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經濟強村的定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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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農村集體經濟； 股利分配； 影響因素； 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 F325.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7-0020-06

一、引言

近年來，為數不少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如佛山南海、東莞虎門、河北保定等，因征地拆遷賠償而獲得的高額分紅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來說，股利分紅有助于鞏固現任村委會班子的地位，為他們爭取連任，但分紅也不可避免會出現影響村集體經濟的后續發展、減少投資機會、降低村集體經濟未來收益的問題。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以平衡農村集體經濟的長遠發展與村民的現實利益，不僅是目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農村集體經濟監管機構需要重視的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珠三角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勢頭迅猛、一路高歌，股利分紅自然是芝麻開花節節高。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較為嚴峻的考驗和挑戰，但村民對股利分紅的期望卻是只增不減，這就導致超額分配、舉債分紅。至2011年初，以廣東省東莞市為例，全市32個鎮區中31個出現超額分配，且收不抵支的村組達329個，占全市557個村組的比例高達59.07%。前廣東省省委書記因此提出“村經濟靠舉債分紅，警惕出現東莞的希臘”的觀點，東莞農村集體經濟監管機構由此開始控制分紅規模，至2012年底東莞農村集體經濟整體才開始出現扭虧為盈的局面，有了積累。為此本文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時，需要重點考慮哪些關鍵性指標、關鍵性影響因素，以便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依據。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

有關股利政策的研究，國外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股利政策是否影響投資者決策；二是如果股利政策相關，則如何影響投資者決策。關于股利政策是否相關的理論，除Miller和Modigliani（1961）持股利無關論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股利政策ν蹲收呔霾卟生影響。而在股利政策如何影響投資者決策的研究中，又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發放現金股利具有正面效應。比較典型的是理論和信號理論，認為現金股利能夠降低管理層道德風險，減少逆向選擇，有效控制上市公司內部人信息不對稱問題和問題。“在手之鳥”理論也認為投資者更傾向于投資分配現金股利的公司。另一種觀點則不認可股利發放的正面作用，如Black的“紅利之謎”理論認為，現金股利的增加會帶來資本利得的減少，最終使得投資者并沒有從現金股利中獲得真正的收益。同時，剩余股利政策認為股利分配應當建立在保持最佳資本結構、滿足企業內部資金需求的基礎上。

（二）國內研究

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由于治理機制的不完善，股利政策更多體現了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強制性要求，特別是對需要再融資和配股的上市公司。盡管證監會和上交所頒布了一系列規定以推動和引導上市公司進行現金股利分配，但仍然與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存在很大差距。

國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研究股利政策：（1）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因素，如汪潔和張燕君[ 1 ]、王傅強[ 2 ]；（2）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盈余持續性等因素對現金股利分配的影響，如王月溪和孫玲玉[ 3 ]、韋瑋和周曉博[ 4 ]、馮慧群和馬連福[ 5 ]、高克智等[ 6 ]，其中大部分學者都是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進行研究，也有學者從“迎合理論”進行研究，如鄭蓉等[ 7 ]；（3）針對房地產、保險、高新技術企業等特定行業研究股利政策，如王佩等[ 8 ]、孫之涵和張晨光[ 9 ]、閆華紅和孫明菲[ 10 ]。

（三）文獻評述

由于國外特別是美國處于發達的資本市場，其治理機制較為健全，而中國屬于弱式資本市場，因此很多理論特別是理論和信號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的股利分配政策現狀和環境。尤其是隨著對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的實施，管理層持股數量的增加，現金股利的發放反而不能對管理層起到良好的制約作用。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是針對A股上市公司進行的，鮮少關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國證監會對股利分配政策的多次干預導致股利政策具有明顯的迎合政策性的傾向，盡管有學者收集長達10年的財務數據，但由于政策的變動性和非一貫性，其得出的結論很難體現股利分配政策的實質。

鑒于此，本文擬研究農村集體經濟股利分配政策的影響因素，從而為股利分配政策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施提供依據，為股利分配政策的研究貢獻新的內容。由于2011年以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借債分紅、超額分配現象呈不斷擴大的態勢，具有極大的不理性特征，且與其經營狀況存在不匹配的問題，這與2011年后的股利分紅思路具有顯著不同，因此基于維持股利分紅政策一貫性和制度化的考慮，以2011―2014年農村集體經濟數據為樣本，使用Logit模型來驗證農村集體經濟股利分配政策的影響因素。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存在為數不少的超額分配問題，因此本文在研究股利分配影響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正常股利分配的影響因素。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利分配的特點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分配政策與上市公司相比，有顯著不同。（1）股利分配的主動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不高，且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為了融資配股等原因被動發放股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分配比例則較高，且往往是主動發放股利，甚至借債發放股利。（2）股利分配方式的單一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有現金股利、轉股、送股及它們之間的組合等多種形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分配表現為單一的現金股利分配。（3）股利分配規模的難衡量性。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高低往往用每股收益或股利支付率來衡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于股份制改革并不徹底，導致部分村組無法用每股收益來衡量，且實行股份制改革的村組存在集體股和個人股之分，因此很難用每股收益來衡量。

同時由于為數不少的村組存在超額發放股利，即股利發放金額超過盈余的情況，這就出現股利支付率超過1甚至盈余為負、借債發放現金股利的情況，導致股利支付率為負（股利支付率介于0和1之間為正常支付股利，股利支付率大于1或小于0為超額支付股利）。

（二）農村集體經濟股利分配影響因素分析

1.盈利能力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盈利能力集中體現在經營收益率上，即經營純收入與經營總收入之比。由于股利分紅支出主要來源于經營純收入，因此一般來說，農村集體經濟的盈利能力越強，越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設1：經營收益率與股利支付呈正相關。

2.資產規模

一般來說，資產規模往往跟經營水平呈正向關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規模是以往經營的累計體現，且資產是獲利的主要來源，相應也是股利分配的重要源頭。以東莞為例，虎門鎮和長安鎮的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基本盤踞東莞農村集體經濟的前兩名，股利分配力度相應也高于其他鎮區。因此建立假設2：資產規模與股利支付呈正相關。

