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障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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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引言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外文獻中養老保險被直接稱為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籌資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兩種類型。現收現付制是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至今大多數國家采納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口老齡化及養老保險面臨的財政支付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開始試行并逐漸實施的一種養老保險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通過對個人儲蓄、收入分配、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對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從遺產動機的角度、Romer(1986)從個人儲蓄、勞動供給的增長模型討論了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等。不過這類研究通常不考慮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長理論形成以來，經濟增長更加強調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物質資本一樣也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后，許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一橋梁來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在人力資本的新增長模型中，教育投入成為衡量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時間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三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延長受教育時間意味著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時間少則教育投資則相對會減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較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類，其中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表現為財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則包括企業、社會其他經濟組織、學生家庭以及學生本人等。但從新近的文獻研究來看，各類研究主要針對養老金制度與政府或者學生家庭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而進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如企業和社會團體對教育的資助)的內容，且研究路徑也各有差異。
二、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研究
通過世代交疊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資本和養老保險效用存在代際間相互轉化，是研究養老保險制度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理論框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屬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務效用最大化的公共決策原則；而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則需要符合個人終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這樣，通過2期或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針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這兩種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類研究，約束條件為市場均衡條件下的微觀主體效用最大化和經濟穩定增長。
(一)養老保險與家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基金制條件下的強制性儲蓄或社會保障稅使父母在年老時獲得的養老保險與子女未來承擔的賦稅無關，也無法產生遺產效應，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資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Stuart，1998等)；反之，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能通過對年青期個體強制征收養老保險或社會保障稅并轉移給當期的老年期個體(或者父母)，以保證年老期個體(或者父母)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也有利于鼓勵父母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有利于經濟增長。
Kemnitz&Wigger(2000)等則認為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實際上是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外部性時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資本積累達到最優水平，而基金模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與沒有社會保障的自由放任經濟一樣會造成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資本積累總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礎之上的。如果每個人都增加學習時間，不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還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水平及勞動生產力。在具有基金制社會保障制度的自由經濟中，個人并不能獲取人力資本積累所產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而增加學習時間，因此個人投人學習的時間往往少于最優配置的學習時間。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條件下，養老金的數量往往與個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資收入有關，而工資收入通常是與教育程度正相關的，這相當于將養老金數量直接與年輕時積累的人力資本掛鉤，使得延長學習時間的人能夠在年老時獲得更多養老金，這種更高的回報是來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增加而帶來的整個社會生產水平的提高。所以從理論上講，只有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才能體現出人力資本積累在代際之間的正向溢出效應，刺激各代人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產能力而積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資本。
