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的交易主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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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金融學；市場需求；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5－0206－02
引言
我國金融業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為進一步推進中國金融改革進程，必須實施金融人才戰略，充分滿足中國金融經濟建設的需要。從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對人才和人力資源的需求結構來看，社會既需要高素質的創新型研究人才、高端經營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既受過系統化金融理論熏陶又精通金融實務運作的復合型應用人才。
本文立足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及其對金融人才的需求趨勢，探討改革實踐教學體系，以培養一大批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又能夠在金融業務實踐中嫻熟地運用金融分析技術，具有較強的處理各種金融業務能力的高素質的應用型金融專門人才的方略。
一、金融人才市場的供求關系現狀
我國金融人才市場需求量巨大，雖然每年我國相關經濟專業的畢業學生人數眾多，但是由于符合金融機構人才需求標準――實踐動手能力強的復合型專業人才較少，因此，出現了金融人才市場的供求失衡情況。
從我國目前金融教育的供求關系看，一方面，國內許多金融類企業面臨專業人才缺乏現象，金融專業人才成為緊缺人才；另一方面，從國內各大財經院校和其他綜合類大學經濟類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數近兩年大幅上升（如圖1所示），其中有相當一批大學生畢業即面臨就業壓力，就業形勢嚴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金融學專業人才培養的質量和專業結構還遠遠不能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可以說，目前金融專業人才質量和教育結構的矛盾已成為我國各大高校金融專業建設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以上海為例，上海銀監局一項關于“銀行業業務創新與競爭力情況”調查顯示，在16家中資商業銀行中，有9家銀行認為專業人才缺乏是阻礙本行創新業務發展的第一或第二重要因素。各大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中，倫敦和紐約金融從業人員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均為11.5%以上，而上海目前的比例只有2.2%。
金融專業課程是培養金融學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知識基礎，因此，向學生傳授關于本專業學科體系的重要知識和基本概念、原理，培養學生把握概念的復雜性，并能在具體情境中靈活運用，尤其為今后的金融一線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和培養良好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以及國際化技能，是金融學專業課程教學的重要目標。
在學生能力培養方面，我們必須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適當引入多樣化教學形式，增強課堂師生互動，增強理論學習的趣味性，激發學生接受新知識、新方法的積極性和參與性；二是如何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實踐教學環節，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二、建立金融學專業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一）《金融學》課程實踐教學模式設計的原則
1.因材施教原則。教學設計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學生的學習，教學目標能否實現，要在學生通過自己認識和發展的學習活動中加以體現。要對學生進行分析，包括分析學生對特定的學科內容的學習、已經具備的有關知識與技能的基礎，以及對相應的學習內容的認識與態度。在實踐教學模式的設計上應充分遵循“因材施教”原則，為每位學生建立特征檔案，通過學生和指導老師的雙向選擇機制，共同制定對不同個體的學習方案，并在實踐教學環節有針對性地給予相應訓練，發揮每位學生的特長。
2.供求平衡原則。按照金融人才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培養合適人才。可以通過建立目標人才評估模型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運用翔實的計量檢驗方法，在大量采集和分析社會金融行業人才需求特征指標數據的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的應用型金融人才特征指標體系，并根據這些詳細指標特征，構造應用型金融人才培養目標。同時，結合學生自身素質特征模型數據，構造既符合學生應用能力發展，又滿足市場需求的創新培養模式。
