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的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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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破產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分配破產財產以滿足破產債權,因此破產債權是破產法的核心內容之一。破產債權的多少,申報的期限,范圍以及逾期申報的救濟,破產債權的確認,有爭議破產債權的處理等都是債權人與債務人共同矚目的焦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新破產法”)相對與以前的相關破產法規,在破產債權的概念,破產債權的申報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本文將沿著新破產法的變化,試圖進一步了解破產債權的申報制度的相關制度。
一、破產債權的概念
新破產法對于破產債權的概念在行文和立法體例上,都是對舊法的顛覆,而且新破產法在破產債權的范圍規定上也增加了很多新內容。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此重新認識破產債權。
新破產法第2條規定: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依照本法規定清理債務。實質意義上的破產債權, 反映了破產債權的實質,即破產債權是基于民法上的合同、侵權行為、不當得利及其他法律上的原因而發生的財產請求權,并不是由破產法新承認的權利,也不是基于破產原因而產生的債權。形式意義上的破產債權和實質意義上的破產債權的有機統一才構成了完整意義上的破產債權。[1]
筆者認為,新破產法相對與舊的破產法體系而言,在破產債權的概念內涵與外延上,采取了更為科學的概括式立法模式,這是適應了現實發展需要的。只要是法院受理破產申請時對債務人享有的債權,我們都將之歸為破產債權。
二、破產債權的申報
(一)破產債權申報的概念
破產債權的申報是指債權人在破產案件受理后,依法定程序主張并證明其債權,以便參加破產程序的行為。它是整個破產體系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債權人參加破產程序并行使權力的前提。未申報債權的債權人,或未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申報債權的債權人即使是實質上的破產債權人,也不能依破產程序獲得債務清償,更不能行使破產程序賦予的各項權利。破產債權的申報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破產債權人的命運。
(二)破產債權申報的相關難點問題
破產債權的申報是一項程序制度,在具體的法律施行過程中,筆者認為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這些地方亦是申報過程中的難點問題。本文主要講述申報的如下相關難點問題:申報期限以及逾期申報的處理。
1.申報期限
債權的申報期限系指法律規定或法院指定的債權人向法院或其指定的機構申報債權的有效期間。關于申報期限的立法方式主要有兩種:法定主義和法院酌定主義。法定主義就是由法律直接規定債權申報的期間;法院酌定主義是由法院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債本文轉自LUNWEN.1kejian.COM權申報的期間。[2]關于債權申報期間的確定,國外立法大多采用立法限定基礎上的法院酌定主義模式,即債權申報期間的長短,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在法律限定性規定的基礎上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予以確定。如《日本破產法》第142 條規定,法院應于破產宣告同時確定債權申報期間,但其期間應自破產宣告日起兩周以上四個月以下。
筆者認為債權申報期限的確定涉及公平與效率問題,也即涉及兩方面相互矛盾的價值選擇:一為債權的保護程度;二是案件處理的速度。確定較長的申報期間無疑對債權的保護更為有利,但有可能延誤破產程序的正常進行。從理論分析的角度看,嚴格的法定主義所確定的法定期間為不變期間,在防止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方面有積極意義,但其期間的不可更改性卻無視破產案件的繁簡差別,既有可能因案件本身的重大、復雜而使法定期間顯得過短從而有損債權人利益,也有可能因案件本身十分簡單而使法定期間顯得過長從而延誤破產程序的盡早終結。與此相反,完全的法院酌定主義雖具有較大的靈活性,且有可能與破產案件的繁簡程度相互匹配,但有可能產生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3]這或許正是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立法大都采取折衷的立法限定基礎上的法院酌定體例的原由所在。