(二)養老保險與政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由于人力資本投資離不開政府對公共教育領域的資助，許多研究還將政府人力資本投入引人理論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其中，非生產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投入。由于一國政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預算的約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則必然會導致另一個公共支出領域預算的減少。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當期工資與養老金數量掛鉤，這利，養老保險計劃不影響當年的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將更多的公共資源用于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公共支出領域，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以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而在基金制的養老保險模式下，個體的養老金數量或者說未來的福利是由他本人過去的儲蓄和基金運作表現決定的，與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提高而帶來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沒有關系，他們希望政府能將更多預算投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來，這將會減少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支出，從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因此從養老保險與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結果來看，這些結論也大都偏向于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對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在一個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慮了現收現付養老保險的代際轉移再分配政策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發現當年輕個體不能夠從資本市場上進行借貸以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時，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會降低物質資本的積累，但卻有利于公共資源偏向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場均衡，那么政府會將大量預算開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這時養老金計劃也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狀況是由人力資本水平決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數由其自身消費大小和子女當期的人力資本回報來決定，因此，父母考慮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會加大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這時政府給予家庭的教育補貼也會起到積極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還將公共支出和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并引入理論分析，指出只有現收現付社會保障才會增強公眾贊成提高生產效率政策的意愿，從而對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產生積極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從跨國之間勞動力流動或者技術轉移的角度考察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的影響。結論是跨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欠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通過技術人員的雙向流動提高欠發達國家的人均人力資本，但現收現付制社會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資制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和固定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費用制養老保險制度國家間的勞動力流動會導致前者人力資本投資的減少和后者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并由此帶來帕累托改進。
三、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研究
與理論研究不同的是，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分析并不關注養老保險制度的唯一合理性問題，而是圍繞著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這些主題，對不同經濟體中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與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會福利及生育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內生生育率選擇來量化1985年以來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資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結果顯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補助的增加改變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壽命改變了總人口的年齡結構，使得政府必須增加社會保障稅率以平衡養老金預算，因此這一機制實際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會福利。