3.創新原則。包括教學生態創新和教學內容創新兩個部分。從教師―學生兩元單向信息傳遞的教學模式，轉變為教師―人才需求方―學生多元多向信息傳遞的教學創新方式，構建更加和諧的大學教育生態，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到業界中去，讓業界人士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教學內容創新，意指課堂授課應不拘泥于某本教材，而應該打開視野，改變現有由教師設計教學框架、主宰教學過程、評價教學結果的模式，轉由學生主宰相關模式，引導學生面向社會重要問題，開展主動實踐和研究型學習。
（二）建立基于市場需求的金融學專業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1.學生素質分析
以“因材施教”原則為指導，從微觀角度設計對教學對象的學習能力和素質的問卷，輔以實地調研以及外部評價的基礎，通過大量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構建學生的綜合素質模型，并運用多因素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勾勒出每個學生的特征因素表，分析參與課程學習學生的共同特征和各自獨特特征。之后，通過第二步的人才市場需求特征表對應分析，找出差距和優勢，并通過課程實踐教學體系來彌補差距、發揚優勢。
2.人才市場需求特征分析
以金融機構人才需求問卷調查數據為實證基礎，通過多因素分析法構建培養方案實施效果指標體系（外部環境因素分析），制定各環節、各流程的質量標準，配套系統規范了執行方案的途徑、方法與手段，建立質量監控系統、保障系統和支持系統，分析培養方案實施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和亟待加強因子，結合學生素質（內部環境因素分析），科學分析，因材施教，以培養一大批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且具有較強處理各種金融業務能力的應用型金融人才。
3.基于市場需求的立體教學模式
創新教學管理方式。課堂多媒體教學和課堂討論、課后作業要有機結合。課堂討論可以有效地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與歸納能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這種互動式教學能有效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同時可以及時檢驗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情況。課后創新實驗的練習則強調靈活運用能力，以分析當前金融事件為主。課程小論文的寫作則有利于提升學生收集資料、獨立研究的能力。同時，將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和課后創新實驗計劃的表現作為其學習成績的重要參考，以鼓勵同學們積極參與討論、主動學習的能動性。
建立立體教學模式。從教師隊伍的建設來看，采用教師專任制和業界人士聘任制相結合的方式，形成教師―實踐專家―學生的三主體多向信息傳導模式；從學生學習方案設計來看，綜合分析學生個體特征和人才需求目標特征，為每個學生設計個性化學習方案，并在階段性教學方案中增強創新實驗計劃的實施，培養學生領導能力、主動實踐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獲取信息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情景模擬的設計，參照人才市場通用的晉升和淘汰模式，同樣建立榮譽學生制度和末位淘汰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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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根據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中的觀點，一旦對金錢名利的追求超越對道德情操的追求，結果便是社會公正性原則被踐踏。金融市場參與者主觀違背倫理、或正常逐利行為的結果都可能違背金融市場效率要求，缺乏約束和引導的市場消極行為的持續和擴散，使得金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出現不穩定或高風險運行狀態。金融領域中的倫理是個重要問題，盡管多數新金融理論來源于似乎與價值判斷無關的金融經濟學，但它們仍然要接受倫理的檢驗。金融交易效率不僅依賴于金融契約的法律執行能力，還依賴于締約雙方的道德規范。金融市場參與主體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當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社會利益產生沖突時，其市場行為不可避免地要承擔社會責任。交易主體遵循倫理的程度與其搜尋、加工相關信息進而形成的價值信念密切相關。但是，現代主流金融理論缺少倫理維度，這種去價值化傾向將市場參與主體對金融活動的關注更多引向技術，對技術的過分依賴又進一步弱化了道德認知和自主開發能力，模糊了金融的倫理訴求，加劇了金融領域的倫理沖突，抑制了金融社會功能的發揮。對現代金融發展中倫理問題的探討，既是對現代主流金融理論的補充和完善，也是對現代金融道德困境的積極回應。