也或許基于以上考慮,我國新破產法也采取了立法限定基礎上的法院酌定主義模式,新破產法第45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應當確定債權人申報債權的期限。債權申報期限自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公告之日起計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筆者認為,這是符合現實發展需要的,而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在法律的施行過程中把握好這個決定公平與效率的度。
2.逾期未申報的處理
(1)逾期未申報債權行為的性質
要理解逾期未申報債權行為的性質,必須首先對債權申報期限的性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訴訟期間,是法院、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為訴訟行為應當遵守的期限。在規定的期限內,當事人無正當理由而沒有完成某項訴訟行為的,可以認為當事人自動放棄某項訴訟權利,并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可見,訴訟上的期間不產生形成或者消滅實體權利的效果。就債權申報期限的法律屬性而言,本質上仍是一種訴訟期間,逾期未申報債權行為在性質上并不會產生消滅債權人實體權利的法律后果,其喪失的僅是一種訴訟上的權利與地位,失去通過破產程序參與破產財產分配的資格,以及破產程序以外一般訴訟上的勝訴權。[4]所以,筆者認為逾期未申報的債權理應得到救濟。
(2)逾期未申報債權的權利救濟
我國舊《企業破產法》和《民事訴訟法》規定,破產債權人逾期未申報債權的,按放棄債權處理。這一規定造成了實踐中很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逾期未申報債權的債權人不應本文轉自LUNWEN.1kejian.COM喪失實體權利,對可歸責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報債權的應當定性為自然債權,對不可歸責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報債權的債權人,其債權與申報前的債權性質相同,應當給予相應的權利救濟。目前中國的破產案件中,債權人通過破產程序獲取清償的比例極低。如果僅僅因為債權人沒有及時申報債權而剝奪他的受償權,對債權人來說未免過于苛刻,況且債權人未及時申報的原因在現實中是千差萬別的,并不是所有未申報債權都是由債權人過錯造成的。[5]因此,對于他們有必要進行權利救濟。
我國新破產法第56條規定:在人民法院確定的債權申報期限內,債權人未申報債權的,可以在破產財產最后分配前補充申報;但是,此前已進行的分配,不再對其補充分配。為審查和確認補充申報債權的費用,由補充申報人承擔。
筆者認為法律在規定逾期未申報債權的救濟措施上應考慮到下面幾點:在適用范圍上,只能適用于因不可歸責于自己的事由而導致未及時申報債權的債權人,包括無財產擔保的債權人和有財產擔保的債權人。要求因不可歸責于自己的事由而導致未及時申報債權的原因在于,債權人自己是自己權利的最好保護者,如果債權人明知債權申報的期限而故意不去申報,等到分配財產時再去申報,無疑會打亂整個破產程序的進行。如果不允許此類債權人補充申報債權,那么會有失公平。無財產擔保的債權人,自然包括在內。對未放棄優先權的擔保債權人,如果不允許補充申報,不僅剝奪了當事人的債權這一實體權利,而且也使債權人設定擔保物權的目的落空。因此,也應當允許他們補充申報債權。
在補充申報的期限和費用上,如果補充申報發生在債權調查日之前,則不會發生債權的調查費用問題。因為,這種費用若不由其承擔而由同樣沒有過錯的破產債務人負擔(實質上是由其他債權人負擔) ,顯然不合理。而且,補充申報制度的期限應界定為破產財產分配前,若在分配完畢后仍允許補充申報,會損害破產程序的效力和穩定。[6]
以上是本文對于破產債權的申報制度的一些探討。在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今天,建立適應現實發展需要的破產債權申報制度,具有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
[1]蒲淘,李世成,鐘雪飛.破產債權問題研究[N].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107.
[2]趙萬一.商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23-350.
[3]王艷林,朱春河.破產債權的申報與調查制度研究[N].河南大學學報,2001;35-37.
[4]劉明堯.破產債權申報制度研究[J].法律園地,2006;148-150.
第2篇
關鍵詞：民事虛假訴訟；危害性；虛假訴訟罪
“本文系2013年西南政法大學本科生科研訓練創新活動資助項目，項目名稱：民事虛假訴訟的刑法規制---新修訂民訴法視角下虛假訴訟罪設立的必要性，項目編號：13XZ-BZX-003”
當今社會，隨著權利本位觀念的確立，訴權濫用現象日益嚴重，民事虛假訴訟案件普遍增多。虛假訴訟行為不僅損害國家、社會、第三人利益，也嚴重妨害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擾亂司法秩序。由此，對其規制顯得尤為迫切。新民事訴訟法呼應了這一現實，創制新的法律規則限制虛假訴訟行為，雖可圈可點，然而，立法上的突破也“衍生”了困境。所謂困境，即對虛假訴訟行為如何定罪的問題。毋庸置疑，虛假訴訟行為從主觀惡性、行為手段、行為后果和危害性來看，達到一定程度，超出民事責任的范圍時，應當適用作為最后性保障手段的刑事法律規范，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 虛假訴訟的概念界定及社會危害性分析