在充分考慮了美國勞動者工作期內繳費形成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這些參數的條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由工作期內勞動者繳費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支付制度會促使人們考慮提前退休，但隨著未來社會保障費用負擔人口的減少，預期壽命的提高也能夠促進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提高。現收現付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養老保險制度能夠促使個人延長受教育時間，增加家庭或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但隨著社會保障負擔率的提高會帶來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臨著預算平衡等問題。
我國的養老保險模式是現收現付型還是混合型模式目前還存在許多爭議，不過從目前養老保險資金賬戶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現階段中國仍然處于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針對這種情形，近來國內也有一些關于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過程中養老保險和人力資本公共支出的增長效應進行了分析，并通過人力資本這一指標來體現它們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結果表明：從公共支出角度來看，政府對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與人力資本和長期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一種負相關關系；公共教育投入對于長期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很明顯，而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卻不明顯。超級秘書網
針對中國長期的城鄉分割的現實情況，賴得勝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獻根據當前中國“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對我國城鄉人力資本投資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由于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層政府和農村家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資領域的沉重負擔，因此需要盡快建立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提高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比重，從而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
四、結論與展望
第2篇
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要求，我國職工養老保障制度應當從傳統的以受益為基準、養老金現收現付體制改革為基金預籌積累的個人帳戶制度，這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并且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也得到了比較明確的體現。《決定》明確指出，在職工養老保障問題上，要“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
對新參加工作的職工來講，通過個人帳戶進行養老金預籌積累是沒有問題的。但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目前已經離退休的職工沒有養老金積累，目前在職但在實施個人帳戶制度以前參加工作的老職工在過去的工作年限里也沒有養老金積累。而他們的養老問題又是必須予以保證的，因為按照舊體制下的低工資、高福利政策，他們的養老金已通過“預先扣除”轉化為過去的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國有資產當中，政府則承擔對他們的養老保障義務。更進一步講，舊體制形成了政府對老職工隱性養老金負債，這是必須償還的。
老職工養老金來源理論上可能的解決方式有二，一是實行“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即對新職工實施基金積累的個人帳戶制度，對老職工則繼續通過現收現付的辦法，讓目前的企業和年輕職工繳費解決；二是由政府統一對老職工的養老金來源作出專門處理。
實行“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問題很大。第一，對老職工負有養老保障責任（事實上是負債）的是政府，因此，如果政府不承擔責任，轉而繼續讓年輕職工承擔義務是不合理的。第二，即使不考慮合理性問題，僅從財務上看，也行不通。目前在全國范圍內，已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大約占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16—18%，隨著今后更多老職工進入退休年齡，這種負擔比例還會進一步提高。如果通過企業繳費完成對“新人”進行養老金積累和對“老人”養老的雙重任務。即使考慮新制度中的個人繳費因素，所需的企業繳費占職工工資總額的比重也要達30%左右。這是企業無法承受的。
因此，要想真正實現養老保障體制轉軌，必須對老職工的養老金來源作出專門處理，即由政府統一償還舊體制形成的對中老年職工的養老金負債。根據智利等國家的實踐經驗，順利實現社會保障體制轉軌的關鍵就在于由政府妥善解決了舊體制遺留的中老年職工的養老金權益問題。否則，轉軌無法進行。
二、1995年3月的改革方案無法實現《決定》提出的改革目標
為落實《決定》提出的改革要求，1995年3月，國務院了《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并同時出臺了兩個具體操作方案，即實施辦法之一和實施辦法之二。
方案一的特點是要為在職職工全面建立個人帳戶，職工退休后的養老金計發比較嚴格地與個人帳戶儲存額相對應。對于實施個人帳戶制度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該辦法實施前的工作年限視同繳費年限，至退休時，“以個人帳戶中的儲存額推算出全部工作年限的儲存額”。已退休職工的養老金通過企業另行繳納一定比例的費用形成統籌基金解決，給付標準按照改革前老辦法執行。
方案二只設計了一個比例不大的個人帳戶。目前在職職工退休后的養老金計發分為三部分，一是社會性養老金，按照職工所在地職工平均工資的一定比例計發；二是繳費性養老金，個人和企業繳費每滿全年，按繳費工資基數的一定比例計發；三是個人帳戶養老金，對應于個人帳戶儲存額。其中前兩項養老金來自于“統籌”。已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則全部來自于“統籌”。與方案一類似，實施個人繳費制度前參加工作的職工，連續工齡視同繳費年限。