“卷入”意指個體對某活動與自己的關系或重要性的主觀體驗，該活動明示了卷入方向，活動與自己關系的密切性導致了卷入強度的差別。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于1964年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卷入”（Involvement）說法，Krugman（1965）在研究媒體傳播問題中明確了“卷入”概念。“卷入”概念一度被廣泛應用于媒體傳播、廣告策略以及消費者行為的研究中（Wright，1974；Lastovicka，1979；Mehta，1994）。承接Lastovicka（1979）等成果，“卷入”研究不斷深入和拓展，涉及決策者處理信息的動機和方式（Burnkrant&Sawyer，1983；Mittal，1988）、行為態度與意圖（Maclnnis&Park，1991；Swinyard，1993）、行動與體驗（Mano&Olive，1993）等方面。因此，“卷入”的實質是行為主體的態度聚合和價值觀的再現，特定的激勵可以推動決策者調整與意圖有關的各種信息的搜尋、加工的廣度和深度，進而引起行為的改變。卷入強度的差別導致對相關信息搜尋與加工程度的不同，不同的卷入程度與決策者的行為高度相關。金融倫理卷入涉及兩個層次：一是金融市場參與者對金融倫理問題重要性的主觀態度，二是基于主觀態度所采取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動。一旦金融市場參與者認為金融倫理問題與自己相關且很重要并采取行動，就會導致決策過程中金融倫理的高度卷入，增強對信息的加工處理，導致積極信念強化和（或）消極信念弱化。盡管金融法律制度可以通過規章、監督與處罰對市場主體形成規范和激勵，但法律的有效實施往往需要超越法律規則界限的金融倫理行為支持。金融倫理規制在調整個體利益和社會責任的沖突與兩難過程中，客觀上提供了金融效率改善的途徑。本文在分析金融倫理卷入影響信息加工處理的基礎上，借鑒Brock，Hommes，Wagener（2005）的LTL（Large Type Limit）方法，將金融倫理卷入參數化，來研究了金融倫理卷入對價格穩定性的影響。
二、金融倫理卷入與市場信念
對倫理溯源，黑格爾的倫理觀內含了個體選擇與外在規范，以及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雙重沖突。在經濟領域，倫理則涉及個體選擇與市場規制、經濟效率與經濟正義的關系問題。金融倫理研究源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廣義金融倫理研究涵蓋所有利益相關的市場交易主體在金融交易中應遵循的行為規則和道德規范。宋文昌（2009）指出，金融倫理可以區分為內在倫理和外在倫理。金融內在倫理是金融市場交易中的自律性規范，它要求金融市場交易主體在交易中排除絕對自利的誘惑，實現對金融倫理標準的內省與超越。金融外在倫理是他律的倫理標準，涉及對交易主體行為及其金融關系性質的判斷。金融外在倫理區分為金融底線倫理和金融市場激勵倫理兩個層級。底線倫理是金融市場交易最低限度的倫理要求，市場激勵倫理是以市場激勵機制為核心的高于底線倫理的道德規范。“自利”交易主體的行為選擇中，底線倫理構成了道德容忍的下界和法律容忍的上界。有效的市場激勵機制將促使交易主體的決策主動接受自律規范且遠離底線倫理。
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金融倫理是影響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其發展的滯后直接增加了社會監管成本和秩序重建成本。Chami（2002）等學者強調，金融倫理風險全方位滲透不完全市場，應將其管理放到重要地位。趙向琴（2003）指出，在考察金融效率時，必須注意金融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倫理和社會責任。金融倫理建設是構建和諧有序的金融秩序、維護金融穩定的關鍵因素。金融倫理規制通過調整金融市場參與者個體行為進而影響市場群體行為，達到改善金融效率的目的。因而，金融倫理卷入下的個體決策及個體間的信息互動成為探討金融倫理規制的基石。對此，一般的研究中，考慮到數量巨大的交易者群體，通常認為個體間的隨機互動導致其行為影響相互抵消，總體金融變量不會出現本質偏離。然而，事實可能并非如此。Kirman（1993）利用隨機招募模型，實證了異質主體行為對金融總體變量的影響。Panchenko（2007）指出，異質主體的不同信息交流方式產生不同的信息交換效率，導致金融市場變量的不同動態特征。Brock和Durlauf（2001）使用logistic模型刻畫了決策個體同時考慮自己及其他人行為的決策過程。結果表明，在缺乏協調機制的社會系統中，異質主體互動超過特定閥值，可能導致市場多均衡狀態出現，個體變量的細微改變可能導致金融市場大的波動。Brock，Hommes&Wagener（2005）使用LTL方法對多交易者類型市場進行了低維近似，認為異質主體適應性強度改變或導致金融變量的過度復雜波動。受過往獲利經歷驅使，交易主體無論是主觀違背金融倫理或是正常逐利行為，都強化了歷史策略在未來決策中的持續性，社會互動使其放大和擴散，在更高的層面上從而往復。這個過程中，決策主體缺乏足夠的自我糾偏動機，其結果內含觸發市場價格失穩的可能。
對此，法律規制暴露了其局限性。Boatright（2002）研究認為，法律規范是針對不道德行為的反應，即使不考慮法律在對市場主體行為合法性界定上的不明確性，對市場主體日常交易行為漠然、直至其達到法律禁止的行為邊界才采取行動的市場規制思路是不恰當的。金融倫理作為一種反對自私自利的人與人之間的金融交互方式，外部約束松弛將為犧牲社會利益謀取私利的金融不道德行為提供了機會。過度依靠法律規范調整市場參與主體行為，可能導致市場主體只是在形式上而非精神上遵守法律；一旦過度的法律規范成為市場主體負擔，逃避法律可能就成為一種正義的行為。金融倫理規制應成為法律規制的重要補充，來調整人們面對個體利益和社會責任時往往存在的沖突和兩難。根據“經濟人”原理，缺乏來自外部的有效引導和調適，交易主體行為游走于底線倫理邊緣就會是其最優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有效的市場自律準則和司法制度的存在，不僅在于約束市場主體行為，更重要的是倡導交易主體通過自我激勵實現對金融倫理的內省與超越。在金融領域倡導社會責任導向，強調個體專業認知提升中的道德選擇，比盲目因循法律規章更為重要。