3.公益福利支出

由于各村教育、治安、環衛等公益福利費用大部分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擔，因此公益福利支出水平就成為制約股利分配的另一重要影響因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公益福利費用往往跟各村的人口、地理范圍、教育機構多寡等因素有關，但就各村而言整體差別不大。盡管公益福利支出總額相差不大，但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卻相差懸殊。公益福利支出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越小，說明村集體經濟的實力越強，越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設3：公益福利支出比重與股利支付呈負相關。

4.上年股利分配

從農村集體經濟監管機構對股利分配的審核方式上看，農村集體經濟的股利分配方案一般是在上年基礎上根據經濟增長情況調整確定的，因此，上年股利分紅與否成為影響來年股利分紅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假設4：上年股利分配與股利支付呈正相關。

5.經營總收入增長率

經營總收入的增長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速度的重要體現，是股利分配的重要動力和因素，因此，股利分配與否跟經營總收入的增長速度休戚相關。通常限制股利分紅無限擴大的一個重要措施是限制股利分紅增長率，如東莞農資辦規定各個村組的股利分紅增長率不得高于經營總收入增長率，特別是限制個別村出現收不抵支依然借款分紅的情況。因此建立假設5：經營總收入增長率與股利支付呈正相P。

6.資產負債率

資產負債率體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債務風險。通常來說，經營情況較好的村組往往資金充裕，負債水平較低，傾向于分配股利；而收不抵支甚至資不抵債的村組往往負債累累，無現金可分配，除非借債分紅。因此建立假設6：資產負債率與股利支付呈負相關。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數據選取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東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數量為556個，基于保密原則的考慮，從中選取210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2011―2014年的財務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數據來源于東莞農村集體資產管理辦公室。由于東莞對農村集體經濟管理已實現聯網，所有村集體經濟已全面采用電算化軟件，因此可保證財務信息的可靠性和權威性。本文的數據借助SPSS19.0軟件進行處理，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對模型進行檢驗。

（二）變量定義

本文首先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利支付的影響因素，因此因變量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支付現金股利（虛擬變量Y）：支付現金股利，則Y=1；不支付現金股利，則Y=0。其次，為體現股利分配的合理性，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正常股利分配的影響因素，因變量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正常支付股利（虛擬變量Z）：正常支付，則Z=1；非正常支付，則Z=0。

自變量的選取為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利支付的多項財務指標：（1）經營收益率，該變量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純收入與經營總收入的比率，綜合反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盈利能力；（2）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該變量用于檢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規模與現金股利分配之間的關系；（3）公益福利支出占經營純收入的比重，該變量反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公益福利支出的負擔水平；（4）上年股利支付情況，該變量用于檢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支付是否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的特征，上年股利支付是否會影響本年度股利支付；（5）經營總收入增長率，該變量反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長性，經營總收入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股利的源泉和保障；（6）資產負債率，該變量反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務安全性和償債能力。

以上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選擇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0-1二項選擇的離散變量，大部分學者如宋福鐵、王傅強、毛志艷等均構建Logit多元邏輯回歸模型進行研究。由于Logit模型本身是判斷概率的模型，較符合解決離散變量問題，因此選擇多元Logit回歸模型。因變量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支付現金股利（Y），發放股利時取1，不發放時取0；自變量為經營收益率、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公益福利支出占經營純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況、經營總收入增長率和資產負債率。建立模型1：

ln（■）=？琢1+■？茁IXI+？孜1

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存在超額發放股利的情況，即現金股利發放額超過盈余，甚至出現盈余為負、借債發放股利的不正常情況，且涉及的村組為數不少，股利的超額發放可能導致模型1不能真正解釋發放股利的內在因素，因此，將支付股利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分為正常支付股利組和非正常支付股利組。為反映正常股利支付的內在影響因素，構建模型2：

ln（■）=？琢2+■？酌IXI+？孜2

其中，因變量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正常支付股利（Y），正常支付時取1，非正常支付時取0；自變量為經營收益率、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公益福利支出占經營純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況、經營總收入增長率和資產負債率。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根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2011―2014年210個村的840個財務數據，將所有樣本分為支付現金股利和不支付現金股利兩類，其中4年中發放現金股利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725，不發放現金股利的為115。兩類集體經濟組織各變量數值的對比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發放股利的因素中，支付現金股利組的經營收益率、資產總額的均值和中值均顯著高于不支付現金股利組，而公益費用占經營純收入的比重、資產負債率的均值和中值均顯著低于不支付股利組。這說明支付現金股利的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效率要優于不支付股利的集體經濟組織，因而累積了較高的資產規模，其資產的安全性好。同時由于經營純收入高，公益費用負擔小，因而可以發放現金股利，這與預期假設一致。上年股利支付的均值和中值均與本年股利支付情況接近，這說明農村集體經濟的股利支付具有連續性的特征，與預期假設一致。但支付現金股利組的經營總收入增長率卻低于不支付現金股利組，這與預期假設不一致，可能是因為支付股利組的經營總收入基數較高。

（二）相關性分析

由于變量之一上年股利支付屬于虛擬邏輯變量，由這六個變量組成的樣本不可能完全服從正態分布，因此采用非參數檢驗這六個變量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利支付的影響，即這六個變量與股利支付是否顯著相關。由于非參數檢驗中的Mann-Whitney檢驗對樣本分布沒有要求，因此選擇Mann-Whitney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所有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均小于0.05，且除經營收益率外，顯著性水平均低于0.01，因此說明這些變量均顯著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支付。

（三）多重共線性檢驗

一般認為，相關系數在0.8以上的變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特別是相關系數超過0.9的變量。從表4可以看出，大部分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相對較小。所有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不超過±0.5，因此可以初步判斷這些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四）模型回歸分析

本文建立Logit模型，以股利支付為因變量，所有自變量一次性全部進入方程，得到的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的顯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度上顯著的變量只有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和上年股利支付，且從檢驗值Wald即該變量對模型的貢獻程度上看，上年股利支付的貢獻程度遠高于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而與股利支付顯著相關的經營收益率、公益支出占經營純收入比重、經營總收入增長率和資產負債率均未能進入模型，說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分配更多地考慮股利支付的連續性，而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水平和效益無明顯關系。從預測結果上看，準確性高達98.6%，這與表3相關性檢驗的結果存在極大的矛盾。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研究超額發放股利的問題，即是否因為超額發放也具有持續性的特征，導致檢驗結果對上年股利支付的依賴過高。