兩個操作方案的設計思想、內容等是存在較大差異的，但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共同點：老職工的養老金來源都是要通過當期的企業“統籌繳費”解決。
根據前文分析，在老職工的養老金來源不進行特殊處理的情況下，要想實現養老保障制度的轉軌是根本不可能的。從兩方案的實際運行結果看，與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帳戶制度大相徑庭，個人帳戶普遍為空帳戶，基金積累也不可能形成。
由于目前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沒有來源，要通過企業“統籌繳費”解決，但在實際上，在企業開始為在職職工進行個人帳戶積累的情況下，已不可能再承擔過高的“統籌繳費”以支付目前退休人員的實際養老金需要。而老職工的養老金又是必須支付的，所以，唯一的辦法只能是挪用目前已進入在職職工個人帳戶的養老金。這在方案一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其更一步結果是，不僅實施個人帳戶制度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存在“空帳”問題，已經按規定繳費的個人帳戶也因為資金被挪用而無法積累。盡管有關方面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提出要進行所謂“基金部分積累”。但由于支付已退休人員養老金的壓力巨大，又不可能無限制地提高企業繳費水平，因而在事實上基金積累的數量極為有限。至1996年底，全國養老金歷年滾存節余為580億元，尚不到1996年當年養老金支付額的一半。而且，其中還有相當大部分是1995年改革以前所剩余的。
由于個人帳戶中沒有資金，待目前在職職工退休時，他們的養老金來源就又成了問題，出路只能是繼續挪用下一代人的個人帳戶資金，拆東墻補西墻，使空帳戶一代一代往下轉。
三、“空帳”運行無法支撐下去，有關功能目標也無法實現
1995年3月的改革方案不僅未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帳戶制度，從實際運行情況看，也是很難支撐下去的。
由于已退休職工的退休金支付壓力巨大，再加上因管理體制問題導致的高昂成本，養老金繳費率（企業繳納的養老金占企業職工工資總額的比重）普遍很高，絕大部分地區都在20%以上，個別地區則接近30%，許多企業無力繳納或以各種方式拒繳。綜合各種調查結果，近期各地養老金的收繳率（實際收繳額占應收繳數額的比例）在1996年竟降至50—60%。為了維持統籌體系的運轉，一些地方不得不進一步提高繳費率，進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養老金現收現付為資金籌集模式的舊體制中，對職工的養老金負債是一種隱性負債，而空帳戶形成的則是政府對職工的明確負債，負債規模也更具有剛性。對這種負債也沒有任何對其他人的債權來保證，因此是非常危險的。
由于體制本身存在缺陷，很多預期的功能目標也無法實現。首先，國有企業負擔問題得不到有效緩解。不僅那些老職工多、負擔重的困難企業未能走出困境，很多原本負擔較輕的企業也由于統籌壓力而不堪重負；此外，由于統籌層次低，不同地區之間企業負擔不均衡問題也很突出。其次，覆蓋全社會的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難以建立，無法為改革和發展提供保證。目前有關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都試圖將現行保障體系的覆蓋范圍擴大至非公有制經濟領域，但收效甚微，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政府不能明確償還對老職工養老金負債的情況下，擴大覆蓋范圍存在明顯的責任轉嫁特征，以致于非公有制企業普遍難以接受，養老保障體系仍只能局限在公有制經濟范圍內。這不僅不利于各種經濟成份的共同發展、平等競爭和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也嚴重制約著當前的國有企業
改革和國有經濟結構調整，諸如破產兼并、富余人員分離等難以有效進行，企業職能無法有效轉換。第三，由于無法真正形成基金積累，難以為長期經濟發展特別是資本市場發育作出貢獻；第四，無法有效解決老有所養，社會穩定問題。僅從目前國有企業的現實看，因企業負擔過重，養老金收支困難，退休職工養老金拖欠問題已相當普遍，在許多地方已成為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回避償還對老職工的養老金負債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不想讓政府承擔過多的經濟壓力。然而，當現行體制無法正常發揮功能時，必須承擔風險的只能是各級政府。事實上，目前在不少地區，地方政府已經開始面對維持職工生活的巨大經濟壓力和相關的政治與社會壓力。
四、1997年的改進措施及其局限性
鑒于1995年改革以來面臨的問題，勞動部、國家體改委等政府職能部門經過協商，于近期形成一個改進方案，并報請國務院批準于1997年8月公布。統一后方案的要點是：按職工工資的11%建立個人帳戶，其中個人繳費率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工資的4%，1998年起每兩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最終達到本人繳費工資的8%，個人帳戶的其余部分由企業繳費劃入。隨著個人繳費比例的提高，企業劃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工資的3%；老職工的養老金由企業繳費形成的社會統籌基金解決。企業繳費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一般不得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包括劃入個人帳戶的部分）。養老金支付分為兩部分，一是基礎養老金，標準為當地職工上年度平均工資的20%；二是個人帳戶養老金，標準為個人帳戶累計儲存額除以120。個人繳費年限累計不滿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礎養老金待遇，其個人帳戶儲存額一次性支付給本人。
圍繞上述基本框架，該改革方案還提出了其它一些措施，主要包括逐步擴大覆蓋范圍、提高統籌層次以及改善基金經營、監督和管理等。
從統一制度、改善管理的角度看，較之于當前多種具體實施方案并存，該方案顯然有所進步。然而，從基本的養老制度模式看，仍然不準備補償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帳，而是試圖繼續用“社會統籌”來解決老職工的社會保障費用。因此，該“統一制度”方案僅僅是對當前較為混亂的養老保障制度的一種修補方案。從其確定的“個人帳戶”比例和“社會統籌”比例看，則是前述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折衷。
根據對1995年改革以來養老保障制度主要矛盾和問題的分析，不解決對老職工的養老金負債，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帳戶制度是建立不起來的。
對于必然出現的空帳問題，有關方面的設想是通過提高個人和企業繳費逐步將“空帳”充實。很顯然，在目前企業已不堪重負并且退休人員比例迅速增加的情況下，這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此外，還有不少人寄希望于擴大統籌的覆蓋面，將實施范圍擴大到目前職工年齡結構相對年輕的非公有制領域。這一思路的最大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如前所述，由于明顯存在負擔轉嫁問題，這種努力很難實現；其二，即使使用強制手段使各種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統籌體系，也姑且不考慮這會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產生何種影響，一個必然存在的問題是，在非公有制企業職工陸續進入老年后，政府則必須兌對他們的養老金承諾，屆時亦不可避免會出現支付危機，而且是更大的危機，因為養老保障體系的負債數量較目前會大幅度增加。因此，這種思路的實質只是將發生危機的時間推遲。
