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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語學習;交際能力;文化;習得
一
“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不是傳授語法知識,而是培養交際能力;學習者產生的語言不僅要符合語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會規范,要合情合理,貼切得體”(劉潤清,1999:161)。“交際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和社會語言學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這一概念與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對立,既包括語言能力,又包括語言運用。
隨著交際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語言學理論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習得任何語言都要習得其語用規則和文化”(劉潤清,1999:167)。每一種語言都有其語法規則,同時又有一套自己的語用規則(即如何得體地應用語言完成人際交流)。這套語用規則與其所屬文化密切相關,它涉及到使用這種語言的群體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審美觀點等。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不同語言群體的文化不同,其語言使用規則也不同。要實現與不同群體的人進行成功的交際,離不開對對方文化知識的了解。因此,要學習一門外語,從而獲得以這種外語為載體的良好的交際能力,就必須習得它所承載的文化知識。
外語文化習得不同于母語文化習得。母語文化習得是與語言習得平行進行的,中國學生在習得母語語言知識時,也同時習得了正確得體地運用母語的文化知識;而他們學英語或其他外語時,往往強調語言知識、語法規則的學習,而忽視了這種外語所承載的文化因素的習得。因此,即使是語言能力強的優秀外語學習者,也極易在與該族語人的交際中產生語用失誤、交際障礙,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嚴重的。正如著名語言學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樣,外語學習者與講這種語言的民族人交際時,他們的發音或句法錯誤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們違反語言使用得體性的現象則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因此,要獲得與講外語的民族的人進行順暢交際的能力,就必須在學習外語語法知識的同時習得其文化知識。
二
在認識到文化習得對外語學習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開始了對文化習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論框架。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較有影響的是文化適應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觀點是:外語學習是文化適應的一部分,學習者對目的語的適應程度決定其習得外語的程度。換句簡單的話說,學會一門外語同時也是學習、適應一種外國文化。這種理論的提出是基于對在自然環境下外語學習的研究。學習一種外語的過程就是逐步適應這種新的文化的過程。這是因為語言既是表現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載體。通常學習一門外語,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學習者對講這種語言的該族人的看法和態度。學習者要學好這種語言,就必須了解和適應該語言所表達的思想體系和信仰體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調、風俗習慣、交際系統等。文化適應模式還認為,學習者對外語文化的適應程度表現在他與該文化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如何。一個學習者作為其母語民族的一個社會成員去接觸另一個民族的成員時,會有諸多社會因素影響到他的態度;這些因素構成他去適應新文化、學習新語言的社會距離。心理因素則是由學習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決定的。
我國學者高一虹曾提出一個“1+1>2”的第二語言習得模式。她不僅認為語言習得的同時又是文化習得,而且認為兩種文化的融合會在學習者身上造就出一種新的人格。學會第二語言之后,兩種語言的文化在該學習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種文化代替另一種文化,相反,兩種文化會相互作用,學習者會加深、拓寬對第一文化的認識,又因移情作用對第二文化也會有深刻的理解。這樣的學習者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同族人對母語文化的優點更加欣賞,對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語言的外族人對第二文化的特點看得更清楚,對其優點感受更深。這種強烈的雙文化意識使學習者的創造潛力得以發揮。如果他的造詣很深,他很可能有時比本族人還本族人,比外族人還外族人。這種新的人格的轉換過程,不是從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橫向轉換,而是從低級需要層次向自我實現狀態的縱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它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因此文化習得對于外語學習者來說并非易事。文化習得與外語學習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我們要正確對待二者的關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體,也不能以整體來代替部分。對于中國外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文化習得的問題,眾多學者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但至今未有定論。筆者認為,文化習得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化習得應以目的語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時文化為主。同一語言群體往往是多種文化的有機復合體,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屬于各種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如在美國社會中,來自東方的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來自非洲的美國黑人文化等都是亞文化。作為外語學習者,我們應習得其主流文化,因為主流文化代表著目的語語言群體絕大多數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終如一的,它時刻都在發生著變化。任何語言群體的現實文化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我們應對其共時文化的歷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習得的重點應放在其現階段的文化內容上,因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發展水平及未來文化的發展方向。