三、金融倫理卷入下的慣性決策現象
根據Samuelson（1988）的觀點，慣性決策可定義為對過去決策行為的強狀態依賴。在金融倫理卷入下，不同的倫理態度和卷入強度會對市場行為選擇產生影響。過去堅守或有違倫理的策略、尤其是“成功”的策略選擇，往往在后續決策中被有意或無意的“復制”、模仿，呈現決策中的慣性特征。很多學者的研究證明了慣性決策的存在。Vissing-Jorgensen（2002）研究證實，金融市場參與者過去的交易經歷對當前行為選擇有明顯的正向影響。宋佰謙和姚華（1997）研究指出，我國投資領域存在較高的行為慣性。李濤（2007）針對2006年中國9城市投資者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市場個體當前和未來期望的選擇都表現出慣性現象。傳統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有不同的解釋。根據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市場主體的慣性決策是在維持或改變當前行為的成本與期望收益之間權衡后的理性選擇；行為經濟學認為，由于個體決策所需信息的收集與加工受到成本和時間的約束，個體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無法做到“理J生”選擇，而只會選擇“滿意”的方案，甚至在決策時應用“拇指法則”。因此慣性決策是市場主體做出決策時的認知心理導致的決策偏好現象。金融市場上，由于個體沉浸于復雜、易變和信息超載的市場狀態中，決策者經常需要在“維持”和“改變”之間做出快速選擇，認知特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體行為選擇。Kruglanski（1989，1994）用“認知閉合”的概念描述了個體加工信息的傾向特征。認知閉合是決策主體面對不確定性時表現出的動機與愿望。個體做出決策時，為消除不確定性帶來的壓力和焦慮，即使缺乏足夠證據，也會迅速做出決策，并且有意無意摒棄新的信息，即使新信息帶來對當前決策的明顯負面意見。認知閉合使決策者更容易陷入首因效應的影響中，且更容易堅持已有的觀點。Taris（2000）指出，認知閉合使個體具有自我強化動機，這為決策者為何不愿意接受新信息或采納他人觀點提供了理由。通常，在長時間里持續成功者的認知閉合強度更高，而連續失敗者的認知閉合強度要弱。較弱的認知閉合強度提高了決策主體面對不確定性時的承壓能力，從而具有進一步搜尋和加工信息并且易于受其他觀點影響決策的可能。
行為金融學中的稟賦效應、隔離效應和證實偏差等行為偏差給出了金融倫理卷入下決策慣性更具體的可能解釋。決策主體面對維持現狀或接受新方案的選擇時，他往往將維持現狀的損失視為參考水平，在與新方案產生的可能損失權衡時，賦予新方案的可能損失以更高的權重，導致決策者偏愛維持現狀，即“稟賦效應”導致了交易行為中的惰性。Tversky&Shafir（1992）證明了隔離效應的存在，這是決策主體愿意延續原來的行為直到更具體的信息披露再做出決策變更的傾向，即使這些新的信息對決策變更并不重要。證實偏差是個體一旦做出決策，就會為該決策尋找支持證據，這是個體決策中存在的證實而非證偽的傾向。信念堅持和錨定是導致證實偏差的心理基礎，信念堅持使得決策者會維持其選擇；錨定使得決策者解釋后續跡象時傾向于繼續原先的信念，從而表現出對自己以往決策行為的很強的維持性。在特定的金融倫理觀下，決策主體對“復制”過往成功經歷的過度自信是金融倫理卷入慣性的強化因素，而決策慣性則是其行為表征。
四、金融倫理卷入慣性對價格穩定性的影響
現實金融市場上，數量眾多的金融市場參與者都屬于有限理性的異質主體、金融倫理卷入存在慣性且相互競爭。Brock，Hommes&Wagener（2005）證明了LTL的演化規則是數量眾多的、相互競爭異質交易主體市場動態演化的很好近似，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結構的一些關鍵特質可以被參數化，其結果說明了金融資產價格對理性預期均衡狀態的偏離及過渡波動的內在機制。以下借鑒Brock and Hommes（1998）提出的LTL方法，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可以將金融倫理卷入慣性參數化，來呈現其帶來的市場影響，為金融倫理規制和有效監管提供思路和方向。
基本假設：（1）市場主體假設：異質主體數量眾多，有限理性，金融倫理卷入程度不同，相互競爭且風險規避；（2）市場參與假設：異質主體在收益固定且無風險資產和收益不確定的風險資產之間做選擇；（3）主體信念假設：市場主體對市場的信念條件方差為常數，未來紅利收益預期相同且等于條件期望；（4）金融工具狀態假設：任一時點上，金融工具的價格由理性均衡價格加異質價格信念影響部分構成；（5）市場狀態假設：金融市場是連續變化的動態市場。
令Pt是風險資產在t時的價格，yt是風險資產紅利收益的隨機過程且滿足期望為y的常均值獨立同分布特征；wt是t時刻市場主體的總財富；r是無風險資產收益水平；St代表t時刻持有的風險資產數量，風險資產總量為常數，s為單位風險溢價；異質主體類型計為h，異質性源自金融倫理卷入程度的差異，僅僅體現在對過往決策態度所導致的策略選擇中；a是風險厭惡系數。
市場主體的總財富可以表達為：
五、結論與后續研究
第3篇