1.1 虛假訴訟行為的概念界定
1.新修訂民訴法視野下虛假訴訟行為的含義
我國民事訴訟法將虛假訴訟定性為民事訴訟的妨害行為，適用民事強制措施，新修訂民訴法第112條、113條規定：當事人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并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被執行人與他人惡意串通，通過訴訟、仲裁、調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書所確立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通過規定嚴格法律責任的方式遏制虛假訴訟行為。[1]
虛假訴訟，是指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惡意串通，通過虛構事實、偽造證據使法院作出錯誤判決，從而達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例如：債務人甲為逃避對債權人乙的到期債務，與第三人丙惡意串通，虛構甲丙之間借貸關系并偽造借條，通過訴訟轉移財產，致使甲對乙的債務無法履行，嚴重損害了乙的合法權益。
2.虛假訴訟行為的特點
（1）案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領域。涉及合同領域、物權變動領域、婚姻家庭糾紛領域等。虛假訴訟案常常高發于以下幾類案件： 被告為資不抵債的訴訟主體， 尤其是其財產已進入法院執行拍賣程序的案件；國有、集體企業，尤其是改制中的國有、集體企業為被告的案件； 政府規劃拆遷區范圍內的公民作為訴訟主體的分家、析產繼承、買賣案件；提起離婚訴訟前的某一時期， 夫或妻一方經法院裁決債務案件異乎尋常多的離婚案件；其他可疑的案件。
（2）多以調解方式結案。當事人更樂于選擇調解或和解方式，其原因在于程序簡便、快捷，在雙方平等自愿原則下，不需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當事人無需為此偽造證據或在審判程序中作秀，降低了訴訟風險。
（3）雙方當事人之間有著特殊關系。這種特殊關系或表現為親戚、朋友等身份關系，或表現為金錢等特殊利益關系。正因為此，當事人惡意串通便有了共同基礎，產生了“合作”的動力。
3.虛假訴訟行為的危害性分析
虛假訴訟行為的產生，究其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為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立法缺乏相應的制裁，更加劇了虛假訴訟行為的猖獗；再次，缺乏相應的法律救濟，利益受損害的國家、社會、第三人救濟途徑不足。
虛假訴訟行為后果較為嚴重。一方面，損害國家、社會和第三人利益；另一方面，擾亂司法秩序，妨害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也會導致司法不公現象的產生。
2 虛假訴訟行為的理論考察
2.1 對虛假訴訟行為進行刑法規制的必要性
1.受損利益救濟的需要。對權利的救濟而言，賦予當事人相應的救濟權實屬必要，與此同時，通過法律實施，減少不法行為的產生，在很多程度上可以減少權利受損現象。
2.從本質上講，虛假訴訟行為是一種民事訴訟的妨害行為。民事訴訟公正和效率價值及民事訴訟的目的論要求排除訴訟妨害行為，維護正常的民事訴訟程序。我國民事立法對虛假訴訟的規制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有關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誠實信用作為民事訴訟基本原則在賦予司法人員自由裁量權的同時，也要求當事人遵守誠信（真實）義務。若當事人采取偽造證據、虛構事實的方式損害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法院可依誠信原則對此行為加以否定和排除；二是有關適用民事強制措施的規定，該規定在上文中已經提到；三是有關第三人撤銷之訴的規定，體現在新民訴法第56條第（三）款。第三人在符合法定條件下，可以請求法院變更或撤銷錯誤的或損害其合法權益的法律文書。然而，民事規制難以有效遏制虛假訴訟行為，且在其因嚴重損害社會或第三人合法財產權益，或因偽造證據等行為嚴重破壞司法秩序足以構成犯罪時，刑事懲罰實屬正當和必要。
3.保障社會利益和司法秩序的需要。防止訴權濫用是訴權保障另一方面，當事人濫用訴權，進行虛假訴訟的，應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在駁回其請求的同時，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2.2 國外主要國家有關虛假訴訟的刑事立法概況
第3篇
關鍵詞 專家輔助人 鑒定人 輔佐人
作者簡介：段明露，武漢大學法學院2013級民事訴訟法碩士。
在我國職權主義訴訟結構下，以審判權為重心，雖然鑒定制度的修改起到了限制法官強大職權的作用，但職權主義訴訟傳統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雖然新修訂的民訴法中，當事人擁有了主動開啟鑒定程序的權利，并得對鑒定意見進行質證，但這只是賦予了當事人從程序上、形式上保障鑒定的公平公正，對專門知識一無所知的當事人縱使享有提出疑問的質詢權，但真正要發現其中的瑕疵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想保障當事人的主體地位，需要專家輔助人制度予以配合。
