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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科斯定理是認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科斯定理說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尋找答案的路徑：究竟是現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科斯這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也許，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也就是說，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結論
摘要：新舊制度經濟學一直存在方法論上的爭論。一般認為舊制度主義者使用的方法論是整體主義的或集體主義的，新制度主義者使用的方法論是個體主義的或個人主義的。但隨著它們之間的相互碰撞，二個制度學派互相承認了對方的存在，方法論也隨之發展到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方法論二元觀，并最后被Agassi等制度經濟學家整合為制度個人主義。
關鍵詞：整體主義個體主義方法論二元觀制度個人主義
經濟學的發展趨勢總體來說就是其方法的變遷，或者說是其方法論體系的變遷。因為方法論是對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途徑的研究，有其特定的認識基礎和邏輯前提。它涉及到研究主體思考問題的角度選擇、研究對象范圍的確定、研究手段的運用和研究目的的限定。這種變遷的結果是，當人們在考察經濟現實的時候，用不同的視角去進行觀察，由于切入點的轉換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導致不同的結論出現。“科學史表明，一門學科有沒有完整的方法論，不僅是其成熟與否的標志，而且也是它能否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
塞繆爾森認為，在對人類行為的分析上，一般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沿著兩條不同的途徑展開，即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方法論個體主義認為最恰當或最有效的社會科學認識來源于對個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最恰當或最有效的社會科學認識只能來自對現象或過程的研究。制度經濟學分為新舊兩個學派，其分野的基礎在方法論上是前者開始遵循著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后者開始遵循的是整體主義的方法論。
一、方法論一元觀：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對立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舊制度經濟學中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區別正如前文塞繆爾森所言，前者是把個體行為放在第一位的，后者認為社會或制度高于一切。并且這兩種方法在新舊經濟學方法論大戰中被認為是對立的，這也是這兩個學派的主要區別之一。
根據馬爾科姆·盧瑟福的總結，舊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的特征是：①社會整體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會整體顯著地影響和制約其部分的行為和功能；③個人的行為應該從自成一體并適用于作為整體的社會系統的宏觀或社會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繹而來，從個人在整體當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繹而來。
盡管整體主義者對社會約束或決定個人行為的強度看法有不同，但正如盧瑟福的歸納，整體主義的所有形式都把社會整體放在首位。他們一般都認為社會不是個體的簡單加總，而是由特殊的結構聯系起來的社會整體規定了個體的屬性、規定了個體的生存發展空間。舊制度主義者宣稱，不是理性的個人的自由選擇導致了制度的變遷，而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變遷決定了個人行為的選擇方式和選擇空間。換一句話說，在舊制度主義者的眼里，整體是第一性的。
如舊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經濟學》中認為，在經濟學里有稀少的東西，人們才缺乏和向往，假如一切東西都是無限豐裕，那么就不會有自私、不會有不公道、不會有財產權、不會有倫理學。正因為有稀少性的存在，物質的取得就由集體行動加以管理(集體行動是整體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集體行動規定財產和自由的權利與義務，否則就會發生無政府狀態。他認為所謂的制度就是集體行動對個體行動的控制。集體行動的種類和范圍很廣，從無組織的習俗到許多有組織的運行中的機構，如家庭、一般公司、控股公司、同業協會、工會、聯邦儲備銀行、聯合事業的集團以及國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則或多或少是個體行動受集體行動控制的結果。最后他得出結論：既然某些人得到解放和擴張是由于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對其他的人作了抑制，同時制度的簡單扼要的定義是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那么制度或集體行動對個體行動起抑制、解放、擴張的決定作用。
與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情形一樣，馬爾科姆·盧瑟福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特征也概括為：①只有個人才有目標和利益；②社會系統及其變遷產生于個人的行為；③所有大規模的社會學現象最終都應該只考慮個人，考慮他們的氣質、信念、資源以及相互關系的理論加以解釋。
這就是說，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眼中，組織或集體本身不再是主要研究的對象，相反，對社會單位分析必須從其個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其理論必須建立在個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之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獨立的社會和集體，社會或集體只是一個假想的團體，只是個體的總和，從而社會幸福只是個體幸福的總和。按Watkins的話說是“人決定歷史，不管人自身被什么決定”。
柯武剛與史曼飛在他們兩人合著的《制度經濟學》中對個體主義方法論的論述很有代表性，他們認為社會中心的知識太有限，根本不能協調復雜的演化系統，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作為一個開放系統而不斷深化，無人了解其路徑，也無人能預測其路徑。只要個人有創造能力，他們就能影響歷史，因此諸如“歷史鐵則”這樣的東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們用了一個很生動的事例來說明二個方法論指導下的實踐的優劣。在2o世紀80年生了兩起地震，一起地震發生在原蘇聯的亞美尼亞，一起發生在美國的舊金山。亞美尼亞的地震發生時，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引發了大量的委員會，以確認和策劃重建工作，但所有這些努力到蘇聯解體時仍沒有解決；舊金山的地震發生后，僅數小時，遠在芝加哥的玻璃供應商們就已經為運往舊金山市場的卡車裝貨了。柯武剛與史曼飛借用卡爾·波珀的觀點批評整體主義的方法論，認為那是歷史決定主義，這種歷史決定主義把社會看成一個封閉的系統，該系統的發展遵循可預期的模式通向一個理想的終極狀態，實際這已經被歷史的發展證明是失敗了的。卡爾·波珀對個體主義方法論持肯定態度，他認為社會這個開放系統的演化在本質上依賴于人類知識的發現，即“依賴于一個本質上不可預測的、無止境的過程”。
