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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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獨家壟斷的土地征用制度給政府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首先，在法律的支持下，政府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廉價的土地資源。由于集體土地所有權很難落實，集體經濟組織往往聽命于上級官員的指令，難以真正代表被征地農民的利益，因此，即使有反對的聲音也很弱，征地的阻力明顯地減少。與國外相比，我國的征地效率極高，使得政府可以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能根據城市拓展和產業發展的需要征用到大量的土地。其次，征地補償仍然長期依據幾十年前的標準，也就是按照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導致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永久喪失的價格遠遠低于政府在市場上公開出讓土地的價格。當農村土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時，低價征用的土地成為高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驅動器；土地出讓收入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和公共投資的重要來源；土地抵押成為城市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的主要融資工具。

但是，這種由政府統一強制征地的方式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與矛盾。第一，由于建設用地的取得過于容易與廉價，地方政府無節制地擴張城市范圍，導致土地城市化明顯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資源浪費嚴重。1981―2008年，我國城市建設用地增長了4.8倍，同期，城市化率只提高2.3倍。按照適度的人均用地標準，現有城市建設用地足以滿足幾十億人口的需求，而我國高峰時期的人口也只會達到16億人。第二，由于城市繁榮帶來土地出讓收益大幅度增加，與征地補償費用的差距逐步擴大，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強烈不滿。2007年，國土資源部受理的涉及農村征地糾紛的來訪為887起3157人次，其中因安置補償問題來訪的為776起2757人次，分別占87.5%和87.3%。另外，補償標準過低，導致失地農民的生存、發展權力得不到保障。有資料顯示，改革以來，農民被征地約1億畝，至少有5000―6000萬農民徹底失去了土地，他們有的成為城市居民，但還有近一半沒有工作和社會保障。

在2011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提出本屆政府任期內一定要完成集體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的工作，改革的方向無疑也將趨向于將更多的土地收益留給被征地的農民。但是，給農民補償多少合適，以及采取什么樣的安置方式，仍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甚至是無解的難題。這其中既牽扯到公益性與非公益性用途難以區分，補償標準難以確定的問題；也牽扯到政府可能會利用公權和信息優勢，故意壓低補償標準，造成更多社會矛盾的問題；還牽扯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是主導城市化的政府得的多，還是喪失土地的農戶得的多，遠離城市的農民是否也要分享這一收益等等理論分歧?？梢姡谘a償標準上下功夫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在征地過程中的弱勢地位，無法有效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仍然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各種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土地征用是政府為了公共目的而強制取得非國有或非公有土地并給予補償的一種行為。在許多國家，政府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的建設時，可通過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法律程序對所需的私有土地進行征用，但均明確提出只能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從征用補償來看，各國也均是站在保障被征地者利益的角度，對由于征地造成的當前和將來的、直接和間接的利益損失進行相當于被征用土地市場價格的賠償。例如，盡管英國的法律規定征地機構可以依據法律原則強制執行征地，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征地過程很少采用這種方式，更多的是采用同土地所有者協商，根據市場價格購買的方式。美國的土地完全商品化，土地所有者完全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土地的流轉按照市場交易的原則，通過有償方式獲得，他們的征地行為與購買土地的行為無太大差異?？梢?，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征地是在土地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進行的，政府的公權受到嚴格的約束，土地價格由市場決定。

第2篇

關鍵詞：土地征用改革城市化補償標準再分配

我國土地征用制度起源于建國初期，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時代，曾前后多次被修改，不同時期的征地補償方式和標準存在較大差異。近年來，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民集體的土地被征用，隨著現有產權制度的確立，不少農民對被征土地提出了產權要求，希望分享土地功能扭轉后所產生的增值。

然而，按照現有的土地征用補償標準，農民所獲得的土地補償非常有限，不僅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甚至連基本生活水平也得不到保證。對土地征用制度進行新一輪的改革已勢在必行。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自從建國以來，當土地征用制度不適應社會發展要求時，政府會對該制度進行改革。改革后的一段時期內，土地征用制度能為經濟建設發揮積極的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制度的優勢將逐漸消失，其弊端也將逐步體現并開始阻礙經濟的發展。

此時，新一輪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將拉開序幕。據有關學者研究，土地征用制度的發展曾經歷了五個階段，分別是1950年到1957年：土地征用立法起步階段；1958年到1964年：土地征用制度的調整階段；十年：土地征用制度的停止階段；1982年到1997年：土地征用制度的發展階段。1998年至今：土地征用制度的全面改革階段。這五個階段所實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各不相同，當時代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時，土地征用制度進行了相應的改革，土地征用補償標準也發生了變化。