（五）股利發放正常與否的模型分析

1.股利支付正常與否的對比

從表6對2011―2014年正常發放股利和非正常發放股利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個數的對比可以看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超額l放股利的情況從整體上來說是比較嚴重的，高達40%。其中2011年最高，達48%。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研究農村集體經濟股利發放與否的影響因素時，進入模型的只有上年股利發放和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但從超額發放股利的趨勢上看，呈下降態勢，說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監管機構亦意識到超額發放股利的問題，并采取措施抑制這種不良傾向。鑒于此，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正常股利發放的影響因素比股利發放的影響因素更為重要。

2.股利支付正常與否的影響因素模型

以股利支付率為標準，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支付分為正常股利支付和非正常股利支付，建立虛擬變量Z。當股利支付率介于0到1之間時，為正常股利支付，Z為1；當股利支付率小于0或大于1時，為非正常股利支付，Z為0。將六個自變量一次性代入多元Logit回歸模型中，得到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除資產負債率外，其他變量均通過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與預期的假設基本一致。變量資產負債率未通過檢驗，原因可能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整體上來看，負債比率均較低，不存在顯著差異。從表2中可以看出，支付股利組的資產負債率均值為21.62%，可能對正常股利支付與否并不產生影響。

六、結論

從以上建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現金股利與否的模型及是否正常支付與否的股利模型對比可以看出：

（1）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利支付具有典型的連續性特點，而不取決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即上年股利支付對本年股利支付產生決定性影響，股利支付與否存在極大的不理性特征。這也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點有關，村民往往傾向于支付股利；村委會出于取得繼任及自身利益等動機的考慮，也贊成股利的發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監管機構出于穩定村組局面的考慮，對發放股利的控制并不嚴格。

（2）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正常支付股利與其經濟效益、規模、負擔水平和成長性休戚相關。即經營收益率、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公益支出占經營純收入比重、經營總收入增長率對正常股利支付產生影響，同預期假設一致。但負債水平跟股利支付正常與否并不顯著相關，這可能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整體負債水平均較低、沒有顯著差異有關。

（3）從2011―2014年正常股利支付村組與非正常股利支付村組的對比數據可以看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監管機構一直致力于非正常股利支付現象的控制，使得非正常股利支付的村組數量呈減少趨勢，避免持續侵蝕農村集體經濟資產的現象發生。盡管如此，非正常支付股利現象仍需引起監管機構的持續重視。

（4）從模型的運用價值上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監管機構可以通過該模型認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正常股利支付的影響因素，引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者合理制定股利分配方案。同時通過對股利支付內在影響因素的分析，建立股利分配方案的制約機制和評估機制，有效引導股利分配方案的良性制定和實施。

【參考文獻】

[1] 汪潔，張燕君.中國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10（12）：232-236.

[2] 王傅強.現金股利政策與企業生命周期：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3（2）：74-77.

[3] 王月溪，孫玲玉.中國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實證研究：基于股權結構視角[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3-12.

[4] 韋瑋，周曉博.資本結構、所有權性質與現金股利分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4（4）：67-76.

[5] 馮慧群，馬連福.董事會特征、CEO權力與現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評論，2013（11）：123-132.

[6] 高克智，王輝，王斌.派現行為與盈余持續性關系：基于信號理論的實證檢驗[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11）：98-105.

[7] 鄭蓉，雍天榮，干勝道.基于“迎合理論”的A股分配新趨勢的實證研究[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118-123.

[8] 王佩，蔡安輝，高海梅.金融危機下房地產企業現金股利分配傾向的實證研究[J].管理評論，2013（4）：158-165.

第2篇

關鍵詞：村級債務；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收支；地區差異

中圖分類號：F3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2-0098-06

不同的區域，村級債務形成的原因不盡相同，且債務的發展趨勢也不盡相同，這其中的成因較為復雜，既有制度政策的客觀原因，也有監管失當的主觀因素，但在深層次上則與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不規范密切相關。筆者在村級債務的調查和分析中發現，通過村級財務收支狀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村級債務的形成原因。為此，筆者從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和寧波市鄞州區2006～2008年村級債務的規模和結構差異分析人手，各選擇了兩區地理位置基本相同的兩個鄉鎮，即黃巖區的A鄉鎮和鄞州區的B鄉鎮。在對兩鄉鎮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分別選擇了資產規模、地域狀況基本相同的兩個代表村莊，即A鄉鎮的A村與B鄉鎮的B村，對其2005～2007年的每一筆收支進行了調查，并進一步分析兩村的收支差異，為村級債務的地區差異及產生根源提供一些實證依據。關于村級債務的界定，理論界說法不一。本文所用的村級債務概念是借鑒了張海陽、宋洪遠的定義，認為村級債務由短期借款、應付款和長期借款及應付款三部分組成，該數據來源于村級經濟合作社資產負債表中的相應數據。

一、村級債務規模和結構分析

浙江省農業廳于2008年7～8月對全省2006年底及2008年6月底的村級債務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筆者選擇了黃巖區及其屬下的A鄉鎮和鄞州區及其屬下的B鄉鎮進行了重點調查以了解村級債務的地區差異，以下村級債務數據大部分是來源于各農經部門逐級匯總的清查數據。

(一)村級債務的規模分析

1　村級債務規模的比較分析

從表1可見，兩區的債務規模不同，寧波市鄞州區的債務規模要大于臺州市黃巖區。截止2006年，鄞州區村級債務73422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337.36萬元，涉及377個村，村均194.75萬元。而同期黃巖區村級債務37278.92萬元，只有鄞州區同期村級債務的50.8％，平均每個鄉鎮1962.05萬元，涉及421個村，村均88.55萬元。到2008年6月底，鄞州區村級債務總額為71422萬元，比2006年減少了2.7％，平均每個鄉鎮3246.46萬元，涉及378個村，村均188.95萬元。而同期黃巖區村級債務總額為55145萬元，是鄞州區同期村級債務的77.2％，平均每個鄉鎮2902.37萬元，涉及464個村，村均118.85萬元。

