儺文化對巫文化是一脈相承的，是一致的。

第二，在神祗崇拜方面，儺文化繼承了巫文化的多神崇拜觀念。儺文化雖有崇拜的主神，但主神之下，卻有許許多多的神祗，是以某神為主的泛神體系。其所崇拜的主神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又有所不同。加之兩千多年來，儒、道、釋等教諸神融入儺文化之中，使之信仰與崇拜的神祗較之于遠古時代的巫文化更加寬泛。

第三，二者都具有神秘性。巫文化以祭祀鬼神、扮演鬼神、溝通鬼神、傳達鬼神之意和驅(qū)鬼逐疫而顯示其神秘性。儺文化不僅如此，還將這些活動程式化，形成一整套請神、祀神、娛神、謝神、送神等系列活動，并使之貫穿于人們的一切活動之中，加之以驚心動魄的儺技、儺戲等形式表現(xiàn)出來，更凸顯其神秘性。

第四，原生野性的一致性。巫文化直接萌生于遠古的原始社會，儺文化也早在五千年前的遠古農(nóng)耕時代、新石器時代就出現(xiàn)了。儺文化直接繼承了巫文化的原生野性。這種原生野性表現(xiàn)在很多方面。一是直接體現(xiàn)從動物中脫穎出來的性。如以的形式祭神娛神等。二是儺事活動中對的粗俗表演和刻意渲染，對生殖器的高度崇拜等。三是在敬神的同時，也驅(qū)神咒神，戲噓神靈，對神靈大不敬的原生反叛性等。

正因為儺文化對巫文化的繼承性，本質(zhì)上的一致性，人們往往將二者合稱在一起，稱之為巫儺文化，或?qū)幕Q為巫儺文化。

從上述關系可以看出，儺文化是高級的巫文化，是人們在儺神觀念支配下的活動方式，是以敬奉儺神為主的多神論信仰的觀念體系和操作系統(tǒng)，是人們在農(nóng)耕生息過程中祀奉儺神的綜合性活動。

【原文出處】懷化學院學報

【原刊期號】200403

【原刊頁號】53～55

【分類號】G0

【分類名】文化研究

【復印期號】200502

第3篇

論文關鍵詞：成語；中國文化

漢語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成語又是漢語中的精華，具有極強的表現(xiàn)力。成語蘊含著寶貴的文化財富，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中國古代物質(zhì)文明的輝煌，了解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傳統(tǒng)中華美德等眾多方面。

一、成語中展示出的中國古代物質(zhì)文化

1．成語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黃河、長江哺育了我們肥沃的家園，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是古代中國的經(jīng)濟基礎，農(nóng)業(yè)成為國家賦稅的基本承擔者。有許多成語對古代先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生活進行了描寫。“田連阡陌”，謂田地廣袤，接連不斷。“精耕細作”謂精心細致的耕作。“寒耕熱耘”寒冷時耕種，炎熱時除草。形容農(nóng)事艱辛。《管子·臣乘馬》：“彼善為國者，使農(nóng)夫寒耕熱耘，力歸于上。”這些成語都體現(xiàn)了重農(nóng)、尚農(nóng)的社會共識，歷代封建帝王都提倡“重農(nóng)抑末”，把農(nóng)業(yè)看作是國固邦寧的根底，成就霸業(yè)的基礎。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也逐漸養(yǎng)成一種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起居有定，耕作有時。例如，“躬耕樂道”是指親自耕種，樂守圣賢之道。《三國志·魏書·管寧傳》：“[胡]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jīng)籍自娛。”《警世恒言》卷一七：“隱于田里，躬耕樂道，教育二子。”

還有一些成語字面上描寫農(nóng)業(yè)生活，現(xiàn)在經(jīng)常使用它們的比喻義。例如，“蹊田奪牛”(牽牛的讓牛踩了田地，因此，被人把牛奪走。比喻懲罰過重)，“解甲歸田”(軍人退伍回鄉(xiāng)務農(nóng)，現(xiàn)泛指離職回家)，“拔苗助長”等等。

2．成語與建筑

中國的古代建筑藝術主要體現(xiàn)在宮殿，陵墓，寺廟和園林四大類型中，成語表現(xiàn)了它們的某些藝術特點。例如，“堂皇富麗”(宏偉美麗，氣勢盛大)，多形容建筑物，特別是宮殿的宏偉華麗。又如，“雕梁畫棟”亦作“畫梁雕棟”，謂彩畫裝飾的梁棟。形容建筑物的美麗華貴。元·鄭廷玉《看錢奴》三折：“這的是雕梁畫棟圣祠堂。”元·王子一《誤入桃源》二折：“光閃閃貝闕珠宮，齊臻臻碧瓦朱甍，寬綽綽羅幃繡櫳，郁巍巍畫梁雕棟。”《西游記》第十七回：“入門里，往前又進，到于三層門里，都是些畫棟雕梁，明窗彩戶。”《醒世恒言》卷二九：“中間顯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畫棟雕梁。”