總之，1997年改進方案仍然是一個存在缺陷的方案，仍然難以為當前緊迫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提供幫助，無法保證長期的養老安全，也難以促進經濟增長以及為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提供支撐。在我們看來，唯一的出路應當是抓緊解決對老職工隱性負債的補償這個癥結問題，在完全積累的個人帳戶制的基礎上，才能使其他的問題迎刃而解。
五、解決問題的關鍵：補償對老職工的隱性負債
要順利實現養老保障制度從以受益為基準，養老金現收現付的舊體制轉向養老金預籌積累的個人帳戶制度，最關鍵的問題是必須以有效方式解決對中老職工的隱性負債。由于隱性養老金負債是作為舊的體制結果出現的，是政府對職工的負債，只能通過政府統一承擔債務責任。
1、過渡費用應主要來源于國有資產存量
既然國家應當負責補償，過渡資金從理論上講只能有兩種基本來源：一是從現有的國有資產存量中“切一塊”注入老職工的個人帳戶；二是從政府目前和今后的財政收入中拿出一筆錢來對老職工過去的隱性供款進行補償。
智利的作法是由政府向老職工發放認可債券，并通過政府財政逐年償還。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在進行改革時，智利的財政是有盈余的。我國的情況下則不然，目前以至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都將面臨財政緊張的局面。雖然每年用于償還隱性債務的流量不是很大，最高年份約為1200億元（1994年價格），但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仍值得懷疑。我國財政目前已經有較高的赤字水平，如果再考慮以財政收入償還養老債務，財政赤字的規模無疑會更加龐大，其風險是可想而知的。同時，這也必然有一個向全社會的責任轉嫁問題（或直接增稅，或通過通貨膨脹方式變相征稅），引發各種矛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當然，運用財政收入解決問題是最大優點是操作簡便。
通過現有的國有資產存量解決隱性債務問題可能更為有效。一方面，并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樣，用國有資產存量償還養老金負債意味著國有資產流失，相反，目前國有資產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隱性債務形成的，以此償還隱性債務是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雖然用國有資產存量解決問題會遇到一些操作困難，但我國正在加緊對國有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并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其間自然要對國有資產進行重新配置，如與這一過程相結合，操作問題可能也不會成為太大的問題。至于是否象智利那樣向老職工發放認可債券，則是具體的手段問題。
當然，以國有資產存量為主，結合經濟發展中形成的政府新增收入共同解決隱性養老金負債也是可以考慮的。但無論如何，基于我國目前的財政狀況以及有關改革的緊迫性，對隱性養老金負債的解決都只能更多地考慮運用存量。
與通過國有資產存量解決養老金負債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對國有資產進行分解。對此有幾種基本的傾向性意見：一是結合對國有企業的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將國有企業的部分股權劃歸專門的社會保障機構，用股權收益支付隱性負債：二是將部分國有企業劃歸社會保障機構進行經營，以其經營收入償債；三是將一部分國有資產（比如一些中小企業、部分國有房地產等）進行出售、租賃，以銷售和租賃收入償債。總的看來，最后一種辦法是最為可行。前兩種辦法的最大問題是，一方面操作難度較大，同時，企業經營的風險仍然是難以避免的，因而無法保證足夠的支付能力。最后一種辦法不僅較為簡便，支付能力也沒有問題。據世界銀行等測算，目前我國國有部門的房產（附帶土地使用權）的價值大致與年度GDP水平相當，足以支付有關費用。
最佳的應該還是混合方案，比如，以國有經濟部門的房地產作為主要的和最后的擔保，配合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過程中的股權轉讓售股套現所得以及對中小企業的拍賣、租賃所得等。需要注意的是，除國家必須承擔
的養老金債務外，目前尚有安置企業富余（下崗）職工再就業等政府義務，完成這些任務所需的費用來源與籌集方式也應通盤考慮。
對職工養老金權益的具體支付方式也應采取以某種形式為主的混合方式。比如，對大部分職工采取以貨幣支付養老金的形式，對某些正處于調整狀態的企業的職工，也可采取企業股權、債權讓渡以及工齡買斷等特定形式。有關的處理手段還應盡可能與住房制度改革相結合。
考慮到與國有企業改革銜接和配套問題，還有一種可供考慮的思路是實施政府、企業、職工和銀行之間的債務轉換。目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有著相當高的負債率，且絕大多數的負債都是對（國有）銀行發生的，因此，一個可以考慮的債務轉換思路是，將企業對銀行的相當一部分負債轉化為企業對職工的負債，結合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進一步將職工對企業的債權轉化為股權。與此同時，將政府對職工的（隱性）負債轉化為政府對銀行的負債。更為具體地說，政府對職工的養老金負債由企業償還，企業對銀行的等量負債則由政府償還。這樣一方面可以從很大程度上解決目前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矛盾問題，也可以通過職工對企業的持股解決有關產權不清和治理結構無效等諸多問題；另一方面，對職工隱性債務的償還也有了更為現實的基礎。考慮到不同企業的負債水平、經營業績的不同，全面實施債務轉換可能會遇到困難，但實施部分債務轉換應該是可行的。如，為保證老職工養老金的穩定性，可大致確定一個基本部分，仍由政府按統一標準支付，其余部分則進行債務轉換。對一些負債水平高，經營業績又不太好的企業，有關的債務轉換可以折扣方式進行。
2、我國的總體負債水平不高，實現過渡沒有問題
與其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相比，由于我國的工業化水平不高，尤其是獲得了政府養老承諾的公有制部門的職工人數占全社會勞動者的比重較低，目前也只有20%左右，因此，我國的養老金債務負擔占GDP的比重屬于非常低的。比如，由世界銀行組織有關中、外專家在1995年所進行的詳細測算結果為：截至到1994年底，已退休職工的所需的養老金總量為6810億元，在職職工積累的養老金權益為12360億元（均為1994年價格）。兩項合計為19170億元。而且這一結果不僅包括企業職工積累的養老金權益，也包括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積累的養老金權益。而199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6622億元，養老金債務負擔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一點。如工業化水平較高的歐美國家（包括東歐各國），隱性養老金負債占GDP的比重幾乎都超過100%，一些國家甚至超過200%。已經成功實施了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過渡的智利等國家的隱性養老金債務占GDP的比重也在80%以上。考慮到我國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從一個動態的過程看，隱性養老金債務所占GDP的份額會更小，因為隱性養老金負債通常不需要一次性支付，而是在相當長的年份內逐年償還。總之，我國目前還是處于壓力比較小的時機和階段，只要措施得當，順利實施過渡是沒有問題的。