鄞州區村級債務2006年是黃巖區的1.7倍，2008年雖出現了下降，但還是黃巖區同期村級債務的1.12倍。從農經人員和村會計的訪談中和筆者的調查均發現鄞州債務雖然規模大，但實際意義上的村級債務規模并不大。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村級債務數據來源于各農經部門的調查，雖浙江省農業廳要求村級債務調查數據是本文界定的基礎上再減去一些應發未發的土地征用費、押金、正常往來的金額，但在調查中發現，有的村卻沒減去這一部分，造成調查數據的虛增；二是村級債務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村級會計資料，但有些村的債務債權并不完全按權責發生制核算，造成債務債權數據的不真實。在黃巖后一種原因比較突出，而鄞州由于城市化進程比較快和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比較規范，前一種原因相對黃巖比較普遍，因此鄞州的債務數據實際上有些虛增。 2　村級債務規模的變化趨勢分析 村級債務的規模與當地的農村發展狀況、發展模式及農村的財務管理制度等有關，其區域比較的實際意義并不是很大。對本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研究兩區村級債務變化趨勢。從表1可見，兩調查區的債務規模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鄞州區的債務呈減少趨勢，而黃巖的債務有上升的趨勢。2006年開始，鄞州區村級債務規模呈下降趨勢，到2008年6月底，全區村級債務總額比2006年減少了2.7％，降低速度超過了浙江省。而黃巖區從2006年開始村級債務規模呈上升趨勢，到2008年6月底，全區村級債務總額比2006年增加了47.9％，在全省債務總額略有降低的情況下，出現了明顯的上升。

從以上分析可見，寧波市鄞州區的債務規模要大于臺卅l市黃巖區，鄞州區的債務呈減少趨勢，而黃巖的債務有上升的趨勢。因此可見，兩區村級債務呈現不同的變化方向，呈明顯的地區差異。 3　村級債務結構的分析 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形成的、因發展除基礎設施建設外的公益事業而形成的、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而形成的村級債務，在兩被調查區不管是相對數還是絕對數，在債務總額中都不大，特別是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和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而形成的村級債務基本上不存在或已化解。同時，由于浙江省在征地時規定，按被征用土地的一定比例(一般10％左右)，返還給被征地村集體經濟組織，并免繳有關規費，用于發展二三產業。兩區被調查村集體基本上都用自留地或返還地建造了標準廠房，用于出租，每年獲得較穩定的租金收入。因此，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而形成的債務是村集體特別是被征地村的新增村級債務的主要因素。

除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因村基礎設施建設、因發展除基礎設施建設外的公益事業、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以外原因而形成的債務統稱為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從村級債務結構分析可知，總體上而言，本調查各層次的村級債務形成原因，都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被調查區域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主要包括：應發未發的土地征用費、押金、正常往來金額、預收的房租費、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村集體的補助金額、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時帳外預估的支出、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在以上7個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中，鄞州區除不存在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村集體的補助金額外，其余均是鄞州區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黃巖區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中，不存在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時帳外預估的支出和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而預收的房租費在黃巖的財務管理中不重視，在筆者的調查中只有一個村的應付款中存在于2004年以前預收了5家企業的若干年廠房租金，到2004年還剩未來6年的租金811368元，平均每年提取135228元記人經營收入，到2007年底還剩405684元

預收房租費，在未來3年分別記人經營收入。而鄞州對這一塊管理的比較嚴格，除在會計賬薄中核算預收或未收的租金外，政府還要定時考核租賃合同的兌現率，并跟考核掛鉤。

從以上分析可見，兩區形成債務的具體情況不同。以被調查村為例，黃巖主要是村集體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補助形成的債務以及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而鄞州主要是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和預收的房租費等形成的以及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鄞州區除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外，其余大部分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債務，而只是結算造成的時間差異。同時，兩調查區除因一些非生產性原因造成的債務排在首位外，其次就是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據調查，鄞州被調查各村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債務，當項目建設完工后，均能用經營收入或土地款償還，基本上具有自我償還能力。在黃巖調查村，2004年和2005年就因為建造工業區還欠村民71.93萬元和72.7萬元借款，2006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補助，負債急劇增加，到目前為止，這筆錢還沒還清。

二、村集體經濟財務收支區域性差異分析

村級債務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村級組織收不抵支，為了深入了解現階段農村的收支狀況和地區的差異，筆者分別選擇了兩調查區資產規模基本相同的兩村，即A村與B村，對其2005～2007年的每一筆收支進行了調查，并進一步分析兩村的收支差異，試為村級債務的區域差異提供一些實證依據。

(一)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比較分析

1　村集體經濟總收入變化方向的差異

2005～2007年，A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平均為502.53萬元，2007年比2005年下降了4.7％。而B村2005―2007年村集體經濟總收入平均為489.9萬元，2007年比2005年上升了52.4％。雖然A村的經濟收入起點比B村高，但通過這幾年的發展，到2007年B村在經濟實力上已超過了A村。 2　經營收入是村集體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A村經營收人占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3.6％，是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A村經營收入主要來源于房租及地租收人、菜場攤位費、收拖拉機管理費等，2005～2007年經營收入分別為461.44萬元、380.62萬元和418.23萬元。由于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集體三年內共需補助1201萬元，再加上已參加城鎮職工保險的人員每人一般由村集體一次性發放補助現金14860元，到2008年6月止村集體已支付了292.58萬元。每年還不斷有人年滿25周歲要參保，這么大的資金壓力使這幾年村集體在經營方面的資金投入很少，集體發展后勁不足。

B村2005～2007年經營收入分別為358.9萬元、382.7萬元和540.3萬元，占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7.2％是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該村利用靠近現代裝潢市場這一大蛋糕，利用土地資源發展倉儲業，吸引該市場老板前來投資，形成了融批發、零售與一體的倉儲區，在寧波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該村2005～2007各年經營收入中除2005年的1.5萬元外，其余均是資產租賃收入，其中大部分是倉儲租賃收人。從2005年開始，B村經營收入就不斷上升，2008年通過對市場行情的調研，對倉儲區的價格進行調整，在原倉儲收入基礎上增加村級可用資金180萬元，2008年經營收入為704.7萬元，而且發展前途和發展潛力很大。

