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研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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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互文性”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國文論家J.Kristeva于20世紀60年代末提出的。她認為每個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馬賽克般的引文拼嵌起來的圖案，每個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轉化，這樣每一個文本都可以看作是“互文”。GeraldPrince在《敘事學詞典》中給“互文性”的定義是“一個特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系，并且依據這種關系才可能理解這個文本。互文性研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批評，它同樣適用于非文學文本的研究如廣告語篇等。

模因(meme)這一概念源于英國著名社會生物學家，動物學家RichardDawkins于1976年出版的TheSelfishGene《自私的基因》這本暢銷書中。“模因”在《牛津英語詞典》中的定義為:文化的基木單位，通過非遺傳的方式，特別是模仿而得到傳遞(Blackmore2002)。也就是說任何能夠通過“模仿”的過程而被“復制”并得以傳播的東西都可以稱為模因。模因作為人腦里的信息單位，是存在于人腦中的一個復制因子，模因可以是單個模因或者模因復合體。模因可以分為模因的基因型(genotype)和模因的表現型(phenotype)前者指信息內容的自我復制和傳播，后者指信息的形式被賦予了不同內容而得到復制和傳播。

由此可見，互文性與模因這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一個語篇通過引用、仿擬、拼貼等各種互文手段將外部語篇融入自身。互文性強調語篇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指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間自然離不開模因的相互拷貝和模仿。語篇生成過程中模因的相互模仿和傳遞，使當前語篇與之前的或其后的語篇相聯系從而形成互文。因此有必要從模因論角度對包括廣告在內的各種語篇中的互文關系進行分析。

2語篇分析

廣告作為一種特殊的語篇，與語言系統和文化社會系統息息相關，互文性特征顯而易見，而模因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傳播途徑主要可以分為引用、用典和仿擬。下面結合一些廣告實例進行分析。

2.1引用

（1）金雞獨立。（金雞牌鞋油）

這個鞋油的廣告引用“金雞獨立”這一成語，用心可謂巧妙之極。一方面運用了成語的原意，說明改鞋油在同類產品中名列前茅，質量很好；另一方面，成語中的“金雞”又正好與產品的名稱相符，一語雙關。又如：

（2）一毛不拔。（牙刷）

這個成語在這里并不是使用它的常用意義，即指人非常小氣，而是契合產品的特性，表明牙刷的質量非常好，非常牢固，不會掉毛。

（3）每逢佳節倍思親。（月餅廣告）

唐代詩人王維寫有《七絕·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每逢佳節倍思親”后來一直成為懷念親人的千古名句，商家在銷售中秋月餅時，運用這句詩來招攬顧客，的確是很能打動人心。

2.2用典

運用典故就是在廣告中復制源于歷史故事、經典作品、民間傳說、圣經、神話等等的人物、事件、情節等的模因。例如：

（1）有了BOL，取經不必上西天。（BOL網站）

這是BOL網站的宣傳廣告，它所引用的典故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記》，唐僧師徒歷盡千辛萬苦，九九八十一難，才取得真經。本廣告以唐僧取經的故事作為背景，來襯托通過訪問BOL網站獲取信息的方便。

（2）三碗不過崗。（酒）

這是山東井陽崗酒店的廣告，出自另一部名著《水滸傳》。該酒店以退為進，采用警告的方式，誘發人們的消費愿望，起到了很好的吸引作用。

2.3仿擬

（1）此時無霜勝有霜。(日本某電冰箱廣告)

這是仿擬古詩，即對白居易《琵琶行》中“此時無聲勝有聲”詩句的仿擬，把“聲”改為“霜”，雖一字之改，卻賦予了新意，說明這種電冰箱比有霜的冰霜更好。仿擬后的句子，與原句形式一樣，但語義卻大不同。

（2）特別的美屬于特別的你。（某化妝品廣告）

這則廣告是以流行歌曲《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為藍本仿擬出來的。它把“愛”改為“美”，把“給”改為“屬于”是相當確切而巧妙地，因為化妝品的美容效果從“美”字中得到突出體現，從而使廣告文案主題得到了強調，并受到消費者關注。

（3）書山有路勤讀為徑，學海無涯報作舟。（中華讀書報）

這是對“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仿擬。前后各改一個字，仍保持對仗形式。新句與原句在形式上緊密相連，但對新句句義的理解，只要同原句對照才見其幽默、風趣的格調。

（4）默默無“蚊”的奉獻。（滅蚊器廣告）

這是“華力”滅蚊器的廣告詞。滅蚊器當然要在“滅蚊”上做文章。“無蚊”諧音“無聞”，使人聯想到“默默無聞”。既刻畫了“華力”滅蚊器內在的品質和潛在的作用，又描繪了靜態的功能和奉獻諧音雙關，妙趣橫生，令人回味。有些廣告不僅是對詞句的仿擬而是通過一種文體來傳達主題，例如：

