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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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研究對象。

選取2009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眩暈門診就診的BPPV患者30例及2015年1月就診的BPPV患者30例，分別納入2009年患者組及2015年患者組。納入本研究的標準：①短暫的眩暈病史；②Dix-Hallpike試驗及滾轉試驗可以觀察到典型的位置性眼震。③排除其他原因繼發的BPPV。排除標準：①患有其他前庭疾病如梅尼埃病、突發性聾、前庭神經炎；②理解能力欠佳或不能配合者；③有嚴重頸椎病、心功能不全和運動障礙者。

1.2治療方法。

診斷明確的患者初次就診時給予手法 復位或復位椅復位。連續復位3次，具體方法參見2006年貴陽會議提出的BPPV診治指南。

1.3療效評價及隨訪。

患者初診時記錄其基本信息，初診時填寫調查問卷，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側別、發病誘因、病程、首次治療后好轉時間、殘留癥狀、復位次數、有無復發、眩暈持續時間、伴隨癥狀、有無基礎疾病（糖尿病、高血壓）、首次就診的醫院、首次就診的科室、所做檢查、就診次數、治療方法（口服藥物、靜脈輸液、手法復位、物理治療）、既往治療費用等。復診前2天電話隨訪患者眩暈變化情況，并囑咐按時復診，復診行位置試驗檢查有無眼球震顫，第1次復診痊愈者則結束治療，第1次復診未痊愈者則預約1周后復診，直至痊愈。療效評價：①眩暈和位置性眼震完全消失為痊愈；②有效：眩暈和（或）位置性眼震減輕，但未消失；③無效：眩暈和位置性眼震無變化，加劇或轉為其他類型的BPPV。

1.4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9.0統計軟件包進行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行列表資料χ2檢驗；療效評價為等級資料，采用列表資料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治療效果評估。

2009年患者組手法復位后首次治療的總有效率為83.3%，2015年患者組手法復位后首次治療的有效率為90.0%。2009年患者組BPPV確診的平均就診次數為（7.8±2.5）次，平均治療花費5041.8元；2015年患者組BPPV確診的平均就診次數為（2.2±1.1）次，平均治療花費419.5元；患者就診科室為骨科、神經內科、急診科、中醫科、耳鼻咽喉科；所做檢查多為頭顱CT、頭部MRI、頸椎CT、頸椎MRI和頸部血管超聲等。

2.2治療相關費用。

復位費用2009年患者組平均為（220.5±27.2）元，2015年患者組平均（180.4±17.1）元；藥品費用2009年患者組（1380.5±48.3）元，明顯高于2015年患者組（43.2±3.3）元，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5.677，P＜0.05）；檢查費用2009年患者組（3162.3±489.6）元，明顯高于2015年患者組（162.4±22.5）元，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987，P＜0.05）；檢驗費用2009年患者組為（278.5±77.9）元，高于2015年患者組（33.5±9.4）元，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342，P＜0.05）。就診次數2009年患者組為（7.8±2.5）次，明顯高于2015年患者組（2.2±1.1）次，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371，P＜0.05）。

3討論

第2篇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理論延伸行為金融

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及相關原理與現實的偏離,催生了行為經濟學這一新興分支學科,有力地推動了當代經濟學的發展。行為經濟學對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產出等標準經濟理論內容構成了挑戰,近年來行為經濟學在市場競爭行為、勞動經濟和金融等領域獲得廣泛應用,有利于解釋很多復雜的社會現象。