3　補助收入獲得水平不同

A村補助收入比重三年平均為0.5％，其中2005年2.89萬的補助收入主要是一些獎金，包括2003年文化俱樂部考核獎1萬元、省級先鋒工程示范村獎l萬元、防臺搶險獎2千元以及收到的經濟普查經費6900元；2007年收到的5萬元是河道疏通費；2006年沒有補助收入。該村2005～2007年共獲7.89萬元的補助。B村2005～2007年共獲77.6萬元的補助，占三年總收入的5.3％，除2007年的0.5萬元由區級撥款外，其余均為鄉鎮補助。2005年分別是街道元旦春節慰問款3600元、2004年醫療補助款17300元，街道扶貧款5700元、創文明城市補助5萬元以及其他補助5.05萬元；2006年分別為春節送溫暖4700元，獨生子女費等3840元，衛生村獎勵費5000元；2007年獨生子女費等2910元，春節送溫暖困難補助5500元、星光工程補助10萬元，農業普查經費下撥2.11萬元、基層文化建設獎1萬元，籃球場補助5000元，一枝黃花(即黃花梨)補助500元及過渡房清衛補助4800元。

A村屬當地有名的新農村示范村，與B鄉鎮的有名新農村示范村C相比，其獲得的政府補助遠遠不如，2005～2007年H村547.23萬元、118.81萬元和562.42萬元。即使A村所在的A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也只有113萬元，2007年各村補助收人總和為283萬元；而B村所在的B鄉鎮各村的2006年和2007年的補助收入總和分別為451萬元和1165萬元。由此可見，鄞州的政府補助規模和力度都超出了黃巖。

(二)村級集體經濟支出的比較分析

1　村集體經濟總支出變化方向的差異

2005～2007年，A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平均為639.87萬元，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5.57倍，均超出收入增長的幅度。2005～2007年，B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平均每年只有262.2萬元。2005～2007年A村平均每年集體經濟總支出超過村集體經濟總收人為137.87萬元，占村集體經濟平均收入的27.5％；而F村三年平均下來支出少于收入，平均每年節余227.7萬元。也就是說，A村由于2006年支出急劇上升，三年下來不但花完了全部收入，連以前的積累也花了不少。而B村由于這幾年支出變化不大，而收人上升，因此村集體有足夠的資金來不斷償還債務，這幾年村經濟發展不錯。 2　社會福利和保障支出成為村集體經濟的主要支出，但支出種類和數量不同。

A村2005～2007年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分別為73.16萬元、1362.26萬元和140.95萬元，分別占總支出的32.6％、92.38％和63.93％，三年共支出1576.37萬元，平均每年525.46萬元。2007年比2005年增長了92.7％，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17.62倍，在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中居第一位。2005～2007年，B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分別為125，78萬元、148.18萬元和141.26萬元，分別占總支出的47.2％、50.9％和61.7％，三年共支出415.22萬元，只有A村的26.3％，平均每年只有138.40萬元，在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中也居第一位。也就是說，雖然兩村社會福利和保障支出規模不同，但均是村的第一支出。

兩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種類也不完全相同。B村該類支出種類相對A村來說并不多，按支出的多少排列分別是糧食補貼、治安消防、衛生費、社保養老金、民用水電費、計劃生育、文化教育、五保困難軍屬、看望及喪葬補貼、折舊、醫療費及其他支出。其中社保養老金的支出三年也只有13.33萬元，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中平均也只有3.2％，其實鄞州區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規定與臺州市出臺政策基本一樣，但由于街道各村土地征用時均統一每人發放2.4萬社保補貼和勞動力貨幣安置費(在土地費支出中核算)，其余土地征用款作為村集體投資發展用，農民只有參保后才能發放剩余的勞動力貨幣安置費，B村社保補貼5 000元，由于每個村統一，就保證了失土農民的參保，2005～2007年，失土農民社保補貼分別支出17.75萬元、5.6萬元和2萬元。由于土地已全部征用，2005年村發放勞力安置費至2008年9月共1113萬元，已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人數212人，已有116人領取每月340元至440元不等的養老保障費，據不完全統計，現已有405人繳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有120人領取每月1 000元左右的養老金，真正做到了老有所養，解決了后顧之憂。由于土地被征用，B村就每月發給每個村民糧食補貼，2005～2007年共發放307.2萬元，處于該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第一位，2008年由于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就不再發放糧貼，直接按股份發放股金分紅，2008年每人發放6000元的股金分紅，在該鄉鎮處于第一位。隨著國家新型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通過大力宣傳，使村民意識到參加新農村醫保是抵御大病風險，防止因病致貧的有效途徑，村民參保率達到100％，并且全部費用由村民負擔。隨著農民的參保，B村的醫療費支出下降，到2007年此項支出就不再發生。

B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種類A村均有外，A村還有農醫保補助、養老保險補助、農民住房保險補助、老年生活補助支出、有線電視費支出、扶貧款支出、贊助費支出、退伍軍人安置費支出等，其中最多的支出為養老保險補助。2006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急劇上升，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17.62倍，這主要是A村村民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由于土地征用款已全部發還給村民，為提高參保率，村集體補助了1296.2萬元。2006年的養老保險補助由兩部分組成，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人員集體補助了1019萬元，已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大部分人員集體補助了現金277.2萬元。由于2006年參保人員集體補助部分三年繳清，2007年A村又繳了86萬元，剩下的是新保人員的集體補助及零星的已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人員現金補助。2007年養老保險補助雖比2006年下降了93.3％，但還是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總數的95.15％。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生活補助費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60％，這主要是因為A村是2006年lO月份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從2006年1月開始，村為60歲以上老人按季度發放生活補助，每人每季度600元，到第三季度提高到每人每季度800元，共發放了三季度，合計43.08萬元，而2005年只是在老人節時每人一次性補助1280元，共25.98萬元。由于首繳時達到養老年齡及以上的人員，在辦理一次性繳費和領取養老金手續的次月起享受養老金，所以從2006年第四季度起村里就不再發放生活補助，2007年主要是發生一些零星的老人生活補助3.97萬元，比2006年下降了91.3％。如果把養老保險補助和老年生活補助費合并成社保養老，則2005～2007年這項支出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比重分別是38.96％、98.5％和64.2％，可見，社保和養老成了A村的巨大負擔。同樣的為提高參保率，村民的其他保險均由村出資，在調查中發現，有些村民對保險了解的并不多，特別是農房保，村民知道的更少，他們反映“反正是村集體出資，要保就保吧。”