通過資產存量解決對中老年職工的隱性負債不僅從理論上是可行的，近年來國內不少地區也在有關問題上進行了諸多探索和實踐。如近年來不少地方在對國有企業進行轉制（放小）的過程中，都明確地將一部分存量資產劃撥出來，用作專門的社會保障費用，以償還舊體制形成的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債務。這些探索都是非常有益的。這說明社會各界都對“補償”的必要性有比較一致的共識，同時也為如何有效進行“補償”提供了經驗。
我國人口眾多，建立基金預籌積累的養老金保障個人帳戶制度可以積累相當大的一筆資金，如果能夠合理、有效地利用，無論對于經濟發展還是對于進一步的經濟發展還是對進一步的經濟體制改革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在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過程中，之所以改不動或者說障礙重重，不僅有人員負擔和各種社會負擔問題，資金投入不足以及不合理融資體制等也都是嚴重制約因素。通過有效的養老金積累并通過養老金基金管理機構的投資利用，不僅可以擴大全社會的投資能力，特別是長期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推進資本市場的發育，彌補目前資本市場中機構投資者缺乏等缺陷。
養老金基金作為一種主要形式的投資基金，還可以促進發展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養老金基金本身就是一種屬于所有投保人的公有制形式，通過基金投資，持有各種企業的股權，還能夠產生和發育更多的公有制經濟組織。此外，通過基金組織持有企業股份，對于完善企業治理結構也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在有效解決舊體制遺留責任、基本的目標模式等已經確定的前提下，新的養老保障體制應如何組織值得認真思考和對待。主要問題涉及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否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
新的保障模式實施養老金預籌積累的個人賬戶制是不應有異議的。但選擇完全的個人賬戶制還是混合制則需要進一步分析。
包括世界銀行專家在內的許多學者建議，新的養老保障制度應采取混合制，即，在實施個人賬戶制度的同時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比如，世界銀行建議新制度下的養老金由三個支柱組成，支柱一為一個通過統籌（進行轉移支付）旨在保證退休職工生活在貧困線以上的基本養老保險部分，平均的替代水平約為24%左右；支柱二為一個實施養老金預籌積累的個人賬戶，可使達到正常工作年份的職工獲得平均35%左右的替代水平；支柱一和支柱二是強制的，兩項合計可達到60%左右的替代水平。世行報告提供的測算結果表明，兩支柱所需的繳費率為平均工資的17%，其中企業約占13%（其中9%進入統籌，4%進入個人賬戶），職工占4%。支柱三為一個按需要補充的自愿賬戶（補充保險）。
我們的意見與此不同。新的養老保障制度可不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除了非強制性的補充保險外，強制性養老保障全部通過個人賬戶實行，目標也是讓達到正常工作年份的職工獲得平均60%左右的替代水平。在此目標替代率水平下，企業與個人繳費水平比世行測算結果還可略低。所不同的是，企業繳費全部進入個人賬戶。即，新的養老保障模式選擇完全的個人賬戶制。
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其基本的出發點一是要保證退休者的收入，建立最低養老金保證；二是要通過統籌，即轉移支付實現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原則。這兩個目標追求本身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考慮到我國特定的國情，其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值得分析。
其一，財務上的收支平衡未必能夠保證。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保障水平顯然不能太低，至少要保證退休者的此項養老金收入要高于貧困線，否則沒有意義。顯然，對固定津貼部分的養老金收繳仍需要以支定收，現收現付。雖然較之于舊體制下養老金全部現收現付，企業在統籌項目上的繳費率會大幅度下降，但也不可能太低。同時，由于新的保障體制必須覆蓋各種所有制類型的企業，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要對所有企業都進行統籌，考慮到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企業發展的不穩定、不平穩問題、非正式部門和行業所占比重過大以及養老金現收現付難以避免的逃避繳費等問題，能否保證足夠的收繳率仍是未知數。所以，風險仍是存在的。如果預期的企業繳費率因支出壓力增大或因收繳率降低等原因不能維持
收支平穩，要么需要財政進行補貼，要么需要進一步提高繳費率，進而繼續在某種程度上陷入舊制度的誤區。
當然，在通過其他籌資方式解決目前已退休職工和在職職工養老金權益的情況下，統籌部分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將有節余，因為新職工中的大多數暫時到不了退休年齡。這種情況類似于國內一些機構推崇的“部分積累”。但根據世界銀行等機構的測算，至2030年以后，這一統籌部分亦將會出現赤字。也許考慮許多年以后的風險有些杞人憂天，但從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考慮，選擇無風險的制度總是更好。
其二，一些技術性問題難以有效解決，管理難度與成本也將大幅度提高。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將面臨大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和迅速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尤其是大批處于各種年齡段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二、三產業的轉移過程，同時，也會出現大量的階段性就業以及勞動力在正式部門和非正式部門之間的頻繁轉移等情況。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如果考慮工齡（繳費年限）因素進行領取資格限制，則體制缺乏開放性，在全面擴大覆蓋范圍時必然也會遇到各種阻力甚至是抵制。如果不進行資格限制或工齡要求很低。財務上的風險勢必會大幅度增加。而且，對繳費情況的統計，受益人個人情況的認定都將會非常復雜。
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地區間不平衡問題突出，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保險如果統籌層次過低，地區間的差距等問題難以避免。如果統籌層次過高，則必然存在較高的管理難度（如地區間的差距問題等等），以及同時存在兩套管理體系時必然出現的高管理成本與操作成本。