一、行為經濟學發展歷程的回顧及其主要觀點綜述

行為經濟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它對傳統經濟學的基礎,即假設人的行為準則是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戰。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類對外在事物的認識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則舍棄了,并把其簡化為一個個的點或一條條的線。人也成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這種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優美的理論大廈無法通過檢驗科學的方法來檢驗與研究人的內在本性,也無法觀察到現實中人的經濟行為,因此更無法來解釋許多人的經濟行為之謎。這種局面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以轉變。萊布森等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名為“行為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經濟學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行為經濟學是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科學。行為經濟學嘗試對非理進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經濟學的界限及視域,在現實人的基礎上發展了主流學派的經濟人概念。行為論者并沒有拋棄主流理論,而是贊同其注重理性的,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但是,他們堅持對這一理論加以修正。他們認為,經濟人也對具有偏見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毀滅的行為和種種其它人類缺陷和長處做出反應。行為經濟學理論還關注公平、互惠和社會地位等許多其他方面,因此,行為經濟學試圖對傳統假定進行修正。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馬修•拉賓(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為經濟學家阿莫斯•特維爾斯基(amostvesky)是行為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富有創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概括來講,行為經濟學主要就是:預期效用理論;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離理性的特征分析這三類代表性觀點。

二、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延伸范圍及領域

行為經濟學之所以盛行,不是因為其敢于對傳統經濟學提出挑戰,更因為是行為經濟學能夠自圓其說,其一些假設和理論觀點能夠更好地解釋現實,能讓大多數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為經濟學在現實中的理論主要延伸到以下領域:

1.當今市場競爭行為的心理特征

標準經濟理論描繪的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需求規律的適應條件非常有限和嚴格。而向當今全球市場新格局和競爭合作新特點,許多高新技術產品、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產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產品,以及電信市場、網絡產品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文化產業等,引起了消費選擇行為新的變化,頻頻表現出明顯的偏離價格需求規律的現象:降低價格未必能保住市場占有率,屢屢奏效的一些非價格競爭策略和手段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在中國市場供應和秩序、收入和社會則富分布、消費觀念和習性、生產力和科技創新水平處于相對落后和低下的情況下,消費選擇行為與標準的理論描述相距就史遠。無論是消費行為、企業經營行為和投資行為等,市場競爭行為選擇中心理因素的影響特征非常明顯。

2.勞動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業——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業率和工作變動時的摩擦失業)?原有理論對此給出了一個“公認”的理由,假定工資是在市場出清水平上預先給定的,以此為標準若勞動力過量供應,就會造成失業。但工資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還是剛性的呢?為什么有人頻頻跳槽,而另一些人則愿意終生廝守一個單位?這些不是能用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簡單解釋的。“有效工資理論”、阿克洛夫(2001)的“交換禮物”等都試圖給出合理的解釋。理論和實踐似乎證明了在工資和努力水平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并且在長期內是很穩定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實中勞動力市場并不是簡單地遵從工資水平提高、勞動力供應增加這一規律。如出租汽車司機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來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老師讓一些學生參與科研課題,學生們不會僅根據報酬或津貼的高低做決定;幼兒園制定罰款制度是為了讓父母親及時地接孩子,但結果是適得其反。這些是因為當工資與價格變化的行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時,標準經濟理論中的價格交換效應就應予以修正。因為勞動者對勞動與休閑的價值判斷是因人、因行業、因時點不同而異的。另外,行為經濟學還研究指出,承擔風險、經營管理等活動也是一種類型的付出和勞動。

3.行為金融學

行為經濟學在金融投資領域的應用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在金融學中,有效市場假設的作用是奠基性和舉足輕重的。資產定價的標準均衡模型假定投資者僅僅關心資產風險,并利用公共信息盡可能準確地預測股票收益。這些假設在某些時候確實能做出確切的預測,但當價格變化的自相關性近似為0時,證券市場上卻出現大量異常現象。這些不規則現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設的資產投資者的“行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論應運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學中一個重要的異常現象是“股票收益之謎”:股票的平均回報要比債券收益高得多,為什么高收益對應高風險,并沒有令人信服的實證研究支持這一理論。為了說明其中的緣由,行為經濟學假定投資者具有損失規避的行為偏好,這能更合理解釋風險與收益之間的對應關系。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還發現經驗不足的經紀人的反應如何遲滯,而長期操盤手的反應為何又過于敏感。行為經濟學還通過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實例來研究資本市場規模問題,關于個體股票交易行為的數據表明,部分投資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會導致股票市場規模的極度膨脹,股票市場上的許多現象都與投資者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有直接的聯系。