2013年1月1日開始實行的《民事訴訟法》，于鑒定后面增加了專家輔助人，該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對鑒定制度的補充和完善，是保障鑒定意見客觀真實的手段，因此專家輔助人制度在我國現行的法治環境下是有存在的必要性。但筆者認為法律對于該制度規定的過于原則，存在下面幾個疑問：一是誰有資格成為專家輔助人；二是輔助人的權限如何；三是專家輔助人意見的性質定位如何等。我國可以借鑒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訴法中規定的輔佐人制度，分析兩者的差異，對其合理的成分予以吸收，以解決專家輔助人制度存在的問題，實現其與鑒定制度的完美結合。
一、 專家輔助人的資格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中，專家輔助人必須是有專門知識的人。日本《民事訴訟法》并沒有強調必須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只是強調了輔佐人對當事人有輔助作用即可。但有日本學者認為，所以認為輔佐人應該是具有某一領域專門知識的人。 根據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輔佐人到場必須經法院許可，只要是有意思能力，無論何人都可以成為輔佐人。
日本的民訴法中雖然沒有規定輔佐人是具有專門知識的人，但在實踐中大多是特殊領域的專家、技術人員。我國法律則明確規定了作為專家輔助人須具有專門知識，并且放置于在鑒定制度之后，這體現了立法者希望當事人能夠借助專業人員的協助實現對鑒定人鑒定意見的充分質證的立法意圖。該處的輔助人也只有是專業人士才有能力對專業性、技術性的鑒定意見提出異議或意見，才能夠協助當事人更清楚地了解案件事實。如果允許一般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輔助人的話，如果是不具有任何的專門知識的人，即使是委托其成為輔助人，對鑒定人的鑒定意見也無法提出任何具有實際意義的意見，對當事人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如果當事人委托的輔助人不是針對鑒定人的鑒定意見進行質詢，而是簡單地幫助自己進行訴訟活動中的其他事項，那么現行民訴法中的訴訟人制度就完全可以實現這一功能，就沒有必要再予以重復地規定輔助人制度了，從這個角度分析，當事人的輔助人應當是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至于該專家輔助人是不是可以由具備鑒定資格的鑒定人擔任，法律并未予以詳定。既然該專家輔助人必須擁有專門知識，當然可以由具備鑒定資格的鑒定人擔任，但不可能是本案的鑒定人，具備鑒定資格的鑒定人可以受托出庭，就案件的專業性問題協助當事人進行質證，該專家輔助人此時不具有鑒定人身份，其對鑒定意見提出的意見也不具有鑒定意見的性質，其對當事人的輔助也不是鑒定，所以，具備鑒定資格的鑒定人接受當事人的委托對其進行輔助并沒有違背“鑒定人由鑒定機構統一管理，鑒定人私下不能接受鑒定”的法律規定。
我國臺灣地區是將輔佐人是與人制度規定在同一章，即使是具有律師身份的人也存在不具備某種專業知識的情況，需要專家予以協助，即輔佐人的輔佐， 因此，在臺灣民事訴訟過程中輔佐人應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由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擔任。
二、專家輔助人的地位和性質問題
我國專家輔助人的權限是針對鑒定鑒定意見進行質詢。而我國臺灣地區民訴法中輔佐人的權限不限于此，輔佐人是輔佐當事人行使權利的人，凡是當事人或訴訟人在期日內可以為的訴訟行為，輔佐人都可以進行。日本《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第三款規定，如果當事人或訴訟人沒有立即撤銷或更正輔佐人的陳述，則視為其自己所作的陳述， 從中可以看出，在期日中，當事人或訴訟人的所有陳述同樣都可以由輔佐人代為做出，只要未被撤銷或更正，就被視為當事人本人作出的陳述。我國能否借鑒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相關規定擴大專家輔助人的權限呢？筆者不贊同，不同的制度具有不同的法治背景，我們不能盲目地引進外國的體制，需要結合我國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進行法治建設。我國專家輔助人制度的設立是專門針對鑒定制度的配套制度，其目的是為了最大程度地實現鑒定意見的客觀真實，促進鑒定程序的完善。而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輔佐人制度的設置則應該是訴訟人制度的配套制度，是為了完善人制度。如果擴大專家輔助人的權限賦予其可以代為當事人或訴訟人所為的任何行為，那么專家輔助人就異化成了訴訟人，就會出現與訴訟人的交叉重疊，這樣會導致法律體系內部的混亂。
