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臺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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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民間文化的產生是以傳統民間社會生活為基石的。傳統民間社會生活的大環境練就了民間文化的造物理念、生活方式、生產形式、信仰、價值觀以及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如：在農耕時代下，人們的思想上有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多子多福的期盼、對風調雨順的期待、對“天人合一”的追求、對“佛”“神”的尊崇等，并通過手工制作的方式將這些思想和文化意識形態蘊含在生活中，產生了具有審美價值和文化功能的剪紙、年畫、皮影、民間玩具等等藝術形式，結出了豐碩的民間藝術果實，這些藝術形式具有“自給自足”“純手工”“樸素”的特點，與生活緊密相關，表達了人們的思想情感。因此，作為一種藝術形態，民間藝術是民間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載體，體現了在農耕文明歷史條件下的傳統民間文化特質。并且，民間文化為民間藝術的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對民間藝術的產生、發展和存在產生著重要影響。正因如此，民間文化的發展和平衡對民間藝術的繁榮具有決定性作用，民間文化生態平衡性可以為民間藝術的傳承與創新提供優良的生存環境。反之，民間文化系統的生態失衡將直接導致民間藝術的落寞，甚至會使其退出藝術舞臺。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精神領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人們用上了科學技術帶來的高效農具、住上了寬敞的高樓大廈、貼上了時尚的裝飾畫、玩上了更具趣味性和挑戰性的電子玩具等。從民間文化自身來看，其所處的“自然—文化—社會”生態系統中，自然與社會要素都發生了改變，這使得民間文化的生存環境下的農耕時代背景逐步消失，因此，民間文化的生態平衡性受到沖擊。民間文化的失衡，使得生長于民間社會生活之上并承載民間文化內容的民間藝術也喪失了其生存的土壤，導致了許多民間藝術作品粗制濫造、庸俗、膚淺并且種類在日益衰落、流失。民間藝術失去了廣泛的民眾基礎，不再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要么被認為是“落后”的東西退出市場，要么被認為是“古董”束之高閣，失去了原有的現實性和必要性。那么，該如何去拯救傳統文化中的民間藝術呢？如何讓民族文化中的瑰寶重新散發出光芒呢？
二、尋求民間文化及其藝術的發展
1.處理好文化發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間文化根植于廣大民眾的生活，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當人們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諸多因素發生改變時，人們更快、更方便地接觸到各種現代的、外來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鋪開，這使得傳統的民間文化受到沖擊。因此，處理好文化的發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體系，是尋求民間文化及其藝術形式發展的根本。民間文化應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發展，這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煉，即重新審視民族傳統文化本身，將封建的、愚昧的、不適合現代生活方式的部分進行舍棄處理，將現代文化中的內容融合在傳統文化中，實現既有民族傳統文化根基，又具時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國民間文化的主體，形成現代的中華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來文化元素，正確吸收外來文化中的優秀成分，豐富文化形式和內容，壯大文化隊伍，實現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使多種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隊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適合時代需求的民間文化和民族文化，給民間藝術的發展提供充足的養料，使民間藝術這棵樹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2.豐富和擴展民間藝術的形式與門類
在構建現代的、具有傳統文化根基的民間文化基礎上，豐富和擴展民間藝術的形式與門類，是對民間藝術的延伸與發展。張道一提出“民間藝術是一種‘母性’藝術，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間藝術的“母性”特點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為養料、具有繁衍發展的能力。這就我們需要抓住繁衍的內在動力，去發展更多的藝術形式。就傳統的民間藝術造型形式和內容來看，不管是剪紙、年畫、泥塑玩具，還是皮影戲，它們都具有共同之處：是以民間固有的美學理念為審美尺度進行的造物活動，具有藝術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審美相結合的產物，體現了人民大眾的理想、感情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種真正‘為生活造福的藝術’”。也就是說，民間藝術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為其蘊涵著人們對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質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風格、內容、表現的手法、新的視覺形態就可以根據現時代的審美、時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擴展已有的民間藝術形式美感、豐富素材及主題，使其更符合現代生活內容，更貼近人們的現代生活。這樣的民間藝術就再不會是古董和文化遺產，而是民間藝術的再生和繁榮。
3.將民間藝術與現代設計結合
第2篇