此外，較之于完全的個人賬戶制，混合制度的資金積累率要低得多；對個人的激勵機制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弱化。
采取完全的個人賬戶制更安全，也更適合我國國情。由于完全以收定支，其不僅可以避免統籌體系中幾乎肯定會出現的財務危機，還可以提高對個人的激勵、提高經濟發展起步階段的積累率。此外，考慮到新體制必須全面擴大覆蓋范圍，而且在今后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必須不斷擴大覆蓋范圍，必須在不同所有制之間以至城鄉之間形成平等的起點與條件，完全的個人賬戶制也具有明顯的優點，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此外，與混合制條件下雙重管理體系并存相比，只對個人賬戶進行管理也會降低管理難度與管理成本。
當然，完全的個人賬戶制的確存在難以體現公平性原則，尤其是少數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可能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問題。對此問題，可通過強化社會救濟來解決。即，對所有收入水平達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人，政府均通過制度化的社會救濟體系，保證其基本生活。實際上，即使通過設立固定津貼型的基本養老金或其他方式建立了最低養老制度，社會上仍不可避免有貧困者存在，政府仍然必須通過社會救濟制度對這些人提供幫助。因此，不實施最低養老金制度，代之以統一的社會救濟制度可能更加適宜。
總之，新的養老保障體制采取完全的個人賬戶制并結合強有力的社會救助體系，同時以發達的商業保險作補充，更適合于我國國情。個人賬戶制的優點可以充分得以體現。對那些無力自保的社會弱者，政府的責任主要是提供一種制度化、社會化的救濟體系，維持其基本生活。在這里，社會保障的互濟特征及轉移支付特征也能夠得到體現。
二、如何更有效地保證養老金增值保值
在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標、模式甚至更為具體的政策組合都比較清晰后，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無疑取決于改革后的管理體制是否有效：尤其是能否確保基金被有效使用并能增值保值。這一問題不僅直接涉及到投保人的切身利益、養老保障體系的安全，也直接關系到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問題。
從我國近些年對極為有限的養老金管理的實際情況看，一直存在嚴重問題，遠遠不能適應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養老保障（包括其他內容的社會保障）行政管理與基金運營一直不分，不僅有限的基金積累無法獲得很好的投資效益和投資回報，由于缺乏制約和監督，各種管理不善甚至腐敗問題都相當突出。根據國內外經驗、教訓，要通過個人賬戶進行養老金預籌積累，社會保障管理機構與養老金經營機構必須分開。在這一問題上，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也提出了明確的原則。
當然，僅僅將行政管理與基金經營機構分開是遠遠不夠的。為了確保養老基金能夠被有效使用，必須發育更有效的基金運營和監管制度。
其一，必須培植和發育高效率的基金經營機構。智利等國家所提供的兩條最重要的經驗是：第一，基金交由民間機構而非政認府部門進行經營。第二，多家經營而非獨家壟斷，全面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由世界銀行完成的一份全面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全世界范圍內，由民營機構經營的養老金收益率普遍高于由政府部門經營的養老金收益率。除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少數國家外，在大部分國家，由政府部門管理的養老金收益都是負值。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果，一方面是政府部門自身的運行效率往往不高，甚至會出現腐敗問題。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管理的養老金通常不能投資于股權、不動產或國外資產。而是被迫購買政府債券，或以很低的名義利率向虧損的國有企業貸款，從而使風險過分集中。此外，采用政府部門管理方式，基金還往往成為政府部門的專用資金來源，其運用通常服從于政治目標而非追求經濟效益，這不僅無助于增值保值，還有助長浪費和鼓勵赤字財政的危險。民營機構的最大優點是他們會盡可能追求效益最大化。
上述經驗是值得充分研究和借鑒的。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可考慮對大致具備經營條件的一些金融、保險機構（如人保集團及各種業績較好并且在全國各地均有一定業務基礎的信托投資機構）進行改造，以承擔基金經營任務。但無論如何，一定要有競爭機制。
其二，必須健全行政和管理與監管體系。首先必須有嚴格的法律體系。有關管理機構不但要依法行政，其自身也要依法接受監督，真正體現法制原則。在此基礎上，應建立統一、高效的管理機構，將目前分散于勞動、人事、民政、衛生等部門的管理職能統一到一個專門的機構，比如成立社會保障部。該部門作為政府機構依法行使各種管理、監督及指導職能，并對不同形式和內容的保障及保險進行協調。作為管理者，該機構不參與任何形式基金的經營活動。當然，中老年職工養老所需要的過渡資金的籌集與償還工作可在有效監督的前提下交該機構執行。為了使監督體系本身具有制衡機制，還應考慮發展其他監督機構，如由繳費人、受益人及其他相關人士組成非官方的監督機構等。
對養老金基金經營機構的監控重點應當集中于金融和財務監控方面。為防止舞弊行為，要建立基金經營機構的法定資本金制度以及財務公開、績效評級和嚴格的經濟處罰制度。為保證投保人利益，還必須有指數化的最低投資回報率制度。
第3篇
關鍵詞：養老保障空賬運行養老保險基金
引言
自古以來，中國一直奉行“養兒防老”，這是在儒家推崇下的孝道維系的道德約束。然而，由于我國二元體制結構和城市化以及日益嚴重的老齡化趨勢，我國養老問題開始突出。養兒防老這種靠道德倫理維系，卻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收入等因素，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國家必須進一步完善當前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真正實現孔子提倡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一、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我國從1987年開始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開始由舊的“現收現付”模式向新的模式轉變，然而，在實踐中我國養老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一系列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1.1養老保障制度體系殘缺，過度分割、雜亂無序，漏洞巨大。中國不僅有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養老制度，還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過度分割的現實格局造成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碎片化，并且各制度間的邊界也不清晰，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存在巨大漏洞，從而導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覆蓋面窄。