[論文摘要]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是一種客觀存在，會導致交易主體的信息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及管理風險等，并進而影響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本文主要對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現象及成因加以探討。
1 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現象及危害
1．1 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中央銀行運用各種金融調控和控制，其貨幣政策目標主要是通過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具體操作來實現的。傳統的經濟理論在分析貨幣政策時，通常將政策作為一種政策制定者(中央銀行)可以任意操作的工具，作為一個外生變量來考慮，忽略了政策制定者與商業銀行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實際上貨幣政策作用效果和效應是政策制定者與商業銀行在主、客觀條件下進行理性決策的結果，這種理性決策實際上是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根據各自掌握的信息進行的博弈行為。
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負有監管職責，但我國央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方式和手段較多的是停留在聽匯報、看報表之上，這使得中央銀行難以充分掌握商業銀行的經營信息。相反，商業銀行擁有自身經營的完全信息，這些信息包括負債業務、資產業務、中間業務以及表外業務的具體經營狀況，如資產質量、負債結構及投資情況等。一般說來，商業銀行并不愿意主動將不利自身經營的壞信息透露給中央銀行，所謂“家丑不可外揚”。為此，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形成的信息不對稱，在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形成的委托一關系中，商業銀行具有信息優勢，因而是人，中央銀行具有信息劣勢，因而是委托人。商業銀行利用自身信息優勢，不可避免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同時，中央銀行由于得不到有關商業銀行的充分信息，就不可能及時采取化解風險的措施，或不能做出符合實情的決策。這種壞信息可能被轉化，也可能被積累、放大，使得原本可以化解或彌補的風險變成不可彌補的風險。
1．2 商業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在信貸市場上，銀行由于不可能及時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不能及時充分了解企業的經營信息，因而是“委托人”；企業擁有企業經營狀況的完全信息，如利潤率、產品銷售情況、貸款使用情況等信息，因而是“人”。銀行和企業借款合同一經簽訂，委托－關系即已形成。
隨著對任何一類借款人所收取的實際利率的增加，相應的對貸款合同的違約性就增大，由于固定利率貸款的性質，如果借款人的投資項目獲得成功，借款人就會有相當豐厚的利潤，如果項目的投資失敗或遭受到異乎尋常的損失，他們就會違約或躲避。這樣隨利率的提高，就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更高比例的較喜歡冒風險的借款人(風險偏好型)將出來接受貸款人的出價，而不喜歡冒風險的較安全的借款人(風險規避型)將退出申請人的隊伍，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于銀行事先并不掌握這類貸款人的風險分布信息。逆向選擇現象的出現加大了銀行資產損失的可能性，產生所謂“惜貸”的現象，導致資金在銀行體系內部流動，對經濟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二是任何借款人都傾向于改變自己項目的性質(因為銀行不可能全面地對他的行為進行監控)，如果進行收益高，風險也高的項目，以獲取更多的利潤，使之更具風險，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例如我國2008年就出現了大量的消費貸款流入股市的情況。出現這一狀況的原因是銀行在發放貸款后沒有及時掌握資金運營，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
這兩種情況都將誘使商業銀行自愿地向任何一類借款人收取更高的利息，使預期收益最大化，彌補高風險產生的損失。對于借款人來講，由于銀行貸款利息的提高，使低風險項目得不到融資，好項目逐漸退出市場，高風險項目充斥信貸市場，進一步增大了銀行的信貸風險。如此，形成惡性循環，正如阿克洛夫所說，市場逐步萎縮，最后可能關閉。
另外，在貨幣市場中還有很多現象是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例如銀行的擠兌，而使許多銀行倒閉，就是由于銀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導致客戶對銀行的實際情況不了解或只有部分客戶了解而另一部分客戶不了解，因客戶對銀行的經營狀況掌握的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各商業銀行上級行和下級行之間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上級行擁有制定政策信息方面的優勢，下級行對上級行政策要求和文件精神理解上的偏差、上級行對下級行經營狀況不是充分了解等都會形成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因而形成上級行與下級行之間的博弈，最終可能導致下級行經營行為的異化。