采擷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生態文化的“生境血緣”。對其采擷尊重了民族文化與人類生產生活間的客觀聯系，回應了當下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破解思想資源貧缺與實踐乏力的需要。
(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蘊涵了豐富的生態思想資源蘊含于經濟生產、社會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態智慧，衍生于人們在長時段生產生活中習得的經驗，積淀于生命環境在時空中的變化，詮釋了“人”對于生態系統之中“他者”的尊重與理解。1．人與自然的共生觀共生的生態環境塑造了共生觀念。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多為對自然環境依賴性較大的攫取型經濟。各族人民在“采集漁獵經濟、畜牧與農耕”等經濟活動中，他們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邏輯而在于他對生命的情境。他對自己的觀點既不是理論的也不是實際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們并未將自己放置于一個獨特和優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態都具有親緣關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區域的壯族為例。壯族先民通過自然崇拜、萬物有靈、圖騰信仰的精神路徑，嫁接了同處生態系統中萬物與人的親緣關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約束人類干預自然的尺度，實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平衡。壯族創世史詩《布洛陀經詩》中“稻谷、魚、豬、牛、馬”等都各有“靈魂”。在共生狀態中，諸物皆靈魂與肉體合一，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一旦因人不當干預，將生境諸物的魂嚇跑(驅趕)出肉體，將導致人面臨生存危機。《布洛陀經詩•造火》中就有因人不當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記載。共生平衡失調，“河魚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銀錢妖怪，首飾妖怪”④等人類生存條件惡化的災難必會出現，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點下，當事人通過儀式展開懺悔，并收斂起干預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環境中的諸神、祖先、諸物恢復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樂業。同樣，我國其他少數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廣泛存在蘊含共生觀的現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納西族、布朗族等少數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萬物崇拜、布依族的圖騰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數民族對自然規律的敬畏。在諸多稟賦共生智慧的文化內涵中，我們雖無法運用現代邏輯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無論禁忌是否符合現代人觀念的“情”與“理”，它作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調控手段確實存在。“他們對待自然萬物的方式與對待，都體現了一種共生道德情感，進而成為一種集體意識和情感活動”⑥，并以此維系著人類與自然間的共生秩序，為人在特定自然生態環境中獲得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2．適度開發的發展觀適度開發觀闡述了人對大自然的“干預尺度”，它解決了人如何調和自身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的智慧。為適應區域地理條件與生產力狀況，“靠山吃山，靠林養林”成為生存于該時空中的少數民族人民獲得生存與發展的主要經濟思維，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耕作技術。如:為不傷害土壤中植物根系，盡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術;為順應不同植被的生態狀況，對土地進行功能區劃，實施差異化的耕作技術;為可持續利用土地資源，實行多時段土地輪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資源為例，“我國長江流域(26.69%)、黑龍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資源占據了全國森林蓄積面積的51.51%”②，兩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資源的大儲量，除自然涵養外還同居住于該地的少數民族所秉承的適度開發理念分不開。例如:侗族有“愛護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傳統，至今還有很多侗寨仍舊保留著“兒孫林”③的習俗;云南富民彝族，認為竹林的生長興衰象征民族的興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樹、紫柚木等植物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對所需保護的樹種、草原有明確的要求，不許砍伐的種類甚至連樹枝也不許采摘?？梢?，正因民族生態文化對自然資源的適度開發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們對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保護了生物多樣性，保持了人與自然生態系統間的和諧。