1.2政府、市場、個人權責模糊，各地區企業負擔不同，養老保險統籌難以實現。不同地區養老保險率負擔畸輕畸重，各地方養老保險繳費率不統一，企業負擔不同。各級政府在基本養老保險方面的事權劃分不清、責任不明，處于非規則狀態，財政投入不足，未充分發揮作用，我國財政社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
1.3個人賬戶未形成積累，造成個人賬戶空賬運行，養老保險基金的隱性負擔過重。中國目前實行的是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從理論上看，它吸收了兩種模式的優點，但從實踐看，“統賬結合模式”并未真正實現。政府以企業繳納的社會統籌基金來償還舊制度中的隱性債務，然而由于“老人”在傳統制度下沒有養老金的繳費積累，社會統籌基金遠不能滿足“老人”的養老保險金支付，當用“中人”和“新人”的個人賬戶基金支付“老人”的退休金時，就導致個人賬戶出現空賬，即“上一輩人在花這一輩的錢”。隨著人口老齡化和提前退休等原因引起的退休人員劇增，國家退休金體制所面臨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而政府承擔的隱性負擔也不斷加重。
1.4養老保險資金籌集困難，資金投資渠道單一，增值保值率低。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嚴重，費用急劇增長，籌資困難。同時，養老保險基金運營層次低，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渠道單一，收益有限。長期以來，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限制于銀行存款和購買國債，投資渠道非常狹窄，如此單一的投資渠道，形式上保證了基金的安全，實際上卻使養老保險基金面臨通貨膨脹貶值的風險，影響了其保值增值的能力。
1.5社會保險基金管理體制不健全，挪用養老保險資金現象嚴重，當前，我國社會保險統籌由各地分散進行，各地社會保險金的籌資標準不統一，保險金的給付條件和標準也有差別。保險基金在使用中存在嚴重的被挪用、擠占甚至浪費的現象，養老保險基金運行不到位，不利于基金的管理。
二、完善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和建議
2.1要建立全國統一、覆蓋全部人群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體現基金征集同待遇支付相配套、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權利與義務相對應、公平與效率相聯系的基本原則，資金來源多渠道，實現城鎮勞動者全覆蓋的養老保障制度。覆蓋范圍越大，保障程度越高，保障成本越低，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可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增加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增強其調劑能力，充分發揮社會養老保險的互助互濟功能。
2.2強化政府職能，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力度，擴大養老保障覆蓋面和提高其社會保障功能。財政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手段，也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支持農村建設的重要財力保障。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調整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提高社會保障支出的水平，增加中央財政撥款。同時，轉變當前政府財政補貼方式，財政補貼“暗補”變“明補”，財政政策“短期性"變“預算性”。
2.3要拓展籌資渠道，擴大和充實養老基金。政府承擔隱性債務責任，解決目前“老人”的退休金來源，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新舊制度之間的矛盾。開源節流，增加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來源，建立多渠道、可靠穩定的籌措機制。通過減持國有股收入、發行社會保障彩票或適當開征社會保障稅等一系列措施來增加養老資金。
2.4做實個人賬戶，將個人個人賬戶的“空賬”變為“實賬”。做實個人賬戶，其最大的問題就是資金，既要保證當期的養老金支付，又要預留、積累個人賬戶資金。所以做實個人賬戶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對個人賬戶虧空的部分投入資金，逐步做實；二是保證新的個人賬戶的資金的征繳。具體籌資辦法多種多樣，可以考慮用以下幾種方式來籌集資金：①減持國有股，將收入劃歸養老保險基金彌補缺口。②開征特種稅收，專門用于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可開征遺產稅、贈與稅、特種消費稅或者特種社會保險稅等等。這些稅都有利于調節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消費，推進經濟發展。③發行社會保障福利彩票。福利彩票一直是我國社會福利基金的一個重要來源，通過發行彩票來籌集一部分養老保險基金還是可行的。④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重點彌補落后地區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不足。
2.5加強養老基金的監理和投資運營管理。執行機構與監督機構應分級管理，制定好責權明確的管理制度。堅持專款專用的原則，杜絕將養老金挪作他用的行為。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金投資運營管理體系，并在這個統一的體系下建立分散經營的投資運營項目。要想解決社保基金缺口嚴重的問題，就必須加強社保基金的管理工作。一要繼續加大社保基金的“電壓”。社保基金這根“高壓線”，絕對不能碰。二要防止冒領等不法行為。從近年來對社保基金使用的檢查看，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冒領現象。對惡意冒領者、幫助其造假和冒領者，以刑事案件處理；三要提高投資的決策水平。由于社保基金是群眾的“養命錢”，除了做好管理工作之外，還必須積極尋求良好的投資目標，以實現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政府應實行規范化管理，建立起責任明確、政策具體、針對性強的保障措施，對決策、經辦和基金安全增值等進行全過程的動態監管機制，明確管理的科學化以及基金安全基礎上的保值增值，確保制度模式的公平、陽光、透明，建立嚴格的審核程序，確保個人賬戶基金安全完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相信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共同理解和共同參與下，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會日趨完善，養老保險工作會不斷進步，養老保險事業會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我國將會成為“老有所養”的國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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