（5）沒有甜言蜜語，沒有浪漫。這個特別日子，期待他的表示。透心涼，感覺這樣清爽。自信寫在臉上，思緒完全晶亮。

這則廣告是上海李奧·貝納廣告有限公司為可口可樂（中國）飲料有限公司制作的雪碧廣告。本廣告采用了歌曲的形式表達廣告內容。這種類型廣告容易引起消費者共鳴，還可以利用歌曲來增強記憶效果。國內外許多名牌產品，都巧妙地利用這種方式來提高產品的知名度。

廣告語篇中的模因通過引用、用典、仿擬等途徑與原有語篇構成互文本，說明應用模因論可對包括廣告在內的各種語篇尤其是語篇互文性進行分析。廣告制作者在設計廣告語時借助或依附于成語、諺語、俗語、名言、詩詞名句等創造出強勢模因，將使廣告語具有自我傳播的效應能夠大大增強廣告效果。

參考文獻：

[1]郭有獻.廣告文案寫作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韓金龍.廣告語篇互文性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1).

[3]何自然.語言中的模因[J].語言科學，2005，(6).

[4]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論與社會語用[J].現代外語，2003，(2).

[5]寧人，張為力.廣告妙語大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

[6]王斌.密母與翻譯[J].外語研究，2004，(3).

第2篇

視唱練耳是音樂專業學生一門非常重要的基礎課。這門課是學生獲得敏銳音樂聽覺的重要渠道，視唱作為視唱練耳課教學重要環節之一，在整個教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通過它的學習達到理解音樂、感受音樂，表現音樂目的。為專業課學習打下堅實的聽覺基礎。

視唱蘊藏著豐富的音樂語言信息。

視唱訓練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之所以說它是系統工程是因為，視唱教材編排科學、內容廣博、形式多樣，音樂語言豐富，感性知識及音樂要素典籍全面的特點。視唱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發展音樂聽覺的獨特作用，視唱課堂是積淀音樂語言的重要場所，是獲得音樂感性及理性知識的重要來源。

我們分析優秀的視唱教材就可以發現，它所包含的豐富內容和著巨大的音樂信息量。本人對我西安音樂學院(單聲部視唱)上、下冊和(多聲部視唱)教材作過粗略的統計，這套教材共收集單聲部視唱1345條，多聲部視唱253條，涉及中外作曲家500多人，中外作品100多部，中外民歌400多首，涉及100多個國家。它們來源于中外著名交響曲、協奏曲、室內樂、歌劇、舞劇的片段；中外民歌；聲樂、器樂組曲、套曲片段等。從作品來看，幾乎反映了所有音樂體裁，各種音樂形式、流派應有盡有。可以說將傳統音樂所表現的音樂要素包羅無遺。其中包括以下內容：

調式、調性包括：無升降號的大調、小調；一個升號到七個升號、一個降號到七個降號的大調、小調；同宮系統的五聲調式、七聲調式、特種調式等。這些中外調式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非常廣泛，許多調式具有民族音樂的特有旋法，堪稱調式、調性大全。

節奏包括：常見各種節奏型、節奏的特殊形式、各種連音、較復雜的節奏。

節拍包括：常用的各種單拍子、復拍子2／4、3／4、4／4、6／8不常用的各種拍子、較復雜的節拍2／2、2／3、4／2、6／4、4／8、1／4、9／8、9／16、12／8、5／4、5／8、7／4、7／8拍等。

變化音種類包括：變化助音、變化經過音、小調中的降，I級、變化鄰音、變化半音階、變化音模進等。

轉調種類包括：近關系轉調；轉平行調；轉上屬系統調；轉下屬系統調；同主音轉調；遠關系轉調，包括二度關系、三度關系、小二度及增減音程關系；等音轉調、模進轉調等。

各類C譜號：中音譜號、次中音譜號、女高音譜號、女中音譜號、上低音譜號、所有譜號的綜合練習。

多聲部：主調性、復調性二聲部；含變音、含轉調二聲部；三聲部、四聲部。

教材中把各種譜號、調式、調性、節奏、節拍、變化音、轉調等各種技術性練習都做了非常詳細的歸納和整理，每個環節都做了由淺入深的安排。與其他教材比較發現，如此之多的音樂要素集中反映在教材里，只有視唱教材才能做到這一點，而其他教材是不可能做到的。視唱內容的經典性和各種技術訓練的典型性融于一體，為音樂聽覺訓練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知識空間，也為今后的音樂實踐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音樂語言。不夸張地說，視唱具有濃縮音樂作品之大成，它是音樂語言寶庫的一個縮影，是從古典到浪漫到近現代音響化的音樂史。