第二,文化習得要消除文化定式、減少偏見。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種整體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當做該文化的代表的—種傾向,其結果是每個文化群體的成員都被當做其所屬群體的代表而具有此群體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們用過分簡單的語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語文化,而忽視了其文化的個性。例如,有人這樣概括:中國人好客,美國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長音樂、舞蹈和體育運動,猶太人聰明,德國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懶惰、隨遇而安。這種文化定式忽視了目的語民族的個人文化特征,無疑對交際是不利的。文化習得就是要讓學生避免戴著文化定式的眼鏡去接觸目的語文化。因此,我們在以目的語群體主流文化為主要內容進行文化習得時,還要兼顧主流文化內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及它們之間的差異,盡量接觸一些其社會階層、年齡、性別等不同的群體的亞文化,使自己對目的語語言文化的理解具體化。
偏見是“以一種錯誤的或不可變通的概括為基礎的一種反感心態。這種心態也可能表達出來,也可能被別人知覺到。它可能是針對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群體,也可能針對某一群體的個體”(賈玉新,1997:106)。偏見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錯誤,它和文化定式一樣,具有執著的情感內涵:它對使其改正的證據總是固執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轉的、不可改正的態度;它基于錯誤的判斷或先入之見,是對別的群體或個人采取的否定態度,是一種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態。偏見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人際交往。因此,為了能與目的語文化的人進行成功交際,我們應通過必要的文化習得減少偏見,使學習者對待目的語文化有一個健康平和的心態。
第三,文化習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認為,民族中心主義是指“某個民族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當做對待其他民族的參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為,并把自己與其他文化隔離開來”(賈玉新,1997:108)。這常常是無意識的產物——人們經常理所當然地認為,與其他民族或群體相比,自己民族的價值觀念、社會規范、社會語言規則等更加真實、更加正確。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普遍現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體成員都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義。由于民族中心主義對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認識有錯誤,容易造成對其行為的錯誤解釋,導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間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視;由于它認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還會導致文化沖突。此外,民族中心主義使自己產生優越感,以自己的文化準則去衡量非本族成員的行為,并試圖改變他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它是對交際影響較大的一種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習得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義。只有多了解、多接觸,才能為降低民族中心主義的影響創造機會。通過文化習得,我們最終應以習得文化的文化相對主義為目標。所謂文化相對主義,即一種文化中的行為只能用其自身的準則去理解和評價。這意味著,在跨文化交際中,只能用對方文化的信仰、價值觀、社會規范等作為標準來解釋和評價其行為。
文化習得不僅是學習者獲得目的語文化知識的過程,而且是其獲得文化意識(CulturalAwareness)的過程。文化意識意味著學習者認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屬性,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優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獲得文化意識,學習者必須對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有一個深刻的了解。而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要走出母語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來審視和反思母語文化,這樣可以減少偏見和降低民族中心主義;同時,我們還要以局內人的眼光來審視目的語文化。只有通過習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亞文化,我們才能夠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夠切身地從目的語文化成員的角度來衡量和評價其社會行為和語言行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語文化與教學》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國文化,才會對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國文化。”
參考文獻:
[1]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因素人類的特殊進化是指人類在同一進化過程中呈現不同體質特點,在同一體質特點下又呈現不同年代和地點特點。漢語和英語也不例外,具體從動物習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在有許多含有動物名稱的習語中,這些動物在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中的“命運”可是不一樣的。
(一)同一動物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聯想意義不同