在貨幣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一是導致商業銀行利用自身信息優勢違規經營。二是導致企業騙貸和銀行惜貸，傳統上銀行通過利率變化來調節資金市場的供求平衡，但利率提高的結果是更多愿意冒險的人向銀行借貸，由此貸款風險水平提高，如此循環下去，最終結果是貸款質量下降。三是導致金融秩序混亂和貨幣市場的無效率或低效運行，加大金融風險。
2 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成因
造成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貨幣市場運行機制看主要是外生性因素及信息在傳遞中產生的差異，從微觀層面上看交易主體的目標函數不一致。
2．1 外生性因素
相對而言，我國貨幣市場的建立和完善落后于其他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形成的許多問題集中表現在貨幣市場中。這些遺留問題沒有得到徹底合理的解決，貨幣市場對交易主體的參與約束及激勵相容的機制不完善，這是造成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外生性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貨幣市場的制度建設(包括相關法規建設)落后于金融市場本身的發展要求，如在會計法規體系建設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中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二是貨幣市場監管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監管行為不規范；三是中央銀行體制改革滯后，獨立性較差，監管職能弱化；四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滯后，國有產權處于“模糊”、“虛置”狀態，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未能建立起現代化制度，導致金融市場的微觀基礎薄弱。
從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規律看，金融市場是現代信用制度的產物，其形成要求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多樣化的信用方式及金融機構的存在等外生條件。而從我國目前貨幣市場發展現狀看，這些外生性因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在制度的執行中也出現了_一定程度的偏差，這些制度上的缺陷及制度執行中的偏差是導致我國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特殊性。
2．2 交易主體目標函數不一致
貨幣市場主要有四類交易主體；政府(以中央銀行為代表)、商業銀行、企業及大眾。政府在關于產業政策導向、經濟結構、經濟增長目標、貨幣政策方向等方面，比商業銀行和企業具有最小信息優勢和擴展信息優勢；而商業銀行只能通過觀察前期央行貨幣供給增長率或通貨膨脹率來推測中央銀行政策目標的變化；企業及大眾根據前期產業政策、地域經濟結構、經濟增長目標來推測政策目標的變化；政府的決策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及穩定幣值的綜合成本最小；商業銀行和企業的決策目標是利益最大化；大眾的決策目標是獲取個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各類交易主體的目標函數中，經濟主體在(t-1)期預測t期將會出現的各種變量，是根據已知或既定的各種信息，包括政策性因素、經濟發展因素及其他有關變量中的全部或部分參數計算出來。由于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中影響因素(或變量)是不完全一致的，例如中央銀行在政策制定中的信息優勢，企業對自身經營狀況的信息優勢，大眾對經濟發展趨勢的心理預期優勢等，這種不一致性直接導致各交易主體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在交易主體之間的理性較量中形成委托－關系。
2．3 信息在傳遞中形成的交易主體之間的知識差
前已述及，信息就是傳遞中的知識差。信息在產生、傳遞(或交易)、接受過程會產生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各交易主體對信息的捕捉、判斷、甄別能力的差異。信息作為一種資源，首先具有稀缺性，各交易主體獲得信息必須花費一定的成本，各交易主體經營狀況及自身經濟環境的不同使某些交易主體先獲得信息，另一些交易主體處于被動地位，在信息獲得時間上滯后，從而形成信息不對稱。另外，交易主體本身固有的知識及判斷能力不同，使一部分交易主體對信息比較敏感，另一部分交易主體就顯得比較遲鈍，這種判斷上的差異也會導致信息不對稱；二是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受噪聲的影響產生的變形，例如有些交易主體出于提高自身效益的考慮進行信息炒作，人為夸大或縮小信息，使各交易主體之間產生信息不對稱；三是信息源自身問題，例如虛假信息的提供等，也會使交易主體之間產生信息不對稱。