3　組織運轉支出具有剛性，但A村的支出規模比B村大

組織運轉支出就是維持村集體經濟組織正常運轉的管理費用，包括干部報酬、辦公費、通訊費、會議費、書報刊費、差旅費、招待費等。兩村組織運轉支出的種類基本相同，排在前三位的兩村都是干部報酬、交際費(招待費)和會議費。A、B村組織運轉支出三年共支出分別為93.7萬元和71.35萬元，平均每年分別為31.23萬元和23.78萬元。在A村干部報酬由干部工資和獎金組成，并且全部由村組織承擔。而在B村干部報酬由干部工資組成，而干部的獎金由鄉鎮政府根據村里經濟發展、計劃生育、社會事務等考核結果情況統一由鄉鎮發放，根據筆者調查，A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工資和獎金比較少，基本在0.5萬～1.5萬左右，即使像A村這樣的富裕村，村干部的收入也只有1.5左右。而B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工資和獎金相對來說比較多，在3萬～10萬左右，并且B鄉鎮調查村的村長、書記、婦女主任、文書能享受職工養老保險的待遇，如2008年參保時，4個村干部平均每人只要付1624元，村里補貼每人3853元，其余的保費均由政府承擔。由于福利的提高，解決了村干部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能安心發展村集體經濟。而這些待遇是A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所無法享受的。

A村作為市級經濟十強村、省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就不斷有各級領導來村參觀檢查、調和指導工作，有報社、電視臺等新聞人員來村采訪、有各縣市區的村干部來村參觀和交流等，為此A村每年要承擔不少招待支出，而獲得各級政府的補貼卻很少。B村相對來說，這些支出就少些，因為這些事務基本上由國家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C村來承擔，但C村卻獲得不少的政府補助。由于組織運轉支出具有剛性，A村這幾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補助造成資金緊張，已經在減少組織運轉支出，雖支出呈下降趨勢，但支出規模還是比B村大。

三、村級債務與村集體經濟財務收支關系的綜合分析

(一)村集體承擔了大量的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品的支出

陳東平從鄉村公共品供給角度對村級債務進行了界定，他認為：對一具體的鄉村公共品的供給項目，政府全額負擔，沒有資金缺口，則不存在一系列的負擔、債務問題；若有缺口，但農民對此項目非常歡迎，自愿出錢，也不存在債務問題；若此缺口，已被通過一系列手段，使農民同意出錢，此只表現為農民負擔增加，也不表現為村、鄉債務；若對政府轉嫁的法定責任，農民不同意，但事情已表現為非做不可(村已組織實施)，村組織又不能用自有資金補入，則表現為村級債務。稅費改革以前，為了鼓勵村級組織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國家專門設立了“三提五統”、農村教育集資、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統一規定了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等籌集資金方式。2000年全國進行農村稅費改革，逐步取消了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改革了村提

留征收使用辦法。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除原由集體經營收入開支的仍然保留外，凡由農民上繳村提留開支的，采用新的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兩稅”附加屬集體性資金，全部用于村級開支。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以后，農業“兩稅”附加也隨之取消，除難以操作的“一事一議”之外，國家也不允許村級組織收取任何費用開展公共服務，這使村級組織失去了興辦公益事業的物質基礎。另外，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組織仍然承擔了過多的事務：一方面，要做好計劃生育、落實政策、維護穩定、精神文明教育等黨政基本工作；另一方面，上級還經常下達統計普查、接待檢查、公益事業項目建設等多項任務，卻不安排相應的工作和建設資金經費。村級組織工作職責的無限膨脹造成村級支出范圍過寬，經費更加緊張。這樣就造成了村集體經濟財權和事權的不統一。但相對來說，A村承擔了更多的此類鄉鎮一級政府職能。除承擔大量的各類保險補助外，A村還承擔扶貧款支出和贊助支出；凡有村民退伍，根據A鄉鎮的文件規定，村里還要根據村集體經濟狀況一次性發放退伍補貼；這幾年該村的治安支出也比較多，基本上由村民組成，治安巡邏雖不定期進行夜間的巡邏，但更多的是負責輔助公安做一些外來人口的管理，A鄉鎮也成立了治安巡邏大隊負責各村的巡邏，但曾經向A村等收了不少巡邏經費，后被上級政府制止了。每年的民兵訓練，鄉鎮還要求村里發放訓練補貼。與A村一樣，被調查村還要負責計劃生育工作，為促使婦女去參加每年兩次的婦女B超照環檢查，村里就要支付不少誤工費，每年的征兵還要發放誤工費，如村民應征人伍村里還要送禮，到過年還要慰問軍屬。也就是說，包括A、B村在內的村集體承擔了大量的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品的支出。

(二)村集體獲得的公共品支出的補助不多，造成公共品提供中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

村級組織工作職責的無限膨脹造成村級支出范圍過寬，經費更加緊張。因此政府應該安排相應的工作和建設資金經費。但從賬面上反映，A村補助收入2005～2007年只有7.89萬元，三年平均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0.5％，即使A村所在的A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也只有113萬元，平均每村4.19萬元，只有10個村有這部分收入，其中兩村分別獲得36萬元和35萬元的補助收人，占總補助收入的62.8％；2007年各村補助收入總和為283萬元，平均每村10.48萬元，但只有11個村獲得這部分收入，其中三村分別獲得130萬元、36萬元和31萬元的補助收入，占總補助收入的69.3％。而B村2005～2007年共獲77.6萬元的補助，占三年總收入的5.3％，B村所在的B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為451萬元，平均每村12.53萬元，其中一個村獲得118.81萬元的補助收入，占總補助收入的26.3％；2007年各村補助收入總和為1165萬元，平均每村43.15萬元，其中一村獲得562.42萬元的補助收人，占總補助收入的48.3％。也就是說，B村由于承擔的公共職能比A村少，而獲得的補助收入比A村多，相對A村來說，B村的財權與事權統一性比A村好。從圖1中可明顯地看出，與B村不同的是，2005～2007年A村的財務總支出超過了財務總收入，而補助收入卻占了財務總收入的很少比例。從全鄉鎮而言，見圖2，隨著新農村的推進，兩鄉鎮的村級補助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不少，但不管從補助總額還是村平均補助額，2006--2007年B鄉鎮都超過A鄉鎮，這種情況在兩地的其他鄉鎮情況也差不多。也就是說，鄞州區各級政府對村集體的投入超過黃巖區。