二

1、通過視唱建立和培養調式感。

在視唱練耳課整個的學程里，要唱一千多條視唱，每一條視唱訓練無不與調式感的培養有著密切的關系。具有得天獨厚的培養條件。“調式感的最簡單最明顯的表現之一是在主音上結束旋律的傾向，把終止于某一不穩定音上的旋律感知為未完結的。在更為深刻的意義上，調式感表現為旋律的全部聲音是在它們對主音和對調式的其他穩定音的關系中被感知的，其中的每一個都有特殊的調式色彩，表明其穩定程度和其‘引力’性質。”①幾乎絕大部分視唱的結束音都落在主音或其他穩定的音級，一個具有“完結感”和穩定性的調式群集中地顯現在視唱里。因此，唱視唱的過程就是循序漸進地建立調式感的過程，也是對它進行記憶、編碼、儲存的過程，而且還是聽覺對錯誤的調式感進行修正和重組的過程。

了解調式的穩定規律對建立調式感有特殊的意義。因此，必須從概念上搞清楚調式的穩定音級和不穩定音級之間的區別。如大小調式中I、III、V級是穩定的音級；II、IV、VI、V級不穩定的音級。而在五聲調式中主音是最穩定的，其他音級分別以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程度傾向于主音。主音的穩定性與其他各音的不穩定性及其不同的傾向在曲調中的具體體現，與音樂內部的運動發展，音樂形象的塑造有密切的關系。一般認為主音上方的五度音和下方的四度音對主音形成有力的支持，一些論著把它們稱之為正支柱音和副支柱音。“正支柱音直接從屬于主音，對主音穩定性有最大的支持、鞏固作用。在實踐中，副支柱音一般是配合正支柱音共同起支柱的作用。有了支柱音，主音才能穩定。所以支柱音有明確的調式作用，可稱為‘功能性音級’或‘調性音級’。”②以主音、支柱音、副支柱音為穩定框架的民族調式在視唱中具有廣泛代表性，它是一種常見的調式旋法，對調式感培養和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變化音體系與自然音體系的調式有很大的不同，變化音的出現使某些音向其他音進行的加劇和尖銳化，進行中產生導音的形成、導音的解決、導音的消失等情況。給建立和培養調式感增加了許多困難。變化音的種類很多，表現形式各有不同，在訓練的時候，必須清楚其所有類型，如變化助音、變化經過音、小調中的降II級、變化鄰音、變化半音階、變化音模進等。教學中發現很多學生變化音的種類和概念是不清楚的，必須加以解決。在識譜過程中，不能被很多升降號、還原號搞的不知所措，只有明確了調式的自然音級，才能確定其他變化音級，唱準自然音級才能唱好變化音級。這是一個前提，也是唱好變化音視唱的關鍵所在。

在教學中，每一條視唱訓練都是要涉及到調式問題。要使學生建立調式感，必須在調式理論引導下進行，同時指出，只有調式理論是不夠的，調式感的建立往往是一種音響感覺的建立。因此，所有的判斷必須通過聽覺來完成。要對調式的變化進行反復甄別，以此來獲得聽覺體驗。最終使視覺的東西真正感知為聽覺上的習慣。既有理性認識，又有感性體驗，有聽覺的積淀和感知能力，這樣才真正建立起調式感知能力。

聽覺水平較差的學生，不能較好地建立調式感。表現在主音感知能力差，不能對穩定和不穩定音級做出正確的判斷。甚至把音樂未完結或不穩定音級感知為穩定音級。視唱的早期教學，要特別重視調式感的培養，盡管調式感的培養是貫穿視唱教學始終的，但是無升降號的視唱則少一些其他調性的干擾，是培養的好時機，可以為以后的調式訓練打下好的基礎。

2、培養多聲部音樂聽覺水平、發展立體音樂思維能力。

在整個視唱教學中，多聲部視唱教學占據重要的部分。它從始至終伴隨著單聲部視唱的進行而進行。多聲部視唱是多聲部音樂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這一領域里不可多得的音樂語言環境，它對于增強對音樂的感受理解和表達能力，對培養復調、和聲及其織體的感受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聲部視唱主要分和聲性和復調性兩大類，和聲性視唱多表現為音樂的縱向組合，以主調和聲音樂風格和聲襯托主旋律聲部為基本形式，音樂音響效果較單聲部更豐滿和更具有表現力。復調性視唱是復調音樂的一個縮影，它以立體的多層次和巧妙的織體結構形式出現，表現為節奏輕重緩急錯落有致，旋律線條起伏跌宕，音樂、音響變化豐富。“復調音樂是人類在聽覺上不斷追求更新穎、更多樣的美感，在藝術上不斷追求更強、更豐富的表現力的產物。它是大干世界千姿百態的，多層次的各種事物、現象的反映，是各種人的不同形象、性格心態的反映，是每個人時不時會出現的復雜思緒、情感的反映，也是生活中相互對比、協調、交織著的各種聲音的藝術的再現。”③