行為金融學的迅速發展,是由于金融理論把“寶”都壓在“有效市場假設”上了:投資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夠觀察和利用歷史資料。有人曾將有效市場假設美譽為:社會科學中認識最完善的一種規律性,然而,股票價格波動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內在的真實情況。行為經濟學發現了一種基于人心理活動的過度反應效應,客觀、深入地研究一系列異常現象,有助于用事實更精確地檢驗市場有效性假設。當然,從發展的眼光來看,行為經濟學也迫切希望盡可能地減少心理學的內容,正在努力探討用一種統一的方式來解釋金融市場上的異常現象。

三、行為經濟學在實際中的應用

第3篇

關鍵詞：行為經濟學旅游者旅游決策

旅游決策是指一個旅游者或一群旅游者（如家庭等）通過仔細評估一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務的各種屬性，理性地選擇最能清楚解決可察覺需求的其中一種，同時使花費的成本最小。傳統微觀經濟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旅游者在整個旅游活動中，確定各類旅游選擇與進行各類旅游決策的理性因素。然而，旅游者的這些決策行為既具有理性成分，也具有非理性成分，因此，非理性因素的行為經濟學分析是對傳統微觀經濟學的重要補充。本文就是從行為經濟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一下旅游者在旅游活動過程中消費與決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以期對旅游者的決策行為特點有一個更加全面的把握。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行為決策

對于行為經濟學來說，大腦的四個方面很重要：第一，有限理性，即大腦及其各模塊的有限信息處理能力；大腦富于感情和感覺，是一個可估價的程序；有幾個行為規律將影響制度的績效；大腦是一個開放系統，人類在不斷地學習。大腦的兩個特點決定了人們行為與決策的范圍。一個特點是有限的信息處理能力。人類行為富于目的性，但這種目的性具有一定的限度。通常人們的行為過程具有理性，并利用了各種推理能力，但需要了解的是，從考慮俱全的角度來說，它們實質上是不可能理性的。另一個特點是大腦的各個模塊，即大腦的不同組成部分具有某種獨立地影響人類行為的能力。也就是說，大腦并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且內部不一定是一致的。

在心理學快速發展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通過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經濟學分析，對人類的實際行為（特別是不確定條件下的行為）決策進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79年在大量社會學、心理學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充分展示人類決策行為復雜性的預期理論（prospecttheory），為行為經濟學奠定了新的決策理論框架，該理論對傳統的風險決策理論做出了修正，證明了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和決策都系統地偏離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偏離了期望效用理論。他們另一項杰出的貢獻就是發現了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判斷與傳統經濟理論所假定的那種理性發生系統偏差的機理，形象地說就是人們在做判斷的過程中，會走一些思維捷徑，這些捷徑有時幫助人們快速地做出準確的判斷，但有時會導致判斷的偏差。

從行為經濟學分析旅游者非理性決策

大部分旅游者在出行前對選擇目的地、選擇旅行社過程中并不具備足夠的認知能力，他們難以正確衡量目的地能帶給他們的滿足期望值，難以準確把握某一旅行社對自身旅游期望的理解，難以確切得知某一包團是否真的如其所愿提供可靠的旅游服務，而只能依靠廣告、口傳等媒介，通過非專業的判斷來進行主觀分析，這就很容易產生心理學中所涉及的一些認知的偏差。這種認知的偏差使得旅游者在出行之前無法對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團做出完全正確的選擇決策，而只能是在現有認知水平基礎上做出盡可能理性的決策，這種認知的偏差使旅游者的效用很難達到最大化。（一）可得性造成的偏差

可得性啟發原則表明人們在判斷中容易受到記憶效應的影響。人們對概率分布的判斷取決于得到信息（尤其是一些范例性信息）的難易程度。人們在判斷過程中，通常給予一些容易得到的、容易記憶的信息以很高的權重卻不管這個信息是否正確，由于人們比較容易獲得它，大多數人會逐漸接受它。