(三)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村集體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巨大，是新增債務的主要原因 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面臨困境，與政府責任不到位，作用不充分有必然聯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政府作用的產物，政府主導作用的有效發揮和政府責任的合理承擔關乎未來中國農村養老問題的解決。特別是現行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財政補助過低，相關制度建設滯后，以及監督乏力等問題，使村集體成為現階段農民養老的主要責任主體，支出壓力過大。從調查可知，不管是黃巖區還是鄞州區，農民的養老保障已成為村集體的重要負擔，對村集體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A鄉鎮，A村的財務收支情況還算比較好的，有些村由于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上負擔過重因此造成大量的債務，有些村的債務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風險。近年來，鄞州區先后建立了農村養老保險、失土農民養老保險等制度，特別是從2009年1月起實施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水平相適應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民缺乏有效保障機制，農村養老保險、失土農民養老保險養老金發放標準過低等問題有了一定的緩解。同時鄞州制定了嚴格的村級土地征用款管理政策，對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有統一的政策規定。而黃巖對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沒有統一的政策規定，當地村土地征用費、補償費和青苗賠償費全部分到個人，而且相互攀比，越演越烈，根本沒有留下土地儲備金和農民養老金。這也是為何鄞州征地農民參保比較順利，而黃巖卻因此造成大量村級債務的直接原因。

第3篇

關鍵詞：失地農民；土地征用；職業；職業轉換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識碼：A

一、廣州南亭村失地農民職業轉換現狀

庫茲涅茨曾在《現代經濟增長》一書中把城市化定義為城市與鄉村之間人口分布狀況的變化，亦即是城市化進程。隨著我國城市化的飛速發展，被征用的農村土地越來越多，由此導致失地農民的規模也越來越龐大。目前，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完善，且就業壓力也在不斷增大，當農村的土地被征用后，大量缺乏非農業技能的農民就會因此而失去基本的生存依賴。同時，失地農民亦未被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得不到相關的政策扶持，生活在城市的邊緣。解決失地農民的職業轉換問題成為了我國城市化健康、快速、穩定發展的關鍵。土地被征用后的用途大致可分為私用與公用兩類。根據相關政策規定，在征地后設廠私用的企業主，有義務對其域內的失地農民進行安排處理，以保證其職業能順利轉換。而被用于建設公共利益設施的土地，其域內失地農民則需要依靠政府的合理引導。為此，我們以城市化水平發展相對較快的廣東省為研究對象，并選取了廣州南亭村的村民作為訪談調查的對象之一。通過訪談調查發現，土地被征后，只有小部分農民通過自謀職業的方式實現了職業轉換，其他具備非農業技能的人群主要是通過外出務工來實現二次就業，而且在這類人群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是從事一些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要求不高的職業。由于絕大部分的失地農民都缺乏相應的職業技能，從而導致適齡的勞動力大量閑置。目前，南亭村失地農民的總體特征是：在思想觀念上，依舊存在惰性，認為政府征收了土地就應該負擔其生活問題，但對政府或村委會提供的工作崗位卻不屑一顧。同時，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且缺乏非農技能培訓，因此大部分失地農民多是靠從事傳統農業活動，或簡單的體力勞動來維持生計。外來人員的大量涌入更使本地的失地農民在低廉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地位。

二、廣州南亭村失地農民職業難以轉換原因分析

由于失地農民普遍屬于被動失地，被動失業，因此無論是其思想觀念還是勞動技能都缺乏足夠的準備。通過對南亭村進行調查并分析得出，該村村民職業轉換困難的主要原因。

（一）現行征地制度尚存缺陷。在現行的征地制度下，農民在售賣土地方面存在兩種權利的缺失。一是土地的賣與不賣不由農民自身決定，而是由村委會或集體經濟組織決定，但是大部分村委會或集體經濟組織卻代表不了全體村民的真實意愿；二是即使農民有意出讓土地，但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及法律知識的貧乏，致使他們也沒有與買方平等談判價格的權利。同時，相關法律也尚未完善。這就給濫占耕地、侵害農民權益的不法者提供可乘之機。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但相關的法律條文卻沒有對公共利益需要作出具體界定，導致某些征地項目超出公共利益的需要，僅追逐工商業或房地產等私人利益。產生此類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國的征地制度是以土地國家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為基礎，是根據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情況形成的。因此，征地補償理論與制度設計都具有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特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趨勢下，如果仍舊遵循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征地制度必然會導致矛盾的產生。

（二）缺乏相關的政策支持。失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是否有效，是人們基本生活能否持續、安定的根本。由于“城鄉二元化”，農民無法像城市居民那樣獲得有效的社會保障。因此，在社會保障體系尚未覆蓋農村區域時，當農民失去其賴以生存的土地就意味著失去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為了緩解這一矛盾，地方可以通過政府、企業、集體或個人統籌的方式對失地農民進行社會保障安置。但由于我國社會協同能力尚未成熟，社會保障管理仍有缺失，因此，所提供的生活保障根本不足以維持他們的基本生活。同時，失地農民參保意識不強，參保率不高，也是導致其只能被動接受安置的原因之一。在訪談調查中發現，被訪問的對象中有大約65%的村民尚未參與任何的社會保險項目，而在已參保的人群中，又有75%的村民其社會保險費是由個人或其他非補償費用支付的，只有極少數的村干部靠土地補償費支付。歸根結底，其原因主要是失地農民只獲得低額的貨幣補償。原有的補償方式既不能體現過去土地的最佳途徑，也未有評估當代農業已不是簡單的傳統農業，而是現代農業，即集種植業、生態農業與旅游觀光農業于一身。可見，原有的土地補償方式并沒有把未來土地的收益考慮在內。