(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蘊藏了豐富的生態制度文化生態制度文化產生于人類的生活生產實踐，并通過意識干預與組織制度起到約束文化主體的作用。我國少數民族也正是通過這套制度文化的約束來保護生態環境。1.以習慣法保護生態環境形成于日常生活與勞作過程中的習慣法，是少數民族人民用以保護自然資源的主要制度性內容。“習慣法是獨立于國家明文法之外，依據民間社會權威與社會組織，賦有一定約束力的行為規范與道德準則的總和”④。我國清代“嘉慶”至“咸同”年間的貴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現了《護林碑》。貴州興義頂效的《護林碑》載道:“竊思天地之鐘，誕生賢哲;山川之毓秀，代產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賴此外城之氣所淤結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賴以地靈。以此之故，眾寨公議，近來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舉目四顧，不甚嘆息。于是齊集與岑性面議，辦錢十千，木品與眾永人為后代，于后代培植樹木，禁止開挖”⑤。依碑文可見，村民已認識到人和自然之間的共生關系，并明文禁止開挖砍伐樹木，并將種植樹木作為一項社區規范確定下來。同樣，納西族在其原始經典教義《東巴經》中也同樣蘊含了水資源保護的制度性內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殺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資源確權方面有詳細的規定:“屋架都有梁柱，樓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場。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線，白巖做界樁。山間的界石，插正不許搬移;林間的界槽，挖好不許亂刨。不許任何人，搬界石往東，移界線偏西。讓得三分酒，讓不得一寸土。山坡樹林，按界管理，不許過界挖土，越界砍樹。不許種上截，占下截，買坡腳土，謀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別人是別人的，不能奪取。屋場、園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業，各用各的?！雹拮匀毁Y源產權的明確，解決了私有資源與共有資源產權不明、環境責任不清的問題，進而為保護生態環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礎。2.有效的組織制度保障較為完善的組織制度保障了各項生態保護規則落于實處。首先，在組織領導上，由經社區民主推選出來的首領(組織)實施執事活動。如苗族“議榔”是苗族社會的基礎組織形式?！白h榔”最高權力機構是合款大會，大會由榔頭、款首主持，制定“款約”，并選舉產生各種執事首領?！翱罴s”涉及到社會生活道德規范、行為準則、地區安全等諸多方面。至今“議榔”在苗寨中仍發揮著自律作用;其次，嚴肅懲罰措施。族人一旦被認定違反習慣法，將按照習慣法所規定的內容實施處罰?！扒犀幾?，以習慣法為準則，審判時由寨老召集族眾，對違法者施以批評教育、請酒賠禮或懲罰示眾;貴州水族則由‘三老四公’負責履行鄉規村約的處罰權，對違反習慣法者給予懲罰”①;第三，以生態道德性施行制度內容教育。懲處是對身心的處罰，教育在于提升內心的意識。兩者的有效結合為鄉規民約秩序的運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壯族習慣法中的懲戒條約直接規定了，一旦觸犯習慣法，當事人沒有選擇余地，僅有接受和服從。違法者不僅要受到條約規定的懲處，個人還將在未來生活中背上‘罵名’。在廣西龍脊十三寨，對于違法者的‘游村’和鞭撻刑，不僅使違法者在身體上要接受處罰，還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諷、謾罵。”②同時，“在大部分甚至全體村民到場的情況下，對違反者實施懲處，以實例對村民進行現場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態管理意識與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態意識與生態行為才得以在“有形審判”與“無形教育”中獲得塑型，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也因此獲得了保護。
二、采擷的意義
采擷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汲取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智慧，對我國建設生態文明有積極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有利于民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開展區域是生態文明建設實施的基礎單元框架。民族生態文化不僅為我們思考制定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生態文化建設政策提供基礎性的依據，也憑借其生態智慧的共通性可為國內其他地域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智慧滋養?！拔覈乩砜臻g是一個自西向東逐級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東連橫斷山脈，地勢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貴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其間又有塔里木與四川等盆地。向東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帶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級階梯落差，南北又達30個緯度，溫度與濕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態環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環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單元，孕育出多樣的民族文化。生態文明作為一項關系人類福祉的發展旨愿，如其開展能夠尊重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差異與歷史生態文化，可克服生態文明建設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的質量，增強其信度與效度，真正滿足符合區域人民的長遠發展利益需要，從而達到保護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目的。