在旅游者選取旅游目的地與旅游產品的時候，由于可得性造成偏差也是經常出現的。對旅游者來說，如果周圍的大多數人對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進行正面評價，周圍的人普遍選擇該目的地與該旅行社，他們可能就會萌發同樣的選擇念頭；反之，同樣出于從眾心理，社會大眾即使認可了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的產品與服務，也可能因為消費的人較少，因而拒絕消費選擇。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與旅游產品的選擇過程中表現出的“從眾行為”具有合理性，因為“從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旅游者自身在信息和判斷力方面的不足，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從眾行為未必符合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他們有可能因此喪失了獨立判斷自身需要的能力，從而不能挖掘出自身潛在的旅游需求特點，也就不容易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

造成可得性偏差的另一個信息來源就是廣告，由于旅行社或旅游景區（點）對自己的旅游線路與旅游產品進行廣告宣傳，這些宣傳又經常見諸于報刊、電臺等大眾媒體，這就使這些信息擁有了很高的可得性，無形中讓游客在做旅游決策時產生選擇偏好。由于旅游決策者難以判別這些信息的可靠性，一旦這種偏好壓倒了信息本身的真實性時，游客的旅游決策就具備了非理性的特征。

雖然在有的情況下，有些認識不足是由于客觀因素造成的。這可以用“信息不對稱”原理來分析這些問題。但不管用“可得性偏差”還是用“信息不對稱”的原理來分析這一問題，結論都是類似的，那就是，旅游者并沒有能力充分地認識所選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團的真實情況，因此，處于認識上和信息上的劣勢。

（二）錨定現象造成的偏差

1973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們在進行判斷時常常過分看重那些顯著的、難忘的證據，甚至從中產生歪曲的認識。例如，醫生在估計病人因極度失望而導致自殺可能性時，常常容易想起病人自殺的偶然性事件。這時，如果進行代表性的經濟判斷，則可能夸大極度失望病人將自殺的概率，這就是人們在判斷中存在的錨定效應。

旅游者在選取旅游目的地的時候經常會考慮到安全性問題。如果某旅游者選定了一個旅游目的地，但在出行前聽說自己的一個朋友或同事在目的地曾經遭遇搶劫，那么他就會認為目的地的治安有問題，而不管這一事件的個別性和這一目的地的其它指標，進而很有可能放棄了選擇該地作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盡管該目的地的實際治安狀況良好，而且該目的地確實能為旅游者提供超值的旅游體驗滿意度。雖然旅游者選擇放棄該目的地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但至少可以看出，旅游者在旅游決策時確實存在錨定現象。

旅游者的錨定效應表明，旅游者在進行判斷時常常根據一些典型特征或過去的經驗對這些事件的發生產生某個錨定值，雖然會根據情況做一些調整，但是調整的范圍仍然在該錨定值的臨近領域，這就導致在判斷中過分夸大或縮小事件的發生概率，出現旅游決策的非理性傾向。

（三）“小數定律”造成的偏差

通俗地說，小數定律是指人們認為一個小樣本將具有與大樣本近似相同的概率分布，即人們認為一個小樣本的均值也是以平均值為中心分布的，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事件的過度估計。其實現實生活中許多時候旅游者在做旅游決策時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小數定律。

一般來說，旅游者都傾向于對游客造訪量大的的旅游點進行旅游活動，在他們的潛意識之中，這樣做有利于降低風險。所以當一個旅游者觀察某旅游景區的業績表現時，如果發現該景區或該目的地連續兩年的旅游業績表現超過平均水平，旅游者就會推斷該景區具有很強的旅游吸引力，從而做出旅游決策，但事實上的情形也許并非如旅游者所想象的那樣，因為景區或旅游目的地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制造聲勢吸引旅游者，并以此增加游客量，而實際上景區的旅游產品與旅游服務質量本身卻很低劣，景區實際上并不能很好地滿足游客的旅游期望。因此由于“小數定律”造成偏差也是旅游者作出非理性旅游決策的重要原因。

結論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知，由于可得性造成的偏差、由于錨定現象造成的偏差、由于“小數定律”造成的偏差，都會讓旅游者在旅游決策過程中出現不完全理性的行為。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