在演唱多聲部視唱時，要使學生從聽覺上真正感受到它的美。和聲性的多聲部視唱要注重音樂的縱向進行，感受其聲部的縱向關系，協和與不協和搭配以及變換豐富的和聲色彩，強調和聲功能性，但同時也不應忽視它的旋律性。復調性多聲部視唱注重音樂線條的橫向發展、感受線條和層次感。縷清各相對獨立的旋律聲部和旋律線條。在訓練時要使聽覺和聲音產生互動，不能只顧唱自己的聲部，甚至只唱不聽。培養學生學會傾聽音樂，唱一個聲部，傾聽所有的聲部，從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聲部，使之達到準確、協調、平衡、統一，把握整體表現，形成完美和諧的音樂形象。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高水平的多聲部音樂聽覺能力。

3、培養音樂節拍、節奏感。

各種各樣的音樂節拍、節奏拍沒能像視唱教材里如此集中地反映出來。從前面的介紹可以看出，視唱教材里反映了幾乎所有的節奏、節拍形式。音樂節奏變化多端，但再復雜也需有序，也就是說音樂節奏要服從于一定的節拍組織。在音樂的各要素中，時間是最重要的，音樂的時間是通過一個一個的節拍呈示出來，因此節拍就像每一首樂曲的細胞。

視唱教材里反映的拍子多種多樣，但最常見的三種拍子構成拍子的基本形式，即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其他拍子都與這些拍子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或者說是它們的變化組合而成。強弱交替是音樂節拍的基本特征，強弱顯示了一種矛盾，也體現一種對稱，一強一弱的二拍子是最基本的拍子，是一個完整的、平衡而和諧的節拍。三拍子由于它突破了二拍子時間和強弱關系上的對稱，因而它富于動感，是活潑而有特性的節拍。四拍子是一種復拍子，這個“復”字實際上體現了一種重復，一小節有強和次強拍，由于它也有對稱、平衡的特點，因此與二拍子有些相似，但同時又有區別。我認為，視唱教學應重點對這三種拍子加以訓練。唱視唱時必須嚴格地用手劃拍子，通過外在的動作來強化對節拍的理解，建立內心的感受。這三種拍子認識明確了，其他拍子感知也就較容易了。譬如五拍子是由3+2或2+3組合；六拍子是由3+3或4+2組合；七拍子是由4+3、3+4或5+2組合；八拍子是由4+4組合；九拍子是由3+3+3組合而成等等，總之，它們總離不開二、三、四拍子的基本律動規律。

在視唱中對節奏的感知，我認為最重要是節奏律動和節奏凸理的積累。視唱里反映的節奏形式非常多，從簡單到復雜，認知也有一個從初級到高級潛移默化的過程。與其他節奏訓練不同的是，視唱中的節奏形式都是通過視覺由聲音再現的，當各種各樣節奏承載著優美的旋律用聲音表達出來的時候，人們的情緒隨著節奏的變化而變化，在這個時候，最能感受到各種節奏的表現特征，對節奏的理解也就更深刻，記憶更準確。

視唱中有很多民歌和民間音樂，它們中所反映出的節奏和節奏型代表了一個民族的特有風格，有很強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此，理解一種節奏和節奏型往往能深刻感受到一個民族特有的音樂風格，這些節奏感知與單純的節奏訓練相比更顯得重要。

三

學習視唱的意義是非常廣泛，遠非上述這些，本人的論述只是一些粗淺的看法，只能淺嘗輒止。我認為，通過視唱的學習，真正感受視唱中的音樂語言環境，從這個環境中吸取其音樂的精華，以音樂要素感知為切入點，深刻理解調式的穩定性、傾向性，以及各類調式尤其是民族調式的旋法和特征，認識調式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風格特征，牢固地建立調式感。從音樂節拍、節奏中感受音樂脈搏、運動、呼吸、律動等等；從多聲部視唱中去感知主調性多聲音樂的縱向組合、和聲襯托、協和搭配的靜態感、舒適感和不協和搭配的緊張感、動態感，感知復調音樂的旋律線條、層次感，以及疏密相間、錯落有致的音樂結構。使視唱課堂成為認識音樂、感受音樂、理解音樂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多方位地積累、存儲、記憶音樂語言信息，為音樂實踐打下牢固的基礎。

注釋：

①《音樂能力心理學》P．85[蘇]M．B．捷普洛夫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3篇

關鍵詞：解構主義；漢語言文字學；結構主義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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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1］

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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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4

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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