（三）職業安置不到位。我國現行的《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了針對失地農民的三種職業安置方式：一是“就地安置”，即由征地單位招聘被征地農民的職業安置方式；二是“組織安置”，即把征地補償費給付失地農民所在的集體經濟組織，并由其負責失地農民的職業安置；三是“貨幣安置”，即是對失地農民進行一次性的貨幣補償，由失地農民自身尋找就業機會。在調查訪問中發現，與其他兩種方式相比，貨幣安置由于其風險小、現實性強而廣泛地被南亭村失地農民所接受，同時，由于其操作成本低、周期短也廣泛地受到各級政府、企業乃至集體經濟組織的歡迎。所以，該村的絕大部分失地農民享受著貨幣安置的方式。然而，貨幣安置卻并非指向性職業轉換的安排，雖然能讓失地農民得到暫時的喜悅與滿足，也能在短期內維持甚至提高其生活水平，但卻很難讓失地農民成功地實現職業轉換。缺乏充足、穩定的二次就業機會與崗位，失地農民家庭根本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的生活。

（四）缺乏非農業職業技能。在現階段，失地農民難以實現職業轉換主要是存在兩種矛盾。一是我國的經濟正處于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換的新時期，勞動力市場逐步由低端、簡單的體力型向專業型、技能型轉變，這就使農村素質偏低的勞動力與社會所需的高素質人才形成矛盾；二是失地農民不斷提升的就業期望值與現實可提供的就業機會值之間的矛盾。后金融危機所衍生出的CPI急速上升，使這一矛盾更為明顯。這兩種矛盾的相互交織，使失地農民職業轉換的難度越發加劇。由于南亭村的失地農民長期從事農業生產，技能單一，致使其難以適應企業尤其是工業化程度較高企業的用工需求。同時，失地農民的就業尚未納入我國現行的就業體系，國家對此也尚未有統一的政策與措施，致使失地農民在職業轉換時面臨重重的困難。

三、對廣州南亭村失地農民職業轉換的思考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老城區改造、經濟技術開發區興建、綠化及基礎設施建設，使農民耕地被大量征用。在推進工業化、城市化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如何使失地農民的職業有效轉換是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又一難點。

（一）完善現行征地制度。首先，改變集體土地的產權地位，即讓集體所有土地在法律上取得與國有土地相平等的產權地位。從法律視角上看，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集體產權與國有產權都應該是平等，公權不能侵犯私權，國有產權也不能侵犯集體產權。但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是不完整的，集體經濟組織只有土地占有權、使用權與收益權，卻沒有處分權，其意義是集體經濟組織不能通過買賣、轉讓、饋贈等方式改變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與所有權的性質。由此可見，集體所有土地與國有土地在法律權利上是不同的。因此，集體土地必須首先轉化為國有土地，才能進入土地市場，應用于非農業領域。但是，由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的過程，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行政過程，而應該是一個平等的財產權利交易過程；其次，所謂的“集體所有土地”，是指以村委單元的所有農民所共同擁有的土地，其代表是村民委員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作為集體組織的個體成員，都平等地擁有對集體土地的成員權，但其并不能按份分割農地的所有權。而集體產權的這一特征，又使得集體組織與個體農民的權益關系變得模糊。這就可能衍生出集體土地在農民完全不知情的狀態下被村委會或集體經濟組織出賣。股份合作制是推進農村集體經濟改革的途徑之一，將包括土地在內的集體資產核資折股，量化到農民個人，組建村級股份合作社，讓每一位村委都擁有一份相應的股權；最后，在信息平等方面，應完善征地的程序，保證在征地的過程中，土地權利人擁有充分的知情權與參與權。為此，可建設專屬的仲裁機構處理相應的土地糾紛，做到征地規范透明，讓被征地農民參與征地的整個過程，以保證他們的土地使用權與土地處置權等得到充分尊重，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總之，完善相關的征地法律法規，是確保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完整和與國有土地產權平等的前提條件。

（二）普及社會保障制度。相比于城市下崗職工與失業人員，失地農民更是就業的弱勢群體。把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納入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構建城鄉統籌的就業管理制度、制定失地農民職業轉換的保障制度使其解決失地農民就業問題的“三大法寶”。在整體規劃方面，政府應把失地農民就業納入下崗職工二次就業工程的范疇，并且使其享有與城鎮勞動力再就業培訓、擇業指導、職業介紹等多種就業服務同等的待遇。在構建城鄉統籌就業管理方面，政府應按市場化的原則，建立城鄉統一、平等的勞動力市場，積極推進與完善三級就業服務體系，實現城鄉統籌就業。失地農民的自主創業是其實現職業有效轉換的途徑之一。因此，政府需要為其提供有利于創業的大環境，制定相應的保障制度。同時，還應該享受下崗職工創業的優惠政策。增強失地農民尤其是中青年失地農民的職業競爭力，根本出路在于教育。為此，應該不斷加大對失地農民的教育投入。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力度，可以通過拓寬籌資渠道，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在農村教育中的權重來實現。優化配置農村教育領域中的人、財、物等各類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由于長期從事傳統農業，失地農民的技能較為單一，因此在鞏固基礎教育的同時，還需通過發展農村職業技術培訓與農村成人教育，使教育遍及整個農民階層。

（三）拓寬職業轉換渠道。政府良好的政策導向能為失地農民的職業轉換提供不少幫助，但若缺乏充分且適當的職業轉換渠道，即使是正確的政策導向也只能紙上談兵。因此，積極拓寬失地農民的就業渠道是解決失地農民職業轉換問題的又一方式。要拓寬失地農民的職業轉換渠道，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第一，失地農民自主創業。政府應該鼓勵并支持失地農民從事商業活動，并在一定的條件下對自主創業的農民予以資金、信息與稅收等方面的支持，以此來提高他們的競爭能力并增強其自主創業的信心；第二，積極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是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也是安置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由于大部分鄉鎮企業屬于個體勞動者自主創業的延伸，因此其蘊涵了更為堅實的發展路徑，同時也對其他失地農民發揮職業有效轉換的示范作用；第三，勞動力轉移。失地農民是城市化的犧牲品，也是城市化的“邊緣人”，他們受市場經濟的影響較大，部分南亭村的失地農民在被征地之前就已經希望進行自我職業轉換。因此，政府應通過宣傳并為有意進行自我職業轉換意識的失地農民提供幫助，同時，可利用土地、資本及產業的輸出來帶動富余勞動力的外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