從上文的分析可知，總體上看，新舊制度學派在方法論上是對立的。雖然他們都堅持社會方法論一元觀，但對構建方法論一元觀的基礎在看法上卻大異其趣，一者強調從個體中異化出來的整體對個體的制約和決定作用，即歷史決定個體；一者只承認個體的存在，整體(或集體，或社會)只是一個假想之物，即個體決定歷史，且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很難調和的。
二、方法論二元觀：整體方法與個體方法的并行
隨著研究的深人，一些制度學派經濟學家發現，單純地用整體方法或單純地用個體方法來觀察世界和解決問題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方法，因為現實生活中既有整體的存在，又有個體的生成。整體與個體之間的共生現象得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整體到底是一個機械的組合，還是一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有機體?有些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即使在方法論大戰中也沒停止對對方方法論的思考舊制度主義學派中的代表作家凡勃倫可以說是最早說要給個體主義方法以關注的作家。他說“正是個人被制度系統施加了這些常規的標準、理想和行為準則，后者構成了共同體的生活結構。于是，該領域中的科學探索必須處理個人行為，并用個人行為系統地闡述這種探索的理論結果。”但具體該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凡勃倫沒有做出回答。
推崇個體方法的哈耶克對整體方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最終承認了二種方法論并存的方法論二元觀，即整體方法和個體方法都可以用來審視社會。哈耶克認為社會中的無數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人們可以從整體中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他部分的正確預期，或者至少是學會做出能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哈耶克根據對個體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內部規則假說；根據對整體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外部規則的假說。所謂內部規則，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體在長期的文化進化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彼此認同的規則，亦即哈耶克所謂的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所謂外部規則，是指根據組織或治理者的意志、通過命令——服從方式以達到某種目的而形成的規則。按哈耶克的觀，社會秩序的演進是內部秩序(即自發秩一與個體方法相對應)和外部秩序(即人造秩序——與整體方法對應)作用的結果：個人之間的互動逐步演化出一套內部規則，并隨市場迅速擴散；組織之間的互動導致外部規則的演化，其中知識的不對稱性決定演化的路徑。
哈耶克的方法論二元觀直接導致了他的秩序二元觀的社會理念的形成。其中內部規則的方法論基礎是個體主義的分析范式，外部規則的方法論基礎是整體主義的分析范式。哈耶克本人是自由主義者，對個人主義的分析范式是推崇的，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觀察到異化的整體不是簡單的個體的相加，但他對整體主義以及整體主義的方法如何與個體主義以及個體主義方法互動，他無力回答，所以他在方法論二元觀上構筑的二元觀秩序，就充滿了矛盾；他雖然提出秩序二元觀，把外部規則與內部規則都作為構建世界秩序的基石，但在骨干里他還是對個體主義的方法論有強烈的偏愛，他通過《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負》等作品表達了對人為的或人造的外部規則的疑慮，進而言之，也是對整體方法和他的秩序二元觀一定程度的否定。
三、制度個人主義：對整體方法與個體方法的融合
盡管以整體方法為主來分析問題的凡勃倫和以個體方法為主分析問題的哈耶克都在某種程度上給對方以應有的重視，但他們對這兩種方法論的看法還是彼此獨立的，在分析問題時如何取舍，也就是說，個人與組織以及整體與個體如何在互動中尋求規則的理解和一致性，如何協調其沖突，從凡勃倫的論述以及哈耶克的作品中不得而知。
對這兩種方法論的重新思考．得益于新制度經濟學家的成功推動。他們借助新古典的邊際分析方法，并引入交易費用概念，通過相對價格的變化，把制度和制度變遷內在化制度經濟學家阿加西把這兩種方法論進行了融合，他在他的“制度個人主義”中說：“不是假設全部的協調是存在的，也不是要解釋全部的協調，而是假設有某些協調是存在的，借此來解釋其他的協調，如果在解釋某一問題時不提及制度，那是錯誤的。
這些新制度經濟學家試圖通過考慮稟賦、技術及偏好三類變量來解釋傳統外生變量中剩下的另一類變量——制度。艾格特森是這樣解釋連續內生化過程的：“第一層次是明確建立包括產權和組織形式結構模型，但產權和組織形式結構被當作外生變量來處理．關鍵是強調它們對經濟結果的影響。第二層次是將交易組織內生化，但產權的基本結構仍為外生。用約束經濟人的合同來組織企業內部的、跨越正式市場的以及非市場環境中的交易。例如，把企業定義為合同網絡。第三層次是嘗試通過引入交易費用慨念，將社會、政治規則和政治制度結構一同內生化。”
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關注的變化這一事例來看這二種方法論融合的歷程。在1940--1950年代，經濟學家視制度為既定，并認為經濟增長是一種暫時現象，當時在經濟增長的研究領域，只強調資本(一般用K表示)。到195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已經不滿足用資本聚集來解釋經濟增長過程，他們發現要素之間在有的情況下可以替代，如果要素價格發生變化，生產組織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如引起企業組織形式的變更，企業是一種交易組織，交易組織在要素價格的相對變化下內生化了(此時經濟增長模型由K、L、TEC、SK等要素組成，在以前的模型上增加了三個要素，其中L代表勞動，TEC代表技術，sK代表人力資本)。到1970年代，經濟學家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時，通過實證得出結論：在一個毫無信任的地方，資本主義企業家不可能造就持續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要f衣賴于支撐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這時經濟增長模型的要素又增添了／1STR，它代表制度)，也就是說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也被內在化了。經濟增長是這多種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的程度取決于各要素的相對價格與組織要素的交易費用。
美國經濟學家諾斯也從制度變遷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歐洲經濟史，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率的組織的產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產權以便對人的經濟活動造成一種激勵效應，根據對交易費用的大小的比較使私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使社會福利趨于極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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