在日本關于輔佐人的性質學說上也存在著分歧，一種觀點認為輔佐人是人的一種，另一種觀點將輔佐人的陳述視為當事人本人的陳述。但通說認為輔佐人是訴訟人的一種，不是簡單的當事人的陳述，而且其發言效果歸屬于本人。從輔佐人作為訴訟人的角度看，當然可以代為當事人的一切訴訟行為。 在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通說認為輔佐人是訴訟人的一種，那么輔佐人偕同當事人或訴訟人于期日出庭可以代為當事人的一切訴訟行為，包括承認、放棄訴訟請求，但在輔佐人時，不得超越人的權限實施其無權實施的訴訟行為，而輔佐人于期日在法庭上所為之行為，凡沒有被立即予以撤銷或變更，即視為當事人、訴訟人自己實施的訴訟行為，這種行為的效力是法律上的擬制，其效力與訴訟人實施的訴訟行為的效力后果及于當事人本人是不同的。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的簡單規定，沒有具體明確專家輔助人的性質以及其行為效力如何，綜合民事訴訟法的整個結構體系可以明白，首先，專家輔助人不可能像日本、臺灣地區的民訴法中規定的輔佐人為訴訟人的一種，我國的專家輔助人不應該是訴訟人，訴訟人是基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產生的，無需經過法院的特別許可，而且訴訟人的委任一般是為當事人（當然不包括訴訟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訴訟人通常情況下是由律師擔任的。專家輔助人的產生雖然也是以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為前提，但必須經過法院的許可后才能出庭。一般情況下，訴訟人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可以單獨出庭實施訴訟行為，而專家輔助人則在當事人不到庭時就不能參與訴訟活動，專家輔助人也只有在當事人在場時才能對當事人起到輔助的作用。從立法的目的和意圖角度分析，我國設立專家輔助人制度并不是為了從法律知識領域為當事人提供幫助，而是在涉及到案件中的專業性問題方面為當事人予以協助。
專家輔助人在法庭上對鑒定意見提出的意見在證據法中應如何定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第一，專家輔助人對于專業問題的意見不同于鑒定人出具的鑒定意見，其不是法定的證據種類，只是可以幫助當事人對專業性很強的鑒定意見進行質證，發現其中存在的錯誤以動搖法官對鑒定意見的信賴，以免法官將錯誤的鑒定意見作為裁判的基礎予以采納。第二，該專家輔助人的意見也不同于證人證言，證人證言是證人就過去其所經歷的案件事實向法官所作的陳述，只能是有關案件事實的陳述而不能摻雜任何個人的觀點和看法。專家輔助人對于專業問題提出的建議是針對案件發生后其中涉及到的專業性問題作出的建議，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就某一問題闡述自己的意見，當然帶有該輔助人的主觀性認識。證人因其本身與案件之間存在著特定的邏輯關系而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專家輔助人關鍵在于是否具有專門知識，是與鑒定人一樣具有可替代性。綜上分析，專家輔助人對鑒定意見提出的意見是作為言詞性證據存在的，可以作為當事人陳述的一部分進行定位，既然專家輔助人的陳述視為當事人本人的陳述，那么該專家輔助人就是當事人能力的延伸，其提出的意見應當是作為主張的當事人陳述的延伸，即該輔助人提出的意見作為當事人“意”的表示， 需要該輔助人通過邏輯推理、證明該意見的真實性、可靠性，而不是作為證據方法的當事人陳述的“知”的表示能夠直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
三、專家輔助人的權限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對專家輔助人制度進行了規定，而沒有規定其應在訴訟中負擔的義務。根據日本、我國臺灣地區民訴法關于輔佐人規定，專家輔助人應負有以下義務：一是專家輔助人應于期日在當事人偕同下出庭；二是專家輔助人對于專業問題的意見應以口頭的方式向法官進行陳述；三是專家輔助人應針對鑒定意見或案件的專業問題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發現其中的缺陷、錯誤或提出自己的意見；四是專家輔助人應當尊重訴訟期日的規定，于法定期日履行義務。
專家輔助人負有上述義務應當以享有相應的權利為前提，我國民事訴訟法可以參考以下幾項權利作為專家輔助人應當享有的權利：一是了解案件事實的權利。在鑒定人對相關案件的專門問題進行鑒定之前，必須以了解案件事實為前提，專家輔助人也應當享有了解案件事實的權利，專家輔助人只有在了解案件事實的前提下才能對案件中的專門問題作出分析判斷。二是獲得報酬權。鑒定人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法院提供服務，訴訟人為當事人提供服務享有報酬請求權，專家輔助人作為一方當事人在專門知識領域的助手為當事人提供幫助，也應當享有相應的報酬請求權。但不同于鑒定人是向法院所負的公法上的義務，鑒定費用是由法院向鑒定人支付；專家輔助人是對當事人所負的私法上的義務，應當由當事人直接支付給專家輔助人，與鑒定費用一樣也屬于訴訟費用的一部分。三是拒絕提供專家輔助權。德國、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都規定了在證人有證言拒絕權相同情況下鑒定人可以拒絕進行鑒定，我國也應當予以借鑒。四是法庭辯論權。專家輔助人的職責就是幫助當事人對鑒定意見或專門問題進行質證，所以專家輔助人應有權參與法庭辯論。從專家輔助人的意見是作為主張的當事人陳述存在時，當事人主張的陳述也是存在于法庭辯論階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