參照歷史，任何時代所實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都存在一定的適用時期。某時期土地征用制度僅僅同該時期國家的發展形勢相適應，當形勢發生變化后，這種適應性也將消失，舊的制度將被新的制度取代。所以，土地征用制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土地征用制度的不斷變革和其內在的時代局限性有很大關系。

土地征用制度的決定因素

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行政法律制度以及產權結構在不同時期有著顯著差異，而這些因素的決定了相應時期的土地征用制度。而這些因素的變化也決定了不同時期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改革開放前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業占GDP的比重較高，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當時的經濟增長目的是保證農業和工業的均衡發展，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因此，我國采取了較低的農地征用補償制度，同時給予失地農民新的土地，鼓勵其繼續務農。

由于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律缺乏對私人財產的保護。農地的產權完全歸集體所有，農民個人不擁有任何產權。雖然農民僅能獲得土地調整期的補償，補償標準非常低，盡管農民仍然能夠安心的接受這一補償。

改革開放中前期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開放后，社會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我國社會生產力迅速增長。生產力的發展主要來源于工業的發展，而工業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密不可分。城市能夠為工業帶來產業聚集效益，能夠為工業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支持，城市中大量的勞動力和生產服務性第三產業是工業企業發展壯大的必要保證。

當工業集中在城市時，也會為城市發展提供大量的資源。所以，這一階段我國經濟建設的主要目的是以城市化帶動工業化發展，政府為推動城市發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經濟發展的同時，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制度也在我國逐步確立，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意味著我國農民獲得了土地的部分產權，國家不再通過調換土地的方式來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國家更加重視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農民對更高征地補償的要求有了部分理論依據。

在經濟建設為主要目的大環境下，原有的征地補償標準雖然有利于城市化進程，但是無法體現出對農民權益的保障。因此，政府在保證城市化進程能夠順利實施的前提下，適度提高了農地征用補償的標準。

改革開放后期土地征用制度

在改革開放的后期，我國經濟發展仍然保持了較高的速度。我國仍然堅持以城市化帶動工業化的發展途徑，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城市規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導致的農地征用補償問題也日益突出。據統計資料顯示，上世紀90年代的十年間，全國城鄉建設用地增加2640萬畝，其中81%的新增建設用地來自于對耕地的占用，被占耕地共有2138萬畝。進一步，在目前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各部門已提出的2005年-2020年新增建設用地高達6750-7500萬畝。土地供給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為此，我國迫切需要加大土地開發力度，以保證城市化進程的順利進行。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體制和產權制度在我國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農地的產權結構進一步明晰，農民要求獲得更高補償的法律依據更加充分。經濟發展使得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日益升高，為了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更高的補償標準。然而，現有征地補償標準與實際需要的差距過大，城市化進程導致土地被占用的農民人數也與日俱增，這些都成為危害社會穩定的潛在因素。

由于改革的矛盾在這一階段集中出現，保持穩定、構建和諧社會成為這一時期經濟發展任務的必要補充。新的土地征用補償制度既要保證城市化的繼續進行，又要減少社會矛盾的產生，為此國務院專門下發了《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再一次提高了土地征用補償的標準。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源動力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歷史必然性，而這一必然性背后則隱含著土地征用質地改革的源動力。

通過分析我國土地征用制度的幾次改革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相似之處。每當一個土地征用制度建立之初，都能在促進經濟發展和保障農民權益之間找到平衡，但經過一段時間后，這種平衡就將被打破而產生一系列社會矛盾。而這一系列矛盾則推動了下一輪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我國的土地征用制度產生于建國初期，當時土地的一切權力都歸國家所有，征地后根據年產值的倍數給予補償合情合理。可是，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政府仍然沿用了這一標準。該標準降低了農地征用的支出，保證了政府能獲取土地的增值收益。

政府獲得這部分收益后，往往將該收益投入到城市建設中，以加快城市化進程。也就是說，我國政府通過土地征用補償制度，將農地開發所產生的收益在城市和農村間按比例進行了再分配。經過一段時間后，這種再分配會導致城鄉差距過大，影響社會穩定。此時，我國政府則通過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的方式，調整再分配的比例，暫時縮小城鄉差距以緩和矛盾。可是，改革并沒有消除這種再分配現象，政府仍然從農地開發中獲取增值收益，再將該收益用于城市建設。

只要這種再分配現象仍然存在，城鄉差距仍將繼續擴大，由此導致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必然會出現。因此，我國土地征用制度所蘊含的城鄉差別，決定了該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相比而言，由于歐美國家實行以市價為基礎的征地補償標準，其制度并不存在內稟的城鄉差別，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的土地都按統一標準進行補償，因而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但由于我國城市化程度遠遠低于發達國家，需要大量的土地進行城市化建設，故并不適合采用這種相對較高的補償標準。