中國古代的建筑強調(diào)群體的宏偉，如果是“獨門獨院”，則顯出一家獨住，而與四鄰不相通，和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相違背。另外，建筑物形成群體結構時，屋與屋之間有很多“空”，亭池草木點綴其中，顯出主次之分，虛實相間的效果，特別是樓臺亭閣，總是以其“空”面向外界，達到和自然的交流，身在“瓊臺玉宇”(指華麗精美的建筑物。常用以形容仙家樓臺或月中宮殿)，使人如置仙境。

建筑結構中的一些各稱也經(jīng)常用在成語中比喻人或事情。例如，“棟梁之才”(比喻能擔負重任的人才。)“棟折榱崩”(棟，房屋的正梁，榱：椽子。正梁斷裂，椽子倒塌。比喻傾覆。)“撫梁易柱”，傳說中商紂王能手托屋梁，抽換房柱。形容力大無窮。)還有“添磚加瓦”，“偷梁換柱”，“銅墻鐵壁”等等。

3．成語與服飾

從與服飾有關的成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古代人們的衣著主要的是體現(xiàn)個人的身份或地位，這里主要介紹幾個。例如，“高冠博帶”，亦作“峨冠博帶”。指帶著高大的帽子，系著寬闊的衣帶。形容儒生的裝束，或指穿著禮服。《墨子·公孟》：“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元·關漢卿《謝天香》一折：“恰才耆卿說道好覷謝氏，必定是峨冠博帶一個名師大夫，你與老夫說咱。”《三國演義》三七回：“忽人報：‘門外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

形容帝王官僚階層的有“黃袍加身”(以天子黃袍加載身上，即用為天子之意。)“鳳冠霞帔”，“衣紫腰金”(衣紫，穿紫袍，紫袍為古代官服。腰金，腰間佩戴金印。指做大官。元·關漢卿《蝴蝶夢》二折：“陳母教子，衣紫腰金”。明·無名氏《精忠記·說偈》：“感吾皇，博得個衣紫腰金，朝野為卿相，方顯男兒自強。”)

二、成語折射出的中國古代精神文化

中國古代的精神文明包含了教育制度，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古代哲學，傳統(tǒng)倫理道德等等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成語體現(xiàn)出來的古代教育思想和中華傳統(tǒng)美德。

1．成語與古代教育思想

中國古代教育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數(shù)著名的教育家，流傳下來許多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成為優(yōu)秀的教育遺產(chǎn)，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中國古代教育家意識到教育對于治理國家，安定社會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視個人自身道德修養(yǎng)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以人文主義為基礎，在教授知識技能之外，尤其重視道德教育和自我修養(yǎng)的提升，比如從以下這幾個成語中，我們可以感受中華民族對氣節(jié)、操守、和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立身行道”(謂修養(yǎng)自身，奉行道義。南朝梁·蕭統(tǒng)《與晉安王綱令》：“明公儒學稽古，醇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克己奉公”(嚴格要求自己，一心為公。《后漢書·祭遵傳》：“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改過遷善”(認識并改正過錯，誠心向善。)……這些成語在漫長的中國歷代教育中，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修身，養(yǎng)性，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國古代教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出現(xiàn)了一系列獨特的、先進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這些優(yōu)秀的教育理論，好多都濃縮為成語，膾炙人口：

公認的最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教育方法之一就是“因材施教”(依照受教育者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2．成語與中華傳統(tǒng)美德

中國文化價值系統(tǒng)以“善”為核心，強調(diào)真、善、美的統(tǒng)一，“人為萬物之靈”是因為人有道德，有自我的約束和完善。中華民族有許多傳統(tǒng)美德至今為人們繼承和發(fā)揚，在成語中我們能充分體會這一點。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仁”，是中華民族的道德核心，仁的核心就是愛人，“仁者愛人”，包括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從家族內(nèi)部把這種愛延伸到社會，就成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對國家也要有擔當，甚至危機時刻可以“為民請命”，“殺身成仁”。

現(xiàn)代社會人們交往的誠信原則也是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待人做事都要“誠心誠意”，“言而有信”，守信用，講信義是中國人從古至今公認的價值標準和基本的美德。如果是“背信棄義”必然會到嚴厲的道德譴責。

勤勞節(jié)儉，清正廉潔也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品質(zhì)，三國的諸葛亮提出要“儉以養(yǎng)德”，“淡泊名利，寧靜致遠”，人需自我約束，不貪求太多，才能表現(xiàn)出“剛正不阿”，才能正己，正心。此外，“厚德載物”“榮辱不驚“天下為公”“不屈不撓”等成語也能讓我們領略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傳統(tǒng)中華美德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