中西文化的差異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要談到的就是文化背景的差異。具體到動物習語上,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很多生動、形象且寓意深刻的動物習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天天在說,但是在和外國人交流以及在學習翻譯的過程中,很多動物習語是不能直譯的。例如,我們在形容做一件事同時達到兩個目的時,漢語中我們常說“一箭雙雕”,而英語用“一石二鳥”;再如,我們形容十分緊張、急迫時,漢語通常的表達是“熱鍋上的螞蟻”,而英語用“熱磚上的貓”;又比如,比喻做事情方法不得當是不能達到目的的,漢語中我們常“緣木求魚”,而英語中則用“雞窩里找兔子”。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以下幾個常見的例子:虎落平陽被犬欺:Haremaypulldeadlionsbythebeard露馬腳:Letthecatoutofthebag殺雞取卵:Killthegoosethatlaysgoldeneggs
(二)風俗習慣導致英語中一些用以“物”喻人的習語
風俗是指社會上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等的總和。許多習語的產生也受到當地風俗文化的影響,他們對相同動物的態度和情感也各有不同。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家庭對待狗的態度。英語文化里,狗被看作人類最好的朋友,狗是寵物甚至被當作家庭的一員。因此,在英語中有很多與狗有關的習語都是褒義的,很多與幸運、忠誠相關,例如:“helpadogoverastill”:助人渡過難關“Heisaluckydog”:他是幸運兒“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Everydoghashis/it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在我們國家古代,狗在中國家庭中的地位很低,因此久而久之,狗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的意義就形成了貶義,常與卑微、惡劣等意思聯系在一起,例如:和西方的忠誠之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有“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等。因為中西方對狗的態度是存在很大差異的,那么我們在翻譯與狗相關的這些習語時,就不能直接用英語中對等的詞“dog”。
(三)傳說與典故的影響因素
在中國古代有一些習語,比如“守株待兔”、“葉公好龍”、“畫龍點睛”等是根據民間傳說或者典故形成的。這里就涉及一個中西方文化差異較大的動物“龍”。龍作為一個傳說,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了。自古人們就對龍崇拜到了極致,比如,在君主時代,龍被譽為神的化身,成為漢族人民的圖騰;龍更是被歷朝歷代的帝王賦予了皇權,這些“真龍天子”的衣食住行用都有龍的標記,也只有帝王才可以用龍。如今的我們雖然沒有帝王的統治,但是“龍”依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比如,每個中國人都稱自己是“龍的傳人”,而且受到幾千年的民俗風情的影響,“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被人們看作吉祥、和平的象征,比如:端午節賽龍舟,節慶時舞龍舞獅等等。此外,關于龍的成語也有許多,都是寓意美好的褒義詞,如:龍騰虎躍、龍鳳呈祥、望子成龍、龍馬精神等。然而在西方,龍是最為邪惡的象征,被稱為邪惡之王。在西方電影中,龍通常是財寶的看護者,能夠打敗龍的人被稱為是屠龍勇士。
(四)因素
宗教是人類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人們意識中的歪曲虛幻的現象。簡單來說,宗教就是人們的一種信仰,也是精神上的支柱,反映了人們的尊崇和忌諱,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比如,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我們國家佛教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這也是在我們國家信仰人數最多的宗教。那么與佛教相關的習語也有很多,比如:“不看僧面看佛面”、“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然而,在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在英美國家,基督教作為大多數人的信仰,影響著人們的文化與生活。信仰基督教的人們認為上帝可以幫助大家實現愿望,所以有很多英語習語是與上帝有關的,如“Godblessyou.”,“Godhelpthosepeoplewhohelpthemselves.”(上帝保佑你)。我們在看英語國家電影時也經常出現“Mygod!”,可見God與我們平時感嘆時所說的“我的天啊!”類似。另外,在宗教和神話中某些神化了動物被認為是動物崇拜,比如:我們中國的貔貅、饕餮、麒麟、瑞獸等等,這些人們臆造出的神獸,現在仍被人們所推崇;而在希臘神話中很多神靈是半獸半人,比如命運女神的形象是人身鳥翼。另外,在宗教和神話中某些動物被認為是專門用來祭祀或象征某些神靈的。例如:我們熟悉的斷臂女神維納斯,Thedove,theswanandthethesparrowsymbolizeVenuswhicharesa-credtoVenus.(鴿子,天鵝和麻雀既是象征愛和美的女神維納斯,也是用來祭祀愛和美的女神維納斯的)。
二、結語
數字化學習空間改變了教師“一支粉筆、一塊黑板、一堂課”的教學形式,有效地促進了學生的語文學習。
二、有效地實現了新課改“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理念
教師安排好學習的框架結構,課前,學生自己預習探究;課上,學生自己展示、提問、回答;課后,學生自主鞏固練習;教師則通過評價測量表和學生學習反饋調控學生的學習進度。這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能力,保障了學生今后學習中可持續學習能力的發展。但是,信息化給語文課堂帶來的挑戰也是不容忽視的,具體表現在:
2.1信息化課堂對網絡的依賴程度高,要求師生具備熟練的計算機應用技能。
很多學生在長期的學習之中只接受了一些最基本的打字練習,計算機應用能力較差。而對文科教師而言,計算機能力也只是一些最基本的文秘工作要求,缺乏進一步的圖片處理和軟件應用能力。因而,信息化教育首先要求提高師生的計算機應用能力。
2.2信息化課堂的容量需求遠超出傳統課堂。
由于課堂形式和學習方式的改變,學生學習所需的信息量變得越來越大,教師很難在短時間之內將所需信息量搜集完整,這就需要團隊的合作。信息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教師、學校甚至社會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實現。
三、“教學”二字,從信息傳授的角度而言,“教”是教師傳達信息的過程,而“學”是學生接收信息的過程。這其中,忽視的恰恰是自我價值基礎上的信息處理、轉化的過程,也就是“悟”的過程。《禮記•學記》中記載:“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這是傳統課堂之中“悟”的經典表現。語文是一門人文性學科,學生閱讀文學作品時應帶著自己的體驗自由領略,從不同的角度感受不一樣的人文情懷,從而悟出自我的價值所在。而在數字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息化追求便捷化,各種信息的集中碰撞必然對教師和學生在接受、整合信息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
四、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