(二)有益于貢獻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建設現實環境問題并未因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建設而消失，生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鞍l生如此狀況的歸因在于，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子系統追求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一生態系統之中，生態保護在執行依據上出現了‘文本規范’與‘實踐規范’的剝離”⑤。文本法與實踐法之間存在的溝壑，無疑會導致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實施無力，致使生態環境狀況惡化。事實上，文本法與實踐法之間存在溝壑產生的原因，有著深刻的“現代化”背景。“現代法律體系，是現代西方文明的組成部分。當代中國正處于在現代化過程中，這是文本法與實踐法分離的重要原因”⑥。其一，因自然歷史而形成的中國傳統社區，社區內的規則往往是根據具體情景做出行動判斷，其情境規則不以效率為協調指南，而以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間的和諧為目標。如此的“情景化法規意識”(行為規范意識)，距離依據西方文明法律制度設計而成的政策系統還有相當的距離;其二，當下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由外力主導，生態環境保護同樣也是借以“現代化”的力量，將民族文化排除出去，繼而選擇了一條不顧區域歷史傳統文化，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道路。預防與消解上述癥結，需調整社會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關系，從認識與理解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子系統入手，促成社會文化系統與生態系統實現銜接，并為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法律制度建設困境提供解題路徑。也因此，富含生態制度智慧的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關照了特定時空下的生態環境與人文環境，對其采擷于文本法與實踐法溝壑的彌合是大有裨益的。
第3篇
無庸諱言，也存在著普遍的問題：其一，編導對于舞臺形式和包裝的過分強調，除了讓觀眾有耳目一新之感，卻難以產生情感和內心的共鳴與震撼。其二，編導對民族生活、習俗和文化內涵的發掘不夠深入，作品形式大于內容，忽視了貼近生活、貼近人民、著重對內心情感挖掘的基本要求，觀眾反響缺乏；其三，該類作品獲獎不少，而市場表現差強人意，“叫好”不“叫座”，往往變為偏離市場需求的政府或商業行為。這些問題的存在，由于缺乏專業的理論總結和反省，也難以成為前車之鑒。
在世界范圍內，大型舞臺藝術同樣是薈萃并傳揚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如愛爾蘭的“大河之舞”、“舞之魂”、“紅磨坊”等百老匯歌舞劇等，在世界觀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其市場效應也有目共睹。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為自己的文化塑造全新的藝術形象，是21世紀的中國面對的巨大問題，同樣也是地處西南的多民族的貴州一直在力求突破的問題。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個地區的藝術形象，是其精神追求的重要體現，其意義及價值尤為深遠。
如何在這樣的狀況下總結民族民間大型舞臺藝術的得失，深入思考怎樣重新定位和打造當代民族文化的問題，探索以適應時代需求的舞臺藝術來傳承光大民族文化，力爭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就成為一個亟待形成理論成果的課題。
鑒于民族民間舞臺藝術作品紛呈而理論滯后的現狀，我們認為，除了對舞臺藝術本身的狀況和得失進行評述、比較研究外，更應該從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當代文化、當代文化市場、民族文化的弘揚和傳播等大視野來思考、研究民族舞臺藝術的系列相關問題。一是借助比較文化、文化市場學、傳媒學等理論，宏觀考察并研究西部民族地區的舞臺藝術；二是西部地區民族眾多，文化形態多種多樣，在進行全面研究的同時，需了解和掌握各地區民族民間舞臺藝術所表現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內涵。
而尤為重要的，是從認識上解決民族舞臺藝術當代化的一些關鍵性問題。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一概念，并非是指文化的民族個性和形式、風格等表面特征，而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中與人類共性相通的核心內容。民族文化自成一個獨立的系統，是一個民族對世界、生命和人生的認識，具有普遍的人文和人本的意義。我們要從民族文化的歷史源流、地域特點和審美個性中，看到它對于人類生活、生命和生存的普遍意義，這樣才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最動人、最持久、最有力量的內核。對于民族民間大型舞臺藝術，這是一個基本的形成準則，也是我們評述舞臺藝術的出發點。
其次，民族民間大型舞臺藝術，同樣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當代傳媒手段之一。中國民族文化的歷史演變和地域特點，是以漫長的農耕文明為依托的；而時生了巨變，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也發生了迅急的改變，鄉土生活的形式和內容都在日新月異，因此，我們要把民族文化放在當代的文化框架中來弘揚。民族大型舞臺藝術面對這樣復雜的變化，應充分考慮其作為文化產品，如何成功完成品牌的塑造與傳播，引起關注，進入市場，從而獲得更好的保護和發展的問題。
第三，近年出現的西部地區大型民族民間舞臺藝術作品，如歌舞“云南印象”、舞劇“天蟬地儺”、山水實景晚會“印象•劉三姐”等，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和效應，走出了民族舞臺藝術進軍當代文化市場的成功之路。這些作品除了展現民族地區歌舞藝術的獨特魅力，其創作定位、品牌推廣、市場運營等都具有適應當代文化市場的創新和探索。如大型現代民族舞劇“天蟬地儺”，以貴州著名的、古老而悠久的儺文化，及蜚聲中外的侗族音樂文化等原生態藝術為主要創作素材。貴州的儺文化藝術，被國內外譽為“戲劇的活化石”，是數千年在高原山地間傳承、流變的古老的東方藝術，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民俗、藝術和表演的復合文化體；貴州的侗族大歌蜚聲世界，與侗民族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引起諸多學者和音樂人的關注，是貴州原生態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