據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高達87%以上，美國三大城市群GDP占全美份額的67%；我國2005年城市化率僅為42.99%，我國三大城市圈的GDP僅僅占全國份額的38%左右，我國的城市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無法同發達國家相比，加快城市化進程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因此現階段實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仍應以促進城市發展、提高工業水平為主要目的。在該制度的實行過程中，則要切實加強土地資源的集約利用，統籌兼顧社會各界的利益。根據本文的論述，由于該制度內稟的城鄉差別將不可避免的導致社會矛盾的積累，所以在適當的時候，政府必須果斷的對土地征用制度進行改革，探索更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參考文獻：

1.李珍貴.美國土地征用制度.中國土地，2001

2.蔣省三,劉守英,常紅曉.土地解密.財經網絡版，2006

第3篇

【關鍵詞】土地征用公益性用地違規 對策

中圖分類號：F30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對土地的占用越來越多，征地中存在的問題日益突出，產生諸如影響地方穩定、阻礙城市發展等社會問題。因此，必須進一步規范土地的征用管理制度。

土地征用過程中的違規現象

一是由于公共利益的內容沒有準確界定和及時調整，導致了土地征用權的濫用。征地項目不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設施，而且工商業、房地產等經營性項目征地占用總量的較高比例。二是按土地原用途進行補償，土地征用費用占土地出讓價的比重過低，加上土地收益分配關系混亂，三是擁有集體使用權的單位或個人，未經政府同意，未到相應的國土部門辦理任何手續，私自將土地使用權轉讓、出租、抵押給其他單位或個人使用。四是失地農民就業是確保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但企業有較大的用工自由，土地征用安置的勞動力容易面臨下崗失業的威脅。極易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

二、土地征用管理不規范的原因

在我國存在著很多土地征用管理不規范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給我國土地管理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因此，為了規范我國土地征用行為，我們要尋找土地征用管理不規范的深入原因。

一是我國《土地管理法》中明確規定了土地征用的補償標準，這種補償標準雖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提高，但存在一定的不足，它難以體現土地的區位差異及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而難以維持農民現有的生活水平，導致農民對征地的不滿。二是在征地程序上，從土地征用的認定到補償費的確定和勞動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用地單位說了算，農民處于被動地位。三是在土地有償出讓中，土地價格較高，而征地補償費用較低，為地方政府“以地生財”創造了條件。四是農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不健全，產權主體的權責不明確，導致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的應有合法權益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在土地收益分配上也是由鄉鎮政府和村委會控制，往往是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五是招商引資制度、干部考核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也影響到土地征用的順利實施和社會利益的均等化。以經濟指標為主的干部政績考核辦法不利于調動各級干部保護農民權益和耕地的積極性，政府既是土地管理者又是用地者的狀況也不利于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有效發揮監督和執法的職能等。

三、加強土地征用制度的對策

一是嚴格限定公益性用地范圍，依據國外經驗和我國實際，“公共利益”應嚴格限定在以下幾類：軍事用地；國家政府機關及公益性事業研究單位用地，能源、交通用地、如煤礦、道路、機場等；公共設施用地，如水、電、氣等管道、站場用地；國家重點工程用地，如三峽工程、儲備糧庫等；公益及福利事業用地，如學校、醫院、敬老院等；水利、環境保護用地，如水庫、防護林等；其他公認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

二是針對土地征用補償中存在著補償標準過低，損害被征用人利益的情形，可以依據補償對等原則，損失以恢復為標準，征地補償費以市場地價為基數，參考附近地區的土地交易價格來確定，以避免土地征用與市場地價之間的巨大差距。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著不同的國情，集體土地是我國農民進行生產的基本資料，而土地征用是對土地使用權永久的轉移，這樣就會導致農民失去生產資料，生活保障會受到了沖擊。所以，為了規范土地征用制度，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我們要盡量提高農民的補償收益，只有這樣才能夠減少農民對土地征用的意見。而補償標準的提高關鍵還在于要更正補償標準確定方式，在原有補償標準確定過程中，主要的兩個標準是“土地原用途、原有生活水平”，如果仍然沿用這兩個標準，農民的土地補償款是不會有所提升的，因此我們建議要從制度上進行更新。

三是從實際出發，可以擴大征用補償范圍，將殘余地分割損害、正常營業損害以及其他各種因征地而支出的費用等可確定、可量化的財產損失列于補償范圍，以確保被征用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對于農民而言，土地的使用權是他們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土地使用權被永久性轉移，那么，農民的生活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如果沒有給予充足的補助，肯定會導致農民情緒不滿，所以，要盡量擴大土地征用補償范圍，把涉及到土地的所有費用進行綜合性考慮。更重要的是要保證制度的制定與制度的執行要統一，即征地補償款確定過程中一定要加強監督，保證征地補償范圍合理化，保證土地征用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